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7年许昌“青春诗会”五位青年作者为例
◆ 李昊宸
引言
在当代国学热的大背景下，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进入高度复兴阶段，一方面，有关于传统文化的活动逐渐渗透进人们生活，变得日常化、大众化；另一方面，从事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文化事业的需求也呈现增长态势。就诗词这一领域而言，今年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作为一档寓教于乐的文化类节目，借春节假期的“黄金时段”，将诗词搬上电视，以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诗句为依托，通过答题、攻守擂台、飞花令等环节，重新唤起人们对古典诗词的记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效，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说：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把诗词文化以新颖的电视“舞台”的形式呈现出来，进一步唤起了全社会的诗词热情，起到了研究机构、教育机构、诗词社团起不到的作用。
各地媒体组织纷纷以今年《中国诗词大会》所形成的文化热为契机，大力将宣传热点集中于诗词，小到校园组织，大到社会各团体，展开丰富多样的活动。相应地，这种文化活动也激发了人们对于诗词的关注与热情，一时之间，诗词成为人们交流中的一种新兴的文化符号，诗词爱好者和诗词写作者得到了一展长才的机会，开始逐渐走入群众视野。
《中华诗词》杂志社自2002年起，效法《诗刊》社的方式，开始举办“青春诗会”，从全国各地甄选稿件，挑选优秀青年诗人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改稿采风活动，不仅在客观上推动当代青年诗人旧体诗词的创作，同时也为旧体诗词不断增添新鲜血液。“青春诗会”第二期学员，即《中华诗词》杂志现任执行主编高昌说：
“青春诗会”是新时期文坛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学符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文学现象。
尽管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书写者都存在着一定厚古薄今的思想倾向，但仍不可否认，旧体诗词在当代文学发展现状中占有重要一环，在当今的文学写作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对旧体诗词表现出极大兴趣并投身写作的人不在少数，这是文学的客观现实，绝不是出于笔者的某种主观维护。而且，旧体诗词的阅读群体与写作群体都在持续扩张，“青春诗会”的设立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为青年诗词写作者提供一个全面的平台。
“青春诗会”最终确定的学员名单，有两个准入标准，一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下，二是用作品说话。在这两个条件的叠加情况下，从二百余份投稿作品中选出的十份稿件，无疑是当代青年诗词写作者群体的一个表征，反映了当代诗词写作的某些倾向。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青春诗会”十位学员中，有五位是“90后”，其中四名仍是大学本科在读生，另一名也是于2016年刚刚本科毕业进入工作岗位。五位青年作者分别来自新疆、贵州、北京、深圳、武汉，展现了极大的地域包容性，相似的生活经历与社会感悟，使他们诗词创作的语言特色、用语倾向、思想认知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作为青年诗词创作的一个切面，很好地展现“90后”诗词写作者的整体风貌。同时，他们的诗词创作又有着一定的区分度，以个人经验为核心，展现对语言的高度敏感与极强的驾驭能力，进而保持着诗词写作者的独特性。接下来，笔者将以本次诗会五位“90后”青年作者的作品为例，管窥当代旧体诗词青年写作的某些倾向。
一 重视对内心情感的挖掘
诗歌经过长期变化，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逐渐独立，从诗乐舞三位一体中解放出来，其音乐性和表演性不断削弱，最终成为以文本为核心的独立体；二是由最开始的注重政教合一、言一国之志，到不断突出诗人主观情感，强化写作者主体意旨的表达。换句话说，诗歌在保持文本独立的基础上，越来越成为表达作者意旨的内部自足的有机整体，越来越出现向写作者本身倾斜的一种趋势。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最早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也讲道：“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缘情说”对诗歌的主情重意的特征产生重要影响，注重吟咏性情成为古今诗歌写作者自觉遵守的写作倾向。以抒情性为核心，以写作者为主体，在当代的旧体诗词写作中，存在两种写作倾向，彼此既相互区别，又互为依托，在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上，这两种倾向又能够完美地融为一体。一种即主题先行，作者首先预设主题，再通过编排文字达到对主题的回应作用，从而达到作者的某种主观诉求，这种倾向的思想来源可以归到白居易所主张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带有某种主张性；另一种即情感先行，要上溯到前文所说“诗缘情”的主张，也就是孔颖达在解释《诗大序》时所说的：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尤为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立足于当下“90后”青年旧体诗词作者的创作，不难发现，虽然其中不乏优秀作品是主题与情感结合的产物，但是从作者个人写作主张或作品特质来看，仍是以情感先行这一倾向为主，甚至部分青年作者表现出对主题先行的排斥。
郑雪峰先生在接受《新文学评论》访谈时说道：
诗基本属于“为己之学”，如果作者本身很自我，反映一个个体的心理情感也就够了。如果作者心怀天下，自然会在作品中关涉社会，说出某个群体的心声。不论哪一种，只要是出自真诚，都是可贵的，即便社会价值并不相同。
所有诗歌写作的初衷无非就是作者个性的一种传达，文本只是表达内容的一个载体，其核心是作者的个人经验，而这种经验又与生活直接相关。对于青年作者，特别是“90后”的青年诗词写作者来说，其主要的生活领域多在于校园以及以作者为中心的有限辐射范围，加之处于由校园到社会的转型阶段，所以其对社会的认知尚浅，对社会的判断有着较大的先入为主的主管臆造的倾向，所谓的语言真实与社会真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有限的社会活动范围内，青年作者倾向于将创作视角转入书本和思想，表现作者个人情感的变化，捕捉自身情感的细微波动，在内心世界中寻求并建立一种主观与客观的平衡体系，并将这种体系应用于审视他者，构建一个以自身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情感系统。
我们在当代许多“90后”青年旧体诗词作者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是作者情感的放大化处理，是作者从自身向他者出发，力图建构的联系方式。因此，对内心情感的层层深入，甚至于是抽丝剥茧式的描写，是当代青年旧体诗词写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在改稿会上，《中华诗词》杂志编辑部主任潘泓老师就以本次诗会的五位“90后”青年为例，指出现在青年诗词写作存在的关照面不广、挖掘不深、缺乏生活质感的问题，建议从身边事物写起，感受生活与诗词的融合度。笔者以为，不断突破自身所在情感舒适区是必要的，但是题材和关照面的扩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每一个特殊的年龄段，作者对身边事物都有着独特的敏锐度，进入作者写作观察视野也各有不同，因此这种观察的侧重点也是因人而异的。而相比步入社会的中青年写作者而言，以校园为核心的青年作者，其劣势固然明显，但其优势也在于这种重视内心情感，不断地进行情感提纯的写作主张，王国维说：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可见，“阅世浅而性情真的”青年作者当下的写作似乎更加接近“主观诗人”的状态。
五人之中，具体到一些在日常生活圈内写作的诗词，尽管也有以事件为依托的作品(如唐云龙《与友约酒》、韦勇《送子愫兄之南宁》、王文钊《临江仙·与兄聊天小感》以及笔者《水调歌头·初冬与初中诸友小聚》等)，但是事件并不是诗词着力的主要点，作者主要关注的，仍是从事件的对象中探求自身。换句话说，无论是诗友、兄弟还是同学，他们在诗中都是作为一种符号而存在，引起作者本身的诗性思维，进而有所生发，抒发诗中的主客体的共同情绪，当然，这种情绪立足的基点仍在于作者本身，与其说是与他人的对话，倒不如看作是作者与自己的审视，是作者与自己内心世界试图建立的一种对话的可能性。
例如笔者所作的《水调歌头·初冬与初中诸友小聚》，聚会只是一个情感的切入点，或者说，是蓄积已久的情感的一个输出契机。整首词的描写关键也并不在于聚会所食所饮，而在于通过与好友回忆从初中到而今五年有余的时间里，彼此的变化，进而将关注点聚焦于这样一群处于校园和社会节点上的青年，在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这种依旧有所坚持、有所守候的精神状态，也即词中所写的“随意安排处，来证此心顽”。《礼记·中庸》有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青年诗词写作者因为不能直观地追求诗词的功用化和器物化，因此其所关注的，必然是文本本身的艺术性，而达到这种艺术性的标准就是对自身的全方位展现，展现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唯一通道就是情感。因此，由笔者的这篇作品入手，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结合下文即将展开的作者本身在内容、语言层面寻求的个性突破，但是其围绕的核心依然是创作的情感，这是“诗缘情”、“诗言志”的观点在当代社会被广泛认同并予以实践的反映。
二 尝试内容、语言层面的探索
在传统文化逐渐回温的当代，旧体诗词无论是从创作量还是创作人数上，都接近饱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的旧体诗词创作量都堪比一部《全唐诗》，各省市的官方诗词组织加上民间诗歌团体，其会员总数也接近甚至超过中国古代诗人的总和，足见旧体诗词在大众层面影响之深。但我们仍要警惕的是，要想将语言打造到符合诗词这种高度凝练、高度精准化的程度，是需要极其高超的语言锤炼技巧的，换言之，在广大诗词写作群体中，能够创造出符合诗歌本身意义的作品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诗词写作者的写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不断重复古人的陈陈之言，缺乏作为写作主体的立场与形象感，这点在之后也会有集中论述；二是不能了解当下诗词写作环境，完全注重象牙塔写作，甚至刻意地回避当代诗词中的新元素和新意识，号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实则不免有些泥古不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魏耀武先生在《“所以为我”与“所以为诗”》中说道：
在诗词创作中灌注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与现代体验，是使古老文体与时代变、保持活力最根本的“通变之数”。
可见，创作者不仅是文本的书写者，更是作品思想风格的直接把控者，任何的守正或者求新的根本，都在于作者对于语言的持有观念，也即作者的主观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诗词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近似是一种观念写作，不同于上文所提到的“主题”，观念写作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是作者已然具备的思想的自然显现。故此，探究“90后”青年作者在诗词方面的探索，除了文本里所呈现的显性技巧、风格方面的探索外，写作主体是我们要去格外注意的一点，作者写作时的内在思想虽无法被完全感知，但是可以从他有意识尝试的方向，管窥当代青年作者的某些写作主张。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
任何时代的优秀文学，都是符合其当代审美的文学，都在于反映本时代的微观特征与个体独特的心灵感受，其作品要能够“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即由描写个体的经验上升至群体的共同经验，使作品在更大范围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就这一点来说，旧体诗词在稳定的基础上，势必要在语言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并将书写内容尽量延伸，使其符合当代的审美情趣。
由李遇春老师主编，汇集魏新河、段维、李子、添雪斋等十位当代诗词名家的《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于去年六月出版，李老师在前言中说道：
这种探索主要集中于诗词书写内容和所持语言质感的变化，结合当代旧体诗词写作者发展状况而言，其功力、阅历愈深，对于语言的掌握就愈加纯熟，语言风格的形成及转换也就更加游刃有余，同时诗词的内容也更加广阔，能够更全面地展现作者对生活和文字的态度。对于青年诗人，特别是“90后”诗词作者而言，在前文所论述的主情性的基础上，虽然仍体现着一定的学院派语言风格，但是受到诗词创作整体环境的影响，在内容和语言上，逐渐开始寻求突破与创新。
在内容层面，“90后”青年诗词作者，最主要的突破点即在于以自身行迹为本，将视角延伸到所及之处，从而打开了单纯的校园限制。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自身有着相对扎实的知识储备，在处理一些校园之外的写作题材时，能够统一理论与实践，使得其作品可以基本满足读者的审美诉求。像本次诗会中，五位作者各自所选的十篇中皆有畅游采风中对风物遗迹的思索，如韦勇诗《回乡惊所见》中句“出门寻旧友，一一在天涯”；笔者诗《过武松墓》中句“此身只合大千去，不问浮屠问宝刀”。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其一首《清平乐·记桐木岭野炊》，谨录全词如下：“花儿微笑，枝鸟林中闹。三五携行春正好，旧梦随风逝了。 泥巴生满葳蕤，炊烟染上霞晖。多少青葱岁月，尘封在水之湄。”这首词与李子的一首《清平乐·一村老小》十分相像，从花草的起笔，到最后一笔托出，余下怅然若失的忧愁，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李子将整个农村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通过将乡村的常态化面貌予以加工，体现其隐喻性，进而具有直抵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少聪的笔力则集中于个人青春情绪的抒发，表现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伤情绪，更贴近较单纯的回忆性笔法。由此可见，青年作者对于自身作品语言的突破尚缺乏明确的目标，既缺少必要的体系主张和理论基础，又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和模仿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幕式上，《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李文朝对陈少聪的作品直接进行点评，指出其作品感受不深，生发不足，不免有些隔靴搔痒之感，而且对其作品的主题和用词予以批评和修正。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代青年诗词作者对于内容和语言层面的探索仍是极为有限的，在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和诗词主张的情况下，写作处于自发状态，即使偶尔会出现技法上臻于完善的作品，但对于自己的实践不能适当地进行总结和进一步的拓展，停留在靠文字去触发作品偶然性的层面，从尝试的限度而言，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同时，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代诗词的话语权基本在中青年以上的诗词名宿手中，他们在价值取向、诗词认知和生活经历上，与“90后”青年作者的经验有着极大的不同，直接与其构成矛盾，影响对话的可持续性，当然，这种冲突是在可调和的范围内。但是不同的个人经验和思维模式的灌输，使得青年作者的诗词观的建构仍处于摇摆不定的处境，极容易面临不同的价值观念的激烈对抗，处理得当的话，其作品的厚度和质感都会有所加强，但如果有所偏颇，极容易使其一贯的诗词主张产生动摇。因此，如何在这种价值观念以及群体话语的转换中保持自我，探索不同诗词写作群体对话的可能性，继续进行有效的内容、语言层面的突破，是我们如今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 易受到古人陈词影响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的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中说：
这就涉及语言和情感二者的关系，即中国诗歌传统中重要的“言意之辨”。
理想的状态下，语言能够完整地传达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言意达到浑融一体的效果，更有“意在言外”的深邃之处，这是一首诗艺术性最完整的传达效果。除古代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外，对于当代阅历功力都趋于成熟的写作者而言，其优秀之作大多都有“意在言外”之趣，如熊东遨《临江仙》中句“且留三两日，细味五千言”，魏新河《水调歌头》中句“龙汉无穷劫，何处可重生”，包括本次诗会的高昌《鹧鸪天》中句“骊歌暖，洞箫横。空山击掌有回声。抬头遥指上弦月，那是知音侧耳听”，林峰《灵山江》中句“山有高低如世态，潮留怒吼作惊雷”，刘庆霖《北京大觉寺白玉兰》中句“便是繁华都落尽，听钟听鼓也风神”，皆是品之有味的妙笔。但是相比较而言，“90后”诗词写作者在笔力和阅历上都未达纯熟，鉴于之前所论述的，其生活经验不足，关照面有待进一步拓宽，而其技法功力虽已小有成绩，但是犹未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因此，诗词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有时常显得空洞，或者意义本身不足以支撑整个文本，也就是言过于意，语言盖过了意义本身，在铺设之时显得力有不逮。
今春诗词大会的火热之后，各地各组织纷纷举办诗词类活动，包括学校内一时之间许多诗词比赛、征文、展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俨然诗词文化复兴之势。但我们要警惕文化泛滥主义，并非每个活动都能够诠释诗的真谛，也并非每一个比赛的获奖作品都能够代表诗词发言。我们从长远角度考究校园内诗词文化生态也不难发现，其实际状况是，文科性学院中，从老师到学生多将眼光集中于研究、工作，鲜有创作者，校内文学类社团人数呈缩减趋势，且社员中专注于诗词创作的极少，多数人仍停留在感性的品读阶段，以诗词为怡情悦己之物，缺乏对其进行深入的思索和探究，而仅是作为欣赏者从外部围观，一年下来，能够潜心钻研并初窥诗词门径的学生仅在十个左右。
具体到个人而言，学校中诗词写作者由于整体交流环境不畅，在校园中缺少必要的沟通群体，因此容易陷入“抽屉写作”的状况，这也是本次诗会来自或刚刚走出校园的五位青年作者，在交流中一致表达的写作困境之一。同时，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莫真宝曾于“中国诗歌网”第五十八期“每日好诗”栏目点评笔者诗时言：“然世移事易，腹笥未丰，下笔未免多作‘姿势语’，时或用典不切，写景不实，抒情不真。”移用此语，即可照见当下“90后”旧体诗词写作者的另一困境。
黄仁生先生说：
这变相指向了当代青年诗词创作中取法古人，但个性生发不足的问题。诚然，青年作者学诗沉稳，多秉承学法古人而后抒发性灵的写作观点，也因此，学养基础都颇为扎实，诗歌理念也相对纯正。但是这反过来也会对写作形成一种专业上的阻碍，因为对古代经典作品和古典诗词的语言模式过于熟稔，而重新建构自身语言风格的能力尚未形成，也就容易受到古人诗词的影响。经常易出现以文字去承载相对单薄的情感内容的状况，结果多是发古人之言，抒古人之怀，作者自身立场受限于模式化文字而难以尽显，文字与作者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连接点，作品固然好，但是因无法打动读者，最终不免成为古典语言的堆砌物。
本次诗会的五位青年作者所选的十篇作品中，部分作品受到古人陈词用语影响较大，潘泓老师在点评本次学员中年纪最小的来自北京的王文钊时，曾指出其五律《再歌秋浦河》中的颈联与尾联，即“烹鲜邀帝子，置酒待诗仙。得与乘明月，酣歌下九天”中缺乏作者自我，虽然整体意境浑融一体，但是作者的形象未能得到充分建立；再如韦勇词《极相思·寄人》，《中华诗词》杂志责任主编胡彭指出其词前人用语过多，同样也是缺乏主体形象，整首词无明显问题，但亦无亮点。其余三人作品中同样存在用语陈旧，诗意乏新的问题，在这里不一一举例。
虽然黄庭坚认为：
但考究鲁直其诗及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词主张，也不难看出，任何一位大家手笔，即使是对古人的诗词的隐括和运用，其关键仍在于创作主体，如果创作者本身立意不稳、寄托不深，受到古人语言的影响过大，从而使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有所减弱，那么作品本身只能沦为古人的附属品。
另外，在本次青年诗词作者的作品中，还出现一小部分作品，喜追求模仿古代文人雅趣，近似于现在所说的“文字游戏”，在诗境上力求典雅醇厚，在语言上不断追求极限，虽有妙处，但整体读来，平稳有余，惊喜不足，如陈少聪诗《丙申岁杪偕雅南诗友谒郑子尹墓分韵拈得“湖”字》是效法古人拈字分韵，韦勇诗《山居》是嵌药名于其中，笔者诗《岁暮与友人书》则是以文入诗，寻求“夏虫不可语冰”的对仗句。
这种一味求新，甚至将眼光放在文字游戏的倾向确实存在于当下青年创作群体中，特别是各地民间诗社之间，笔者以为，偶尔为之则可，可将其作为探索诗艺、锻炼技法的一种手段，以突破现有语言极限，不断扩大可操控的语言容量。但是不能将精力尽数用于其上，当代青年作者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走入诗词创作的“死胡同”，自我束缚，陷入象牙塔写作和自我欣赏之中。
四 笔力松散，内容不集中
在具体篇目的写作上，因为本次笔会只选择了每位作者的十篇作品，虽能反映一定的创作功力，但毕竟不能代表一个人写作的全貌。而且“90后”青年作者的写作还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由于本身不断介入社会，且写作主张、价值取向以及对诗词、人生的看法都在不断地更新，在积蓄一段时间之后，常会出现诗词写作的又一成长期。因此，所谓笔力松散，只能针对作品本身，虽然能反映一定程度的青年写作倾向，但只能呈现作者某阶段的创作特点，不免仍有以偏概全之嫌。孙绍振先生在《审美阅读十五讲》中说：
这就是常说的“有句无篇”，最典型的就是贾岛《题李凝幽居》中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忆江上吴处士》中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等，专注于词句的雕琢，而忽视语句之间的连接，造成整体意境不够明朗，语言不够晓畅。这同样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问题，由于诗人与学者身份的逐渐融合，诗词作者学养日益深厚，因此对词语的推敲愈加仔细，竭力做到“无一字无来处”，但是对全诗的意境和主题往往缺少必要的关注，使得作品笔力不够集中，偶尔有一两句游离于主题意脉之外。
诗词的语言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含蓄凝练，是丰富的表意表情单位，因此要重视每一句在诗词中发挥的作用，即在起承转合之中呼应主题，吟咏性情。
具体到本次诗会五位青年作者的作品，除笔者之外，唐云龙与韦勇亦有长调数阕，都自成格调，有所超越，有所翻新。但是在最后的点评会上，《中华诗词》副主编丁国成先生以及胡彭老师，在点评云龙与韦兄作品时，均指出其长调《贺新郎》的不足。对于唐云龙的《贺新郎·鹧鸪》而言，整体境界阔大，但仍有其中两句“我是齐天圣”、“借雨露、清除污泞”与主题指向的“鸿鹄”意象联系不够紧密，稍显不够集中；对于韦勇的《贺新郎·中秋梅林山舞剑归来有题》，则问题集中于上下片形象的构建在连接上稍显突兀，上片塑造剑客形象，下片转入异乡为客的孤独落寞，结句“欲借扶摇羊角力，上云霄、斫碎团圆月。今后莫，照离别”，也需要再加斟酌，确实是给作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其实对于每一位诗词写作者而言，要想将语言完全紧密贴合于主题，严格控制笔力都是极其不易的，诗词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在满足必要的结构框架后，有一定的生发和主观联想也是完全合理的，关键就在于和主题偏离的这个度的把握。因此，从更高的要求上来讲，注重笔力的分布，学会铺排整合语句，从而使得作品更加集中，增加语言的凝练程度，将感性的语言炼化为精准的语言，做到本次“青春诗会”点评会上《中华诗词》杂志副主编林峰老师所言“用最少的字眼抵达最深的意义”，这是“90后”青年诗词写作者仍需要努力的方向。
小结
李遇春老师在一篇文章中，对于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情况曾这样讲：
由于古代经典诗词作品对于当代诗词研究领域的影响较大，导致当代旧体诗词在理论研究局面长期处于缺席的状态，而且当代的诗词创作也并不能得到充分重视。虽然当代诗词写作的整体氛围仍然是“山头林立”，且彼此之间在风格、观点上还具有较大的不可容性，且新旧之间仍未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对话体系。但是不可否认，当代旧体诗词得益于文化整体回温的大环境，以古典诗词为切入点，开始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仅其需求与展示的空间有所拓展，而且在写作层面也逐渐涌现出大量的优秀写作者。
在当代诗词的整体写作群体中，青年作者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地位，虽不能说异军突起，但是以各地的民间诗社、校园诗社为核心，创作者的才能与其作品慢慢地得到主流诗词话语权的接纳与认证。同时，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90后”诗词作者因为多数处于校园和社会的过渡地带，而呈现出融合二者的特色，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虽然“90后”诗词作者在笔力和思想上都有所增进，取得一定可喜的成绩，但仍要看到，囿于自身诗词写作观念的不成熟和生活范围的相对小众，“90后”作者目前的诗词写作弊病也是相对明显的，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笔力的增长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其眼界与阅历的不断开阔，其作品才能慢慢臻于成熟。
此外，本文中所列举的五位“90后”青年作者均系各自诗词圈中的普通一员，虽然各自在所在学校都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放眼整个诗词圈，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仍是处于学习与接受并不断锤炼自我的状态。因此，以五位“90后”青年作者为例，只是作为个案提出，成为“青春诗会”与当代青年写作者的一个连接媒介而已，以点代面，尝试剖析当代“90后”旧体诗词作者的写作倾向。
(本文所引五位“90后”青年作者作品均为“青春诗会”所选作品原稿，作者另与导师商议修改稿不在本次引用之列。)
注释：①《当春乃发生——〈中国诗词大会〉众人谈》，《中华诗词》2017年4月5日总第218期，第57页。
②高昌：《“青春诗会”：当代诗歌的青春年轮》，《心潮诗词评论》2017年第2期，第30页。
③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④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5～56页。
⑤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
⑥杨金花：《毛诗正义研究——以诗学为中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页。
⑦郑雪峰：《为己之学——〈新文学评论〉访谈郑雪峰》，http://www.86hh.com/fyzg/mjft/2017-02-07/384400.html。
⑧王国维著，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175页。
⑨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5页。
⑩魏耀武：《“所以为我”与“所以为诗”》，《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1日第11版。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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