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炜

一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吧，我从爷爷的一个柜子里倒腾出了几本小说，有《明英烈》《杨家将》《七侠五义》等等。这些书我看得津津有味，连吃饭的时候都在看。这些书不够看，我又满村子找书。那时候村里的小人书特别多，像《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啥的，被一遍遍翻得卷了边。再后来，不知从谁那里传出来一些苏联的作品，《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书我也看得不亦乐乎。之后，《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也冒出来了。为了找书看，我像一只老鼠一样，在村里到处翻箱倒柜。我甚至在一个本家的床底下翻出了一本精装的《金瓶梅》，竟然也照看不误！

　　那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

　　我的文学启蒙就是在这时候完成的。

　　那时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叫温传安，很年轻，刚从枣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并分配到镇上的中学。他很喜欢文学，动员我们订阅了《小说月报》和《散文》，还成立了一个名为“野坡”的文学社，创办了油印的《野坡》杂志。我的第一篇小说《家族》就发表在这本油印刊物上。当时，温老师对这篇不足五百字的小说大加赞赏，不但在几个班级里朗读，还说要推荐到枣庄学院的刊物上正式发表。现在想来，《家族》不过是一篇尝试之作，它的意义也仅仅在于找到了一种超越作文抵达作品的语感而已。

　　这之后我进入了高中，到了枣庄县城，每周背着母亲特意给我烙的煎饼卷子和腌制的咸菜疙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村子和县城之间。在高度紧张的学习之余，又陆陆续续读了《围城》《白鹿原》以及《废都》等流传一时的作品。这期间所写的东西却不多，只在枣庄广播电台的文艺栏目发表过几篇不很像样的散文稿，仅此而已。

　　进入梦想中的大学，自由的时间多了，恨不得把宿舍搬到图书馆。图书馆满墙浩如烟海的书籍，吸引着我去狼吞虎咽。中国作家不用说，单是外国文学，什么自然主义的左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以及福克纳、毛姆、梅里美……我都读了个遍。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发力短篇小说写作，先后发表了《民间传说》《母亲的天堂》等，基本上都是在写乡村。写作《民间传说》的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小说抄写在方格稿纸上面，投给了东北的《青年文学家》杂志，发了个头题。《母亲的天堂》我写得很苦，主要是情感上比较难过。它先是被学校里一本文学社团的刊物排成了铅字，我拿到刊物后就把刊载它的那十几页剪了下来，砸了个书钉就寄给了天津的《小说家》。这篇小说很快就发表了，是“大学生小说”栏目的头条。后来，它还被收入了谢冕先生当年主编的《2001中国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大学三年级时，我的第一部小说集《五月的爱情》出版，也把这篇小说作为主要作品收了进去。但我此后却并不愿意多看这篇小说，原因很简单，它写得太苦了。

　　2000年的暑假，我又写了一篇中篇小说《胡音声声碎》，也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那时候《芙蓉》杂志正在大力推出“70后”作家，开了一个专门的栏目。我便把这篇小说给了他们。小说刊登出来以后，编辑部给我转来了几封读者来信。在我工作的大学，也有几位教授写作的老师读到了这篇小说，都说不错。这鼓舞我继续把这一类的小说写下去，并且萌发了写长篇的念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长篇崇拜。最先写的就是大学系列，即《大学.com.狼》和《大学.com.羊》，都不是很长，十来万字的小长篇。这两个长篇加上后来的《大学.com.城》构成了我的第一个长篇三部曲“青春三部曲”。从此，长篇小说便成了我的主要着力的创作方向。

二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的写作上。

　　创作一部矿区小说的想法，缘于一次偶然的邂逅。那一年的冬天，我来到了苏北一个废弃的矿区。据说，这个矿区曾经很繁华，但现在已经非常破败，只能从那残存的尚未倒塌的几栋楼房看出这里曾经有过的“现代化”的痕迹。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在这样破败的房子里，还依然零散地住着当年的矿工。这让我很是感慨。我想起了《红楼梦》，想起了“繁花落尽君辞去”的大观园。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安静的小角落里，我轻轻地敲击着笔记本电脑键盘，麻姑和笨妮以及矿区工人的形象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笔下跳跃着，歌唱着，悲伤着，愤怒着……她们各自向着自己的人生方向奔跑。因为准备比较充分，在写作《富矿》时，进展非常顺利。随着人物命运的展开，一个曾经繁华的矿区样貌在我笔下逐渐复原。为了呈现出苏北矿区的特点，小说从麻庄煤矿建立伊始落笔，写到它发展壮大，直到最后逐渐衰落。在写作过程中，思路越来越清晰。我给这部作品的定位是通过写矿区来写人，矿区只是一个大背景，是人物上演人生悲欢离合的大舞台。小说最终要展示挣扎在矿区文明和农业文明夹缝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尤其是女人的命运。我很清楚，这部小说一定能写得好看。矿区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男人世界里突然出现几个乡村女人，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女人世界里突然冒出来一个贾宝玉一样，那一定会是好戏连台。

　　晚于《富矿》三年问世的小说《后土》，其实早在2002年冬天就开始动笔。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徐州的冬天一般都是很干爽的，但那个冬天却是少有的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湿冷天气。从2002年的初稿写作，到2012年定稿，《后土》可谓十年磨一剑。反复的修改缘于我对这部作品的珍惜和重视。这是一部向家乡致敬的作品，反映的是生活在苏北鲁南大地上父老乡亲们的生活。这部作品要对得起这片热土，也要对得起十年的磨砺。这样的想法让我无法轻易给这部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所以把这部小说打磨了这么久，迟迟不出手，除了对于语言和细节方面的不满意需要琢磨以外，主要的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结构。长篇小说是特别讲究艺术结构的文学体裁，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在结构上没有创新，那就很难说是一部好小说。《后土》一开始的结构很平常，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章节体，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色，也和这部小说的乡土气息不相符合。就这样被困扰了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在2012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了解决——我突然想到了二十四节气！而这部小说的初稿恰好就是二十四章！再看看小说的时间跨度，基本符合二十四节气的时间设置！或许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是多么兴奋！直到现在我都把这看作一种神启。

　　和《富矿》《后土》一样,《福地》写的依旧是苏北鲁南的一个小村庄——麻庄。所不同的是,《富矿》里的麻庄指向的只是鲁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子,其文学的“容貌”并不是那么清晰,那里的一切基本上是鲁南农村所共同拥有的。《后土》里的麻庄，其面貌就更加清晰了，甚至有了不少村庄的表情，其悲伤，其欢笑，跃然纸上。而《福地》里的麻庄，其地标意识更强，那里所有的一切物质存在和环境布局,几乎都可以在我的家乡找到些许印证。

　　在《福地》的创作中，我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开明乡绅形象——老万。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乡绅往往多是反派角色，他们不但欺压百姓，还祸国殃民。但老万作为一个乡村士绅，具备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所有自觉。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历史的叙述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披沙拣金的工作，而文学，尤其是小说，却不能忽略这些个体。或许这些个体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老万这一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在鲁南的抱犊崮山区，像老万这样的开明士绅并不少见。所以,在那历史遗漏之处，正是文学出发之地。这倒不是说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文学完全可以提供给读者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有别于冰冷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是有温度的感性存在。历史常常喜欢关注整体和大人物，而小说则常常在个体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兴奋点。

三

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狼王》是在2008年前后开始写作的。此前，“乡土中国三部曲”刚刚完成了前两部《富矿》和《后土》的初稿。我的写作习惯是一个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初稿完成之后要放一段时间，把它们锁在抽屉里，让它们沉睡一些时日。在这些日子里，我会写一点篇幅较短的作品。于是，就有了这本小说集。

　　时间回到2008年的暑假。

　　我应邀参加学校组织的赴江苏盐城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间隙，我们去了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保护区位于江苏省东部的黄海之滨，占地面积4万亩，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野生麋鹿种群数量最多并拥有最大麋鹿基因库的自然保护区。这里的地貌由林地、芦荡、草滩、沼泽地、盐裸地组成，属于典型的黄海滩涂型湿地。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了成群成群的麋鹿。记得那天天气不是太好，到保护区的时候还落起了小雨。在蒙蒙细雨中，我们进入了保护区的核心地带。

　　我们坐在保护区的游览车上，听讲解员介绍说这里孕育着种类繁多的动物。谈话间，一群麋鹿出现在不远处，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头高大英俊的公鹿，看上去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这就是传说中的鹿王。跟在它后面的是三四十头母鹿，体态丰盈，顾盼生姿。据说，每年的五六月份，保护区内所有的成年公鹿都会进行激烈的角逐，为当上鹿王，争夺唯一的交配权而战。其打斗场面十分壮观、激烈，有的是在树林里角逐，有的则是在湖水中顶斗，获得胜利的就将成为一个鹿群的王，坐拥“后宫佳丽三千”。这些，触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很快就构思了一篇以鹿王为素材的小说，这就是小说集的第一篇《鹿王》。这个有感而发的小说，反映的是王权思想的泛滥。有了这一篇以后，写一个系列动物小说的想法接踵而至。于是，我又写了《狗命》。

　　《狗命》很大程度上是一篇虚构之作，或者干脆说是一种主题优先的写作，是一条流浪狗克服千难万险寻找主人最后醒悟的故事。《狗命》所阐释的是摆脱奴性，如何避免走向“奴役之路”。写完《狗命》，感觉关于狗的素材还没有写完，有些思想也没有完全传达，于是我又写了一篇《狗殇》。这篇小说比较特殊，它取材于我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生活中我确实养过一条狼狗，而且是军犬的后代。正如小说里所写到的那样，这条狼狗来自村庄旁边的农场。那里原来是一个国营的苹果园，后来就变成了部队上的一个农场。我父亲在农场里干活，有一天突然抱回来一条小狼狗。我们一家和这条小狼狗建立了很好的感情，《狗殇》这篇小说的原型就是它。

　　与《狗殇》不同，《狼王》则是完全的虚构之作，这篇小说试图通过以狼的繁衍和消失来反观人类的命运，对人本身的蜕化尤其是野性的缺失充满忧虑。在我的家乡枣庄抱犊崮山区，原来是有狼的。抱犊崮山区是沂蒙山脉的一部分，可以说这里是真正的深山老林。随着人类的繁衍，“文明”的发达，这里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大型野生动物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殆尽，只留下莽莽苍苍的丰茂山林。当然，这不是个案。全世界都是如此，许多大自然的野生动物都进了动物园，进了牢笼，被圈养起来，也渐渐失去了野性。动物身上的野性消失了，我们人类身上的“野性”也慢慢被所谓的文明磨平了。我曾有机会去过甘南藏区，深深地被那里的野性风光所吸引，也由此对现代文明推土机一样推掉了我们本有的野性充满了担忧。《狼王》的写作，就是一曲野性的呼唤之歌。

　　《猴耍》是整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其创作灵感来自观看路边耍猴的经历。在苏北鲁南的城乡接合部或者农村，耍猴的把戏经常见到。通常的情形无非是主人敲着一面破锣，手里牵着一只猴子。猴子在主人的呵斥之下，做着作揖、翻跟斗等动作，以此博取一些小孩子的欢笑和大人们的讥笑。短篇小说《猴耍》即取材于此。小说所写的既是耍猴，更是耍人。在这个眼花缭乱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可能成为被耍的对象。

　　总而言之，这本小说集表面上看写的都是动物，但骨子里写的都是人。写动物是为了写人性，这是贯穿这部小说集的一条红线。

四

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我再一次到了美国爱荷华大学。与上次以作家身份访问国际写作计划不同，这一次我主要是去考察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学习创意写作。“转型中国三部曲”的后两部《桃花源》《理想国》的初稿就是在这期间写作、修改完成的。此时，距第一部《乌托邦》的创作(2008年完成，以《中毒》为题发表在2009年《小说月报》原创版)已经有八年了。这个三部曲目前正在发表或出版中，关于它们，我想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详细阐释。

　　回头看去，近二十年的小说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痕迹。无论这些作品的命运如何，她们都是我曾有过的充盈。因此，我爱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