□王棋君

　　欧阳黔森是贵州当代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其《断河》《敲狗》《十八块地》《水晶山谷》《非爱时间》《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等从短篇至长篇小说多以贵州为书写背景，对他脚下的热土进行了真诚的描绘，贵州如画的自然风景和质朴的人文习俗通过他的笔墨向世界展示开来，在一番不同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背景下，欧阳黔森笔下淳朴并保留着原始美好精神品质的各类英雄轮番登场，谱写了一首首独具贵州特色的传奇赞歌。有学者认为，欧阳黔森的传奇得益于如《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和《林海雪原》等革命英雄传奇故事，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为欧阳黔森小说创作提供了思想和方法基础”，也有学者认为英雄情结是欧阳黔森的创作的内驱力，本来梦想做一个军旅作家的他却在地质队摸爬滚打多年，英雄的梦想始终未能被浇灭，即使在英雄主义被解构的时期，他也一直坚守着这一理想，因此“英雄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英雄叙事则是他创作的显著追求和特点”。事实上，英雄与传奇的元素固然充满了欧阳黔森小说中的各处，但小说中的“性善书写”“浪漫情怀”“乡土叙事”等也是其显著特征，并且他不是简单地将“性善”“浪漫”“乡土”进行直接呈现，而是通过多角度让接受者深入体验，以期让读者感受到善良、淳朴的同时也认识到丑恶的存在，并感化人的精神，升华人的境界。当有记者提问欧阳黔森为什么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善良的时候，他回答：“人性的本能毫无疑问是恶……我的作品关注人性的善良，与其说是我的太理想化，还不如说是我太忧虑了。……作家是灵魂工程师，我们的灵魂充满冷漠缺失温度，又怎么能温暖别人的心灵呢?”欧阳黔森这段回答可以包涵三层意思：一是他认为在当下的城市文明里，冷漠、自私、唯利是图等不良习气正在蔓延，这将会使世风日下、民族精神逐渐枯萎；二是作为一个作家本身就是具有使命的，他的作品不是仅供市民饭后的娱乐，文学本身应该具有光和热，具有提升人民精神品质的责任；三是通过对立的叙事来进行互补，用“性善”的书写来感化“性恶”，用“浪漫的情怀”来面对“艰苦与磨难”，用“乡土叙事”来唤醒“城市文明”，在这种对立思维构架的写作中，欧阳黔森的小说中总能找到相对应叙述范式，从而在这种对立的叙事中完成他的文学使命。

一、“善”与“恶”的交织

“善”与“恶”的概念本身是对立的，它们分别在天平的两端各据一位。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常常希望看到的是“善恶分明”，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常常贴上“善”与“恶”的标签，这是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方法，也是读者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之一，文学也靠此来传达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文学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没有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正确的引导与教育作用是“载道”的基本体现，欧阳黔森的作品中自然也呈现出这种价值倾向，他作品中“善”的体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善”的直接铺陈，善恶交织的集合，“恶”向“善”的转变。

　　欧阳黔森作品数量是比较多的，他的很多作品着力于对“善”形象的塑造，当然，这里所说的“善”并不等同于“善良”，而是泛指一切美好的品质，除了善良以外，坚贞不屈、百折不挠、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甚至劫富济贫、侠道柔情等优良的精神都在“善”的内涵之内，欧阳黔森笔下的许多人物，也都在这“善”的指引下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例如在《奢香夫人》中，奢香就是善良的典型，她不仅宽宏大度地饶恕了许多曾伤害过她的人，还具有过人的胆识、果断的判断力、当机立断的执行力，她胸怀黎民、情系天下，时刻挂念的是百姓的切身利益，同时她又有长远的眼光，致力于黎汉之间的融合，为了兴办教育学习刘备三顾茅庐，为了黎汉和平宁愿自身受辱，她的一生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她的传奇就是一部关于大“善”的传奇。在这部小说中，直接将“善”面向读者的人物并不仅仅只有奢香一人，三爷莫里也是如此，他是霭翠的三弟也是奢香坚定的拥护者，他从迎接奢香到营救陇弟再到奉命出征，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一来奢香是霭翠临终时觉得唯一可以托付重任的人，二来他真实地看到奢香主政下的水西国泰民安，人民的生活正朝着稳定温饱的方向前进，三来他自己拥有一颗忠诚的心，无论是对大哥霭翠还是大嫂奢香，他只想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可以说是忠孝两全、为国为民，莫里的这一形象也是“善”的直接呈现，不用读者去细心寻找，只要耐心阅读就能发现莫里真、善、美的品质，为我们爱上莫里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而做好铺垫。在汉人当中，作者将明朝使臣焦光的大无畏精神也直接展现出来，文中写到焦光接到出使的信息后的表情是“先是一惊，继而淡淡一笑”，继而抛开生死，托双亲于老师，将国事置于家事之上，就知道他是一名大“善”之人。像此类直接展示“善”的小说并不是《奢香夫人》独有的，《绝地逢生》中的支书蒙幺爸在盘江村辛辛苦苦一辈子，带领村民开垦荒地、修建水库、修筑道路、挖沟建渠、兴办工厂、拓展市场，宁愿自己吃野草也要省下粮食分给村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涌现出韦号丽、禄玉竹、李亚军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这样一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基层干部的带领下，在经历了屡次的失败与挫折以后，盘江村终于由原来的贫困村逐渐转变为示范村，民众终于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在《绝地逢生》中，以蒙幺爸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完成了“善”的直观意义，构建了“善”的最外层显现，塑造出小说“善”的形象，为小说中“善”的结构奠定了最底层的基石。短篇小说中，《梨花》将女性的柔美、纯洁与善良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东方古典女性的含蓄又兼具现代女性对工作的热情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围绕梨花所产生的种种笑话恰恰是她单纯的映现，她对已经毕业5年的学生仍牵挂于怀，凸显出她对工作和学生的负责和关爱。追求梨花的李老师对爱具有执着的精神，对乡村教育事业又有着无比的热爱，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他又出生于大城市，本来可以回到城市大有一番作为，可他宁愿扎根于农村，坚守在最基层的教育岗位上，也同样是“善”的大写。《五分硬币》中的老师虽然嘴被打得红肿不能开口，仍用纸条给“我”传达最基本也最朴实的真理：“只有时间才能验证出真正的真理……好人，会有好报的。”这位教师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尊严遭受践踏的情况下仍坚信真理的存在、坚守教育的职责，他又何尝不是“善”的最集中的体现呢?在欧阳黔森的小说中，无数的人物将“善”直接展现在读者前面，构成“性善”书写的第一层结构，正是有了这一层，“善”的书写才可能继续深入下去，“善”的对立面——“恶”才能被引发出来。

　　在欧阳黔森的小说当中，有一类人是同时具有“善”与“恶”的特征的，这是“善”的书写中的第二层结构。例如《断河》里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身上亦正亦邪，他们可以视生命如草芥，同时他们又有着做人的行为准则，老刀、老狼就是这样的人物。老刀、老狼都以刀为荣，崇尚武力，性格直爽，但是从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也可看出他们性格残忍，无视他人痛苦。“老狼名副其实，这一带女人，见到他就躲”；而老刀要么“一脚踢翻梅朵”，要么“打得梅朵满寨躲藏”，甚至梅朵为了给老刀生儿子“非要拖老刀上床”时，老刀“一怒追打梅朵”，逼得梅朵外出躲避三天才敢回家。他们的下一代龙老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手段残酷，先是逼迫小风让出寨主之位，然后逼迫麻狗娃之流去开采丹砂，购买枪支雄霸一方，占山为匪落草为寇，面对解放军时还负隅顽抗，最终落得个被枪毙的下场，这应该算是“恶”的典型，是“恶”的集中体现。不过龙老大身上依然有一些闪光点，在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龙老大背插龙老狼留下的刀，满怀悲壮独自进京勤王去了”，这说明他还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操，深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熏陶；在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他决然道：“亲爹生了我，你养了我，我绝不会与你比刀。”说明他恩怨分明，忠孝两全；他将自己的姐姐们安排妥当，用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保住麻老九的性命，又说明他重情重义顾全手足。老刀、老狼、龙老大这些群像集“善”与“恶”于一身，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品质更加复杂也更加接近真正的人性。《非爱时间》里的陆伍柒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从小就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仅仅就为低级的食欲而四处奔波，在获得物质上的成功以后，他沉迷于女色，过着堕落的生活，最终得了艾滋病，他的这种“恶”虽然不是十恶不赦地剥夺他人权利，但和广泛的“善”比较起来，自甘堕落的混乱生活同样也是“恶”的一个方面。同样，陆伍柒也有“善”的一面，他又是一个对朋友真诚相待的人，当唐万才的救急电报打到他那里时，是他和黑松第一时间赶到十八块地；对待黑松更是待如亲兄弟一般，他对鸽子的“怕”其实并不是害怕，而是出于内心深处对黑松和鸽子的尊重；在感情方面，他虽然身边女人不断，但真正爱的只有萧美文一个女人，甚至爱到了几乎变态的地步。他想尽一切办法弥补梅青杨，用金钱、婚姻甚至自己死后的遗产来进行补救，又将他内心的善良展示出来。《奢香夫人》中的马烨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时常幻想并挑唆黎民暴动以期为自己建立丰功伟业，傲慢无礼、凶狠残暴是他的性格特征，他看不起黎族民众，对黎族君长嗤之以鼻，妄图用侮辱一个女性应有的尊严的方式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又为了明朝“驻守边关，夙兴夜寐，鞠躬尽瘁，问心无愧”，一身累累伤痕都是为了明朝留下的，他逼黎人造反的目的是想早一步统一南方，尽早实现改土归流，实行郡县制，以使西南边境得以永久安宁，整个明朝得以实行统一的法度，他一心为了大明江山，可谓是一片赤胆忠心，只是由于他性格急躁、固执己见且缺乏政治策略导致最终落得凄惨的下场，在污点中又透露出一些闪光点，是马烨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善”与“恶”的交织显出作者对复杂人性的探索，也是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结果，只有将“善”与“恶”根植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里，才有可能让二者发生转变，从而呼唤美好世界的来临。

　　在“善”的感召下，“恶”逐渐睁开眼睛迎接阳光，或通过一瞬间的顿悟，或由本身所潜伏着的“善”的激发，在曲折的故事情节转变中终于恢复良知，获得自我救赎，完成生命的升华，这是“善”的第三层结构。《绝地逢生》中的王结巴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是一个让人十分愤恨的角色，他将蒙幺爸特批给他的五斤粮食拿去赌输掉以致他的妻子在饥饿中生产死去，引发了小说中盘江村第一次大聚会，在那个贫困交加的时代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扶贫小组免费给每户村民发放小种猪，以期他们用劳动脱贫，王结巴却想将小猪和别人换粮食吃了，在交换失败之后他直接将种猪杀了吃了，甚至在区干事让王结巴按手印时他还十分可笑地说：“要，要、要是给、给、给牛娃发发、发个妈……”在吃尽了所有施舍来的食物以后，王结巴将手伸向了集体仓库，在无意中点燃了仓库烧毁了粮食。王结巴的嗜赌、懒惰、无能、妄想不劳而获还异想天开的形象让人又气又恨，他不但害死了自己的妻子致使牛娃生下来就没有了母亲，还使全村的人都面临饥荒的威胁，如果不是党和政府及时地进行救助，盘江村的人民将不知道何去何从。如果王结巴的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故事情节就会陷入窠臼而缺乏起伏，王结巴内心深处同时也存有羞耻感、责任感以及一颗感恩的心，他去偷粮食是因为不好意思再向他人伸手求援，他杀了种猪还不忘给多次帮助他的支书送去一碗，在上吊被救后他毅然前往自首，更为重要的是在出狱后，他还能默默地支援家乡建设，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支持到盘江村办厂和农家乐上去。王结巴是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他的形象转变正是欧阳黔森写作的目的，即无论一个人的品质多么的低劣，最终都要由“恶”走向“善”，而王结巴的转变正是他自己内心尚未泯灭的良知起到了根本作用。小说中类似的人物不少，例如黄强富在《绝地逢生》中扮演的是一个自私自利、忘恩负义、吝啬小气的负面人物形象，他为了“换婚”成功不顾妹妹的终身幸福，将黄九妹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痨病患者；当黄九妹被婆家赶回来时他也不记情谊不愿让出一分土地给妹妹种植；当他的岳父来投靠他时，他更是冷嘲热讽地赶走老人，直到被他的父亲挥棒赶出才极不情愿地去接他的岳父；他为了一些回扣带外面的辛老板回村收购花椒却碰了一鼻子灰。但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以后，当王结巴对村里的贡献为人所知以后，黄强富也被感动了，他一改自私吝啬的习气，立马站起身大声说：“结巴，今天就别走了，等会儿去我家里吃饭。”除此而外，刘晓红、马晓华都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慢慢转变的，她俩一开始处处嫉妒禄玉竹，到后来刘晓红主动帮助盘江村争取绿色产品商标，马晓华也为了盘江村的工作做了许多实事，这些都表明在“善”的感召下，“恶”逐渐唤醒内心的良知，向光明的一面逐渐靠拢。欧阳黔森将“善”与“恶”的关系表现为三个层次，由独立表现“善”到“善”与“恶”交织再到“恶”向“善”的转变，在这样一种先对立再统一的转变中，“性善”书写使“欧阳黔森的小说有一种令人感到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就是剩余的理想主义气质”。他的理想在于在当下“善意”缺乏的时代下呼唤人类本真的到来，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也能看到“善”“恶”的两面，看到一个充满阳光的未来。

二、浪漫与苦难同行

欧阳黔森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也经历过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青春并不是在城市里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上山下乡去当知青，艰难的生活磨炼了作者的意志，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他将那一段时期所受的苦难与青春的萌动结合起来，在刻有时代印痕的油纸上用“浪漫”与“苦难”这一对立关系的词语描绘了一段又一段的青春恋歌，用豁达的态度面对饥饿的年代，用懵懂的爱情面对苦涩的青春，用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灾难与挫折。

　　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物质的缺乏，虽然欧阳黔森出生时离最困难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但食物匮乏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因此“饥饿叙事”就成为他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叙述范式。《十八块地》中农场的知青们为了吃“很会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城里每人都定了量，每人一月三两油”，于是当“我”和卢竹儿去吃了一顿白米饭和腊肉以后便“一辈子都记得”。《兰草》中写道：“大家只要见到点油星，就口水直往肚里吞。那个时节，青黄不接，大白米饭想都别想，就是粗粮也不是让你敞开了吃。上顿土豆、下顿苞谷的，就着一点盐酸菜下肚，没有油水，吃多少那肚子也觉得饿。”当看到队长拿出一块腊肉，就用“像过节一样的喜悦来迎接这块肥腊肉”。由此可知人们对于米饭和肉食的渴望是多么急切了。《非爱时间》里的陆伍柒是一个为吃而生的人，因为饥饿从小就对吃有着深深的眷念，一个红薯就能立马让他失去抵抗力，成年后又因为吃办起一番事业。《绝地逢生》里可以说是对饥饿最为深刻的表达，王结巴饿死自己的妻子，刚出生的孩子嗷嗷待哺，全村为了仅剩口粮开全体大会，吴阿满砸死小牛犊，哪一样不是因为饥饿造成的?至于黄大有悄悄在夜里出走，小翠的哥哥借妹妹的死抢粮食，黄九妹被迫去换婚也都和饥饿有一定的关系，以致这一代人即使在生活条件好转以后还留有很浓重的心理阴影，王结巴多年以后开狗肉店有了些盈余首先想到的是买一车粮食送给村民，这固然和他不了解盘江村的变化有关，也说明了饥饿对于他的影响已经深入潜意识当中，正如韦号丽因为工厂入股责备蒙二棍时，蒙二棍意味深长地说道：“记得我向你求婚的那一天，我点了一大桌子的菜，你说我太浪费了，我说我是被饿怕了，总担心吃不饱。”饥饿在这一段人身上烙下深深的印痕，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永不能挥去的一段回忆，饥饿是这一代人所受的磨难，也是他们青春永恒的记忆，欧阳黔森在书写饥饿时，虽然用了笔力刻画出时代的艰苦，但在他的印象中更多的是寻找食物的快乐，正如蒙二棍后面的话，“不过现在想想，人吃不饱的时候反而快乐”。盘江村在饥饿年代同样传承下来“八音坐唱”，在蒙幺爸的带领下，全村人团结互助形成一个有力的集体以及“不能饿死一个人”的信念都足以让人为之动容。《五分硬币》里的主人公因为舍不得花掉五分钱换三个大馒头而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愫，甚至产生大声对女孩表白“你是我的船长”的冲动。无论是《十八块地》还是《兰草》，只要描写到腊肉，让人垂涎三尺的标准就是腊肉一定要有“四指宽，一指厚，肥得亮晶晶的，咬在嘴里，满口油香”。作者将饥饿叙事与青春的回忆联系起来，这是和以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不相同的地方，他用乐观的精神对那一段时期进行回望，既表达了曾经的苦难也不失积极达观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去重新观望历史。

　　如果说饥饿叙事与乐观的记忆相对立以使人们去反思过去的话，那么欧阳黔森的爱情叙事则是与苦涩青春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白菊是《有人醒在我梦中》的女主人公，文中的“我”和方国庆是知青农场的工人，两人做着夹砖运瓦的工作，文中记录了那时人们的辛苦，在整个贵州省内，黔东地区因为地处洼地，周围都被武陵山围住，在夏天是最热的地方。夏天烧砖燃煤使人汗流浃背，对于“我”来说，更难熬的是砖刚刚烧好以后，只经过简单的放水冷却就立马背在背上，“每次背完一窑砖出来，我们最少流出十斤汗水”。虽说“十斤汗水”是夸张的文学手法，不过几十摄氏度的砖窑应该是真真切切的。作者表达出时代的艰辛并不是为了刻画生活的艰难，相反他是在刻意制造一种浪漫的时代环境，他写道：“那时候我们正是青春年少时，背靠着喘气，也没有感觉谁汗臭，虽然汗湿透了我们的全身。我不仅不感觉汗臭，反而感觉白菊的汗水有一种让人愉悦的香味。”本来灰蒙蒙的天空，因为懵懂的爱情瞬间变得明媚起来。萧美文这个人物贯穿于两个小说中，分别是《十八块地》和《非爱时间》，在《十八块地》中作者轻描淡写地交代了萧美文的哥哥萧子南因参加“天安门广场运动”被打的事件，也同样将萧美文在前线不幸阵亡牺牲的经过一笔带过，让人来不及悲伤就已经被怀念的心绪带走了。在《非爱时间》里的萧美文已经成为一名故者，在陆伍柒对她一往情深的痴情绝恋当中，读者看到更多的是萧美文曾经美丽的容颜和独特的气质。欧阳黔森将青年的恋情穿插于沉重的历史环境当中，减轻了“同类题材中常见的那种紧张与压抑”，“小说中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不屈于环境的善良正义的年轻人，艰难困苦的生活似乎也有滋有味，不幸的生存也充满了希望”。青春的恋曲在困苦的时代环境中谱写，在面对苦难的同时也将目之所及放在光明的一面，呼唤在面对生活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家都善于描写灾难，因为灾难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只是痛苦，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当人类面临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以及人性的光辉。《村长唐三草》在内容上和《绝地逢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叙述了一位基层干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如何带领整个村子越过贫困线的故事，当然人物性格还是不一样的，蒙幺爸执着、沉稳、具有威望的同时又平易近人，唐三草激进、大胆、有勇有谋，唐三草的得名源于他的三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三句话其实都和女人有一定的关系，也正是这三句话从侧面说明了唐三草爱情的缺失，从这一层面来讲，唐三草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是唐三草自己具有长远的眼光，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的不是个人的财富和荣辱，整个乡村的发展一直牵挂在他的心中，桃花村虽然物产贫乏、土地瘦瘠、村民的整体文化素养不高，但唐三草勇往直前，带着一村群众种桃树、种花椒，直面去镇政府闹事的村民，用自己的方式化解危机，可以说是德才兼备。无论唐三草还是蒙幺爸，他们都面临着物资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知识储备有限等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困难，他们的闪光点也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凸显出来，他们不是消极地应对命运，而是敢于向命运挑战，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颂歌。如果说《村长唐三草》和《绝地逢生》的叙事都还比较宏大的话，《兰草》则是用细腻的语言讲述“我”对兰草久久不能忘怀的深情的故事。故事中的兰草生下来就弱不禁风，“活得像颗干草，那模样，走起路来也颤颤悠悠的，像是风一吹，不倒就要折”。到了1982年知青们给队长送行时，“枯草的样子荡然无存，简直就像枯草发新芽，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鲜嫩而蓬勃”。兰草柔弱的身体在下乡的生活当中，不但没有垮掉，反而逐渐盛开，彰显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不会被击倒的顽强精神，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具体体现，就算是兰草婚后不幸的生活也没有压倒她，55岁的她“仍然有着她花开时节的风韵”，正如文中诗歌所说：“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作者书写“我”与兰草几十年的感情线索的同时也写出了兰草几十年来在岁月蹉跎下的变与不变，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意爱情与岁月痕迹形成对比，使兰草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乡土”挽救“城市”

现代小说中常常把“乡土”与“城市”作为相对立的两个场域，这两个场域当中的某些元素是相冲突的，作家们常常站在各自的立场为自己所在的场域进行辩护，欧阳黔森对“城市”和“乡土”进行考察，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城市正在逐渐变成精神的沙漠，传统文化和秩序正遭受到挑战，城市文明逐渐呈现萎缩的状态，这个时候回归乡土，到乡村寻找精神家园的任务就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让人们愿意去了解乡村，愿意用心灵去感受乡土文化独具的魅力，欧阳黔森由表及里地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个乡村的生态群落，首先就表现为对乡村风景的刻画。《非爱时间》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城市人的感情生活，但对乡村风景的描摹并不见少，黑松和陆伍柒在唐万才的催促下回到十八块地时刚好夕阳西下，天边的火云和村口的枫树连成一片，大有“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象，文中写道：“夕阳早没了光辉，却红得像树上熟透了的柿子跌落得稀巴烂，染得天边七零八碎地红。村头那几十棵参天的百年大枫树似采尽了太阳的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撩拨起黑松的心。”作者用尽心思来建造一个夕阳下火红的村庄的目的在于突出百年的枫树林，唐万才和村民们有着保护百年枫树的强烈意识，这和城市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相比较之下，乡村生态的完整性和城市生态的破坏性就表现出来了。这种生态意识在作者心中逐渐壮大，也就慢慢形成了对于贵州这片红土高原雄伟、壮丽的赞叹，小说对贵州的描写是：“最令人激动和爱的还是那一望无际的绿，那绿在红土地上无处不在，远远望去山连着山，绿连着绿，绿无边了就绿成了蓝色，所以形容碧山蓝天共一色非常恰当。”这样的“绿”只有在乡村和山林里面才能看到，是城市人所渴望、向往的生活环境，作为城市文明代表的高楼大厦在这里相形见绌，对原始生态和自然的敬畏与城市改造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相对立，从而呼唤人们对于一切生命的尊重。短篇小说《远方月皎然》中也有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在写到“我”和卢春兰去山上填地质图时，他们来到一个五彩的峡谷，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满山的红杜鹃紫杜鹃蓝杜鹃黄杜鹃”和“红一层紫一层绿一层的石头”交互辉映，让“我”感叹“那峡谷的美是一个人可以甘心死在那儿，也不会后悔的地方”。峡谷的美是天然的，只有在广袤的大地上才能发现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是任何人力所不能及的，通过将乡村和大自然景观在小说中进行再现，作者将“乡村”和“城市”这一对立的概念提炼出来，从景观的角度对城市文化进行批判，呼吁对自然的回归。

　　如果说对风景的爱意只是“乡土”的表层，那么对人物形象塑造则离“乡土”更近一步。欧阳黔森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形象，正面形象的知识分子太多，诸如《非爱时间》里的黑松、《绝地逢生》中的禄玉竹、《梨花》中的梨花与支教男青年李老师、《李花》中的戴同志、《村长唐三草》中的大学生村官以及《扬起你的笑脸》中的田大德老师等，负面形象的知识分子较少，比如《兰草》中兰草的诗人丈夫、《白莲》中的阿南，还有一些中间人物，如《味道》中的“我”与《姐夫》中的“我”。细致考察欧阳黔森笔下正面形象的知识分子，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出生于乡村或者有过较长时间段的乡村生活和工作经历。梨花出身于贫困的农民之家，本来没有学费继续读书，麻子嫂子变卖了嫁妆供她读完了初中，梨花自己也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的梨花即使当了副县长也还是和以往一样对待村里的人，支教的李老师也选择留在乡村执教，一半是因为对梨花的爱情，一半是因为对乡村教育的眷念。禄玉竹出生于盘江村，无论是在教育岗位还是在镇、县一级做行政工作都不忘盘江村的养育之恩，能够做到光明正大、不偏不倚，一心一意为了百姓着想。黑松的形象同样正派富有光辉，他虽然出身于城市，但知青生活影响了他，对爱情坚贞不渝，对朋友有求必应，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欧阳黔森的笔下，受过乡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都具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他们纯洁、朴实、善良，忠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将群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反观没有去过乡村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还能够保持高尚的节操，但有的人的品行就发生了变化。例如兰草的伪诗人丈夫总是目中无人，最后因为诱骗少女进了监狱；阿南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刚开始固执地扬起头颅，说什么也不去酒吧吹乐器，在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与生活的压力下，阿南最后也放弃了尊严去酒吧吹萨克斯，并且他在妈咪的帮助下得到了白莲以后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相反在妈咪向他打听白莲时“阿南莫名其妙了好久，才认出妈咪来说，白莲不是与你在一起吗?”阿南会不认识这个妈咪吗?一个曾经花了几万元帮助他的人，他竟然莫名其妙了好久，足以说明阿南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又比如《味道》中的“我”，虽然是一个已婚人士却仍然想和方冰发生婚外情，当然不能说“我”的道德品质就十分败坏，因为“我”和方冰本来差一点儿就是夫妻了，但文中的“我”已经明显缺失了上文中所提到的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原则和对自身严格的要求了。欧阳黔森对两种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描绘显示出他对乡土文化所持有的肯定态度和对城市文明中消极元素的担忧，那么，乡村文化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质朴、率真是欧阳黔森小说中乡土文化的特征之一，乡土文化出自乡土，乡村中的一切不加掩饰，一切都是自然而纯真的。《梨花》中的梨花是纯真的典型人物，她在中学教书时关于“真的没有这么大”的笑话无疑是单纯的集中描写，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努力工作的人从普通教师做到了校长又做到了副县长，这样的情节安排无疑是对现代城市厚黑学最强烈的抗议。《绝地逢生》中的禄玉竹虽然不像梨花那样纯朴，但是她同样不工于心计，在竞争领导岗位时得知马晓华与她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时，她不拉关系也不请客送礼，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对组织绝对地信任，禄玉竹的行为和城市里的一些不正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树立了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形象。和有一定职务的人物相比，《敲狗》里赎狗的汉子作为狗的主人对狗情深义重，宁愿花双倍的价钱赎回一条黄狗，学徒在良心的驱使下选择悄悄地放走了狗然后默默离开，这些都是乡土文化中质朴、率真、善良的体现，这也是城市文明中所缺乏的元素。乡村的村落主要以“群居”为主，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这里所说的“群居”不是所有人都混住在一起，而是以户为单位，每家每户联系得非常紧密，家门大多时候都是敞开，邻里时常可以串门，不像城市在高楼大厦里闭门闭户，隔壁邻居一起住了几十年还互不认识也很正常。这样的居住生态使乡村住户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容易增进感情，也形成了团结互助的优良风气。《绝地逢生》中所有村民为王结巴的孩子出谋划策，修路、修水库、修水渠都是全民出击，哪怕是迁徙出去的人们受了欺负，他们也一并响应要去报仇，虽然方式不对，但也体现出村民们团结一致的精神。《村长唐三草》中，作为村长的唐三草和村支书互相尊重、分工又协作，共同带领桃花村脱贫致富，连乡领导也对他们赞叹尤佳。关于《非爱时间》里“天下的知青是一家”的说法，知青会议“全场齐声附和”传唱《南京知青恋歌》，他们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唱禁歌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知青是不会告发的，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心境和共同的诉求，这样的感情是城市中所不能体会的，是知青在上山下乡的生活中产生的。因为乡村生活的质朴和情感联系，也使得他们对于人生成败的定义有着和当下城市不一样的地方。现今的城市中处处流传着“成功学”，各大书店里面关于怎样利用人性的弱点上位的书籍琳琅满目，真正带给人们思想的哲学类、文学类书籍都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这也正是作者所担忧的，因此，他构建出的英雄人物可能并不是十分富有，甚至屡次失败，但他的精神仍然能鼓舞和感动着我们。《心上的眼睛》中的军医夫妇即使因战斗救护落下身体上的残疾仍然志愿加入“非典”的治疗队，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丁三老叔积极给治疗队当助手，这些人物虽然都没有很大的成就，但仍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扬起你的笑脸》中的田大德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但是他对学生的关怀与爱护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学习。《绝地逢生》中来自省城的林记者的对蒙幺爸评价的话是对这种精神的总结，他说道：“蒙支书，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你带领大家干的这些事，虽说很多都没有成功，甚至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这种永不服输的斗志……”是的，因为乡村之间的淳朴与情感联系，他们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他们屡败屡战的精神更值得我们敬佩，这恰恰和当今城市文化中注重“成功”的现象相向而行。欧阳黔森小说在对乡村自然景观的迷恋、对乡村人物形象的挖掘以及对乡土文化内涵书写的基础上逐渐进行深入，将“城市”与“乡土”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在叙事中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法对乡土文化中积极元素进行赞叹、对城市文明中的消极因子进行批判，试图进行“乡土”的回归，从而完成对“城市”的救赎。

结 语

欧阳黔森的小说中常常呈现出对立的元素，在叙事过程中他惯常的手法是采用明暗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读者容易发现的，另一条是通过明线引发出来的，“善”的书写、“浪漫”的情怀、“乡土”的眷念都在明处，“恶”的担忧、“苦难”的祭奠、“城市”的堕落则在暗处，他能够巧妙地将这一组组对立的关系结合起来，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做出思考，试图用“善”去感化“恶”，用“浪漫”的态度面对“苦难”的过去，用“乡土”文化弥补“城市”中冷漠无助、急功近利的文化缺陷，从而使当下的生活更加纯粹、更加深情、更加充实，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获得感召，从而完成一次自觉的升华。

　　注释：

　　①颜水生：《传奇叙事与形式的辩证法——欧阳黔森小说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②杜国景：《欧阳黔森的英雄叙事及其当代价值》，《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

　　③周新民、欧阳黔森：《探询人性美——欧阳黔森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④孟繁华：《文学的风景》，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⑤李子芯：《论欧阳黔森小说中的性善书写》，《黑河学刊》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