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旭

　　在《文艺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特刊所作评论当中，著名文艺批评家丁晓原曾这样说过：“报告文学作家敏于时代的新变，热情地观照反映时代新主题的新题材，生态写作和扶贫报告不仅形成了可观的数量规模，而且不少作品时代感、思想性和文学性兼胜，成为近年报告文学写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部分。”作为中国贫困人口最多和脱贫任务最为艰巨的省份之一，贵州省近年来贯彻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为欠发达地区的贫困致富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据媒体报道，从1978年到2018年，贵州省贫困人口从1 840余万人减少到155万人。其中2013年至2018年，贵州省减少贫困人口768万人，每年减少100多万，共有33个县实现“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26.8%下降到4.3%，创造了全国脱贫攻坚的“省级样板”。

　　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和享誉贵州的文学领军人物，欧阳黔森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长期深入脱贫攻坚的第一线考察调研，与当地群众进行反复交流，不断书写贵州人民为实现全面小康，努力脱贫攻坚的成功探索。欧阳黔森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以扶贫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被誉为“精准扶贫”三部曲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正是对贫困面积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贵州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进行书写。“精准扶贫”三部曲均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已经能够说明“精准扶贫”三部曲的文学地位，这是因为，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作品，这是许多当代作家梦寐以求的愿望。学术界对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更是作出了高度评价，以报告文学作品《看万山红遍》为例，贵州民族大学杜国景教授对《看万山红遍》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看万山红遍》作者深怀乡愁深入现实，以文学的手段反映万山历史巨变的纪实之作；《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赞扬欧阳黔森有驾驭大题材、书写大主题的能力，评价《看万山红遍》“激情贯穿、一气呵成，有中正大气之象”。

　　鉴于欧阳黔森“精准扶贫”系列报告在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力，本文以《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三部“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作品为例，按照叙事、记人、抒情的整体结构体例，分成“今非昔比换新颜”与扶贫成效的概括，“扶贫须扶志”与群众精神面貌的描写，“一景一物都入心”与文化乡愁的刻画三个部分，对欧阳黔森“精准扶贫”系列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乡土书写问题进行具体探讨。

一、“今非昔比换新颜”与扶贫成效的概括

在政府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意味着全国所有人口都要实现脱贫致富。贵州地处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地貌以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土壤贫瘠，长期以来都是扶贫战斗一线的重点区域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脱贫攻坚的任务对于贵州来说意义非凡。扶贫也一直是贵州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异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提出“重大政治责任”“肩负光荣使命”“抓住千载难逢机遇”口号，将实现“不愁吃”和“不愁穿”，以及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作为整体目标，从而使得贵州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当地政府与群众共同努力，多方筹措资金投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发展特色富民产业。

　　欧阳黔森敏锐地感受到了当代贵州日新月异的神奇变化，通过文学创作方式将神奇变化前后的对比以及神奇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精准扶贫”三部曲敏于时代变化，紧跟政策旋律，贴近现实生活，深入基层群众，反映当前时代主题。三部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分别书写了贵州遵义花茂村、毕节市赫章县的海雀村、铜仁市万山区。如果要说这些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不堪回首的贫穷落后和精准扶贫的最终结果。正是由于一以贯之的贵州书写，欧阳黔森被称为继蹇先艾、何士光之后的“第三代”贵州作家。尽管欧阳黔森对此并不是非常认同，但他与蹇先艾、何士光都非常关注贵州本土及其相关问题，这一点是不用赘述的。在接受《中国艺术报》采访过程中，欧阳黔森曾这样说过：“贵州文学、文化发展相对全国发达地区是落后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用手中的笔，为家乡更好地写作。”欧阳黔森三部报告文学中的“乡土意识”首先体现在对故乡的回望。假如说贫穷落后的状态是此前“乡土文学”创作书写的常态，那么由贫穷落后转变为富裕兴盛的过程则是欧阳黔森报告文学乡土书写的特征。

　　原来的遵义花茂村是脏、乱、差、偏僻、贫穷的代名词，而现在的花茂村是百姓富、生态美的模范村。作为这种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欧阳黔森总是以一种回望的视角看待这一切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乡土意识是乡土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其基本内涵包括“理想的感情”和“批判的感情”。欧阳黔森笔下的乡土欣欣向荣，朝气蓬勃，“一幢幢富有特色的黔北民居散落于青山绿水之间，一条条水泥路成网状连通着每家每户及每一块农田……现在的花茂村通网络，通天然气，有污水处理管网，有电商，有互联网+中心，有物流集散点……”相比之下，鲁迅笔下的乡土的确萧索没落、毫无生气，“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和鲁迅的乡土小说反映的是不同主题：前者是“理想的感情”，作者从理想角度积极讴歌山乡巨变；后者是“批判的感情”，作者从批判角度认真批判农村积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

　　如果说《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展示的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的日新月异，那么《看万山红遍》则是还原了毕节海雀村和铜仁万山地区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引领下，万山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现代农业和新兴工业迈出重大步伐，旅游产业全面开花，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绩。据媒体报道，“2001年万山汞矿破产时，万山区的财政总收入仅仅为320万元，而且全部来自农业税”。截至2017年，“万山完成生产总值48.2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8.32亿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7690元、8490元”。万山还获得了“全国生态文明城市与景区”“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城市”“全国综合开发县”“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核心区”“中国最美特色旅游小城”等多种荣誉称号。这些变化既是当地政府正确领导和不断推进结出的硕果，也是当地百姓在脱贫战场上不断进取和攻坚克难结下的硕果。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是贵州群众在脱贫致富道路吹出的嘹亮号角。

　　如果能用到什么词语来形容此前的海雀村，我们能想到的最具概括力的词就是“贫穷落后”。虽然现在的海雀村还算不上是富裕，但至少可以说是摆脱了贫困，正在朝充满阳光的小康大道不断迈进。报告文学《报得三春晖》通过具体数字记录，此前贫穷落后的海雀村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后，当地贫困人口总数、森林覆盖率、人均年收入、接受教育程度、人均占有粮食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从二○一二年到二○一六年，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二十九点九降低到百分之一十三点二，减少贫困人口一百五十七点六二万人，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一十四点九提升到百分之五十点二八。这样的数字是令人惊喜的，更令人惊喜的是，目前的海雀村有二百二十二户居民，家家住上砖混结构的黔西北特色新民居，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以往的三十三元上升到今天的八千四百九十三元，森林覆盖率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点四，人口自然增长率从千分之十三稳定到千分之二左右，当年全村小学文化人口只有五人，目前小学文化以上五百六十人，其中大学生八人，年人均占有粮食从一百零七公斤到现在的三百九十五公斤。

　　这些数字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展示了贵州贫困地区的发展密码：当地政府实施因地制宜的帮扶政策，通过发展多元化扶贫产业，让困难群众参与到致富产业链当中，使老百姓过上了实实在在的美好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森林覆盖率、人均年收入、接受教育程度、人均占有粮食等指标都体现着“精准扶贫”政策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实惠。

　　中华民族的崛起让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回望过去的贫穷落后，见证当下的富裕兴盛，包括欧阳黔森在内的当代作家正是饱含着这种理想深情去书写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并不是要否定鲁迅“批判的感情”中的乡土意识，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和现在完全是不同的，而鲁迅之所以批判，其根本目的也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面对旧貌变新颜、贫困变富裕的新时代农村，如果我们仍然采用批判的方式去书写，那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铜仁市万山区、贵州遵义花茂村、毕节市赫章县的海雀村是贵州实施“精准扶贫”的不同缩影。这些地方从当初的贫困和问题典型逐渐发展成现在的民俗村、生态村、幸福村，其中，既离不开贵州人民勤劳勇敢不断奋进的努力，又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帮扶。面对乡村的生机勃勃和欣欣向荣，欧阳黔森用回望的笔调书写出自己的热爱和眷恋，用自己饱含深情的文学之笔，将贵州的前世今生和日新月异记录下来，讴歌勤劳的贵州人民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不断取得的战绩，这无疑是值得当代作家借鉴的。

二、“扶贫须扶志”与群众精神面貌的描写

作为“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首先描写了群众精神面貌的变化。“精准扶贫”是因地制宜、具有针对性的扶贫。为了让脱贫群众不再返贫，扶贫须扶“志”和“智”，即帮助扶贫群众树立脱贫信心和提供经济和智力支撑。遵义播州区枫香镇书记帅波就曾说过，以前老百姓总对脱贫致富缺乏信心，总是被动等待扶贫，每年都是盼望着分到扶贫款，等到扶贫款下发，又可能因为分配不均发生矛盾。这说明贫穷不仅限制了群众生活，而且限制了群众的想象力。贫困的帽子戴久了，似乎变得越发的沉重，很难脱下来。贫困群众对脱贫致富缺乏足够信心，以消极被动的方式来等待救济。在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当中，“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后的一系列帮扶使得花茂村老百姓树立了“脱贫致富”的信心。老百姓由原来的被动等待扶贫，变成了现在的主动要求“我要脱贫，我要奔小康”。这种转变就是扶贫扶“志”和“智”的具体体现。

　　原来土陶烧制作坊的母先才，他们家的作坊先前只做一些泡菜坛子和酒罐子，销路不是很好，收入也不高。正当母先才准备放弃土陶制作这门手艺的时候，“精准扶贫”政策让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在当地政府的“精准扶贫”帮扶之下，土陶文化成功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母先才成为当地土陶技艺传承人。母先才开设了陶艺馆，为游客提供陶艺体验，又借助农村电商平台将手工土陶销往全国各地，从而实现年纯收入超百万元。当事人自己评价说，活了这么久，自己终于重要了一回。母先才的自我评价代表着当地群众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精神面貌的质变，也是当地群众在实现美好生活之后重拾信心的表现。

　　美国心理学家库利的“镜映自我”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感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接受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然后根据这些评价来形成对自己的评价。简言之就是“他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是基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决定的。根据库利的“镜映自我”，母先才所说的“活了这么久，我终于重要了一回”，其实也是基于别人对于自己评价的变化而改变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以前的陶土烧制手工作坊因销量不好面临破产，别人眼中的他只是一个烧制陶土罐子的工人，既不富裕，也没有特色，所以母先才之前对自己的事业也是没有信心，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后，他的陶土手工作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破烂不堪的陶土手工作坊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福地，烧制陶土罐子的工匠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质的飞跃，因此母先才才会发出“活了这么久，我终于重要了一回”这样的感慨。

　　不仅是花茂村，包括海雀村在内的其他老百姓精神风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海雀村实地采访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尽管这样，当地纯朴老百姓没有一个外逃，没有一人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在西部大开发以后，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给退耕农户补助每亩300斤玉米，解决了当地农户的后顾之忧，2002年就退耕还林1 120亩。在“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之后，退耕还林工作进一步推进，最终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1985年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逐渐上升到当前森林覆盖率70.4%。万亩松林和几百亩苹果树成为海雀村的巨额财富。当前海雀村已经摆脱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从过去的“苦甲天下”到如今的“林茂粮丰”。虽然当地老百姓还未彻底摆脱贫困，但他们树立了摆脱贫困的信心，并且将这种信心落实在具体奋斗的实践行动当中。

　　如果说花茂村和海雀村是农村扶贫的经典案例，那么万山则是城镇扶贫的推介典型。2001年铜仁万山汞矿资源枯竭。当万山汞矿宣布政策性破产之后，“万山”一度成为贵州资源枯竭型贫困的代名词。在各级政府帮扶之下，万山践行“精准扶贫”的正确方向，为整个贵州的脱贫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万山夜郎村的贫困户余秀英老人把在讲习所学习到的内容灵活地用《天仙配》《刘三姐》和《洪湖赤卫队》的曲调唱出来。如果还在那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年岁，谁还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现在生活好了，吃穿不用愁了，才能有闲心写曲唱歌。下岗女工李来娣，在汞矿破产后一直自强不息，努力打拼供女儿上大学，她当时住的房子房顶是竹席子搭的，墙体是竹篾子敷泥巴做的，冬天漏风，特别地冷。如今，李来娣住上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新房，洋溢在她脸上的笑容展示出了她的幸福感。她说：“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我还能住进这么好的楼房里。”夜郎村的蔬菜种植大户冯忠情，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带动下，成立了自己的蔬菜公司，年收入在四十万元以上，他自豪地说：“我现在不是小康，是大康了。”小康生活是中华民族实现繁荣富强的第一步，走好了这一步才能迈向更好的生活。冯忠情说自己是大康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他想说明自己的生活确是变好了，而且变好的程度要超过自己的预期；第二他更表达出了一种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念和信心。老矿工吴老在企业破产后全家四五口人曾经一度靠每月几百元、一千元的收入过日子。现在生活变好了，他总是满怀感慨地说：“这在过去的万山，是做梦也不敢想啊!”抗美援朝老战士唐邵维的二儿媳介绍她家的房子在2008年还是一幢旧瓦房，房子和堂屋破烂不堪，如今她家建起了两层楼房，还买了铁牛耕田，烧水煮饭也用上了电，2008年以前全家收入只有一万多元，现在全家一年的收入二十多万元。万山人民在党和国家的带领下进行了产业转型，万山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同样反映在了他们的精神风貌上。他们对生活开始有了信心，万山人民的自信就是万山人民从深度贫困到脱离贫困过程中的精神风貌的缩影。无论是花茂村、海雀村的由穷苦变得富裕的农民还是万山区脱贫致富的工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变化：由原来的被动等扶贫，到现在的主动脱贫；由以前的缺乏信心，到现在的自信满满。这样的变化实质上是“镜中我”的改变，如果没有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这里的人们的“镜中我”永远都是贫穷落后，默默无闻不值一提。“精准扶贫”政策施行之后，这里的人们的“镜中我”开始变成富裕美好，欣欣向荣。

三、“一景一物都入心”与文化乡愁的刻画

欧阳黔森出生在贵州铜仁，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此前曾从事过多年的地质考察工作，对贵州的山山水水都较为熟悉，对贵州这片热土有着不言而喻的深厚情感。“一山一水总关情，一景一物都入心。”“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三部曲的乡土叙述流露出作者欧阳黔森对贵州这片热土的深情厚谊。

　　山对每一个贵州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以山多闻名，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里长大的孩子，对于山的情感是无可置疑的。贵州作家笔下的山就是贵州人“恋乡情结”的体现，也承载着游子对于故乡的热爱。欧阳黔森曾从事过多年的地质考察工作，在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西部的乌蒙山脉、东北部的武陵山脉都曾留下足迹，因此对贵州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熟悉。在“精准扶贫”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当中，欧阳黔森的“乡情乡愁”书写就是通过山山水水的细节描述来体现的。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中有这样一段话：

　　遵义播州区枫香镇所辖的二十一个自然村落地处大娄山脉腹地。这二十一个村无外乎三种典型：第一是以花茂村为例，地处大山马鬃岭的东边，地势以丘陵为主。第二种是以纸房村为例，地处马鬃岭的西边，山势险峻雄伟，几乎没有稻田。第三种是以海保村为例，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类地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石漠化严峻。

　　对大娄山脉的枫香镇，报告文学作品从山形地势、作物种植、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这些作品能够从山岭的位置进行准确定位，能够对这些山脉的地理位置如数家珍，这反映出作者对遵义的山地山形特别熟悉。古人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结合作者此前多年的地质考察经历，我们不难理解这种细腻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长期以来不断积累上，厚积薄发而最终修成正果。假如欧阳黔生缺乏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了解，我们很难想象他对播州区枫香镇的描绘能够如此细腻。

　　“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三部曲的乡情乡愁书写刻画还体现在对山水的描绘当中。铜仁市万山区曾因盛产汞而被誉为“朱砂王国”和“中国汞都”，万山也是1949年以来最早的县级工业特区。由于矿藏资源的有限和开采历史的悠久，资源枯竭导致的经济发展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曾经的辉煌与过往一度成为铜仁万山群众的回味与向往。在“精准扶贫”的思路之下，当地通过“易地搬迁”、打造“朱砂古镇”、发展“生态农业”等具体措施，最终实现了脱贫致富之路。欧阳黔森出生于铜仁，从小就听自己父亲讲了许多关于万山的故事和传说，铜仁万山对他而言是神秘而向往的。对故乡的山水，欧阳黔森有着特别喜爱。正是对家乡山水的热爱，欧阳黔森报告文学三部曲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即便是此前陷入资源枯竭贫困的万山，在他的笔下也是那么神秘，而经过经济转型成功实现脱贫致富的万山当然更具魅力。欧阳黔森在报告文学作品《看万山红遍》中曾这样写道：

　　我站在云盘山上，一览众山小，云雾间升腾起一股磅礴之势，这样的气势来自太阳的光辉。那时候阳光四射，光芒在莲花般的云朵里弥漫开来，天地间豁然开朗，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充满光明。

　　哪怕是此前陷入资源枯竭诅咒的贫困区，在欧阳黔森的笔下也绝不是令人厌恶的景象。一览众山小，豁然天地开。这样的描写既象征着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决心，又寓意着作者对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渴望。总体来说，欧阳黔森对贵州的大山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温情，无论是云盘山，还是中华山，这是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故土的眷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李遇春在对欧阳黔森的小说进行论述时就曾写道：“欧阳黔森笔下的武陵山脉和乌蒙山脉……这些独特的地域文学符号或文学地理版图已经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和赞赏。”确实是这样的，这些描写不但表达了作者对黔山秀水的热爱，也寄喻着对家乡美好生活的憧憬。

　　“一山一水总关情，一景一物都入心。”三部曲描绘了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精准扶贫”政策给当地带来的深刻改变，这同样体现了作者对家乡贵州的殷切深情。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地质灾害频发。由于贫困，盲目开荒，越开越荒，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大风一吹，尘土飞扬。如此土地几乎给不了人希望，但欧阳黔森并没有这样看。长期扎根于乌蒙山区让他对这片土地有着同这里的老百姓一样的质朴感情。贵州西部的乌蒙山脉，在欧阳黔森笔下最初写下的是“这风这雨，千万年的酸蚀和浸染，剥落出你的瘦骨嶙峋；这天这地，一万年的隆起与沉陷，构筑了你的万峰成林”。如果没有对于山脉的深厚情感，一定做不到用那么多的笔墨去写这里的山。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在欧阳黔森笔下也出现了转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假如作者没有对土地的热爱，那么这片不毛之地绝不会被描述得如此美好。在报告文学《报得三春晖》的最后，欧阳黔森用了完全不一样的笔触来描述乌蒙山区的画面，“旭日从磅礴的乌蒙山升起来的时候，我屹立于泥丸之地，举头凝望东方。东方正红，阳光温暖”。与其说这些描写是作者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还不如说这些描写是贵州脱贫致富前景的冉冉在望，因为正是冉冉在望的脱贫致富前景才激发出作者油然而生的喜悦之情。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欧阳黔森的其他文艺创作，我们也同样能够发现，有别于报告文学的其他影视作品，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贵州本土作家欧阳黔森其对贵州的一往情深。像《雄关漫道》《绝地逢生》《风雨梵净山》《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天渠》等电视连续剧均是以贵州作为背景，在宣传和介绍贵州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对奢香夫人形象的介绍提升了毕节市大方县花海梯田“奢香古镇”知名度；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播出后扩大了贵州晴隆史迪威二十四道拐景区的社会影响；电视连续剧《天渠》增加了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大发天渠景区的热度。假如欧阳黔森不是生于贵州，长于贵州，那么他的作品还会如此青睐贵州题材吗?还会如此讴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吗?很显然，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印证了著名诗人艾青《假如我是一只鸟》中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结 语

立足于贵州，紧贴时代，深入基层，聚焦贫困。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主旋律”特色，“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就是代表性著作。三部作品发挥出报告文学的“轻骑兵”新闻优势，均是以“新时代”和“中国梦”作为指引，对当前贵州如火如荼展开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书写。这些作品主要书写贵州群众扶贫攻坚战场上的成绩，但也流露出作者欧阳黔森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较为明显的“乡土意识”。这种“乡土意识”既体现在他对故乡前世今生的敏锐观察，又体现在他对故乡山脉的热情和喜爱，还体现在他对故乡人精神风貌变迁的捕捉。

　　注释：

　　①丁晓原：《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中，我们遇见新时代》，《文艺报》2018年9月19日。

　　②李银、胡星、肖艳：《多彩贵州闯新路》，《贵州日报》2019年7月30日。

　　③欧阳黔森：《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

　　④欧阳黔森：《报得三春晖》，《人民文学》2018年第3期。

　　⑤欧阳黔森：《看万山红遍》，《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

　　⑥杜国景：《新时代纪事与新方志文学的历史担当》，《贵州日报》2018年10月12日。

　　⑦李国平：《中正大气之作》，《贵州日报》2018年10月12日。

　　⑧邹小凡：《欧阳黔森：执著黔地乡土的“歌者”》，《中国艺术报》2012年1月12日。

　　⑨罗强烈：《乡土意识：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主题原型》，《当代文坛》1988年第3期。

　　⑩鲁迅：《呐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页。

　　?杨聪：《万山牢记嘱托勇闯新路 绿色转型谱写华章》，《贵州日报》2018年12月21日。

　　?李遇春：《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