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俊

前 言

近年我一直在进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同时为此项研究搜集、整理和编撰、出版史料，因为该项研究按照立项规定须提交一部同名史著结项，所以也在进行史著撰写，先期还发表了一些论文。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是12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目前除结项成果外，还将出版的有一套8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论稿》等。早几年已在陆续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等相关文献资料。大概是这些原因吧，近年不断有人关心我的工作，其间承教良多，真是非常感谢。师友间有各种提问或商榷，而我自己也在课堂教学及指导研究生科研中把有关批评史研究的想法提出分享、切磋交流，常有意外收获。去年就蒙李遇春教授多次鼓励，遂冒昧以问答形式将有关的问题及思考稍加集中整理，形诸文字，一孔之见，不揣浅陋，借《新文学评论》的篇幅，就教于各位专家、老师。

一、 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及史著撰写的可行性或必要性

从可否角度说，这个问题一般来自当代是否适宜撰史的老问题。大小争论过几次，问题没有解决，但实际的史著不仅一直都在研究和撰写，而且出版了好多部，有的还很有名，比如文学史最有名的莫过于洪子诚教授所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早已成为高校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了。

　　一般而言，历史研究，不管当代还是古代，没理由对研究本身提出成立与否的质疑，问题纠结在“写史”也就是史著撰写是否适宜可行上；尤其是当代史(包括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是否适宜可行，恐怕现在仍有纷争。我的看法是：当代不宜写史，但无碍于写史。此话咋听起来有点骑墙，甚至不知所云。其实理解不难。

　　当代不宜写史，持此论者非我一人。别人不说了，我的看法依据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考虑，就是一般学术规范从基础面上提醒我，当代写史缺乏学术基础，也可以说是缺乏基本的学术可靠性。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首重材料，在材料、方法、观点三者中，材料地位居首。在一般观念中，材料所患多在不足，或新材料之难得，而当代材料却因芜杂汗漫而无从取舍，特别是材料与对象事理的关系本身尚不稳定，历史研究的有机性在材料上也就很难落实。不论研究方法，如此得出的观点又如何能有充分的说服力！新近网络时代，材料方面的混乱程度更有甚于以往，材料的碎片化现象等已成常态，以致在材料的真假上就生出了更多更大更明显的问题，因为相比于纸质材料的考订——毕竟纸媒造假更易露出马脚，一时无法实际鉴定真伪的网络传播材料，更足以使相应的研究如履薄冰，不敢落笔。前几年网上流传的假托光绪皇帝名义的所谓新年诏书，就不仅使社会大众信以为真，而且竟使一些学者也上当跌进坑里，因网络影响耳目心性的力量实在太大，远非三人成虎可比，流布之甚的结果就会闹出大笑话。所以我说，当代材料需要有一个沉淀、鉴别的过程，需要有一个材料与对象事理关系稍加清晰、确认的过程，如此才能有历史研究的学术可靠性。

　　与材料的多杂真假相对的另一种情况也是常态(并非极端)，就是当代材料的严重缺失现象。这大概多见于两种情况，一是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无意识散失，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把当代、当下的材料视为“史料”而加以有意识的保存或收集，特别是因为无从确认哪些当代材料是需要的、重要的或更重要的，以致不经意间就会把可能很重要的材料散失了。比如很多“十七年”文学史料到如今已成稀缺之物，更别说“文革”文学史料了。我曾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当代无史料”的学术误区。传统上多把材料、史料工作归向古代研究范畴，但从开始进行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后，我强烈体会到材料、史料工作首先应该是当代研究的急务。一言以蔽之，史料存乎当代，史料始于当代。

　　当代材料缺失的另一种常见情况估计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因为特殊利害关系使得有些重要且关键的材料处于封禁保密状态，不得公开阅读和使用。这是制度规定所限，很多情况下这是当代研究领域独有的大问题，但也只能无奈了。由此也说明了当代材料的保存、鉴别越发要紧了，更需要靠学术手段整理、呈现、落实当代材料及材料间关系。

　　以上说的是因为材料的基本困难而造成当代写史实为学术上的不宜，当代写史还有一个观点立论上的先天障碍，其困难程度绝不亚于材料问题，或更甚之，即当代研究的政治性是最鲜明、最敏感的，立论多须受到当代政治的规定和限制。其实每一个社会、国家里的学术研究都有政治问题，不同在于政治问题的具体性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密切程度，所以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最是当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日常问题。换言之，如果政治的规定和限制严重影响了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性，包括其中诸如真实、客观、公正等题中应有之义，使得观点立论必须听命于政治功利需要而不能获得学术自由，甚至难免或只能采用歪曲、阉割、伪造史料的办法来达到服务政治的目的，则为当代写史在学术上也就成为不宜之事、无益之举了。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明智且自重的学者务必不要重蹈覆辙。

　　当代既不宜写史，同时又无碍于写史。这就得首先理解所谓写史的含义。一般所谓“史”，具体如文学史，其实我们总在两义上使用。一义是学术观念层面的“史”，治史、写史须有学术史观统领，所谓纲举目张的“纲”，史家须具备统摄全局脉络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历史价值观。同时能够将此史观与历史逻辑的展开合二为一，具备严格的学术规范，即在历史逻辑的展开中体现史观的核心统摄作用，或说是将史观融入历史逻辑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而之所以说这两者属“同时”关系，是为了防止立场决定论，防止先验论的研究动机。史观出自史实、史实间关系、史实关系的价值判断，所以史观之形成也就是历史逻辑的展开过程，这是两者的“同时”关系。显然，这种主观理想状态的写史并不容易获得，或者说写当代史几乎不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另一义是著作形式层面的“史”。观念层面的“史”也要落实、具体化为著作形式而成为可读的史著，不过更多见的则是史著仅为著作形式的“史”，并无统摄的学术历史观或历史价值观，其中的学术规范也经不起考量和推敲。最多见的又是两类：一是教科书性质的史著，作用是一般知识的传播及实际的使用；一是史料的排比编撰，多属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性专业工作，所及领域相对狭隘逼仄。两者相比而言，后者中的佳作或许更具一点学术基础价值吧。由此二者论，我觉得也就无碍于写史了。原因很明了，教科书之类总是需要的，尤其在我们的教育制度规范中，一般知识普及也有应用之用；文献史料更需要不断保存和整理，其他不说，至少可以辅助和推进学术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也使文献史料获得了学术增值。所以我说，当代不宜写史，虽多不足观，也并非绝不可写史；当代无碍于写史，即便期待有限，仍有所可为。

　　当然，顺便一说，我看到的最近于前述理想化的历史研究及史著也有，比如当代学者中的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国内学者葛兆光教授的著作。不过他们都以古代研究为主，余英时教授身处海外，其所涉当代史著当作别论吧。

　　回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写的特定话题上来，我的基本态度也就此出来了，在现有学术生态中，作为一种学术拓展的可能性，当代文学批评史在史料整理和史著撰写方面需要且值得尝试进行。如果再从所谓学科建设——我毕竟还是教师职业——的立场说，当代文学批评史应该获得与当代文学史同样的学术地位——在文学史与批评史(文论史)的对等匹配关系上，相比于古代、现代乃至于外国文学史与相应的批评史(含文论史等)研究关系上，只有当代文学批评史迄今没有可靠的着落，或者说，相比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轰轰烈烈，当代文学批评史在学科专业的地位待遇上显得最为冷清，尽管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却是极度的发达并受到各种重视。从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现实来说，也实在应该适当推进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各项研究才好吧。

二、 如何克服和解决材料之难的问题？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及史著撰写从材料到立论能“站得住”的关键在哪里？

前面我主要从史料、立论角度谈了对于当代写史问题的看法，困难重重，不易达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目标。但归结到著作形式、史料整理、学科发展上，也就是宽泛地理解写史之义、注重专业基础建设，则为当代写史当属必要且可行。这样也就有了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及史著撰写的一些具体困难问题。

　　“奇怪，关小怡的‘画风’怎么也变了？”詹寻朝关小怡的背影耸耸肩，看向小助手时，眼中却带着更多的喜悦，“清朝究竟是怎么看待海洋的呢？这样吧，我们先从台湾问题开始聊……”

　　如上所说，首先也就是材料的困难。这里我想从不同前述的侧面来谈，先抽象后具体。任何研究包括治史、写史、编撰当代文学批评史，总以材料为先，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材料是为立论服务的，材料首先是现象分析、问题思考、逻辑推理的凭借，或者说材料是整个研究的主要实际依据。由此，我把材料之用之义分解成四个层次，或四种意义，即一为求真，二为求解，三为求义，四为求价值实现之度。

　　求真是材料的第一义和基础价值，其中，材料本身须为真，即真材料；次则是用真材料获求对象、事理的客观真相。这应该是关于材料之用的首义。求真主要面向客观，但治学写史的动因并非为客观而客观，必有现实的甚至切身的主观动因，即求真至少是为了回答或说明某个具体问题，就是对于特定问题的求解。求解就是用可靠的材料通过逻辑关系获得问题的合理解释和充分理解。求解需要更多的智力劳动和更强的综合能力，比求真体现出更明显的主观性，研究成分更为丰富充实。求义是在理论上更进一步，从具体对象中跳出来，也就是超越具体对象或问题的确认及求解，寻求研究的抽象性、一般性意义，提升相关的理论认知水平。这是专业研究里很高的境界，多数并不能达到，但悬为目标却是必需的，否则研究的意义或目标追求就如画地为牢，仅具个案价值了。所谓求价值实现之度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深广度追求。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会如逻辑理性所分析的那样条理化、理想化，总有各种参差发生，不可能为求形式而伤及内容或主要目标的实现，须得有一种在更高价值层面关照下的利益、利害关系考虑来决定具体研究的推进和走向，以获得具体研究价值实现程度的最大化。由此也可见，“四求”并非各自孤立追求，而是同体连枝、荣损相依的关系，从材料出发而达到研究的最高目标。这是抽象地谈材料之用之义。其中次第也是依据相应的困难程度之差。

　　稍具体一点谈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材料问题，我想也可从困难的反面，即材料优势上着眼来看，这也是希望对材料的着手能有点好处或启发。以上多是从困难角度谈材料成立及应用之难的，但有一点绝大的甚至无可比拟的材料优势切不可忘记了，那就是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来说，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应该是最为直接、最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说，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够获得当代文学批评所有实践活动材料的全面支持。这是当代写史困难中能最见优势的所在。无论如何这总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有利很多吧？这也是我们应该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及史著撰写抱有信心的基本前提——总有可能破解当代写史中的材料之难问题。

　　接着的具体操作问题就在眼前了。在材料、方法、观点三者中，如果说前后两者的障碍最大的话，那么居中的方法之环就不能不担负起组织、协调的枢纽责任。如上所说，材料、立论如此之难，但同时因有材料之难的破解之道，具体方法的采用及实施策略就成为研究之可行与否及成败的关键。就此而言，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最能见出研究者的学术智慧和个性。尤其是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现象来看，批评主要针对创作现象，批评具有文学现场的直接性、具体性、评价性的特点，兼有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性质及色彩——批评不完全是理论，更多体现的是具有理论背景的审美经验。也可以说批评思维及其表达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性，可以抽象为理论，也能诉诸一般感受。因此，批评一方面显得并不稳定，可能趋向歧义；另一方面批评最能显出审美经验的特色，最能张扬文学研究的个性，也就是我所强调的批评研究中具体方法的采用及实施策略的关键性作用，即关键在于怎样具体实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法。无论怎样，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更多学术生产力、学术资源的投入，使研究领域更加深广，研究者各逞其能，大有可为。

　　材料和方法都是基本面、基础性的考量问题，真正能够使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站得住”的标志，主要是看批评史是否能够获得学术独立——批评史能否区别并独立于文学史。伸言之，当代文学批评史从当代文学史中脱身而出，获得自身在基本材料、研究路径和逻辑、观点立论方面的整体独特性，是其学术身份及研究地位的主要成立标志。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我们必须建立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自身研究逻辑和学术系统，防止被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模式所支配或淹没。在我们自身的学术实践中，最感痛苦的就是几乎不能摆脱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不能摆脱文学史研究的思维惯性，甚至不能摆脱文学史的材料束缚，最后也不能摆脱文学史的基本结论。如此，批评史研究意义何在？价值何在？当代文学批评史岂不成了文学史的一种注释系统，甚或一种摹写翻版？显然，如果不能走出、破除文学史的笼罩或蔽障，批评史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自身的学术觉悟及独立地位。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史著撰写上的主要学术挑战或困难。目前看，这个挑战或困难还远没有过去。我近年主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研究及同名专著撰写，也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学术实践，只是结果未必令人满意。

三、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规范性和学术增长性有何特点又如何体现？

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批评现象。狭义地理解文学批评现象，则主要是指有关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现象。一般而论，应该可以包括有关作家作品及批评的宏观面现象，这就不能简单一概而论，而须针对具体情况作个案处理。比如，有些主要属于文艺理论话题、古典文学研究问题、世界文学译介现象、一般学术文化或其相关的思潮现象等，很有可能甚至必须纳入批评史研究的范畴和视野中。也就是说，只有对批评现象做出一个相对明晰的对象范围规定，在材料取舍上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和使用原则，批评史研究才能在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现上焕然一新，以自家本色面目示人。

　　我的这种说法也可能语涉夸张了，学术上的可能性的实现程度有赖于思想逻辑的可靠性和经验常识的可信度。文学批评处理的是直观审美的感性材料，文学批评史则是将审美经验的逻辑表达进行再度的理论化特别是历史逻辑化的处理。在此过程中的学术规范和逻辑思维将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技术程序保障，否则不仅会一团乱麻，语无伦次，而且还会连带拖累文学批评内含的思想和理论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史研究所处的多是“事后诸葛亮”地位，已经有了实践后的答案。不过许多表面上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也很有可能只是历史的诡计，真相、真理并未浮现，反而假象蔽目，陷阱坑人，常见的比如因为材料的缺失而使得真相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半遮半掩甚至虚晃一枪，信以为真就是自己心切上当了。所以，既然面对的是经验性的感性材料，将之诉诸经验常识的检验也应该是批评史研究本身的主观需求。如此，归结到底，研究者的审美经验积累和审美修养水平，必须达到驾驭批评史对象的能力要求，拥有相当高度的直观把握和鉴定能力，而绝不仅是拥有纯理论的知识和教条思维。这或许是人文尤其是文学批评研究对于研究主体能力的独特性、个性化要求，与一般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区别吧。

四、如何思考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及史著撰述的主体框架及学术路径？

具体的学术实践和操作路径当然也是从整体性的思考中来的。从我以上的说法中已经可以看出，我以为在宏观上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所谓当代文学批评(史)系统，当代文学批评(史)几乎是整体性地存在于当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结构生态中，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是受其牵引、制约乃至支配的。但从专业学术的角度看，我们须从宏观整体之中分析出相对专业性的当代文学批评对象，并建立与之具有逻辑关联性的历史系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体现自身特点的研究领域，由此成为一种范畴相对明确的专业学术形态。也就是说，只是为了学术研究得以具体进行，我们才须有一种策略性的设计和选择，这是我们强调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路径选择重要性甚至必要性的理由，也是我以上几乎所有讨论的前提。那就还得照样从整体性观念和具体研究策略两方面来接着谈。

　　最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将当代文学名之为国家文学，或国家文艺。这是我对当代文学政治性和结构性特点的概括。何为国家文学？我以为在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设计及规定上，必须直接或主要受制于国家权利支配、以国家权利资源为基础和主导的文学，包括文学生产过程、文学评价机制、文学生态系统等，就可界定为是一般或典型意义上的国家文学。国家文学的要义和关键在于国家权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拥有且行使着对于文学的全部主宰性。这个概念是从当代文学(批评)所处的社会宏观生态生发概括而成，着眼于整体性考察的立论，并不含括全部可能存在的个案；同时，它实际也是一种对于当代文学的结构性生态特征的描述，并不一定牵涉或指向价值判断。简言之，这主要是一个倾向于价值中立的用于现象描述和逻辑分析的学术概念。

　　国家文学对于文学批评当然产生规范性要求或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规范性，乃至“政治决定论”所生成的历史面貌、发展现状及其合理性。我们从包括文学思潮起伏、文学批评重要案例等现象在内的一般文学史视野来看，几乎总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在这些相对重要的文学现象背后起着牵引、制约、支配作用的可纳入政治决定论范畴的根本性因素的存在。如果单就文学批评现象来看的话，那么，下面的这句话应该没有什么事实上的冒险性：所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包括有影响的个案、批评思潮等)都内含文学和政治的自觉对话结构——政治或是源起驱动力，或成为批评活动的归结要素；或是强力介入干预、发挥导向作用的力量，或是决定过程规模、现象性质、奖惩赏罚的幕后操纵者，所有这一切的表现方式，都取决于当时情势考量的策略选择。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结构及表现形式、内容特质，已经内化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本能性格，或称“内生性格”，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在自身实践中表现出的或无法挣脱的自觉意识。由此，一般所谓的政治及社会等外在因素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我把国际或世界性因素也包括在内，但不做实际讨论，免得复杂化——实乃当代文学批评的内在活动。当代文学批评史对于社会政治宏观面的相关考察，应该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自身的题中之义。这是我从国家文学的制度规范性特点中获得的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认识即国家文学的观念及其理论展开，对我的研究逻辑的建立和研究路径的选择有决定性作用。

　　余英时先生在强调自己注重“内在理路”研究的原因时，说是为了破除现代的各种决定论，但他绝非因此否定或抹杀外在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并非视“内在理路”为唯一决定因素。内外之别的倾向，无非着眼于对象研究的特殊性或具体性的要求。“内在理路”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自身逻辑，防止外在决定论对于研究对象的同质化处理，具有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觉性的思考。而当代文学批评的特点则表现为，“内在理路”与外在影响实为二而合一、一体两面的共同体——当我们力图呈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内在理路”，即其特定面貌、存在方式、逻辑脉络诸特征时，必须同时考虑所谓外在影响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内在理路”是外在影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但是对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呈现研究对象“内在理路”的学术诉求，包括其方法、阐释和论述，无疑是我们的专业研究主旨。没有相对独立、明晰的当代文学批评史逻辑的建立，这一研究的成立理由和理论价值就直接陷入了缺如之境。因此，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挑战首先就在于面对内外合理兼顾的困难。具体而言，在国家文学的视域中，当代文学批评史如何处理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如何处理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归为一点，在政治和文学史的重重“压迫”下，如何呈现并建立批评史的特定面貌和流变逻辑？这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而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回到最早讨论的话题上，材料工作一旦开始，研究的主观能动性也就开始发挥作用。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学术主观意志与研究对象搏斗的过程。而最后呈现的则是主观意志与对象的合体。我想说的是，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既是一部资料集，也是我们以史料编年——或曰散点序编——方式呈现的当代文学批评的面貌特点、流变轨迹和关联(逻辑)要素。而刚完成不久尚待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专著则是史著形式的系统演绎和归纳概括，它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还有待于观察和检验。借此机会先向同道表示请教之意。

　　以上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话题范围内答复有关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并无太多必要琢磨创新或方法之类的问题，直接或大致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古典文学学科的方法、范式就能明显获益，因为我们自己的这门学科太过青涩了，距成熟之期尚远。不说当代是否宜于写史，当代的任何研究都不过是尝试性的，或曰“试错性的”，在错误的可能性程度上，当代之学几乎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先天性错误”。有鉴于此，我们在有学术勇气的同时，更须有谨慎学习、虚怀若谷的态度，而后者恰是我们怀有自信的表现。我们不妨共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