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超宇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领域，以农业生产合作化为主要表现形式。1953年冬，在亲自参加过生产、分配、扩社、并社等工作后，赵树理开始动笔写作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像之前写过的作品一样，《三里湾》是赵树理的又一部“问题小说”：

　　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

　　“扩社”和“思想批评”两个问题，分别对应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是改造制度(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改造人。”赵树理要对抵触者进行批评，那就意味着制度改造，即“扩社”已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前提，问题的核心落在了“改造人”之上。赵树理指出：“原来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正是为了逐渐消灭那一面。但是那一面不是很容易消灭的。”这个说法印证了列宁的观点：“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革命时期，农民阶级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斗争和改造的对象主要是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土改的结束标志着地主阶级的覆灭，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景的映照下，曾经的革命依靠力量——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被暴露出来，与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冲突；而个体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也会成为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阻碍，正是这个问题使赵树理感到“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不过，与过去那些以问题解决为结尾的作品不同，《三里湾》虽然采用了赵树理惯用的“团圆”式结尾，但那“不是很容易消灭”的一面仍然潜伏在小说的各个角落，与“花好月圆”的结局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本文试图以《三里湾》和关于《三里湾》的多篇创作谈为中心，结合赵树理的其他小说作品，将农民“改造”问题重新问题化、复杂化，其中或许包含着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困境和症结。

一

小说开篇回溯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旗杆院的历史，它的旧主人地主刘老五已经因为当汉奸被枪毙，这标志着曾经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已经成为历史。如贺桂梅所言：“(三里湾)并非老中国的乡村，小说开篇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三里湾村，是经过了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和作为新国家构成部分的‘模范村’。这是已然经历了‘革命’运动的现代乡村。”“枪毙”划开了旧中国与新中国、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赵树理说过：“人是能改造的，除枪毙的以外都得改造。”这就意味着在地主阶级成为历史之后，农民阶级的改造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具体到反映农业生产合作化的《三里湾》，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就成为农民是否需要接受改造的判断基准。赵树理曾多次声明：“《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资本主义“对农业生产合作化是一种离心力，……为了批评这种离心力，我所以又写了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袁天成夫妇、范登高、马有翼等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成为这一组落后人物的标签，其中表现最为明显，并且被多次明确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村长范登高。

　　

　　党没有辜负灵芝的希望，面对灵芝难以挑出毛病的言论，张永清和王金生都以“党”和“群众”对举的方式，指出了范登高的言行已经落后于群众的事实，在入社问题上，范登高又摆出了中央规定的“自愿原则”，而其他党员针锋相对：“自愿的原则是说明‘要等待群众的觉悟’。你究竟是个党员呀还是个不觉悟的群众？要是你情愿去当个不觉悟的群众，党可以等待你，不过这个党员的招牌可不能再让你挂！”这一句话“整住”了范登高，也让范灵芝“暗自佩服”，但研究者敏锐地发现，其他党员表达的意思是：

　　

　　

二

　　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援，马有翼和菊英两个团员在家庭中就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了。《三里湾》对马家院的塑造，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封建堡垒”的模样：

　　只要天一黑，不论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得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人须得把上下两道栓关好，再上上碗口粗的腰栓，打上个像道士帽样子的木楔子，顶上个连榾柮刨起来的顶门杈。

　　

　　

　　

三

在与何科长讨论扩社时，张永清谈到马多寿与王申老汉的不同：“糊涂涂是财迷，申老汉不财迷。到了扩社的时候，我保险说得服他！”后来王申老汉的入社过程果然非常顺利，以至于小说对王申的思想转变过程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信息，我们只能从书中的零星描述对其转变过程进行还原：王申老汉“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他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前文提到，通过独立劳动致富是大多数农民的思想，像王申老汉这样的老中农其实是占据人口多数的典型的中国农民。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农民阶级常常被批判为“自私自利”，但利己实在是全人类的共性，真正的区别应在于利己是否有节制，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王申老汉不像马多寿那样财迷，没有损人利己、“主张个人发财不顾别人死活”，只是向往着一种自力更生、满足温饱的安稳生活，这样一种善良的愿望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的。早在抗战期间试办互助组时，中共已经意识到对王申老汉这样的农户应当顺向引导而不是逆向批判：

　　

　　

　　

　　

　　

　　

四

以上我们逐一讨论了小说中不同类型人物的入社过程，根据小说的诸多细节推论，这些人物的思想似乎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期待的“不只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反而使《三里湾》的大团圆结局露出了裂隙。

　　对此，赵树理不是没有意识到：

　　

　　可见在赵树理看来，所有制的转变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如果故事写下去，落后人物的思想残余还是会表现出来：

　　

　　

　　

　　

　　

　　

　　因为写“转变”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和套路，而如何突破这一程式，赵树理还暂时没有想好，根据作家的表述，不写范登高的转变似乎成了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但形式问题背后往往是对相关内容表述的困难与焦虑，目前范登高的“半通不通”与“负气”，显然与理想的“进步”状态还相去甚远。而以赵树理目前的思想，也还难以想象出一条符合范登高本人的转变之路，即使寄予了希望，作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注释：

　　①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

　　②赵树理：《与读者谈〈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③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④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⑤赵树理说过：“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参见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⑥由《三里湾》改编的电影题为《花好月圆》。

　　⑦贺桂梅：《〈三里湾〉与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书写》，《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⑧赵树理：《在长治市黄碾公社党员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会上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⑨赵树理：《谈谈花鼓戏〈三里湾〉》，《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⑩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