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超杰

　　中国新诗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一次文学巨变，以一种全新的白话言说方式置换旧的文学格律诗，实现对几千年文学传统的深刻颠覆，在化合“民族诗歌”和“外来诗歌”的基础上，构建独特的诗学理论。新诗产生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学者有关它的研究从未间断，但既有成果多是从创作风格、文本特征、诗歌潮流等方面展开论证，相关史著文章不少，可谓是泛式研究，但切入角度过于单一，称不上范式研究。从传播和接受角度研究文学，是近年来涌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论著真正将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这一理论应用于新诗研究中，改变传统的新诗研究以文学创作为中心，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局面，转而从读者接受维度梳理新诗发展脉络。由作者创作之维转向读者接受之维实为创见，尤为可贵的是，方教授打破先前学者偏重个案文本的接受分析，将新诗置于宏阔视野中予以统观，并借助具体文本加以阐释，既有学理深度，又避免过于晦涩，打开新诗研究的全新领域，填补新诗传播接受史研究的学术空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一，论著采取纵向分阶段，横向分向度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共时”与“历时”交叉作用下的中国新诗接受史。

　　方长安教授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对“五四”以降的百年新诗从接受史角度进行爬梳，以时间为轴线，大致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新时期以后三个阶段，从批评家的批评论著、选家的文学选本和学者的文学史论著三个向度展开论述。在系统广泛地收集各个时期对于新诗的批评、接受状况的基础之上，立足于第一手的调查统计、实证分析。一方面，揭示在多种场域力量综合作用下建构的诗人形象，并对其进行分层次探讨，理清不同话语背景下的读者对诗人身份建构的差异以及背后的叙述机制和驱动因素；另一方面，还原作家文本的筛选和淘汰过程，敞开接受对象的言说空间，展示各种阐释的多种情形，即在主流话语之外允许“异质”成分的存在，考证“经典”生成背后的外部环境和接受语境等，发掘读者阅读接受对新诗“经典化”的影响及其对现代诗学建构的意义。论者在行文过程中，既有具体个案分析，各章最后又有理论提升，以新诗“拓荒者”胡适作为开端，依次论及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现代新诗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诗人及其作品接受史。方长安教授虽将风格迥异的诗人设为独立的单元分开进行论述，以便凸显其独特性，但这些个性诗人的个体接受史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却有效架构了百年新诗的接受状况，此种编写体例极具创新意义。

　　论著除却在整体框架上借助个体诗人寻绎百年新诗接受历程，在单个诗人的具体论述中同样运用“历时”与“共时”相交叉的研究方法探寻现代新诗文本接受、形象塑造的内在话语逻辑。以胡适新诗及形象接受史为例，论者以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新时期作为关键节点进行分析，研究胡适及其诗作在每一阶段的传播接受状况，厘清其在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跌宕起伏，并考察造成这种变化的多重力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诗人接受研究也不外如此。虽因时代语境、诗人风格、创作潮流、读者水平等因素造成诗人及其作品在不同阶段的读者那里接受情形不一，可能是从“热”到“冷”再到“热”，或是由“冷”到“热”再到“冷”，最终才被确立为“经典”，但仍可从中发现一些共性，如新诗接受在民国时期因言说空间尚未分化，呈现百花竞放、异彩纷呈之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学服务于新型话语，导致“政治”对“诗学”的碾压；新时期则因学术立场的回归，新诗价值得以重估；由此可以窥探出语境更替、话语消长对新诗接受产生的巨大影响。论者在对百年新诗接受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外，还从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三个方面进行横向剖析。中国现代诗歌接受的途径很多，但从所起作用和意义大小上来看，主要是在三个向度上展开和完成的：一是批评，二是选本，三是文学史著。新诗批评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它在极大程度上为新诗创作与发展探路，敞开文本言语所遮蔽的诗美内蕴，既是推动文本走向读者，也是引导读者走向文本，在培养读者审美趣味的同时，促进新诗经典的形成；新诗选本是不同时代的选家经由所选诗作彰显个人诗学观念，归纳诗坛创作倾向，张扬某种诗歌理想，它既是对已有创作成绩的反映，又是对诗坛创作走向的引领；文学史著是对新诗发生发展历程进行概述，对诗人诗作进行评说，它以“史”的权威定位现代新诗接受成果，成为影响新诗经典化的重要一环。这三种力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作用于百年新诗的传播与接受，但彼此之间又紧密配合、共振呼应，形成一种合作同构关系，共同参与现代诗歌经典化建构。

　　第二，论著从接受角度敞开新诗阐释空间，这对后继学者从事新诗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读者之维是文学作品完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没有读者的阅读参与，诗人创作的文本只是未被激活的文字组合，读者的阅读批评会激发沉睡的诗性，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之中。但文学研究却在极大程度上忽视了读者因素，於可训先生在序言部分也提到，“文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注重供给侧的问题，即文学的创造过程与文学作品的功用和影响问题，却相对忽视需求侧的问题，即文学的接受过程及其对文学创造的作用和影响。包括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中介环节，文学的传播过程对文学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作用和影响”。方长安教授编著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除却揭示新诗“经典”形成的内在机理，还注重挖掘由报纸、杂志、书局、学堂、教材等有形的外在传媒空间和由历史文化、政治思潮、文学潮流、审美趣味等无形的意义场共同构筑的现代传播场域是如何作用于新诗意蕴的生成，如何影响诗人命运的沉浮。现代传播场域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等特质，它在影响诗人创作的同时，也在培育新的接受群体，间接左右了新诗审美形式的生成走向。论者置身于现代传播语境，辨析读者因素对新诗发展流变的影响，在肯定读者阅读接受对现代诗学理论建构价值的同时，也提及它对诗人探索空间挤压所造成的诗性丧失，此种见解突破了传统诗学研究无视“读者”参与的状况，可谓是诗学研究模式的一种创新之举。

　　著作从具体个案分析入手，探究不同时期的读者对胡适、郭沫若、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艾青、冯至、穆旦等诗人形象的阅读阐释，将诗人形象的生成问题与读者批评接受联系起来，认为诗人形象的建构不仅取决于诗人的创作观念、时代的文学风尚，还与读者的阅读批评直接相关，处于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利用各自的言说策略，合力遴选、塑造了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读者在同文本互动互涉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诗作的经典地位。论者考证得出读者与诗人、读者与诗歌之间的“交流对话”是现代诗学归纳、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读者阅读反馈作为时隐时现的一极力量，一定程度上牵引着诗潮流变，推动新诗现代化进程。此外，论著还深入探究读者介入对新诗建构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伴随诗歌写作成为一种公开的社会性行为，读者的阅读反应使得不少诗人，尤其是读者意识强烈的诗人非常顾及自己在其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刻意掩饰或放大某种思想倾向，使得新诗具有自我人格表演的特性；另一方面，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诗学与政治话语可能存在尖锐对立，读者期待视野的转变也会迫使诗人放弃个人的文学主张而“俯就”读者，从而抑制诗性的生成，甚至完全沦为非诗性的传媒话语。新诗接受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论者将新诗特性与读者接受联系起来考察，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客观阐释，尽量避免论述的绝对化与片面化，敞开新诗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增强读者对新诗品格丰富性的认识。

　　另外，中国现代诗歌产生距今已有百年，新诗“读者”伴随始终，这里的“读者”并非固定不变的定量，不同时期的读者由于所处时代语境不同，历经的政治思潮、文学风尚有别，自身的知识结构、审美方式不同，他们依据个人目的取舍阅读对象和表达阅读感悟，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论者考虑到新诗接受群体的复杂性，指出考察研究固然是为了揭示现象内在的复杂性，但其实很难真正还原历史现场，唯有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原始资料，避免简单化地归纳现象，综合运用图书搜索、馆藏查询、数据统计、实证分析等方法，力求从纷纭复杂的言说文本中清理出一条相对清晰完整的新诗脉络。方长安教授在著作中有意识地对“读者”进行分层解析，探究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因阅读视角和评说标准有别，在诗人形象塑造和经典诗作遴选方面存在的错位现象。专业读者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更多的是以政治和诗学的眼光审视百年新诗，其中负载着文学和非文学的双重诉求；而大众读者则更为注重审美体验的获得，多是依据个体经验和文学趣味进行阐释。如李金发的诗歌创作在9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主义氛围的回暖，受到专业读者的高度评价，但对普通读者而言却过于晦涩难懂，这种阅读不适极易造成冷落反感。但需注意，文学话语权通常掌握在专业读者手中，由其编撰的新诗批评、新诗选本、文学史著是否可靠不禁引人怀疑。所以论者在考察新诗接受情形时更需平衡专业读者与大众读者之间存在的接受失衡现象，避免过于关注专家读者的看法而使“新诗接受史”变成“新诗批评史”。研究者也许可以通过广泛收集普通读者的来信、日记、回忆录等方式增强论证丰富性，在专家控制话语权的情况下更多地让普通读者发出声音，参与到新诗现代化的建构中，这是一项极有意义且富有挑战的工作。

　　第三，论著对“经典化”问题的讨论引人深思，为新诗研究留下很大的探索空间。

　　新诗接受者极易受到诗性与非诗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主观化倾向，他们会在自身认可的方法论的支配下，为新诗阐释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由此生成的阅读批评都会倾斜并依附于这一框架之上，不断循环叠加的印象储存又会强化这套编码规则，最终形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固定规则。然而，这种做法通常带有一定的“理论偏见”，因为任何文本的书写都很难做到纯粹客观，或多或少地带有作者的思想印记不可避免。同时，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无法将某个时期或几个时期所有的文学事实涵盖其中，而只能解释部分事实的部分现象，对于游离于外的部分，只能选择忽视或责难。新诗“经典化”的建构同样如此，在读者与文本的角逐过程中，他们将与时代语境和读者期待视野相契合的诗人诗作变成经典，还有大量的诗人诗作被无情地淘汰，其艺术水准究竟怎样不为人知，所谓的“经典”可能只是“他者化”的傀儡，是否属于真正的“经典”值得商榷。既然是“他者化”的建构过程，就必然包含一定意义上的排他性，每一个读者或批评者都想以自己的批评视角作为评价标准，他们据此遴选出符合要求的材料，裁减、割裂、排斥异质成分，并进行必要的叙事转换，以此生成一个契合编码逻辑的“经典文本”。这种“经典”的确立过程已经拒绝了其他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极易导致新诗研究的失真与失衡。

　　对于何为“经典”，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同一个诗人诗作，在不同的时期抑或同一时期的不同读者那里，会产生迥异的认知评价，不管是褒奖还是责难，只能说明诗人一直活跃在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证明文本具有丰富的语义潜能和阐释空间，用某个固化的符号系统进行表征显然不太可行。况且新诗接受目前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既有“经典”只是阶段性成果，而并非一个定论，在未来的阅读空间，它是否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合法地位尚不确定，面临怎样的阅读群体、传播场域也很难预见。论者也认为这一难题只能交给时间来做回答，但我们也不必过分悲观，伟大的作品即便暂时“蒙尘”，也依然有能力再度进入读者视野、接受阅读检验，成为真正的“经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给予被屏蔽忽视的诗人诗作被展示、被阐释的公平机会，怀揣“同情性地理解”重返历史现场，反思性地审视百年新诗经典化历程，坚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的评说原则，以包容多元的“未完成”心态看待“经典”之名，充分意识到现代诗歌经典化只是一个刚刚展开的开放性的历史过程。

　　方长安教授编著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通过梳理、审视、分析百年新诗发展脉络，一方面将不同阶段、不同视域下的新诗接受状况进行比较考证，揭示其纵向演变的推进过程；另一方面，把握和理解同一阶段批评、选本、文学史著所采取的特异的言说方式，窥测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潮、文化语境、阅读期待等多方机制。著作从“接受”角度出发，将以前研究视角无视或盲视的问题重新发现并进行阐释，敞开现代新诗价值与意义多重空间，为后继研究提供全新视角，具有学理上的指导意义，极大推进现当代学科发展，对百年新诗研究而言既是接受，也是开始。

　　注释：

　　①方长安：《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②方长安：《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