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18日，已经从重庆来到香港的萧红，在给好友华岗的一封信后的附笔中写道：
附上所写稿“马伯乐”长篇小说的最前的一章，请读一读，看看马伯乐这人是否可笑！因有副稿，读后，请转中苏文化交曹靖华先生。
信中所说的是萧红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写的是主人公马伯乐在抗战中不断“逃难”的经历，全面而具体地呈现了马伯乐在抗战中的日常生活。抗战以后，如何认识自身与生活的关系，如何表现“战时生活”，作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1938年1月，在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社的座谈会上，专门对这些问题做过讨论。这次座谈会，除了胡风，还有萧红、艾青、丘东平、聂绀弩等人参加。会上，针对“生活问题”，艾青认为作家“和生活隔离得太远了”，“作家和生活隔离了，作品也就和生活隔离了”，因此“我们底想象还不能达到现实生活的深处”。对此，萧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她并不认为只有投入战场参加实际战斗才是战时生活。战争发生以后，作家并没有“和生活隔离”，她以“躲警报”为例，认为“这也就是战时生活”，并在接下来“作家与生活问题”这部分的讨论中，继续举例：“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抗战带来了“新的生活”，在萧红的理解中，房东姨娘的内心情感因战时警报声而与特定时代建立起关联，战时日常生活因此获得了一种普遍化与公共化的表达可能。这是萧红独特的文学感知方式，她与其他作家们的分歧和争议，不仅关乎对“战时生活”的不同理解，更涉及感知时代与理解历史方式的巨大差异。
萧红给华岗的信中提到的《马伯乐》，在这次座谈会三年后出版，对如何表现抗战以后的生活作出了回应。小说开篇第一句便是“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从一开始就提示出小说中的抗战背景，主要写的是抗战发生之后的故事，有意识地将小说的叙事置于战争时代。抗战带来社会流动性，“迁徙”成为抗战中的作家们最重要的文学经验之一，在“漂泊者”萧红这里更是一种切肤性的体验。在这部小说中，萧红便让马伯乐辗转于多个城市。马伯乐始终带着一种“逃难的哲学”，自我意识状态在不断回落中循环往复，这使得他在战争的时空流动中未能获得内在觉醒，更无法成长为一个新的主体，小说也因此失去了历史意义远景。但萧红在那次座谈会上对“这也就是战时生活”的阐发，为我们解读《马伯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萧红选择在日常生活的情景中展开叙事，常常铺陈开繁复的细节描写，马伯乐的“逃难”因此获得了一种战时日常性和现实感。《马伯乐》由此再现了萧红写作《生死场》时所展现的“蚊子似”的最低日常生存状态，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独特的“战时生活”的历史图景，这使得萧红贡献出了对战争独特的表现方式；而小说中“极深切的讽语”与漫画式的笔调，不仅作为独特的诗学方式“映照当前这个不平庸的时代”，同时表征着萧红对战争中的个人与外部世界的“成长”问题、日常性经验的功能，以及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特有的历史性理解与反思。
一、 战时迁徙与“逃难的哲学”
战争造成了大规模的迁徙，《马伯乐》处理的正是战时迁徙经验。“迁徙”意味着空间与时间上的变化，成为战争语境中日常化的经验。迁徙经验不仅为写作带来新的内容与形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巴赫金将“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称为“时空体”。他指出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马伯乐》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时空结构，战时地理空间的转移带来新的见闻与视野，但马伯乐的内心意识并没有随着空间的转移而改变，小说在结构上展示出鲜明的“动”与“不动”、“变”与“不变”的对照。萧红在小说的第一部中的章节设置饶有意味。第一部有三部分内容，开篇第一句以“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展开叙事，写马伯乐几次从家“出逃”的故事，对二三十年代常见的如走出家庭、自由恋爱、左翼青年办书店等主题与现象进行了戏仿。在此之后，才有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不论是第一章的开头“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还是第二章的开头“八一三后两个月的事情，马伯乐的太太从青岛到了上海”，都以战争事件的发生为小说提供新的叙事动力。这两章分别从“卢沟桥事件”与“八一三”两个具体的抗战时间节点展开叙事，与第一部分“抗战之前”的内容形成对照。“抗战”由此成为《马伯乐》的结构性因素，萧红在有意识地以对照的视野处理抗战以后个人与时空变化的关系。
抗战以后的“迁徙”，在小说中具体化为马伯乐的“逃难”。“逃难”意味着对生存空间的争取，但马伯乐的逃难是一种不断夸大自我生存困境的结果：
马伯乐很胆小，但他却机警异常，他聪明得很，他一看事情不好了，他收拾起箱子来就跑。他说：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
他之所谓“退步”就是“逃步”。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那里去呢？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
正因为这种胆小而机警的性格，马伯乐才会在“卢沟桥事件一发生”，就“往上海逃来了”。在结构设置的意义上，小说从这里才开始进入正文第一章的叙事。马伯乐从青岛的家中逃难到上海，继而转到南京、武汉，小说还暗示他下一步将逃到重庆，与萧红在战时的迁徙路径大致保持一致。与此相应的是历史时间的推进，明确地以三个抗战进程的时间点为马伯乐逃难的契机，分别是“卢沟桥事件”、“八一三”和“武汉又要撤退了”。小说清晰地展示了抗战以后的时空变动，马伯乐被安排进战时地理空间的转移和以战争事件为标志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是与外部时空的变动状态相对的却是马伯乐内心意识的不断延宕回落。马伯乐在逃难过程中，遭遇过很多困难，“人间无限的虐待，无限痛苦，好像他都已经尝遍了”，但每一次的挫折与困难，都没有变成“成长”的契机，他未能在时空转移中生成新的情感结构和认知方式。马伯乐预想了未来的危机而不断逃难，但是当他真正遇到生存困境时，便失去了行动能力，转而往悲哀处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和消解现实带来的问题。马伯乐认为悲哀“是软弱的，是无力的，是静的，是没有反抗性的”，由此不断地延宕自己的内心意识，从而重新平衡自己的情绪状态。如当“黄浦江上大空战”的炮声传来，真正威胁到马伯乐的生存时，他便开始想：
“电灯比太阳更黄，电灯不是太阳啊！”
“大炮毕竟是大炮，是与众不同的。”
“国家多难之期，人活着是要没有意思的。”
“人在悲哀的时候，是要悲哀的。”
马伯乐照着他的规程想了很多，他依然想下去：
“电灯一开，屋子就亮了。”
“国家一打仗，人民就要逃难的。”
“有了钱，逃难是舒服的。”
“日本人不打青岛，太太是不能来的。”
“太太不来，逃难是要受罪的。”
“没有钱，一切谈不到。”
“没有钱，就算完了。”
“没有钱，咫尺天涯。”
“没有钱，寸步难行。”
“没有钱，又得回家了。”
五四的“启蒙”话语以及抗战的“民族国家”话语，不仅没有使马伯乐获得个体的觉醒，反而沦为某种潮流化的公共表述，这使得马伯乐遮蔽了真实的自我。尤其是在第一部中，小说中激烈的反讽，可能并不完全对马伯乐个人，更多地指向背后一整套的文化资源。萧红关注的是“启蒙”话语的内耗和空洞化问题，并借此展开了关于战时中国文化自新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马伯乐内心意识的不断回落，展现出一种时代征候：战争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产物，本身并不能给予个人重造的可能，如果没有真正生成一种与时代保持互动活力的文化资源，战时迁徙也只能像萧红所说的“一切在绕着圈子”，最终培养出的可能只是马伯乐式的“逃难的哲学”。马伯乐因此被高度内嵌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镜像中，他“逃难”的背后，隐含着通过不断预想出危机来保持个体动能的努力，马伯乐由此深陷失去历史景深的日常性生存结构之中。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日常性生存结构是否能显影出时代的历史性状态？自我与历史的位置关系能否从中得以确立？
二、 “极深切的讽语”：反讽与战时日常生活
伴随着马伯乐的逃难，小说展开的基本上是他在战时有关吃、住、行等日常性经验的书写。尤其是“吃”这部分在小说中占据重要篇幅。不论是在上海吃蛋炒饭、在南京吃烤鸭，还是在武汉吃春卷和未必居包子，小说都通常给予“吃”较多的关注，并以细密的笔调展开充分描写。“吃”成为马伯乐在战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从马伯乐的主观角度上来说，“逃难”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取，而“吃”则是基本生存的需求，萧红由此将马伯乐的“战时生活”降低为对最低生存欲求的满足，这不得不令人联想到萧红早年在《生死场》中所呈现的“蚊子式”的自然生存状态。马伯乐的战时日常生活情景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得以展开：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唯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袜子，鞋或是西装。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装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用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进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三、 如何“映照当前这个不平庸的时代”
1941年11月，“奔流新集”第一辑《直入》中的“每月书话”专栏，介绍了萧红的《马伯乐》：在抗战的四年以来，文坛上也有着不少反映这个大动乱的勇敢的企图和可观的成就，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剧变中，一切新的东西还在凝练的过程，完备的典型的创作，自不得不待之来日，而《马伯乐》的完成，已经足够值得我们的惊异了。
这里的评价，已经将《马伯乐》放在抗战文艺的总体框架中，并试图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文中谈到的“在现实生活的剧变中，一切新的东西还在凝练的过程”，是当年七月派座谈会上对抗战以来的现实生活问题产生理解分歧的重要原因。萧红在《马伯乐》中以她极富实验性的笔调写出了她所理解的“战时生活”。在这种“战时生活”中，萧红并没有预设一个历史远景，也无意于对战争年代人性境况进行探究，她关注的是战时中国社会与时代精神结构的问题。事实上，马伯乐身上投射了萧红太多的主体情感，她将各种失去活力的文化资源在马伯乐身上进行实验，并非是要在抗战中锻炼出一个新的“马伯乐”，而是借助马伯乐生成了一个观察与思考战时生活的一个独特视角，以马伯乐“来映照当前这个不平庸的时代”。到了第二部，萧红将集中在马伯乐身上的视线，开始慢慢投向外部世界，场面性的描写逐渐增多，如写上海梵王渡车站挤火车，抢过淞江桥等。同时也逐渐写马伯乐与他人的关系发展，尤其写了马伯乐与王小姐的恋爱。萧红开始借助马伯乐与身边的人物、环境之间的关系，来折射战争中的中国。尤其是在马伯乐一家乘坐的从南京开往汉口的小汽船上，乘客听船老板关于抗战的言说、宣言的一章中，表现出萧红对战时动员文化的警醒：
听了船老板这样反复的坚强的宣言，人们都非常感动。至于这船的“破”，这船的“慢”，那些小节目，人们早抛开了。只是向着中国整个的远大的前程迈进着。
小汽船就像一个小型社会，有工、商、农、学、兵各行各界的人。船老板原先只是“一名小跑街”，后来通过读“报纸上的社论”，得到“国家民族的印象”，并学会当众发表演说。萧红在这里的笔调几乎从反讽跨越为讽刺。“难船”在这里成为战时中国的象征，但是当乘客准备下船时，却没有人关心它的命运：“这只渐渐丢了螺丝钉的小船，它将怎样能够逃出了这危险呢？它怎么能够挣脱了它的命运？”萧红没有简单地批判，而是在关注中国建设的视野中透视战时中国的文化问题。
余 论
但没有人可以再像萧红一样，能够跟笔下的马伯乐同在“战时生活”之中，在看似无意义的日常性生存中寻找历史形式的痕迹。对于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如何书写抗战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当下经验，如何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一切新的东西还在凝练的过程”的历史开放性与丰富的可能性问题。萧红对“这也是一种战时生活”的理解，或许不仅仅展示出文学对战争表现的多种可能，更关乎萧红自身对所处时代与社会的认知方式与感受结构。萧红所处的战争时代正是一个还在剧烈变动的时代，历史还保持着丰富性与不确定性，《马伯乐》提出了如何认识个人与历史的关联性问题。对于萧红而言，文学创作或许正与时代正处于相互辩证的开放关系之中，由此她在《马伯乐》中才真正写出了一种具有当下现实感与历史感的“战时生活”，并以自己的文学感知方式对所处的战争时代进行了重新理解与回应。
注释：
①萧红：《致华岗1940年7月28日》，《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0页。
②《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记录》，《七月》1938年第7期。
③《马伯乐》(二章)单行本在1941年1月，作为“大时代文艺丛书”，由香港大时代书局出版；《马伯乐》续篇发表于香港《时代批评》，从1941年2月1日第64期开始连载，到1941月11月1日第82期第九章连载结束，全文未完。为叙述方便，本文将1941年1月出版的单行本《马伯乐》称为“第一部”，之后连载的续篇称为“第二部”。
④萧红：《马伯乐》，大时代书局1943年版，第1页。
⑤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空间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⑥萧红：《马伯乐》，大时代书局1943年版，第77页。
⑦萧红：《马伯乐》，大时代书局1943年版，第157页。
⑧事实上，萧红早在1939年时便以《逃难》为题发表过马伯乐“逃难”的故事，这个短篇小说可看作《马伯乐》的“前文本”。参见萧红：《逃难》，《文摘》，1939年1月21日，第41、42号合刊。
⑨萧红：《马伯乐》，大时代书局1943年版，第4页。
⑩萧红：《马伯乐》，大时代书局1943年版，第146～147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