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 帅

　　韩少功与陈映真很相似：他们都被视为“思想型作家”；他们后期创作的立场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高扬共产主义理想；韩少功被批评为“思想进步，创作退步”，陈映真出狱后被台湾文学界冷待。陈映真是王安忆笔下“叔叔的故事”中的一员，王安忆坦言受到陈映真的影响，但是在韩少功的文字记述中却从未出现过陈映真的名字。笔者在翻检材料时偶然发现了陈映真写给韩少功的两封信，在更多相关材料尚待发掘的情况下，这两封信成为笔者考察韩少功与陈映真交往、文学影响的线索。韩少功最早以《旧笺拾零》为题公开发表了陈映真的信，他还做了相关说明：“这里的第一封，来自台湾的作家陈映真。1988年我在海南岛读到他在香港的几篇演讲词，为他的理想主义所感动。省作协(筹)拟邀他来海南访问讲学，委托我出面函请，这就是他回信的缘起。他在信中慷慨陈词，嫉俗而忧世，至今读来仍让人血热。”现将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韩少功先生：

　　S先生转来您的好意和热情。我十分感谢，也十分高兴。

　　海南是一个处女地，在“现代化”政策之下，她也许即将付出惨重的人的代价、大自然的代价和文化的代价。依台湾的经验，免不了少数民族的沦落与社会解体，女性的娼妓化，男性沦入底层劳动者。民族的文化解体，民族主体性解体……对我是痛心疾首的失望与绝望。观光事业的灾害，对贫困国家，尤其是无比的灾难。民族自尊心和尊严的破败，民族价值系统的崩溃，惨不堪言。

　　请S先生带去《人间》杂志10册，表示我的友情与敬意。《人间》是站在“弱者”——民众的立场去看人、生命、生活、自然与社会，特别要追究“发展”、“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必付出的代价。大陆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讴歌太浅薄，太轻佻，对西方资本主义太无知，对中国开放改革的世界背景即体系化的世界资本主义所加予的限制太无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评价太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太轻率。我理解这是对“文革”的反动。但反动与感情用事，不是对待真理的态度。

　　兹请S先生带去台币12000元，是《爸爸爸》的稿费。《人间》的经济不良，我真希望能付更高的稿费。

　　关于来海南开会，有些困难。但也未必不能解决。我和马森商量后再告诉您吧。

　　祝

　　健笔

　　陈映真

　　P.S.祝你们的杂志成功。

　　12年后，韩少功再次将这封信收入文章，以《落花时节读旧笺》为题发表。这篇文章中明确标识了陈映真回信的时间是1988年10月22日，仅保留了信的第二、三段。该文还公开了陈映真1994年8月4日的一封信，表达了收到《旧笺拾零》后的感想：

　　接获来信及影印页，何其高兴。那封信能刊在书上，说明大陆上言论也自由。这样说，也觉得一股心酸的讽刺味。……左派意见反而难出头，不一定官方要压，反倒是一般知识分子会嘲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样提问题？此所以那封信多年后刊出，竟使我惶惑惊讶不已！

　　少功兄，这个时代还需要作家写出时代巨大变化下的人和生活，接续三零年代、四零年代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大传统，兄其勉哉！

　　细读文中的措辞并结合两人的经历，笔者发现关于这封信的两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在1988年，韩少功并不认同陈映真的观点，那时他十分憧憬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但是在1990年代他完全认同了陈映真的立场，也像陈映真一样对市场经济社会“慷慨陈词，嫉俗而忧世”。因此，韩少功在1993年将这封信公开发表就具有象征意味，他借陈映真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封信成为一个线索，我们可以梳理韩少功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活动并解释他创作转型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将韩少功与陈映真互为参照，来准确评价他们后期创作的价值与局限。

一、 突遭剧变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百日祭时台湾当局特赦政治犯，“久客远行”已七载的陈映真提早三年出狱。在狱中他见证了被暴力湮灭、被谎言抹去的真实历史并且找到了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和信仰，但出狱后他震惊地发现“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故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台湾的思潮已一反五○年以降冷战和内战思维，更使他吃惊”。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导致祖国分裂、两岸“分断”，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主动依附美日同盟，一方面是对台湾左翼进步力量的残酷镇压、建立独裁制度，另一方面是以牺牲台湾广大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反民族、反共、亲西方”的“台独”意识形态也开始粉墨登场。陈映真“在狱中最不意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是中国社会史”，这给了他解释现实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台湾的社会性质是“新殖民地半封建”，于是他的后期创作聚焦于“从反省和批判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以五○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铛花’系列”。

　　陈映真的信中有这样一句，“P.S.祝你们的杂志成功”，这个杂志正是《海南纪实》。1985年韩少功提出“寻根”口号，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走向世界”后，民族文化自省在文学上的表现。但是“寻根”热很快冷却、作品参差不齐，并未实现“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的预期目标。1986年韩少功第一次出国访美，被两国巨大的物质差距震惊，萌生了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美好想象。湖南相对封闭保守的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单位的压抑，导致他的改革幻想落空，一度沉迷于阅读佛经来排遣内心的绝望。1987年海南酝酿建省办特区，他看到了摆脱(生活的、思想的、文学的)困境的可能性，毅然于1988年南下。“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了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我对金钱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具体和直接。”《海南纪实》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社会口碑以及惊人的经济收益。《海南纪实》是韩少功的乌托邦实验的一部分，《〈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是他的乌托邦宣言，如公社成员既是出资者又是劳动者，共同参与办刊活动、承担经济风险，以此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分配方面兼顾效率和公平，普通员工和领导的收入一直维持在1∶1.7。韩少功成功创建了一套兼具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共产主义的公平、看似完美的制度。

　　韩少功主动投身社会变革，于是他的个人命运便与社会变动紧紧绑在一起。1980年代突然终结，《海南纪实》停刊，留下了200多万的资产，同人们因如何分配而决裂。其中的一人，在十年浩劫末期便与韩少功结为生死之交，他参与了韩少功从“伤痕”“寻根”到“南渡”几乎所有的文学活动，他为了几万块钱摔门而出的身影深深刺痛了韩少功，“我突然对资本主义有了体会，以前觉得很美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让我感到寒气逼人”。韩少功将同人分裂与他父亲在浩劫伊始自杀相提并论。这次生命痛感和海南的种种乱象让他想起了陈映真的信，他叹服陈映真的前瞻性和准确性。韩少功1989年在海南的创伤性经历直接决定了他在1990年代的思想立场和写作姿态，他比同代作家更早、更深地体验了市场经济的“寒气逼人”，他更早、更深地表现了市场经济中阶层的变动、伦理的变化和个体的堕落，韩少功之于大陆文坛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此。韩少功的独特性源于他经验的超前性，但如果引入陈映真作为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进程，台湾比大陆更早地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因此台湾社会比大陆更早地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阵痛。陈映真与韩少功先后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并批判之，但是由于他俩人生经验和思想资源的差异，导致他们的批判性写作各有所长。

　　

二、 批判“资本主义”

　　

　　

　　陈映真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理论，塑造了不同阶级的典型人物，如跨国公司里“无声”“无名”的门卫、出身台南农民家庭的“失败者”(林德旺)、出身台南农民家庭的“成功的堕落者”(林荣平、黄静雄、赵尔平等)、出身外省家庭的不幸的知识女性(刘小玲、莫葳、莫莉姐妹等)、台湾本土的买办资本家(荣侃、宋弼)以及形形色色的美国经理们，他将这些典型人物放进跨国公司的典型环境里，通过个体的命运和人物的关系来客观呈现全球化的等级结构以及个体的异化。陈映真极力平衡文学和社会学、深邃的心理结构和广阔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但与“无从理解”的庞大而复杂的外部世界相比，他所做的社会调查依然有限。韩少功在1990年代暂缓小说写作、大量写作随笔是因为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求他迅速地反映时代的剧变，相比陈映真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和复杂的象征结构，韩少功更倾向理论批判。也就是说，陈映真用小说里的象征来暗示自己的批判意图，而韩少功则用随笔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批判立场，如荣侃、宋弼这样的买办资本家被韩少功直白地表述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跨国公司行销体系“制造欲望”被概括为“第二级历史”。依靠理论来批判现实就必须时刻对理论本身保持自省，尤其是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错位问题。陈映真与韩少功的写作所引发的争议其实折射出当今的文学困境。学科分工形成后，新闻、社会科学承担了描述、解释社会的功能，文学应该如何介入现实，或者更尖锐的是文学是否应该介入现实？作家是不是只能退守书斋，对人性和生存进行幽微的探索？作家们所建构的文学自主性是不是应该为当今文学的边缘化负有责任？我们只能无奈地使用割裂性的标准——思想进步、文学退步——来评价像陈映真、韩少功这样的作家吗？研究者们在指责陈映真与韩少功理念先行的时候，是用自主性的文学观念消解了他们写作的思想能量，但文学的思想表达与科学研究有何不同？文学在征用其他形式和资源时能否保持自身的主体性？陈映真和韩少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的尝试，虽然有时并不成功。

三、 重审“革命理想”

　　

　　与因义就死的烈士相比，活下来的革命者处境更为艰难，《赵南栋》中的叶春美、赵庆云多次表达了物是人非、故乡异客之感，更可怕的是被释放的革命者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完全失去了意义。在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左翼革命者虽被刑杀、被沉默，但是他们的牺牲具有崇高的意义；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连意义和崇高也被消解了。于是，赵尔平出狱后长久的沉默象征着幸存的左翼革命者的真实处境：不说，被遗忘；说，被嘲笑。尤其是他(陈映真)所无限憧憬的大陆的革命被“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意识形态彻底否定，而且被大陆知识界无限憧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所最终导致的社会又是自己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批判的，革命理想的失落和对资本现实的不满，导致陈映真对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忧心忡忡，这正是他写给韩少功回信的基本思想立场。于是，《山路》中的蔡千惠写给黄贞柏的信其实是他写给自己的，他在自我劝慰，他要继续坚持革命信仰。蔡千惠原以为通过牺牲自己可以得到救赎，当得知被监禁三十余年的革命同志黄贞柏被释放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竟也将他们遗忘了，因遗忘而生出的羞愧摧毁了她生的意志，她只能祝愿黄贞柏在家畜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

　　时代的剧变导致左翼革命者曾经的奋斗与牺牲失去了意义，如何评价曾经的青春与理想、如何面对当前的生存困境，成为市场经济时代中每个左翼革命者必须直面的问题，而韩少功早在“伤痕文学”时期便开始了思考。叙述“知青经验”是韩少功写作的根本特征之一，由于他的青春年华被裹挟进极左政治运动之中，导致他的“知青叙事”总是纠缠着情感慰藉和理性反思，全面否定十年浩劫意味着自己的青春(生命的价值)也要被一同否定。为了免于青春的被否定，韩少功的“知青叙事”出现了这样一种整体思路：极左运动应该被否定，但是革命理想不应被否定。他试图将共产主义理想从失败的政治运动中分离出来，《西望茅草地》便鲜明地体现出来，到了1990年代这种倾向更加自觉。但是《日夜书》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深切的同情被无情的批判取代，悲壮感被失败感取代。韩少功在小说中多次表达了对农业劳动的痛恨、恐惧，这在作者笔下是非常罕见的。他尖锐地指出，知青们的理想主义具有自欺欺人的色彩，不应该过分美化；对知青回城后遭遇下岗、陷入困顿除了同情之外，直言他们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他们的不幸，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历史和社会。

　　

　　本文是河北师范大学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科研基金项目(S2017B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韩少功：《旧笺拾零》，《作家》1993年第6期。

　　②韩少功：《旧笺拾零》，《作家》1993年第6期。信的第二段中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韩少功在发表时做了删减，从信的后文便能管窥陈映真对大陆“改革开放”的态度。

　　③韩少功：《落花时节读旧笺》，《上海文学》2015年第7期。

　　④陈映真：《后街》，《陈映真全集》(卷十四)，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⑤陈映真：《后街》，《陈映真全集》(卷十四)，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⑥陈映真：《后街》，《陈映真全集》(卷十四)，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⑦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⑧韩少功：《大题小作——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⑨《天涯》期刊在1998年第3期刊发了一篇题为《海南某杂志社公约(1988)》的材料，文末说明：“资料提供者：康敏，现居香港。出版从业人员。”查《海南纪实》终刊号，全体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叫“杨康敏”，因此推测《海南某杂志社公约(1988)》就是《〈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⑩韩少功：《大题小作——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