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不再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开始被全面纳入现代化发展体系，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城市开始支援乡村，中国乡村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乡村现代化与城镇化运动的提速，中国乡村再次迎来“千年未有之大变”，这次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引发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大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等方面，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结构、行为习惯、衣食住行、日常消费等方面，都在变化中呈现出新的形态。但是所有的变化都处于未完成状态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而中国乡村和乡土小说异质同构的关系，使新世纪乡土小说在表现中国乡村的“常”与“变”时同样表现出未完成性，这种未完成性使新乡土写作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时也决定了新乡土写作必然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文学状态。因此我们提出的“新乡土写作”一方面是基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基本创作现状，另一方面表达的是一种文学的未来预期。
新世纪以来以“新”命名的文学现象较多，但是真正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论述“新”的文学概念相对不足。时代的追新求异影响到文学，我们热衷于标新却简化了对“异”的认识，急于命名却忽略了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这里提出的“新乡土写作”概念不是赶学术时髦，而是在“新世纪文学”和“新时代文学”认识的基础上对新世纪乡土小说新变和创作趋势的文学描述。在概念上我们将其定义为：新乡土写作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在新乡土经验和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新历史观作为根本推动力，以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乡村，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新乡土写作不同于新乡土小说，前者是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后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一个是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一个是文学的静态文本。
对于新乡土写作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种要素：农民性、当下性、间性与中国故事。
一、 发现农民：新乡土写作的“农民性”问题
毛泽东曾经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为谁服务决定了文艺的性质也决定了文艺的品质。如果说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那么就需要表现人民大众，创造符合人民大众审美趣味的作品，这也是文艺“人民性”的根本特征，而文艺的“人民性”特征决定了文艺必将伴随人民的变化而变化。新世纪以来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同样引起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认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因此“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人民大众既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表现的主体，也是服务的对象。21世纪的新乡土写作同样关注到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只是进一步将“人民性”转换成“农民性”，有针对性地将人民范畴缩小为农民范畴。这里的“农民性”是与“人民性”相对应的转换性概念，它不同于以往乡土小说习惯性地将“农民性”视为中国“国民性”乃至“国民劣根性”的认识逻辑。它是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整体性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农民坚持以农民作为主体的文学书写，做到为农民、写农民、给农民，以表现农民、服务农民为宗旨，创造出符合现代农民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避免乡土小说脱离农民、脱离土地，真正实现将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和表现的主体。而当下部分乡土小说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对新乡村新农民的新特征认识不足，存在严重的“丑化”抑或“神化”现象，将农民塑造成被拯救者或圣徒形象，甚至出现放弃农民、脱离农民的乡村叙事。面对此类乡土小说创作现状，我们有必要倡导新乡土写作的“农民性”问题。
乡土小说从出现之初便存在对农民形象丑化和矮化现象，鲁迅笔下的成年闰土、阿Q、七斤、祥林嫂等农民形象构成了我们对“国民劣根性”最初的自省，由此导致“长期以来，一提农民性，好像就是专门指的农民身上具有的劣根性和农民身上无法克服的，甚至可以说先天所带着的一些长期被不是农民身份的人所认定的一些农民才有的特性，而且这种特性，一般都是偏重于负面的、坏的、消极的方面”。“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带有精英意识的“农民性”认识具有片面的真理性，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读。到了解放区文学时期我们从赵树理等作家作品中又看到了“农民性”的另一面，在农民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一面。虽然在乡村题材小说里旧式农民形象的形塑最为生动真实，但他们身上不再单纯是负面的、阻碍的，而是转变的、积极的。启蒙叙事的“丑化”和阶级叙事的“神化”代表一个时代“农民性”的认识方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精神焦虑和对农民的未来预期，即希望中国农民乃至中国成为什么样。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不同方式的生产劳动创造出不同的社会群体，农业生产劳动造就出全面发展的农民，培育出农民特殊的审美趣味，乡土小说应该以“农民性”的特殊审美趣味去表现中国农民。但是“农民性”概念如同“人民性”概念一般，随着农民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新世纪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农业生产劳动对农民在知识和资本上的要求超越了对体力和伦理上的要求，可以说新的农业生产方式重塑了新的中国农民。他们不再追求斗争能力、劳动能力和道德水准，开始追求知识、头脑和资本，这也是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行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的重要原因，借助“外来”知识和资本发展现代乡村。因此新乡土写作的“农民性”需要我们去表现这些变化中的农民，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书写出现代农民隐秘的心事、复杂的情感、选择性困境，以及他们新的审美特征和未来预期。
今天的中国农民早已不再仅仅追求温饱而是期待进入小康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面对发展，农民内心的矛盾和困境又被无限放大，一方面需要现代化的乡村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守护前现代的乡村环境和文化伦理。比如叶炜的《富矿》让我们看到了麻庄人渴望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们改变观念接受了煤矿对乡村伦理的影响与破坏，将子女送到矿区工作甚至嫁给矿工，从事与煤矿相关产业。麻庄人终于富裕了，但代价是巨大的，环境破坏、伦理崩败，最终过度开采导致麻庄陷落并消失在地下，这种片面追求效益的破坏性发展符合乡村发展事实。而麻庄人对于发展的迫切性需求也使他们一再忽略掉黑雪的传说、萨满的预言和官婆的警告，乡村伦理和信仰的力量在发展面前失去权威，这也符合现代农民发展的心理。但是这种掠夺性发展模式显然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小康社会的建设，现代乡村需要更合理、更良性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从叶炜的《后土》中看到了当下乡村和农民发展的新思考，大学生村官刘非平带着知识、技术和思想，同时也带着国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回到麻庄，规划了麻庄旅游业的发展蓝图，解决了乡村发展性矛盾。这些作品不仅表现出农民的现代性困境和矛盾心理，沉入乡村进入农民心里，而且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去看待问题，真正做到写农民和为农民写。
但是在中国文学的精英化、西方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下，尤其在现代农民的城市化审美追求日渐清晰的情况下，乡土小说在审美上的“农民性”愈显不足。尤其在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下，部分乡土小说更为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甚至娱乐性，经常出现“剥离了紧张的故事而外所剩无几”的文学尴尬。这些乡土小说非但写的不是农民(起码不是真正的农民)，而且也不是为农民写，失去了基本的“农民性”特征。他们主要的读者对象定位在城市中产阶级，满足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级群体迅速膨胀有一定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文学消费能力更强。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极具戏剧冲突的乡村故事，表现矛盾、冲突和斗争，甚至充斥着死亡、色情、堕落、背叛、神秘等城市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比如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和孟夷纯在形象上便极为可疑，来自清风街的刘高兴住在城中村做收破烂的活计，却坚持穿白衬衫、揣皮夹、吹笛子，形同具有绅士风度的落难书生。孟夷纯为筹钱抓捕杀兄罪犯沦落红尘，她美丽高雅具有奉献精神，如同锁骨菩萨。二人间同志般的友谊、互助式的爱情令他们即使意乱情迷仍保持住纯洁的关系。雪漠《大漠祭》中的莹儿是美丽的花仙子，勤劳能干、温和孝顺、与人友善，即使在下田、除粪时都会戴红头巾、穿绿衣服，如同新媳妇。她渴望热烈的爱情，敢爱敢恨，摆脱世俗的约束与小叔子灵官发生不伦之恋。在莹儿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已婚两年的农村妇女形象，从形象、性格到修养更为接近城市白领，灵官对她的爱也正是基于这种类城市女性的记忆和想象。
城市中产阶级审美想象是对农民和农民工身份的遮蔽，呈现出一种审美的偏执，可以说乡土小说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泛滥也是它失去乡村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该以被农业生产劳动造就出来的全面发展的农民的审美趣味去表现现代农业、农村和农民，如赵树理般传递出新时代背景下农民的心声，以及他们的生活需求和未来预期。正如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那样：“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学离不开人民，乡土小说同样离不开农民，他们既是乡土小说表现的对象，也是乡土小说的创作者，如果我们不能以“农民性”的审美趣味去表现他们的“农民性”，那么他们如何成为中国乡村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二、 作为视点的“当下”：新乡土写作的“当下性”与新乡土经验
所谓新乡土写作的“当下性”，即是在中国当下乡村经验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去表现当下乡村现实、书写乡村历史，在作品中打上时代的精神烙印。新乡土写作的“当下性”特征需要注意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当下乡村经验，二是新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提供的“新”。老作家陈荒煤先生曾提出：“文学是人学。写人，创造出生动真实的人物，是不可违反的创作的规律。”作为人学的文学能够也需要去传递一代人的人生经验和精神体验，这样才能“创造出生动真实的人物”。而当下乡土小说存在的“农民性”表现不足的问题，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作家当下乡村经验的匮乏，不了解当下乡村和现代农民如何能够创造出生动真实的新农民。
今天我们对于地主的认识更为理性、完整，在阶级和欲望之外开始从个人人性特征以及历史角色等方面进入地主形象的塑造。莫言在《地主的眼神》中提出：“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这种超越阶级单纯从人性的善恶来认识地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阶级和人性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地主的历史角色和社会职责。在一定历史阶段地主一直承担着乡村“守护者”的重要职责，他们维护乡村稳定和伦理秩序，在灾荒之年应无偿履行“互惠原则”和“再分配机制”，保证村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归根结底维护乡村就是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当然权势会刺激人的欲望也会助长人的欲望，很多地主在权势和欲望的蛊惑下会去破坏乡村规矩，关仁山《麦河》中的张兰池、安琪《乡村物语》中的卞之通、赵德发《缱绻与决绝》中的宁学祥、谈歌《家园》中的古鸿光等，这些地主都贪婪无度、巧取豪夺，甚至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以粮换地，严重破坏乡村秩序，引发乡村危机。客观来说这种地主的行为经常会令自己陷入困境甚至家破人亡，绝对不是地主应该表现出来的常态。
三、 新乡土写作的“间性”特征
所谓乡土小说的“间性”特征在这里我们定义为中间性，主要包括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表现出来的中间性，以及中国农民的现代发展在身份上表现出来的中间性，同样还包括乡土作家和乡土小说的中间性特征。而今天乡土小说表现出来的问题和困惑往往都与这种“间性”特征有关，并最终导致了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农民的未来预期、乡土写作的“新”都在一种未完成状态下表现出“瞻前顾后”式的游移。
在文化上中国乡村处于传统乡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前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化间的双向拉伸之中，传统乡村恋土重农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勤劳、善良、淳朴的道德规范，这些曾经的乡村“黄金法则”开始瓦解，而新的乡村文化在重建中又尚未完成。
现代乡村的“间性”特征从麻庄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晰看到，首先土地不再是麻庄人生产生活的核心，农业只能解决麻庄人的温饱，无法满足他们发家致富的需求。于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麻庄人先后走上了开发煤矿(《富矿》)，开办砖厂、鱼塘和农家乐旅游业(《后土》)，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福地》)的道路，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而农业的衰退直接导致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道德伦理的衰退，体力劳动以及与其相关的勤劳等道德品质在麻庄开始弱化，这一传统道德伦理的危机在麻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麻庄守护神官婆转世的麻姑嫁入矿区，丈夫死后她不愿回到麻庄从事农业劳动，于是滞留矿区，最后沦为人尽可夫的“大洋马”。与麻姑一起堕落的还有麻庄，疯狂的财富攫取令麻庄人彻底迷失，卖淫、占地贩煤不一而足，金钱成为新的道德标准，麻庄最终应了萨满的预言沉入地下变成“一片汪洋”。转型中的乡村逐渐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民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迅速分化，农民内部阶层分化严重，《后土》中麻庄新建的“小康楼”如同贺享雍《土地神》、梁鸿《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上塘书》等作品中的“新村”一般，从经济上将农民拉开距离做出区分。尤其在农民工“走出去”和现代化、城镇化“走进来”的双向作用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遭遇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强力冲击，改变在所难免。
四、 中国乡村“大”故事与新的“中国故事”
新世纪的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代，新乡土写作需要把握时代讲述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这里的“大”不是指事件发生的程度而是指事件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针对的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这些“大”事件影响甚至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其重要性有待历史的进一步评估，可以说这是事关乡村的“中国故事”。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写的便都是中国乡村“大”故事，《富矿》写的是乡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伦理秩序间的矛盾，《后土》写的是乡村政治生态和绿色发展问题，《福地》写的是百年乡村的发展史和精神史，它们几乎决定了中国乡村能否发展、如何发展和走向何方的问题。
注释：
①对于“新时代文学”的界定可以参考李云雷的《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人民日报》2018年2月6日，文章从人民性、文学规律、文化自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做出归纳总结。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李明：《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⑤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⑦刘云：《艰难的历程——论“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农民立场》，《文教资料》2007年第7期。
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⑨荒煤：《新世纪的文学要真正站起来》，《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⑩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河北日报》200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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