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君

一、 与命名无关

即便王十月的写作发展到今天，在众多评论者眼中，仍无法剥离“打工文学”的标识，在一种相对固化的场域里展开讨论，进行价值评判，几乎一致认定他是“打工作家”的扛旗者。然而，当屡屡被问及这“被贴标签”的感受时，王十月更多表现出一份漠然、无奈，甚至某种难以言说的抗拒：“从头到尾我对这个标签不介意也不拥抱。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打工作家’这四个字就是我的胎记。这块胎记长在我身上，不能把它洗掉，那就是你的精神烙印，但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告诉别人说我这有块胎记，所以我出去介绍从不会说我是‘打工作家’，别人介绍我是‘打工作家’时，我也不会反驳。但那与我的写作无关，我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就行了。”

　　诚然，一个作家及其文字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曾经的身份，还有文字所观照的对象。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不应该有人为的限定；具体到王十月及其创作，其价值自然与“打工作家”“打工文学”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命名固然给话题谈论、对象指涉带来方便；但另一方面，一批作家或某种文学现象一旦被命名，无疑又会给观照者带来顽固的角度预设和观照惰性。而对预设观照角度的迁就，往往会使人们有意无意忽视已然被标识的作家群体里那些卓异的个体，还有他们的文字所表现出的全新品质。因为，唯有无视新质，惯性的谈论才能得以迁延。毫无疑问，对某个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最为便捷的命名，莫过于仅仅出于对作品所呈事象的描述，以及写作者彼时身份的简单认定，并以之作为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的限定词。如此命名，如同贴上一个简陋的标签，只是一个肤浅的标识，来不及深入到被命名对象的内在肌理，更不用说把握其独特品质。

　　不得不说，“打工文学”“打工作家”便属此类。而随着文学创作和作家群体的发展与分化，“打工文学”这一命名的粗暴、浅陋，以及四个字所传递出的复杂信息，愈益令人感到不适，甚至生出恶感。所谓“打工文学”，狭义上是指创作主体为“打工者”，描写对象也是“打工者”，亦即打工者描写打工者的文学。然而，少有人质疑一个真正的被工业流水线所牢牢困住的打工者，又如何能够产生文学？常识告诉我们，艺术存在门槛。打工仔、打工妹们那些简单的日常事象堆砌、情绪发泄的文字谈不上文学；而这个写作群体里的富有天分者迅速越过写作的初始阶段，一旦进入文学层面，显见的事实是——他就不再是打工者了。王十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盛可以、郑晓琼、曾楚桥等亦然。王十月早已是一位职业作家，打工只是他曾经的经历。以王十月近年来的创作而论，“打工文学”之类的标签尤显滑稽。其创作早已跳脱这个狭隘命名的范围，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景观。正因如此，一旦进入对王十月的谈论，众多论者都要明确表示对以“打工文学”标识王十月创作的不以为然。近十年前，谢有顺就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存在是最大的现实。看到了这一点，就知道，把王十月的写作简单地归纳为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其实并不合身”。

　　我想说的是，诸如“底层叙事”“打工文学”之类的命名，带给人的心理不适，或许还在于透过这些概念所分明传达出的阶级优越感。命名一旦完成，面对被命名群体所出现的创作新变，更有甚者还表现出一种力图固化被命名对象的莫名冲动。例如，鉴于王十月被国内主流文学刊物广泛接纳的良好态势，有论者便担心他一旦进入主流就不再讲述底层，进而建议“打工文学可以借鉴左翼文学传统和艺术经验，执守自己的写作意愿而不必急于向主流文学皈依，以祛除命名的焦虑”。除了向主流文学“皈依”，更令论者担心的自然是王十月创作中出现的所谓“精英化倾向”。而从创作规律来看，一个作家的创作出现变貌自是常态，更何况，王十月本就是那种有着高度写作自觉性的青年作家。批评界对其创作变貌的“警惕”也好，“忧虑”也罢，显然源于“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这些概念先入为主的设定。一个优秀作家对写作自觉性的追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为了“祛除命名的焦虑”。在我看来，恰是王十月的创作变貌，让原有的概念指涉变得困难，而给一些评论者的言说带来了焦虑。

　　在所谓“打工文学”出现三十周年之际，这一概念的命名者对其提出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体制内知识精英对当年打工仔、打工妹们文学创作的扶植之功诚然令人感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草根/精英”却是这篇文字最为基本而显豁逻辑，而这才是“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无法消抹的胎记。只是，时至今日，一个令人困惑的巨大问题是：何为底层？我们又如何认定王十月为底层，并将其文字视为“底层叙事”？与之相应，我们又何以自诩为“上层”抑或“中层”？事实上，王十月本人十多年前便有类似质疑：“另外有个词也让我心生疑惑，那就是底层。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还是？”在我看来，一个愈发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是，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当我们自身的权益受到损害而无处伸张时，我们便身处底层。是否底层无关其他，实则在于话语权的有无。因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倒是“打工文学”“底层叙事”之类的命名，对“沉默的大多数”的现实境遇的遮蔽。人们或许能理解这些概念提出背后的婉曲，但我无法不表示出对这些概念的恶感与抗拒。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概念的本质性理解，仍然是阶级式的理解。”事实上，面对打工群体，一些人自诩的阶级优越，不过是一种空幻。姑且不论这些概念的合理性，我想说的是，它们对王十月的创作早已丧失指涉能力。因此，在谈论王十月时，有的论者会自觉质疑，厘清它与所谈论对象的关系；当然，更有基于概念框定的各种“强说”。如有论者由《寻根团》看到了“打工文学与寻根文学的精神衔接”。更有论者十多年前读到王十月笔下的乡村诗意想象，便自然想到“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将王十月此举视为一种妥协，并得出结论：“打工文学——坚持还是妥协？这是一个问题。”照文章作者的逻辑，王十月写什么，不写什么，好像就因为“打工文学”这一他人贴上的标签被早已框定；如若不然，便是困境、便是妥协。

　　正如王十月的自述，“打工文学”的标签，实际上并没有对其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其创作始终由都市叙事和乡村叙事两部分构成。而从《国家订单》《无碑》《寻根团》《米岛》《收脚印的人》等作品来看，其文字彰显出愈益浩大的情怀和宏阔的视野，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性。王十月及其文学的意义与命名无关，而在于他对自身都市经验和乡村经验的勇敢表达，还有他对当下国人境遇的认知，以及他的抗拒精神。

二、 南中国的黑夜

《收脚印的人》(2015)之于王十月，分明带有对其过往都市经验进行反顾与总结的意图。在我看来，这是其都市叙事的集大成之作，与此前那些多少执着于打工事象的篇什相比，彰显了完全不同的格局与品貌。

　　

　　那么，透过作家王端午，作家王十月到底要“说”什么？抑或，《收脚印的人》到底要以什么样的个人发现，为一个时代作见证？

　　

　　《国家订单》(2008)、《无碑》(2009)无疑标志着王十月都市叙事写作的成熟，让人看到飘荡在珠三角的打工者的肉身之痛，亦揭示出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相。而在人口红利不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甚至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当下，重读王十月的这些文字，自然更令人感慨。不得不说，作家委实用自己的文字为时代做了一个见证。与控诉“肉身之苦”不同，《收脚印的人》毫不留情地指向“制度之恶”，呈现当年的收容制度给那些进城求生者所造成的侮辱与损害。个中最为黑暗的图景，则莫过于这一制度对那些年轻女性的伤害。于是，便有了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打工妹与“南中国的黑夜”这一组合。

　　

　　

　　

　　

三、 无乡可返

　　

　　

　　在这两部作品里，王十月所传达出的乡村发现，某种意义上，与其都市叙事中对城市的认知趋于一致，那便是乡村正遭遇无法遏制的荒野化。他笔下那个诗意的水乡烟村早已不复存在，置于前景的只是一片荒野。《寻根团》应该是王十月迄今最为成功的作品，而作为典型的返乡叙事，它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的《故乡》。百余年来导致中国乡村荒野化的根源殊异，不同代际的作家所呈现的图景却如此一致。几十位当年的打工仔，在珠三角经过一番打拼，现如今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商人，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那“富贵还乡”的虚荣与楚州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作思路一拍即合，于是，策划出这次“楚州籍旅粤商人回乡投资考察文化”之旅。裹挟在“寻根团”里的两个异数，一为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楚州籍著名作家王六一；一为被二十多年打工生涯耗干了身体，怀揣二十万尘肺病补偿款的“老打工仔”马有贵。

　　

　　

　　

　　令人感慨的是，当下文学创作过度沉溺于私人经验的表达，实在太过久长。这是小时代，也是大时代，是一个理应产生大作家的时代。由转型而导致深刻的社会变貌和诸多社会问题的纠结，关键在于写作者是否具有直面当下，以文字为时代作见证的勇气。而在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都在加剧荒野化的时代，王十月的文字以直面的姿态，传达出了对都市和乡村荒野的极力抗拒。我以为，这是作家王十月的意义所在。

　　2018年6月9日

　　注释：

　　①王十月：《要我写小情小调，根本不可能》，《羊城晚报》2013年9月23日。

　　②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③周思明：《打工文学：期待思想与审美的双重飞跃——王十月小说创作论》，《文艺评论》2008年第2期。

　　④周水涛：《王十月打工小说创作的精英化倾向及其他》，《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⑤杨宏海：《“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⑥王十月：《关卡》，《天涯》2007年第6期。

　　⑦胡传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⑧柳冬妩：《打工文学与寻根文学的精神衔接——以王十月〈寻根团〉为例》，《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5期。

　　⑨冯敏：《打工文学的现状与话语困境——由王十月小说引发的思考》，《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⑩郑周明：《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文学报》201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