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振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种历史反思与青春畅想的文化语境之中，恢复合乎人性的道德伦理秩序，重建“迷惘一代”的精神世界，培养“四化”人才成为时代教育者的重任。在这一公共语境诉求之下，权威教育本身依然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周良沛所言“我们处在破除迷信的时代。我们又是需要权威的时代”。但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转型的基本完成以及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公共语境削弱，教育伦理问题凸显，表现为教育民主化过程中对权威教育的撼动，经济契约关系的萌动所引起的教育伦理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对教育伦理标准的冲击。

　　作为与社会文化变革紧密相关的小说，在反映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风貌变化等方面表现出了独立的话语空间。因此，考察小说所表现的教育生活，探讨隐含其中的教育伦理关系，无疑为我们理解8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教育语境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内含教育成长意蕴的小说，在教育伦理关系的隐喻和表达上呈现较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80年代初以“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秩序和教育权威虽然呈现一种弱化的趋势，但是依然显示了其合法性的地位，并与非血缘的“精神之父”试图一起重塑着年青一代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以“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秩序和教育权威受到了进一步的质疑与颠覆；小说中一批叛逆孩子形象的出现，则隐含着新型教育伦理关系的想象与投射。同时，探讨一种和谐的教育伦理关系的建构与生成，显示出小说对现实的深度思考和回应。

一、 “在场”的父亲：合法化神话的延续

“权威是指得到普遍承认的组织、集团或者个人对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所起的影响。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后果是：其他人在自己的生活和观点中依赖于这个组织、集团或个人。”可见权威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理解，它可以保障人们的活动服从于社会确立的目标和规范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发挥作用。这种由权威所形成的信赖和服从关系，实质上构筑了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会上升为一种道德观念，进而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而在教育活动中，“对权威的信仰首先是教育的唯一来源和教育的实质”。可以说就调节人们之间教育活动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关涉价值取向的教育伦理而言，权威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学校场域的师生之中，还在家庭场域与社会场域所构筑的伦理关系中，其中尤其体现在作为集体无意识式的压抑性符号存在的施教者父与受教者子之间。

　　不置可否，以“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秩序以及教育权威在中国有史以来的教育历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且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文本中呈现了极致的状态，这些权威教育的实施者即所谓的“精神之父”往往是党的化身，对其的信仰常常是主人公获得成长的必备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调整，这种以“父”为代表的教育权威在重建伦理秩序的80年代初显示了其合法性的地位。他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揭露“文革”时期教育的内幕，质疑极度被异化的伦理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必要的权威引导，参与到重建子一代的错乱的精神世界的任务之中，培养子一代成为时代新人，使其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建设而奋斗，本质上承载的依然是一种道德教化和对社会精神凝聚的作用。

　　自70年代末绵延至80年代的不少小说均表现出了自我反思、自我追问的伦理道德原则，昭示着年青一代精神存在的危机。面对“教育革命”所带来的价值观的错乱，年青一代发出了“潘晓之问”，他们在蹉跎与迷惘中追寻自我价值所在，表现出了试图从父一代的世界中汲取确立自我能量的倾向，尤其是对具有时代责任感的知青的成长来说，其中凸显的教育关系依然具有“从父”特质。而这些“权威的父者”基本上是由“文革”当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和当权派而后复出的知识分子、中老年干部担任。他们被赋予了“知识人”与“政治人”双重身份，在引导子一代对反人性的非道德的教育革命所带来的创伤进行历史的确认和反省方面具有优先的话语权，而其所内含的“硬汉”的一些精神特质也符合年青一代对于时代想象的需要。但与20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常出现的“精神之父”不同，他们不再呈现一种“缺席的在场”，而是与子一代形成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甚至不少小说文本往往让“精神之父”与“血缘之父”达到一种统一性。以秦兆阳的《女儿的信》为代表，小说中的“我”以及其他同学都是“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引导其进行精神蜕变的则是经受了磨难重新出狱的“我”的父亲，他的身份无疑带有家国统一的特质，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其在批判“文革”反人性的同时引导年青一代确立奋斗的目标，父亲的这种权威效应在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中获得了深层次体现，而女儿“我”对认同追随父亲的青年黄亦超的“爱慕”，也从另外的侧面彰显着“我”的一种“从父”的心理。郑万隆《年轻的朋友们》中的李晖显然是新时代的典型青年，穿着时髦，性格泼辣大胆，特立独行，她与父亲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是在看到作为老革命老八路的父亲留给她的“劝诫信”之后，她心情沉重，泪水打湿了信纸，显然就其内心来说，她对父亲的言说是认同的，乃至于在面对梁启雄要开导她为了“利益”剪头发时，她情不自禁地把父亲教育自己的话脱口而出。虽然父女两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是在面对历史、面对未来的责任时，两代人依然有共鸣。而郑另一篇小说《同龄人》中的女知青姗姗与作为老革命干部的父亲虽然有隔阂，但是她最终理解了父亲，并认为爸爸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正直、坚强、执着于目标的人，他的一生是那么简单、平常，但其中又包含很多意义深长的东西，显然父辈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对女儿姗姗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陈建功《飘逝的红头巾》中的秦江离家出走寻找人生意义，虽然是出于自我感到被生活淘汰的恐慌，觉得像公子哥式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没劲，但是骂他是“寄生蟹”的父亲无疑是他离家出走的直接导火线。待秦江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青年作者并获奖时，他选择避见的是带有政治权威身份的父亲，但是对于“家庭之父”，他依然是尊崇的，且成为父亲所期待的“新人”。与之类似的还有知青成长小说，如叶辛的《蹉跎岁月》，其中的男主人公柯碧舟在成长之路中，作为“父亲”形象存在的干部邵思语大伯用思想的火花教育感召了他，使得他逐渐明白生命的意义来自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的结合，他也因此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积极投身“四化”建设。

　　而从这一时期改革主题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年青一代能在现代化的想象之中被“询唤”和“规训”的背后始终有作为权威形象的父者力量的推动与参与，成长的年青一代在他们面前基本是处于一种聆听的形象，即一种被召唤的主体。如鲁彦周《彩虹坪》中的省委书记钟波、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中的省委书记高峰、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霍大道等等，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是以改革设计师与推动者的身份出场的，在他们的周围，总有一些坚定的追随者，在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改革与“四化”建设。这些权威形象的父者，本身是“文革”的经历者，具有强大的意志与信念，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以“子”的形象出现的中青年改革者能义无反顾地前进。由此可见父与子之间所凸显的教育关系并没有超越时代对个体的要求。而一些小说即使在呈现父与子之间冲突时也往往是以“红”与“专”之间矛盾的方式展开的。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小说所讲述的那个精神错乱时代里，与学校复兴、教师权威重拾相照应的是父代世界的相对的秩序与理性，他们赋予自我范导下一代的重任，或许他们与子一代之间有隔膜，但是他们身上依然有子一代成长所认同、尊崇的特质，他们的“在场”无疑在重塑人生观、价值观迷惘的子一代的社会理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相对弱化的权威教育无形中也内在地以独有的规范抑制了个体自由而幸福的成长，或者说以父为代表的教育权威所依赖的政治基础，潜在地构成了对教育对象自由意志的束缚。如在一些知青成长小说叙事中，面对个体与时代，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选择时，叙事者往往让成长者简单地顺延到后者。由此在对80年代初权威教育的观照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一条与“十七年”社会主义教育资源对接的红线。这也意味着80年代年青一代所出现的信仰危机是与萨特的以“自我”选择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式的信仰危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这其中之一便是他们在否定中肯定自我的这一过程中，继续有父一代所提供的保障。

　　从中也可以发现，80年代前期不少小说中权威教育关系的建立首先是为公共事物，即拨乱反正，以及现代化的想象和民族国家的未来而存在的，而并不是为培养独立人格的个体。权威教育的价值也往往是在批判“文革”的意义上显示出来，对子一代引导的最终归宿总是落实到家国的使命与责任之中，而对于如何把铁凝笔下如安然和香雪式的具有独立个性、自主意识的个体，塑就为一种能够适应外界刺激，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稳定的心理结构的个体则极少言及。

二、 “缺席”的父亲：合法化神话的幻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再次处于依靠理想主义难以实现当初子一代所预想的个人价值的社会文化转型期，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等都加剧了子一代从个体生存的价值尺度对社会秩序和权威的大胆怀疑与批判，他们将矛头指向现存的父系秩序，在80年代初相对弱化，但依然具有合法地位的权威性的教育关系进一步受到了质疑性的挑战。此时期，一些小说开始更多地表现权威教育的无效性，体现了教育者的一种繁难和困境，作为权威角色的父亲形象黯淡甚至萎缩，这种叙事的规则，昭示着教育伦理关系的危机。

　　其实80年代初，父权地位削弱的危机就有昭示，这也可以理解为成长中的“代际隔膜”。如王蒙《悠悠寸草心》中儿子对身为老革命的“我”的教育经常报之以淡淡的一笑，觉得“天真”，让“我”沮丧地想到这种当年对自己这一代人非常有效、非常感人和富有威力的论证的方法和调门对于儿子可能效用并不大了。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中作为厂党委书记的祝同康在和解净进行交谈时，他感觉她和李思佳一样都是个谜，他反感解净那种和他以平等的身份说话的口气，他意识到自己在解净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陈国凯《工厂奇人》中的厂党委书记王苦根在面对刘树民时感觉自己父一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不过在80年代前期囿于一种共同诉求的时代语境，父与子尚具有“和谐”之处，而80年代中后期那种为公共事物而存在的前提变化了，表现为子代对政治权威之父以及家庭之父的双重反叛。

　　王蒙《活动变人形》通过倪藻视角所凸显的是父亲倪吾诚的一种无能与窘态，父亲倪吾诚对子一代所试图进行的西方文明式的教育无疑是一种无效的遐想；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选择十八岁进行无目的、无方向的远行中，父亲是“驱逐者”，在他把“我”抛于社会的同时也寓意着父权教育的“失效”；陈村《少男少女，一共八个》中的三菱讨厌父母过度的关心，认为这常常束缚了青年人的手脚和思维，使他们难于适应社会，也因此他讨厌那位老是摆出“我爸爸”的负片；陈建功《鬈毛》中的森森与父亲之间更是存在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关系，“老爷子”诸种行径在他看来都是猥琐、无意义的，而前途、理想、“四化”、人生、接班人在森森这里也都变成了可供调侃的词汇。这一时期包括和“父亲”同类角色的校长、老师，在共同实施着对子一代的引导与规范中也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如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面对学生的一种反叛、无序的生活状态，老师们其实是处于一种“喑哑”的状态，另外她的《蓝天绿海》《跑道》等作品亦有如此体现；徐星《无主题变奏》中的学生更是呈现一种“颓”的状态，隐含的是一种师者的无力；李晓《继续操练》也让我们看到了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权威的弱化还表现在成长者对“无秩序”引导者的选择上。以苏童的《你好，养蜂人》为代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大学肄业生，想奉流浪途中偶遇的养蜂人为导师，但是养蜂其实无关乎革命崇高或理想大义之事，无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可言，使人所呈现的依然是一种游荡的姿态，这种引导者其实是缺乏“价值性”引导的，是无力的，毋宁说这只是成长者选择的对现存秩序的一种疏离和抗拒的姿态。而否认价值引导，就是否认教育，消解师者的作用。王朔的一系列小说则更让人看到了权威教育的破碎所带来的成长的狂欢。

　　不得不说的是80年代的一些农村题材小说，显示出了经济契约关系对于传统权威教育的撼动。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很有代表性。小说中韩玄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一生教书，生活悠闲自得，但退休后不久，他慢慢发现，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变化，而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他那向来温顺的儿子二贝对他所表现出的不恭，而这一变化竟源自韩玄子向来瞧不起的学生王才的发迹，以至于韩玄子面对儿子儿媳的“叛离”束手无策。王滋润《鲁班的子孙》中父与子之间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冲突表现得更为复杂，作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代表的两代人，他们身上兼具先进与落后的因子，虽然叙事者有意让我们看到老木匠对子代所实施之教育的“可贵”之处，但昭然若揭的是传统道德权威，儒家伦理所尊崇的不平等的伦常等级逐渐让位于自愿缔结的经济契约关系，学识化的权威、人格化的权威在逐渐丧失。

　　这一时期小说中所存在的教育关系常常被置于消费领域这一混杂的空间，之前那种为公共事物而存在的前提变化了。小说所塑造的年青一代，可以称为后“文革”“玩世不恭”的一代，或者是个人主义的一代，他们反抗权威，但是却失去了80年代初年青一代所内在的一种向上的精神追求。可以说80年代中后期子一代对权威的反抗其实是一种缺乏以内在自我权威为基础的强制力的反抗，受教育者个人价值的追求完全压倒了教育者的范导，这也无怪乎最初一场“存在的危机”，最终荒诞地蜕变为一场“生命的狂欢”。进入90年代，“父系”世界的真实、沉郁和破碎所带来的“子一代的失范”的状况日益显著，重建道德权威教育的呼声日益变大，可以看到作家们试图通过歌颂母爱，塑造“以德为先”的母亲形象以重建权威教育的想象，1990年大众对《渴望》中贤良淑德的刘慧芳的推崇未尝不是一种征兆。

　　三、“叛逆”的孩子：新型教育伦理关系的想象与投射

　　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所出现的一批年轻的叛逆者形象，折射了现实中成长的子一代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些叛逆者主要呈现为属于两种意义上的：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80年代初的小说主要塑造的叛逆者(突出表现为知青)，他们不随波逐流，具有忧患意识和鲜明的自我意识，渴望寻求内在的幸福，呈现了引导自我构建的倾向，在时代的召唤下呈现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一种可黏合性；另外一种叛逆者算是“后‘文革’一代”，在年龄构成上比知青一代略小，他们虽也有些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但影响不大，他们是更加远离民族国家或理想信念等宏大叙事的，具有拒绝成长的特质，他们与时代之间产生的是难以弥合的分裂性。这两种叛逆者形象其实都隐含着一种对符合现代化的平等、民主、互尊的新型教育伦理关系的投射与想象。

　　第一种类型的叛逆者其实是80年代所树立的青年标杆，他们是“逆境中的奋起者”，是寻求理想、追求信仰的一代。面对整个社会上的浊流、迷惘青年的碌碌无为，他们恐惧耗尽青春，以内在“精神世界”的追寻为核心，以一种不断探索的姿态去寻找自我。虽然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集体化时期的教育伦理依然可以践行，但是他们确实打破了传统道义上的子的形象，往往以离家演绎个体成长的完成，如叶辛《蹉跎岁月》中的杜见春。他们追寻以个体内在生命价值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生价值，试图在个人存在与公共领域之间探索一种平衡，在成长中他们更为期待一种相对平等教育关系的存在，如陈建功《飘逝的红头巾》中的秦江之所以选择不带有权威空间的场所与父亲相见，隐含了不以权威来衡量关系的一种诉求。而不少小说之所以选择同代人作为引路人，隐含着对一种更为符合新时代的和谐平等的伦理关系建构的想象。第二种意义上的叛逆者则是一批“拒绝成长”的叛逆者，是对权威教育一种较为彻底的颠覆，在他们看来家国孝道都不如个人的价值来得真实。以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为代表，其中的孔令凯是一个古怪的中学女孩，抽烟、做模特，对传统的长者为尊的伦理完全是无视的。“我”扮演着孔令凯的教育者的角色，作为长辈，她对“我”的喜欢，是因为她觉得“我”尊重她，与“我”交流会感觉到一种平等。另外《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中亦有如此体现，感恩、责任、道义在子一代身上荡然无存，他们没有强烈的承担意识与牺牲精神，不再耳提面命地接受成人世界中那一套价值伦理标准。

　　80年代小说关注了子一代在涉世过程中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父权世界的伦理价值标准其实处于一种规范与失范共存的局面。成长的子一代在完成对权威教育和既定伦理价值的突围的同时，也潜在地表达着他们对新型的教育伦理关系的想象。而从中也不难发现80年代权威教育逐渐失去效应，在于受教者逐渐突显的“为我”特质，权威者的价值引导与成长者的自主建构发生了失衡。

　　四、庇护与跟随：和谐教育伦理关系的达成

　　理想的教育伦理关系中，教育者的权威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一种精神的跟随，在权威的庇护下，受教育者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开启自我意识，生命本身展现出向上的力量，不断地生长。在受教育者的成长过程中，当教育者的权威成为受教育者‘心灵中的伦理依托’时，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信任的依存情感”。在这其中，个人感召的权威更容易获得教育对象的内在认同。可以看到80年代初小说中成长者一度存在内在精神世界向上的寻找，内在的与外在的权威具有“和谐”之处。虽然子一代具有反叛的特质，但是依然有存在的“精神之父”，能够引领成长者从盲目的青春之中走出来，使其寻找更有意义的东西，并不断建构自己的道德精神空间。当然这种“和谐”依然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同构关系之中，尤其表现在改革文学之中，成长的主体往往被纳入改革的“意识形态”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构建人格主体的教育关系其实尚未完成，这也昭示着教育伦理关系所潜藏着的危机。

　　如雅斯贝尔斯所认为，“权威来自外部，但同时它内部也向我说话。假如缺乏外在的权威，那我就是我自己的权威，这其实是很荒谬的；但如果没有内在的权威，我就只能屈从外在的权威，而这种外在的权威仅仅是一种强制力。权威既来自外部，但同时它又总是发自人们的内心中”。可以说真正的权威其实来自内在的精神的力量，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的力量消失，外在的权威也会随之逝去。在80年代中后期小说中所呈现的教育伦理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成长者内在精神力量的逐渐消失使得这种外在的权威也开始松懈，而外在权威的松懈又使得内在自我缺乏一种制衡性，维系着人类内在自由的、面向成长者的行动的权威教育也更因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公共前提而弱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16JJD750019)中期成果。

　　注释：①周良沛：《写在诗弦上的小说——再版代序》，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科辛编，郭官义等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词典》，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③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0页。

　　④赵克平：《市场经济下教育伦理权威的建构》，《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5期。

　　⑤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