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瑾

　　断言诗歌的终结似乎是种虚妄，毕竟这一论断表面上无法解释信息时代或当下诗歌的世俗性繁荣和借助自媒体实现的重复式繁殖，我亦曾专文论述：“直陈这一现代性事实是一种莫大的罪恶。因为，此论断无视一群‘单向’的诗人，尚在语言乌托邦中把玩纯属个人的伪公共世界。”但如果不简单地把诗歌的终结理解为诗歌的“边缘化”“没落”，甚至“终止”“灭亡”，而是把这种文学样式的困境视为一种现代性危机和一种历史形态，则终结论将会上演。不过，我们可以保持必要的悲观却无须过度诠释，因为无论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还是阿多诺的反艺术论，都把危机视为终点，也当作起点。这意味着，在主体与世界、目的与形式的对峙中，诗歌完全可以表现出对未来的期待：通过建立“内在的确定性”，重新标举新的美学规范。

一

揭橥国内艺术终结论大旗的一篇论文鲜明地指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都不能避免。”事实已经证明，激烈的社会转型会造成“界限”的消失，在现代性潮流中一些本被视为高雅的、纯正的，或者说与意识形态密切勾连的艺术形式不仅丧失了“内在规定性”，而且日益失去了自己的旧有影响。

　　诗歌的终结作为一种历史形态是始终存在的，现代诗歌就是建立在古典诗歌的终结基础之上的。晚清以降，坚船利炮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转折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首先动摇了古典诗歌的标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范式、价值和风格尤其是语言受到普遍怀疑，“它不再是满足我们心灵的最高需要了”。语言是一种工具，但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念，“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之心动，‘物’使之然也”。充满冲突和张力的语境，必然刺激“人心”生异“音”。异“音”的产生有一个过程，第一步是从古典诗歌内部入手，通过扩展语言资源即借用新名词，使之符合时势、增强表现力，朱自清把此总结为一种出路：“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出路人要算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其具体实践则如梁启超所言：“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其进一步解释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不过，尽管梁启超首倡“诗界革命”，黄遵宪继之呼吁以新思想入诗，并创造性地进行诗体改革，但诗歌的革命或者说古典诗歌的终结并没有真正到来。因为，无论鲁迅还是闻一多，都认为古典诗歌在唐或宋就已经作完了，仅仅往诗歌里面塞一些新名词并非革命性的创制，也就是说，古典诗歌已经自证其合法性。终结则意味着改革诗歌的形式或者打破格律界限，将“雅言”替换为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白话，正如胡适所言：“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否则就是拾古人之牙慧，难免落入前人之窠臼。经由《新青年》1917年2月和1918年1月两次推介和张目，现代诗歌正式开启了终结古典诗歌之路。

　　该如何评价这种“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呢？或者说，现代诗歌究竟是在古典诗歌胎盘中诞生的，还是一种外来文化“刺激—反应”的产物呢？这点需要辩驳清楚。李怡虽然正确地指出，从前五四、五四到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诗坛频繁出现的诉求还是中外、古今的融合，但他认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诗人们借鉴西方文艺复兴‘言文一致’的种种说辞，但是归根到底，这种‘言文一致’的动机却还是来自中国诗歌内部，是基于扩大日益枯竭的诗歌语言而采取的措施。”这种把现代诗歌的诞生视为内部事件的考量是值得商榷的。我曾经发表专文论述这一问题：“在现代性视野中，新诗通过告别古典诗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样式其实毫无瓜葛。分行和部分新诗的韵律，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血缘或涅槃关系。”现代诗歌之所以能改写古典诗歌的历史形态，借用弗兰克·克默德的话说，这种“对痛苦的过渡期的境况”的反应，不是“用连续性表达的”，而是“用分裂表达的”，而恰恰是这种分裂重构了诗人/诗歌的精神。

二

　　

　　

　　

三

　　

　　如果回过头检视，会发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接过了泛五四时代诗歌启蒙的大旗。这一时期，以《相信未来》为代表的作品悄然将中断的现代主义接续起来，在表达“小我”独立、自由的探索精神的同时，展现“大我”值得期许的种种面相，也就是说，食指们借助表达个人的压抑幻想着美好的明天，他们的悲凉和创伤是具有建设性的，批判中饱含了“人”的关怀——个人的情绪通过现代诗歌这一样式创造性地转换为一种美好蓝图。

　　

　　

四

　　

　　

　　

　　

　　现代诗歌显然是启蒙的和审美的两种“精神”形态的结合体，它是在和历史的对峙中实现自己的塑造和存在的。当我们说它终结时，其既面临着分裂，也面临着重生。而如果忽视终结问题，现代诗歌所在的时代将是“后历史”时代——诗歌不再具有方向和价值。

　　注释：

　　①李瑾：《个人的、公共的还是终结的》，《诗词中国》2017年第3期。

　　②希立思·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周计武：《艺术终结的现代性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④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⑤梁启超：《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420～4421页。

　　⑥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

　　⑦卡琳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2页。

　　⑧李怡：《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纪念中国新诗百年》，《文艺评论》2018年第9期。

　　⑨李瑾：《个人的、公共的还是终结的》，《诗词中国》2017年第3期。

　　⑩弗兰克·克默德著，刘建华译：《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