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学科困境下的个体突破——於可训与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队伍

□ 张福贵(吉林大学资深教授)

　　於老师，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

　　我们是在全国最美的大学，也是在最美的季节来到这里，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向於可训老师表达敬意，向我们武汉大学中文学科，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表示敬意。

　　我是和於老师属于第一届高考之后的大学生，但是於老师从学术上讲其实是我的长辈。我曾经想，我们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到了於老师这一代，应该是两代半——於老师否认和我们是两代人，所以我说了一个“2.5代”，等于两代半。因为於老师是“文革”前的“老高三”，而我们都知道“老高三”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不只是一个年龄段，应该是一个思想的时代，一个文化的时代。於老师和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其他老师，像陈美兰老师、孙党伯老师是接近这一代人的，或者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学人。

　　作为个体来说，於老师是一个总结性的学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几乎各方面他都有涉及。我曾经在武大参加於可训老师资深教授的评审，在评审过程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於可训老师是我们这个学科最全面的学者，从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研究、当下的文化现象研究，还有现在已经被边缘化的写作学，包括文学创作等，於老师都有所论及有所实践。於老师在八九十年代，当年我们刚刚结束研究生的学习、接触学术领域的时候，於老师关于当代文学史论的一些文章就已经出现，它们对我个人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因为那时候刚刚是重写文学史和唐弢先生当代文学史之后的一段时间，於可训老师一个非常辩证的观点，让我记忆深刻。他在文章中说，我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分期往往一方面过分强调绝对的、单一的政治化的方式，同时又过度强调用一种外来的、非学术的观念来强制地去阐释文学的发展过程。他说应当要突破这种二元对立的两级结构，从内中发现一个连贯的、一致的东西。我觉得直到今天，这个当代文学史观对我们还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们今天讨论文学史观，包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观念，其实都是可以从这里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的。今天我们看到於老师有十卷本的《於可训文集》，我相信，可能再过十年，还会增加十卷本，我想我们在座的人，还会重新坐在这里，再次讨论於老师的“二十卷文集”。

　　武汉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在中国高校领域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从学科的历史，到学科的现状，应该说呈现一个越来越向上的一个势头，到今天是阳光灿烂，群星闪耀。涂险峰院长刚才列举了那么一串响亮的名字，在我们国内这个圈子里，大家都是人尽皆知的。武汉大学研究现当代文学，没有像我们多数院校的同类学科专业那样处在一个流年不利、逐渐下滑的状态，特别是“双一流”建设之后，很多学校的中文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被进一步边缘化了，这可能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我们中文学科的发展，有时候被看得过重，有时候又被看得过轻，特别是我们现当代文学。关于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八十年代严家炎老师有一次上课时称之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对这个评价至今记忆犹新。这个状况其实在今天还存在。回过头来看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从结构上来看，它的人数不是最多的，12个人，比我们吉林大学多3个人，但是你可以看一看这12个人，无论是从产出的数量，还是内容，还有在学术史影响上，都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屈指可数的。

　　从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的构成上看，所研究的领域几乎囊括了现当代文学的所有方面：宏观的文学史观的研究、文学思潮研究，然后是文体研究、作家研究。而且每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成就和特点。这些结构性的学术研究，可能在每个学校的同专业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一些关键词，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贡献。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在许多领域中，凡是提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史的时候，可能都会提到的武大学人的贡献，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学术贡献。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先天不足是由于学科研究对象本身的时间短暂、学科研究积累的不充分决定的，而评价对象当下存在与价值观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学科性成熟的后天失调。就现代文学而言，三十年或者将近四十年的这种历史性的研究，其实空间的拓展已经非常难了，史料的发掘似乎也已经接近穷尽。你想有一个新的历史性发现来颠覆我们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的某些定论、某些经典型作家的评价，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现代文学目前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我们现代文学学生们论文选题更趋向于报刊研究的原因。当代文学研究也绝不比现代文学研究更容易，因为它是无限发展的，需要研究者时刻关注当下。但我们注意到，无论我们的教学还是研究，都在面对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面对一个文学和思想多元化的时代，真的是任重道远。学生所了解的，可能比老师还要多，所以老师的教学也真有“后天失调”的问题。

　　於可训老师文集的学术价值体现了武汉大学现当代学科这样一个趋势：始终走在前面。武大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就是在一个不十分有利的地理和经济环境下取得的，就更为难能可贵了。虽然说中部比东北、西部这种客观条件要好一些。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开发大西北，还是振兴东北，还是中部崛起，但是我们都没有说过什么东部崛起，那就说明我们中部、东北、西北现在确实是相对落后的。武大同仁在这样一个不是特别有利的，也不是一个十分靠近学术中心的地域，出现这样一支现当代文学的队伍，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我们大家对此其实是心怀崇敬的。所以作为一个和於可训老师同届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学术的后辈，真的要对武大中国现当代学科表示十足的敬意。谢谢！

关于於可训的两点感言

□ 白 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我跟於可训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出道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于今已是三十多年的朋友。我们从新时期以来一直跟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一道前行，我从他的著述中受益很多。同时出道的人中，一直坚持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可训是坚持得最好、成果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一位。

　　刚才有人谈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时，说到了于1979年面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册)的编写。当年参与这个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的10所高等院校的当代文学学者，就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最早的创始者与发起者。这当中就有武汉大学的陈美兰老师。陈美兰老师当过十年的研究会副会长，后来就是於可训接替陈美兰老师担任副会长，连任两届，贡献很多。研究会的年会和主要的学术活动，可训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还要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於可训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出色工作和重要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参与创会并一直积极支持研究会工作的武汉大学文文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研讨的《於可训文集》，有10卷之多，这已经令人为之佩服，我感到意外的是，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作作品，而且还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如小说作品。这向人们表明，於可训是放弃了成为一个作家的可能，专注地从事了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还向人们证明：於可训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是立足于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对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实践与体验，是懂创作，会创作，因而是在知文论文的。

　　关于於可训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因为涉猎广泛，内容丰盈，可谈的方面很多，我在这里简谈两点印象最为深刻的，或者说是可训表现的最为充分的两个方面。

　　一，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可训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或者说是辞书型的的全能学者。

　　当代文学领域，涉及的方面很多。可训的当代文学研究，也是涉及了领域里的多个方面。在文学史方面，他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在批评研究方面，他著有《文学批评理论基础》；在诗歌研究方面，他著有《新诗艺术论》《当代诗学》；在作家研究方面，他著有《王蒙评传》；在作品评论方面，他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文章，结集为《小说的新变》等评论集。他还有一些编著或主编著述，我以为同样重要，如由他领衔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手册》(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他和吴济时、陈美兰合作编著的《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最早编辑出版的当代文学的辞书类著述，在当代文学的学科发展上，既有实用功用，又有开拓意义。

　　我最近在做“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当代文学卷”的一些条目的撰写工作，可训和武大的这两本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这两本书对中国当代文学涉及的机构与社团、期刊与会议，争鸣与运动等重要事项、活动与思潮等，都有客观的概述与精到的解说。这些条目的梳理与撰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学术成果，但今天来看，除去资讯的含量上有一定的时代的局限外，对于社团、流派、运动等的概述、定性与评点，都严谨而扼要，客观而允当。包括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在众多的文学史著述中，也是宏微相间，史论结合，线索清晰，观点稳当，尤其是在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思潮的相互联动与相互影响的考察方面，颇有自己的心得，卓见个人的所长，是把学者的个性化与文学的客观性结合得最好的文学史著作。

　　我还想说的是，可训的这么广博的涉猎，这么丰富的著作，都凝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心血与心力，因为贯注着稳健而深邃的气质，充溢着严谨而科学的精神，都是可以令人充分信服的，让人格外信任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二，在四十年的文学研究中，可训是一直有着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和鲜明的中国学人特色的学者。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打造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中华文化立场是本位，是主体，似乎自然而然，但也并不尽然。事实上，包括当代在内的文学研究，以及理论批评，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以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概念，来看待和诠释中国文学现象的问题。这在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甚至于这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对此已习以为常，人们已见怪不怪。

　　但可训的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批评，与这种偏倾“西方化”的取向明显不同，他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尽可能地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找寻理论与批评的资源，激活某些概念，以中国的话语解读中国文学现象，以中国的理论总结中国的文学经验。比如，他的《王蒙传论》，专辟一章来谈中国古代世情传统与王蒙小说创作的内在关联，以及王蒙小说创作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切勾连，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王蒙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个人特性与时代共性。这些看法，可能都是别的学者并未注意和发现的。还比如，他在《小说评论》开设的《小说家档案》所写的“主持人的话”，在精到又简约的文字中，体现出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话、词话与小说评点等元素的借鉴与化用；在文学批评中，他一直呼吁建立“感悟”性的文学批评，这实际上是在呼吁对接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在有关现实主义的讨论中，他郑重地提出“人文现实主义”的看法，认为文学应当“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关怀人的灵魂，关怀人的价值追求”，让“中国当代文学焕发出新的人文精神”。这些对于作家创作中的传统文学元素的发现与阐释，文学批评中对于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的关注与运用，现实主义探讨中对于中国本土现实与当下人文精神的强调与突出，都很好地体现了於可训力图在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在古为今用中寻求中国式话语，在古今联通中探求中国化特色的用心、用意与用力。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在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有许多要点、重点与亮点，其中一个要点是：“要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这句话隐含的目的，是通过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可训是走在我们的前边的，他是清醒的先觉者、坚定的先行者，这充分表现了他比我们更具有一个中国学者应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学自觉。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尤其值得人们敬重。

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

□ 沈卫威(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很高兴来武汉大学参加这次有意义的学术会议。

　　十五年前，曾同於可训先生一起在广西师大参加研究生答辩，上个月接到於先生赠寄的大作，感到这真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与於先生结识的这些年，相互赠书，切磋学术，我一直能够感受到他纯正、守中、谦和的长者之风。由於先生四十年的学术工作，我想到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和武汉大学的文学传统。

　　只要我们展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著名作家的全集，我们会发现一个特殊的构成：创作、研究、翻译三者互重、共生。这种现象，直到1929年杨振声、朱自清创办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他们将其升发为办学理念：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这和胡适此时主掌中国公学的办学理念是一致的。从此可见，通过新文学作家一代人十多年的努力，达成共识，并逐步形成新的大学精神和学统。民国大学这个空间的新文学作家，自觉地在创造、研究、翻译的同时，培养文学新人。四项文学行为，共生并存。

　　这些年，我关注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研究民国学术史。武汉大学的文学传统有两大文脉：以黄侃、刘赜、刘永济等教授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学的传承；以郁达夫、陈源、闻一多、沈从文、苏雪林等新文学作家在武大所形成的新文学创作、研究的传统。两种力量，如静脉、动脉。

　　1949年以后，以刘绶松、陆耀东、易竹贤、孙党伯、陈美兰等两代学人，对新文学文脉、学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在武大，乃至全国，星光灿烂。读刘绶松先生书，向陆、易、孙、陈诸位先生问学，是我学术路上的幸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生的四十年。於先生是创作参与者、批评者、研究见证者和文学新人的培育者。这四十年文学的历史，有他见证、参与和创造。在大学校园，创作、研究与培育新人，三者并重，於先生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新文学这一领地耕耘者中的劳模、先锋。

　　四十一年前，他作为小说创作的青年作者，走进武大校园。这些年，他的小说创作，再度引人注目，连通了四十年前他已经开始小说创作之路。这使我想起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一文“前言”中所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要求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限制’。”作为文学家、学者、教育家，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限制”。而我和我同代的许多学人，是“受时代限制”的。

　　这是百年新文学传统的延续，也是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的接力。

　　向於先生致敬！

　　向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