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凯：你怎样认识诗人，定义诗人？孟 原：诗人是一群带着灵魂飞翔的词语，顺风下降，逆风展翅，呈现变幻的灵魂图景。诗人是守着黑暗、痛苦、孤独、死亡过夜的人，双手永远放在人类的胸口，触着心脏的跳动和体温。诗人追寻通向神性世界的方向，用心灵而不是用技巧把一个个词语打开，然后再把我们忧郁的沉沦之心放进去，最终获取必然的希望果实。即，我们的生命已被诗化。我们成为具体与虚无的转化者，具体时是虚无的，虚无时是具体的，反转的过程就是我们灵魂诗化时流出的语词。这一切的制造者便是诗人。文 凯：呵呵，你说了那么多的灵魂和虚无，你认为诗人最终还是人吗？孟 原：诗人更是人，更是人的起初。每个匍匐土地和仰望天空的诗人已回到人的本身，在落笔之时，诗已生成诗学价值再现。此价值即以瓦解当下社会浊流，消解一切物质和权利为标准的伪价值。诗歌不是面包，但是再多的面包也喂不饱一个诗人。诗人写诗也是写不出面包的成分，但诗人是可以把诗歌加入面包的元素，吃一块真正的“精神面包”。这块面包可支撑诗人生命与词的互换、可观词和刀切割世间的两种不同技法，可唤起普遍意识流里深度的超越性精神价值。诗人既是词语的，也是一切万物神性之内在言说者。文 凯：那诗人是幸运的，祝你们幸福！孟 原：语言会死亡，词语的语义会被对抗拆解。我们的语言无法消除我们的病痛，无法避免亲人的离别。语言此时是上帝扔向人间最毒的药。我们彼此的冲突来自语言的不确定表达。文 凯：哦，请打住，不激动，换个话题，你已创作二十余年，中国新诗已百年，你怎样看中国新诗百年？孟 原：自我书写诗歌开始，诗人们就要求我写首诗，写首他们认可的诗，一首正确的诗，一首可以看出思想可以看出意象可以看出技法的诗。其实，我这一开始就死于诗歌，死于它的限制，并周身模糊，无法辨认自我。诗人们要求我写作走向正确，其实我已被肢解，被潜在，被中心语词吸附，被逻辑，对我而言意味着走向谬误。中国新诗已面目全非，常常套用西方什么的主义，什么的诗人行为，什么的方法，来批判攻击我们语言的思想的传统，试图打破我们几千年以来积淀的文化和民族习性，建立适合西方的语言文化系统。我想，这是中国百年新诗最为荒谬的做法。汉字本来就是形、意、音的统一体。汉词相聚合之时就有无限的重构，我们当下习惯的语言传统并由此产生新的语言力量和表达的另生意义。语词无法抵达意志，诗歌必须是超语义表达，才能获取物像背后的存在。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警惕中国新诗，必须从民谣从老庄思想里掘出“新”，来拆解中国新诗。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革命，哪怕是用方言的本土性去破坏瓦解中国新诗所依赖的西方基础，只有这样，才会为中国诗歌找到出路，为中国诗人找到民族的且个性的语言表达方法。只有这样，才会上承下继，找到中国诗歌经络与血脉，找到那些诗经唐诗宋词里贯穿过来的文化基因。把传统变为新传统是诗人的使命，而不是借机逃避。诗人必须克服习惯和方法，必须走出自我，表达与“我”无关。文化如此，诗歌更如此，不倡导中心主义，有时候自由已被自由绑定，比保守更无力。诗歌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书写诗歌的方法。诗歌一诞生就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孤儿，他的啼哭和语言就无踪迹。
文 凯：你是觉得中国新诗的百年收成太少，那你作为后非非写作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你认为非非在中国新诗百年有何贡献和成就？我们怎样认识非非主义？孟 原：你提出关于对非非的这些问题，我早已着手在写这相关文章。在此，我就口头简要说说非非。非非价值是自我生成。非非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批评、史学系统。既在当下文学界内，又在此界之外。非非的每一次蜕变的过程都是自我破坏又自我重建的过程。但每一个阶段不是零乱破碎的，都可以单列成史，抽到当时的文学状态和语境中去考量，都占据显要的位置并具先锋性。“非非”这个词的本身就具有先天“反我”意识，用拳头对抗自己，用自己的语词拆解自己，就有抽象化的物像和意象，是生成之美、想入非非。非非结构世界的本源，解构我们已知的世界，变构我们习惯的技法。所以非非不限于文本，象征、语言和符号，就如同我们把玩的自由魔方，自我已预设可能性。这就是非非一直发酵的内核所在。
非非既含中国阴阳学，又含西方解构主义思想。解构的、变构的、同构的“非非”就是一首诗，一首万物诗，一首人和物的诗。
非非是小众的，而非非文本是扎根人的普遍处境，所以它既是包含宗教、民族、地域的，又是世界共同的。无论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神，他们都是普众的，并以灵的方式潜入我们的体内滋润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第一声啼哭都携带生命的密码，即诗歌记忆。
非非自周伦佑唇舌之间脱口而出时，就暗涉了需要一批人，几代人背负传统，手握刀锋，用新的修辞和经验书写自身的诗歌传统。
文 凯：嗯，现在我知道已有很多人在研究非非，非非已成为继今天派之后最有诗学价值的诗歌流派。请你简要说说，非非有何诗学价值？非非是如何保持先锋的？孟 原：说到非非，并不是为把它拔高到只能仰望的高度，若是我们触及它个个鲜活的生命及文本，非非是很现实很纯朴并本真的。它是灵意唤醒的，更是谷物喂养的诗。这个群体也随各个时期不断变化，包括从群体人数、文本数量看，包括它的理论、诗质、写作方式、语言形式等。它是独立并有别于其他流派和体制内写作的，但同时它又是适众的文学存在——体制外写作、介入写作等，既是社会的又是生活的。它坚守汉语基础，传承中国几千年诗化传统，又借育西方并置于“我的”现代性。所以，非非的价值追求和美学思想不是自我吹嘘、自我把玩、自我休闲的病态生成，而是以中国转型期多元化世界流变岁月来观照和审视考量的。非非是曲折的、沉重的、丰满的，但更是丰盈的、自由的。这是符合诗歌史演变和依循这个约定俗成之规的。非非诗人从50后及至00后，都相继有作品出现，这些代际诗人之间，高举先锋之旗，一边传承一边开拓，从而建立了非非的诗学系统。所以，有人常说，要了解非非，研究非非，不能只限读某个诗人某卷作品，而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意识纳入其中”深入整个非非史来理解，评述才客观，才能彰显其史学和文本价值。非非的未来和远方，并不是由谁事先就设定的，仅仅只依靠某种理论也是走不远的，非非始终把坚守崇高的诗歌精神转化为普众的工匠精神，即入心的纯诗之情，进行自我优化，最后达到真正的精神与文本对接，文本与生活对接。最终非非是去魅的，回到生活的本身，回到诗的本体，也才回到与非非建立之初提出的反价值、反崇高相照应的而不违背初心。
诗歌是心物相遇。一切按照逻辑推理，那个事物将变得面目全非。诗人的“超能”就是用语言递进事物的变化，是从“本源”而不是从“认知”开始。
正因为此，我在这里再说“先锋”就是“传统”。说到先锋，我们就是传统的。我们永远重复那些悲伤，重复那些往返叠加的记忆。我们传统便先锋。我们的传统根于远古异幻意识，是灵性抉择我们传统的，并由“形、声”呈现我们精神之底，即语言——诗歌语言正是此来盛开的花朵。不需要雷鸣和闪电，她便开放。
文 凯：你一谈到非非就打开话匣子，那你说说非非是如何在中国新诗军团中突围并异军突起的？孟 原：首先“非非”是一个词语，它既是可解的又是可疑的，它既是启蒙的又是觉醒的。“非”与“非”在一起就促成了诗化的意象，可触的物象。非非诗人既是它的奴隶，又是它语言的主人，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非非有自我独立的发展历程、有对语词变构，美学追求的自我批评系统的建立，有对外部世界的拒绝和接纳的勇气，从而形成自我的艺术特性。中国新诗一开始就是西方的，非非也不例外。非非同样面临现实语境下的语言困惑，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来指涉事与物的现代性，来消解“文”的传统边界，怎样向诗的泛化异质对抗并突围，怎样重建诗的新美学(中西转换，中西互补共生，古今借用)，如何为诗写者提供更为敞亮的阐释空间，打破统一的言说语系，等等，都是非非同仁努力试验、实践并要完成的诗歌使命。
朦胧派为什么朦胧？就是西方的表达与中国汉语嫁接的所结之果。对于拥有几千年中国传统固有文化固有思想的国人肯定是朦胧的，是晦涩的青涩之果。从理论的套用和对作品的模仿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西方的诗歌经典和哲学中吸收了营养。总体上，看似是中国诗人写的诗，其本质是翻译诗。但，朦胧诗摧毁了口号高歌的政治诗，打破了总体划一的局面，追求个性，寻找自由精神，呼唤人们自觉自醒的勇气，等，都对中国新诗具有开创、启蒙的意义。同时，也为后来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现代诗歌语言范本，被称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也正是这个“朦胧时代”出现了反朦胧。“pass北岛”浪潮，非非派才是以其最强劲势头冲破朦胧时代，他既“朦胧”又兼具西方诗学，向内寻找中国传统，力主本土性和民族本体意识，蓝马提出返原，周伦佑以中国思考的玄学意识命名“非非”，其内隐含了以道家思想阐释诗的神性和自然性。此时的诗，不再深不可测，不再装腔作势，不再朦胧，恢复了诗本来的样子。诗以中国的语言回答万物，那一旦说出，我们便住进童话，就能见神见心，与一草一木相依相生。
文 凯：很好！非非值得关注和期待。现在有人提出诗歌的合法性，非非取得合法性了吗？若有，它在哪里？孟 原：诗歌合法性是个巨大的陷阱。我对有人提出的“诗歌合法性”是持反对态度的，它是会固化诗的，是会被特定时期的所谓的权威机构或制度下的语言腐败破坏的，是与文学生态对立的。我们当代诗歌定义为新诗，为什么新？就是因为它不是预设的语言，不是理论批判家们铺就的道路，不是一场流派运动改变，不是取得合法性后的集体建构，而是通过启蒙—觉醒—自觉—反叛—启蒙等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因为此，诗歌才充满好奇和力量，才在世界文学史上呈现每个时期不同国度和地域的诗歌，才能引领我们新的审美和哲思，诗歌才具备神性和崇高，才会潜藏在我们体内去触及生命中的每一个事与物，使我们感受生活的有趣和意义。我们才会自觉地创造性转化成诗的语言流入我们的经验。文 凯：可以看出，你对外加给诗的部分都是彻底反对的，那你对去年那场“口语诗之辩”怎么看？孟 原：我认为一首诗就是一个生灵，它有羽毛和翅膀，有眼睛和嘴，它需要天空和大地。如果我们写诗就只用口语，好比这个生灵缺少了太多器官。口语存在诗中可以活，而诗只存在于口语中就会变成畸形，就会死。口语在诗经中就有了，在韵律诗中也有了。不要在“口语诗”这个伪命名中争辩太多，这一切除了阴谋就是无知。几个人写口语不觉得什么，如果一个时代一群人写口语，并把口语极端化，那不仅是诗歌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了问题，只注重功利的快捷获取。
口语与其他表达方式一样，都是诗的内在元素，而并不能抽其一元素来表达事与物，表达鲜活生命承载的个体经验与精神。若全诗只用口语，看似深入现场贴近日常语言，直接表达书写目的并更及物。但是诗就缺乏诗的再读性，就丧失了诗的艺术性，最后诗是干枯的，肯定走向诗的同质化。假诗、伪诗泛滥，诗不再是诗，已成为某些人的工具。
文 凯：嗯，首次听到这样对诗的解读，很好！说了这么多，你好像从未提一个外国人名和一些大哲学家的话？孟 原：我是最讨厌现在一些人一张嘴就来几个外国人名来唬人，再背诵一点别人的话，借用一下别人的思想来忽悠人。现在信息畅通，我不希望做一个百度人。特别一个诗人更不应该如此，诗人是需要反叛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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