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勇

一

王十月是湖北石首人。这个属于荆州市管辖的县城，我并未去过，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颇为熟悉。我并不知道，王十月笔下那个名叫“烟村”的村庄，是否是作家本人的故乡。但这也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熟悉，因为这个被他眷恋、厌弃着的村子，也像极了我的故乡。

　　那些年，我也在为走出故乡而努力。回忆那些不毛的日子，现在感到遥远而陌生。然而，一旦锁定一些具体场景，那些逝去的岁月，便恍如昨日般清晰起来：那个僻陋的县城，升学率惨淡的中学，那些黯淡无光的苦读的夜晚……高中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因为生病，不得不休学在家，整整大半年的时间，无所事事。回到远离县城的村里，和一些毛孩子整日厮混在一起。他们都是无学可上的——在当年，村里同龄人，读到初中毕业的已经不多，考上高中更是凤毛麟角。而那个考上高中的，现在也回来了。不过，一起厮混的他们，年龄都比我小。我的同龄人，基本都去打工了，北京、广东、济南、烟台、青岛，甚或县城。村里不时会收到远方来的消息，在那个割麦还用镰刀、全村只有一部电话的年代，这些消息，带给村人更多的是兴奋，而不是牵挂、悲苦——至少当时我的印象是如此。可能也正是这个缘故，我那时羡慕着远方的他们。加上在家时日过长，对学校生活日渐生疏以至恐惧，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是否应该像他们一样呢？

　　这个想法后来没有付诸实施，要感谢一位邻家大哥。他大我十岁左右，初中没毕业便辍学，但他心灵手巧，吹口琴、拉二胡、写毛笔字，样样精通。此外，他还喜欢文学。那时，常有写着他名字的“××收”的笔友来信，千里迢迢送到我家(我父亲是村支书，村支部也设在我家)。我总是主动请缨给他送去。我喜欢去送这些天南海北来的信，它们带着远方的气息，激起我无限好奇和艳羡。是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收到一封笔友来信呢？在邻家大哥四壁空空的家里，我看过一本名叫《鸭绿江》的杂志，似乎也看过发表着他诗歌的报纸……

　　后来，有天傍晚回家，却看到他和我父亲正相对而坐，沉默、凝重。邻家大哥走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收到一封北京某杂志社来信，邀他参加笔会，但路费须所在单位报销。于是他便来找父亲。这怎么能报销呢？父亲叹道，花费多少不说，没有名目啊……当时是90年代后期，对那时的农村来说，引资、修路、致富是“名目”，但“笔会”不是。也许，对于说服一个为收几百块钱提留款年年都鸡飞狗跳的村子，出钱供一个青年参加什么笔会，父亲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吧。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我却永远记住了邻家大哥和父亲默然相对的情景，也记住了他出门时的黯然背影。后来我回到学校，努力考大学，不知是否和这个难以抹去的记忆有关。

　　人生就是如此，回首来路，我们总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生命节点会让我和后来所走的这条路擦肩而过。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真的擦肩而过，现在我会是什么样子？读王十月的作品，这个问号便一直在脑海里盘旋。我总是不自觉地将他和邻家大哥联系起来：文学、青年、离开……人生在世，意志和机缘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但对他们而言，那命运的起点，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当然，这追问还可以反诸我自己。

　　这样想时，便不免感到幸运。不管是对于观察者、评论者我，还是对于被观察者、被评论者王十月而言，我们都算是命运的垂青者。对于这样的人而言，返回头再去看那段生活，那段历史，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和体验到一些别人——那些不曾拥有这种幸或不幸历史的人——所无法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呢？

二

世纪之初发表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2001)，是王十月的处女作。这个今天看来在艺术上尚显生涩和幼稚的处女作，在另外一些方面却表现着它的成熟，如阴森气氛的营造：那种悬念重重、步步推进的叙事节奏，显现着一种力道。再如它标题的夺人眼球：混合着阴谋、杀戮、血腥之气的“磨刀声”，加上让疏于底层生活的人感到新异的“出租屋”……这一切，使得这篇小说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质。在世纪初的当时，它和其他许多具有同样气质的小说，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一道构成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底层文学”。

　　新世纪之初的“底层文学”，造就了一批底层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王十月、郑小琼等“打工作家”。他们的人生路大同小异：出身乡村，打工谋生，业余写作，并凭借写作，完成身份转型。同质的生命过程，造就着共性的文学气质。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我们能看到当年“底层文学”的共性气质：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高昂的道德激情，冲击力十足的故事和饱满的感情……

　　不过，在这些共性气质中，《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也是个性突出的。在那个后来被无数底层写作者重复得了无新意的“复仇”故事中，王十月表面上主要着墨于打工仔天右，但实际上他真正突出的，却是那个“磨刀人”——这个在老家本来安分守己的乡村教师，在城市的残酷生存中，面对妻子出卖身体维持生计，只能以夜夜磨刀来消解心中的憎恨与屈辱。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对底层生存之痛的揭示，而是它更深入地触及了蕴藏于底层生命心底里“罪与罚”的纠结。这种纠结，溢出于一般的“复仇”叙事的伦理架构，更深刻地触及了人性和道德。我们甚至可以以一种更浅显的方式追问——“磨刀人”是否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王十月施于“磨刀人”的那种尖锐化、极端化的处境，进行日常化的还原，进而更普遍地发问：当我们面对不公和罪恶(这些不公和罪恶离我们或近或远)的时候，我们是如何自处的？

　　这篇小说，是十多年前读的。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触，甚至时隔多年，已经忘记了它具体的故事情节，而只记得它异常醒目的标题。但今天重读，却想到很多。可能因为在这个社会浸淫日深，便越能感受到一种“共犯性”的罪恶，从而在心里生出不安。但在当年，正为了毕业和生计奋斗的自己，却并不曾体验到这一点。我甚至也怀疑，当年同样也在奋斗着的写这个小说时的王十月，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不管怎样，王十月在写作的路上一直坚持了下来。说坚持，似乎需要某种克服坎坷的意志，而至少从表面看来，王十月的写作之路并不曾有太明显的坎坷，甚至，他还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因为毕业后研究对象转移，我并没有对他的创作进行持续关注，我只知道他写了更多小说，获得各种奖项，但遗憾和惭愧的是，它们我并未全读。不过即便在零散的阅读中，他的作品仍给我深刻的印象。

　　2014年发表的《人罪》，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所潜伏的那个主题的继续。“磨刀人”身上所负载的那个伦理难题，在《人罪》中更鲜明地被呈现出来：多年之前的某乡村中学，教务主任陈庚银动用私权，偷偷扣留了一个名叫陈责我的学生的录取通知书，而让他的外甥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多年之后，大学毕业、娶妻生子，并在当地法院成为一名法官的“陈责我”，被授命为一桩杀人案的主审官，而被告——那个一怒之下杀死城管的小贩——竟然就是当年被顶替的陈责我。命运让当年两个秘密被牵连在一起的人，再一次神奇地牵连在一起。

　　如果说当年“磨刀人”的伦理难题尚不是那么鲜明的话，那么，法官“陈责我”(以及他舅舅陈庚银)的伦理难题则清晰无比地凸显出来了。他们是明明确确的害人者，而面对当年所犯下的罪恶，他们该何去何从？王十月是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尽管《人罪》明显取自前些年的热点新闻，但能将这种热点抓住，并一步步设计、转换成文学故事，则不仅需要敏锐的社会感知，更需要文学能力。然而只是讲好一个故事，对于写作《人罪》这样的小说的王十月来说，显然是不满足的。讲述这个“罪与罚”的故事，他明显有更高的追求。其实，《人罪》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无法不让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的名篇《复活》。不过，和托尔斯泰的故事相比，《人罪》显然还是有些过于单薄了，它只是择取了“罪与罚”故事中那最尖锐、最激烈的部分——罪恶如何发生、如何暴露、如何应对。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最让人难忘的，却恰恰不是罪恶的发生、暴露、应对，而是围绕罪恶所展开的心理纠葛，以及它层层推进、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注意到，《人罪》中，当法官“陈责我”的难题被呈现出来之后，他的舅舅陈庚银、妻子杜梅等也一同出场，他们与这桩罪恶的关联、对它的态度，其实无形中在分担着这个难题的重量。这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小说整个叙事——从法官“陈责我”陷入困境到摆脱困境——的重点不知不觉已经放在了“故事”上。而在《复活》中，整个小说的重点则是聂赫留多夫的心理挣扎与蜕变。我们看到，聂赫留多夫从认出玛丝洛娃的一刻开始，便陷入了剧烈的心理斗争，继而他开始认罪、忏悔，并决心陪伴玛丝洛娃流放以赎罪。也就是说，《复活》不仅仅讲述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更讲述了故事背后的人性挣扎和道德可能。这可能也是古往今来在如许多关于“罪与罚”的故事中，《复活》最动人、最伟大的地方。

　　当然，王十月并非托尔斯泰，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中国大地上的法官“陈责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聂赫留多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作者在其他方面成为不了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除了灵魂的挣扎和付之于行动的赎罪令人动容外，还有一个让人印象至深之处，那就是对于当时俄国社会历史的呈现：地主和贵族的生活，俄罗斯的司法制度、土地制度，监狱，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托尔斯泰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罪与罚”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当时俄国的整个社会。而其实，只有了解了那样一个俄国社会，我们才会真正了解那样的聂赫留多夫和玛丝洛娃。

　　所以，读《人罪》，我们一边感叹作家的机敏和才华，一边也感到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在《收脚印的人》(2015)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部长篇小说首先在长度和容量上，突破了《人罪》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在表现社会历史上所受的限制。它以一个将死之人临终前“收脚印”的神异方式，回顾过往生命历程，并对于这段历程中所潜藏的一桩让他死不瞑目的罪恶进行揭露。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由主人公王端午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执拗地追罪、认罪的忏悔意识；第二，是小说所展现的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的中国南方的改革发展史。

　　主人公王端午早年赴南方打工，在和同伴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一起混迹于保安队的日子里，他们共同杀害了一个名叫北川的打工妹。多年后，成为知名作家的王端午被告知生命无多，潜藏在他记忆深处的那桩罪恶，开始让他坐卧不宁，并最终决定揭发。但是现今已升任地方高官的黄德基、身为明星企业家的李中标，却都不出意外地拒绝和他一同认罪。在逼迫无效，试图同归于尽也失败之后，王端午被作为精神妄想症患者接受控制和问询。在问询中，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命历史……

　　王端午的知罪、认罪、究罪，是整个小说的叙事轴心。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王端午还是黄德基、李中标，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而且颇为巧合的是，他们分属了“学”“官”“商”三种不同身份，而这三种身份当然也囊括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整个所谓“成功阶层”。而对于这个阶层，王十月认为他们是有罪的。王端午等杀害了北川，这是王十月讲述的表层故事；而他没有直接讲述的，则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千千万万的杀害的故事。这种杀害，造就了成功者。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北川这样的受害者们，却被掩埋、遗忘。王十月借由王端午所做的，就是反抗这种掩埋和遗忘。

　　《收脚印的人》让人想到一个词：“原罪”。事实上，这个词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对“原罪”的感知，也让王端午决定揭发。王端午的生命轨迹，暗合着王十月的生命轨迹，而他的知罪、认罪、究罪，显然也代表着作家的意愿和态度。这种意愿和态度，结合以作家的生命史，会让我们生出更多的感慨：设想，如果王十月没有早年的生命经历，他是否会写出这样的作品？而王端午究罪时所遇到的阻力，又多大程度上暴露着王十月的愤慨和无奈？……不过，他的愤慨又是多么虚弱啊！在小说中，王端午一再地自我怀疑：如果不是自己大限将至，自己会认罪吗？这个怀疑，让愤慨变为了羞愧，以至于绝望。然而，我们还可以接着追问：这羞愧和绝望，难道只是王端午和王十月的吗？

　　小说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社会历史的呈现。王端午回到曾经打工的地方“收脚印”，由此向我们重现了一个打工仔血泪斑斑的打工史。真实的打工史可能远比小说丰富、复杂，但即便从小说来看，很多也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小说中，王端午灵魂出窍回到当年的收容所，看到了当年发生的一个场景：

　　我已经忘记了当年那馒头和青菜煮粥的滋味。……我看见，我咬了一口馒头，慢慢吞下去。然后喝一口粥，差点吐了，但我没有吐。因为就在我前面，一位新进来的将粥吐了，这会儿，正被两个管教轮番用耳光侍候。在一轮耳光之后，一个管教将一碗粥倒在地上，又踩了几脚，然后勒令那个吐掉粥的男子趴在地上，将粥舔食干净。

　　收容所里是非人的生活。他们所吃的粥，会导致腹泻，有人甚至因此不治。那里被囚禁的，是源源不断被送来的打工仔，那些离家千里、带着希望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大学生(如“眼镜”)，都被作为非法居留者，遭受囚禁、打骂、虐待。有的甚至被逼死、强暴、贩卖，就像北川和阿立。而黄德基、李中标那些“治安仔”，则借用权力无耻榨取打工者血汗，满足龌龊私欲。

　　读这些，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被指责患有“苦难焦虑症”的“底层文学”。但是，在《收脚印的人》中，我却并没有感到那种人为制造苦难的刻意，反而读出了一种难言的愤怒和沉重。因为当作者将他所讲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生命的被侮辱和被损害，都指向一种不合理的成规和现实的时候，这些苦难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苦难，而是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反思。而有了这种整体性反思，作家所描述的苦难，即便我们未曾经历，但也知道它们并不虚假，甚至在现在和未来仍在发生、可能会发生。

三

当然，倘若以反映社会历史的力度来衡量《收脚印的人》的话，我仍然觉得它是有遗憾的。尽管它向我们展示了90年代南方发展历史的 “后街”——野蛮的收容制度，官商勾结，超出常人想象的底层生命的被侮辱和被损害……但是这些展示所触及的社会历史的广度和深度，还可以再加强。

　　比如，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处，是描写南头关——“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横亘在城乡之间”，无数的打工者为了通关，想尽办法、受尽盘剥、吃够苦头。一如作品中“王十月”(作者化身为小说人物出现)所言，南头关“代表的是中国制造的伤口”。这个“伤口”所承载的历史，其丰厚程度，可以说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而王端午和李中标辛酸的南头关记忆，因应了这历史的丰厚，同样成为小说中最饱满丰厚、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部分。但与此相应的是，黄德基的官场“奋斗”史，李中标的商业发迹史等等，则被描写得粗略、空疏。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些细节和线索，如“云雀”的复仇，阿立的被贩卖，甚至作为整个小说最大悬念的北川之死等，也都写得似乎不够精细、充分。

　　造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因为写作必然要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有一点，也许与此有关。那就是作者对“现代”叙事技法的尝试，比如“收脚印”这样的情节设置等。这些貌似新颖别致的叙事技法，其实在作品中可能恰恰暴露了它们的问题。比如用“套装”的方式插入“云雀”复仇一节，这除了在小说形式上显得“现代”外，对于故事本身的推进、思想力的增强，实际上并无太大助益。多线并述阿立、北川等人的悲剧也是如此，线索铺设过多，反而分散了精力，其实倒不如集中力量主攻一个人物故事(北川之死)，这样可能更有力度。

　　看得出，作者在叙事技巧上是颇费心思的。但它的效果却值得商榷。比如“收脚印”这个点，一开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随着故事进行，它的魅力似乎逐渐消减，当我们看到，“收脚印”最终竟成为王端午揭开一桩桩罪恶的关键，而王端午也正是因此而被人视为精神有问题，从而受到监禁、审讯的时候，我们便感到它在逻辑上有些乏力。因为这个情节本身是虚幻的，而作者让它发挥的却是如此实之又实的功效，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和谐感。当然，如果说只是为了给小说增添一种神异色彩、地域文化元素的话，这个点倒是可以挖掘、打磨，但王十月的初衷显然不在于此，至少不只于此。

　　今天的作家大都不甘于那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总认为那是陈旧过时、了无新意的。但其实，艺术的真谛永远不变，在求新求异之风鼓荡的今天，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可能更具魅力。在这方面，《寻根团》(2011)也许是一个绝佳例证。不妨先说一句：在目前我所读的不够全面的王十月的作品中，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无论从叙事技巧，还是人物塑造，乃至于情感的饱满程度，以及社会历史面的触及等，都是如此。这个作品和其他几个作品一样，主人公也姓王，叫王六一。王六一也是打工出身，现在是作家。一次共同欢迎家乡父母官的宴会，催生了一次包括王六一在内，集结了大大小小几十位老板，外加当年和王六一一起出来打工，而今却身患不治之症的马有贵的返乡寻根之旅。王六一栖身于兴高采烈的大老板、凄凄惶惶的马有贵中间，受到故乡高官接待，看到繁华和虚荣，也看到自己的卑微。待他回到烟村，重回十年未回的家乡，探视旧居，拜祭父母，他也便更进一步置身于自己曾无比熟悉的荒漠感之中了。这由愚昧落后带来的荒漠感，更因为新的社会转型(工厂的修建等)，而具有了一种喧嚣涌动着的新时代特征。

　　一个新的返乡故事就这样出场了。在这个以王六一为视角和中心所呈现的返乡故事中，所涉空间由都市而县城而村镇，所涉人员有政府官员、大小老板、作家记者、打工仔和村民百姓，所展现的现实则包含了城市中产者的窘困、底层打工者的不幸、政商勾结、乡村颓败等等。可以说，在一个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说中，集中囊括这么多鲜活的时代元素，且它们互相勾连，共同形成一个毫不冗杂混乱、流畅有机的整体，这是颇让人赞叹的。

　　将这个小说与《收脚印的人》相比会发现，它完全没有后者那种在艺术技巧上的求新求异，却反而更给人以一种丰富厚重、浑然天成之感。在这里，作者也调用了一些神异文化元素(如马有贵死前托梦等)，但这些神异文化元素因为被植入了一个愚昧而落后的乡村世界，而并不显得扞格突兀。读这篇作品，明显感到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我相信，写作的流畅和浑然天成才会带来阅读的同感。不过，这种流畅和浑然天成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应该还是这个小说所处理的题材的缘故。这倒不是说因为乡村(故乡)连通着作者早期的生命记忆，从而调动他最真实饱满的情感，这个当然没错，但并不尽然。这个返乡的故事，其实所牵扯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故乡，而是如前面所说的更为广阔。但又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更广阔的世界，所植根的还是作者心心念念的故乡。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看到在城市生活中寒酸窘迫的作家王六一，看到殒命的马有贵，看到那些表面光鲜亮丽、欢呼雀跃实则惶恐不安的“成功者”……这缠缠绕绕、勾勾连连的一切，都曲曲折折关联到那个“原点”。王十月就是从那个“原点”出发的，而今他又回到那个“原点”，并安排王六一串联起它辐射的一切。也就是说，这个小说源于作者最真实、最饱满的牵挂，所调动的则是他过去和现在最熟悉的生活。当这份牵挂在“过去”和“现在”所构筑的时空中被激起时，我们也便看到了小说中最动人的一段描写：

　　第二天一早，王六一离开了故乡。依然是清晨，和二十年前的清晨并无二样。人家的鸡子在打鸣，狗子在叫。不一样的是，伴他同行的，不再是马有贵，而是他的堂兄堂嫂。再也没有了父母的牵挂的眼神，有的是秋喜奔丧回家的痛哭声。王六一的意识里，也不再是闯广东，而是回广东。但王六一又分明觉得，这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清晨，还是那样一条通向远方的公路。走到湖边，王六一回头一望，看见湖边的山坡上，父母(笔者注：他们其实都已过世)在朝他挥手。王六一也朝父母挥了挥手。王中秋说，六一你干吗呢？王六一说，不干吗。

　　离乡者带着乡愁返乡，又带着新的乡愁离乡，父母已逝，少年新老，此去一片茫茫。这一段，可以说写尽了一个离乡者在一个天地易变的时代里，那种至大而无告的哀伤。读到这段时，我悲茫地感到，作者行笔至此，一定是有些不能自已的吧。

　　对于王十月这样的作家而言，最珍贵的我想还是在于他们所拥有的那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和生命记忆，而拥有这些经验和记忆的他们，也定然有着对这个世界特别的热情、激情和信念吧。这种热情、激情和信念，让他们走向了文学，让打工者王世孝成为作家王十月。而我们这个激荡变化着的时代，确实需要一些真正了解它，并有意愿、也有能力记录它的心灵吧？王十月说：“我的写作，不过有话要说。在这众声喧哗中，若还有人通过我的小说，听到另一种声音，这声音虽微弱，毕竟发出过，我就满足了。”对于这样的王十月，我们没有理由不抱有最深切的期待。

　　这期待于我也许有更私人的原因。我总是不自觉地把王十月想象成我那个邻家大哥，我想象着他当年的黯然神伤，也想象着他不放弃，并成功逃离——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所以，那些落入尘埃的生命，那些委顿的、挫折的、令人心痛的梦想，也是应该被记录下来的。所以，就让我们祝福并寄期望于王十月这样的写作者吧。

　　2018年6月7日于台湾新竹

　　注释：

　　①当时写作“底层文学”的，除了“底层作家”(如罗伟章、荆永鸣、王十月等)之外，还有已成名的专业作家，比如写《泥鳅》的尤凤伟，写《妇女闲聊路》的林白，写《秦腔》的贾平凹，等等。

　　②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