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遇春主编的《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
◆ 唐克龙
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范畴或者说题材来源，整体来看还是相当丰富多样的，比如纪游、咏史、酬答、抒怀、咏物、怀人等类型的作品，数量都十分庞大。基数既可观，粗制滥造之劣作自亦不少，而精心结撰之佳什，自然也是在在多有，令人叹赏的。
就内容而言，在题材“类型”这一层面上，当代旧体诗词是否已经超越古典诗词和近现代诗词而“别开生面”、另创新的写作资源(类型)了呢？答案恐怕并不令人乐观。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旧体诗词能够提供的有意味的“当代性”，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当代旧体诗词在传统的形式规范里不能给文学史、诗歌史提供一些区别于既有经验的内容，那么它的文类合法性又从何谈起呢？
当代旧体诗词能否入史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这其实也正是它的“当代性”是否自足的一个症候。并非在当代创作的作品就自动具备“当代性”。很显然，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旧体诗词文本中，能够称得上具备“当代性”的、可以保证它作为一种文体的活力和合法性的篇什，在总量上还是不多的。传统经验的大规模重复性书写、陈腐的观念、狭小的格局、烂熟的意象(境)乃至表达上的不成熟充斥在旧体诗词的写作中，既考验读者脆弱的耐心，也使这一古老的文体面临日甚一日的质疑。
但当代的旧体诗词终于还能顽强地生长，没有倒下去，也正说明了有一大批作者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赋予了这一门历史悠久的技艺以生机，使其在新的文学生态圈里，虽则还是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也仍然能有尊严地“活着”。收在这套《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以下简称《编年》)里的作品，我认为就是一些足以支撑起当代诗词之尊严的佳作。
“新锐”也者，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对既有体式要有所突破，有所创设，能够一“新”人的耳目，推进文体的发展。“新锐”更应该体现在对传统经验的超越，对新的、更有时代感的体验的发掘与表达，以此促进新的格局、新的气象的生成。
《编年》把近20年来在旧体诗词创作上卓有成就的10位“新锐”吟家的作品萃为一编，以见世纪之交旧体诗词创作的实绩，便于读者检读、研讨。其“存史”之用心，亦值得赞赏。这10位作者，年龄、阅历、观念等各各相异，但在用心写作、竭力守正创新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阅读他们的作品，恰似繁华照眼，精彩纷呈，各擅胜场，美不胜收。应该说，在浩浩荡荡的旧体诗词创作大军中，10位作者也许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支队伍斑驳的整体面貌，但就创新意识和创作实绩来看，却是完全可以担当得起“新锐”这一特质的。
就题材类型而言，《编年》中的作品涵盖了几乎所有旧体诗词的内容领域，如咏物、咏史、纪游、酬答、抒怀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古已有之”的书写范畴，但作者们显然都在努力以新的经验和体验、以各具特色的形式创新来赋予这些范畴以现代意义。比如李子的“李子体”、嘘堂的“文言实验”诗、独孤食肉兽的“现代城市诗词”、无以为名的“无名体”、蔡世平的“南园词”、段维的“新雅”实验诗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新的意象(境)、新的体式、新的表达总是能让我们眼前一亮。虽然旧的意象(境)、体式和表达也仍然存在，但正如本书编者所言，现代人不只拥有现代性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现代人也一定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调试后的传统也肯定会成为现代的一部分或有机整体。
以新的意象(境)、体式、语言或经过改造、调试后的传统意象(境)、体式、语言来传达现代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是“新锐”吟家共同的特征。在出旧入新又纳新入旧、整旧如新的关系把握上，他们做到了较好的平衡。
在这些作者的文本中，尤能引起我较大兴趣的，是他们关于“时事”的书写。因为这一类作品最能显示作者的现实敏感和关怀，显示一个写作者的格局大小、格调高下，也最能体现传统诗词这一“旧”形式在新的条件下的表意可能性。从中国诗歌史来看，对“时事”的书写一直是历代诗家落墨的基点和重点，甚至是决定一个诗人能否成为“大”诗人的先决条件。杜甫即是一个范例。白居易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时事观”，“时事”因之而几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之圭臬。历代以书写“时事”而名家者不可胜数，要皆能秉风人之旨，据实直书，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时事”类诗歌因而蔚为诗歌主潮，风气所被，历久不歇。
对于有些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往往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是兴到笔来，不加拣选。当代旧体诗词中的“时事”，也常常是因缘际会的产物，并非作者的自觉意识。但诗人对自己的写作是否拥有自觉意识，是常常会影响作品的工拙的。不过，幸运的是，在有些作者那里，“时事”还是被明确意识到了的一类写作资源。比如李子就认为，在他的作品中，“时事”是其三大内容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每天都有各种时事。这些时事或许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却也不免会触发我们的情感和思考。我的部分诗词涉及各种时事，尤其是战争、灾难、死亡等重大事件。”“时事”并非新闻报道的专利，文学创作也可将其纳入笔端。只不过文学意义上的“时事”，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看来，虽然也讲究“真实”，毕竟与新闻报道意义上的时事“真实”，还是要区而别之。
正如李子所言，所谓“时事”，即是每天发生在世界上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像战争、灾难、死亡、庆典，等等。一般而言，这些事件与特定的“我”或“我们”都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在伦理上、精神上或者间接利益上，能引发我们的共鸣、思考，由此而构筑一种“命运共同体”或“精神共同体”的想象性关系。例如高昌的《摸鱼儿·住房叹》(上阕：“叹人间、住房何物，直教心痛如许。少陵忧罢流光换，今又几多寒暑。狐竞舞。正纠结、蓬门无数痴儿女。填胸酸苦。恨万丈青云，九重霄汉，一价向天去”。)和嘘堂的《买按揭房，十年偿其值，赋之》(买宅庐阳市，十年身便累。图书略得陈，行役随宜委。野阔柳难载，楼高霜不起。翻知小定迟，前事成云水。)就对近年来的“买房难、买房贵”现象进行了个人化的书写，但引发的却是我们感同身受的共同体验。这种体验感的强烈程度，跟“时事”本身与我们关系的远近有关：当一个事件与大多数人相关(如买房、生老病死等)时，这种体验感便较为强烈；反之则会弱一些。
由此我们可以对当代旧体诗词中的“时事”进行简单的分类。首先，可将“时事”分为“事件性”时事和“非事件性”时事。“事件性”时事一般有明确的发生时间点、发展、结局；“非事件性”时事的发生和结束则相对不明确或难以确定。比如一场火灾、矿难、车祸、地震等，属于“事件性”时事；而像雾霾、环境污染、腐败等，则属于“非事件性”时事。在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中，“事件性”时事内容较为多见，如《编年》一书所收李子《如梦令·“六一”儿童节写给大连空难遇难儿童》、《清平乐·连战访大陆》，嘘堂《岁末闻江西万载烟花厂爆炸事件·口占》，《童话·哀李思怡》，蔡世平《满庭芳·山娘遗梦——汶川大地震之一》，高昌《海上悲澜》，段维《文联主席怒砸社区网站电脑有感》等等，都属此类。“非事件性”时事类则有蔡世平的《临江仙·泪落黄昏》，高昌的《满江红·本“色”》、《须眉红粉辞》、《哀矿难》，段维的《有感于“官不聊生”说》、李子的《矽肺》，等等。
其次，这些“时事”按其性质，又可分为重大时事与一般性时事。重大时事如蔡世平的《贺新郎·“非典”》、《沁园春·血注汶川——汶川大地震之二》、魏新河的《满江红·哀汶川》等；后一类则有段维的《有感于“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命题》、《闻张铁生身家过亿感赋》，高昌的《京城暴雨小记》，李子的《好事近·甲鱼专业户接待镇领导的讲话实录》、《浣溪沙·忆承包败绩》等。从新闻的意义上来说，重大时事显然比一般性时事更具有报道价值。但就文学意义(诗歌写作)而言，这样的区分就显得意义不大了：关于汶川地震的书写是否就一定比对一个个体死亡(如《童话·哀李思怡》)的书写更有意义？从传播效果来看，两者对读者造成的精神震撼是否有强弱、高下之分？我认为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第三，这些“时事”类诗词还可根据其发生的空间，分为国内时事和国际时事。当代旧体诗词中的大部分“时事”类诗歌都是以国内时事为书写对象的，不烦多举。后者虽然占比较小，但却不容忽视。如嘘堂的《斩首》，高昌的《闻马航MH370航班客机失联，怆然有作》，段维的《有感于南海主权争端事》、《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国际时事入诗，容易被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情绪左右，而忽略人类共有的情感和命运的表达，是诗家在创作此类诗词时要引起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就《编年》所收国际时事诗歌来看，作者们的处理可称得上平稳。这就与“老干体”在此类诗词创作上的过度观念化区别了开来。
应该注意的是，上述几种类型是互有交叉、而非判然可分的。所有类型都可能分享某一类型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在这些时事类书写中，我们还能注意到，有一些作者将笔触伸入到了某些敏感题材，以真诚的态度和巧妙的构思，很好地处理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委婉而不失尖锐地表达了诗人的良知。这对一个诗人来说，尤其显得珍贵。比如全书收入的唯一一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诞辰的诗歌《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就与此类诗歌惯见的颂赞模式区分开来，而将忧患、警示、反思意识灌注在全诗中，扩张了文本的深层意蕴：
自古兴邦贵以恒，风云世界莫相矜。
花繁蜂蝶频传粉，潮急鱼龙欲破冰。
此日国强望民富，何时白璧去青蝇？
回思天问今余几，都作弦歌恐未能。
惊闻海上起悲澜，小道人传网互刊。
冷面刀屠天有叹，热流血涌地无瞒。
一团火冒零星怒，三尺冰凝几日寒？
苦唤春风谁觅处，羊肠世路恨难宽。
诗人对引起世人震惊的重大事件发声，诗中“惊闻”、“悲澜”、“冷面”、“热流”、“苦唤春风”、“羊肠世路”等倾向性极强的诗语，已完整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态度，可谓“诗可以怨”的一个范例。
从以上粗略分类可以看出，当代旧体诗词中“时事”诗的取材是十分丰富的，不仅重大的国际国内时事(如马航飞机失事、汶川地震、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南海主权争议、杨佳事件、“非典”、重大矿难等)，就是一般的时事(如章开沅辞资深教授、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某国家级贫困县铸亚洲第一铜牛、某官员落马、甲鱼专业户接待镇政府领导讲话等)，都能成为诗人的素材。而这样的素材在我们这样一个急遽变化的世界里，每天真不知要发生多少！这样想想，所谓“时事”，真可谓是诗家一座取用不尽的富矿了。
但这并不等于每一件“时事”都可以不加选择地入诗，尤其是那些琐碎的社会新闻事件。必定是能以小见大、可以提炼出有价值、有意味的思想、观念的时事，才可以成为诗家的素材。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创作者长期的修炼，练就一双慧眼，能准确判断哪些时事是值得去思考、写作的。如李子《减字木兰花·反腐惊险故事》写一名贪官落马，在书记督促之下，从速被处决，而该贪官有关“书记从前……”的交代尚未写完。整首词如下：
“从严从速。”拍案凛然书记促：“反腐关头，这等贪官岂可留。”
一声枪响。二百来斤全给党。“书记从前……”交代终于未写完。
整首词叙事性极强，而“惊险”、“书记从前……”等句，意味深长，尤令人回味，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再创造空间。反腐入诗，可谓夥矣，但像李子这首词这样具有想象空间的，实为罕见。这说明，普通的时事，只要善于思考，善于挖掘，还是可以发现它的不一般的意义的。另如李子《好事近·甲鱼专业户接待镇领导的讲话实录》，嘘堂《哀山西煤窑事故多发》、《岁末闻江西万载烟花厂爆炸事件·口占》、高昌《须眉红粉辞》，段维《城中村拆迁感怀》、《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等，均能于普通时事中，别具只眼，另出新意，或嘲讽，或哀矜，或痛惜，或忧愤，或反思，于习见内容翻出新意，释放出旧体诗词形式蕴含的诸多可能性，迥异于“老干体”、“参赛体”诗词书写时事所固有的平面化、浅表化、颂赞腔、伪浪漫、形式主义等痼疾，维护了当代旧体诗词的尊严。
注释：①李遇春：《迎中华诗词在新世纪的复兴——〈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前言》，《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李子：《我的创作道路》，李遇春主编：《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③段维：《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遇春主编：《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④高昌：《海上悲澜》，李遇春主编：《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3页。
⑤李子：《减字木兰花·反腐惊险故事》，李遇春主编：《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1页。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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