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的引文、缀余、章法与态度
◆ 丛治辰
一
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的出版，是2017年文学界的重要事件。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书写得好，而如果联系作者的身份，这“写得好”就有了更深的意味。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李敬泽，摇身一变成为新锐作家，就好像足球比赛的解说员、裁判员，或者教练员，亲自下场踢起球来。长期以来，球员们心里其实难免有些积怨：我们在场上热汗淋漓，还要被你们指手画脚，“你也来踢一个？”于是李敬泽就踢给他们看看。这就不仅是踢球，是玩票，还有点示范和炫技的意思，多多少少总会摇动此前的文学边界。这或许才是这本书格外重要之处。甫一出版，《青鸟故事集》便备受关注。大家谈论李敬泽这个人，谈论他清雅精妙的文风，谈论他无远弗届的想象力，谈论他对于物的热爱，谈论他考古世家的出身之于文本的影响，谈论他如侦探般抽丝剥茧的能力和对历史的洞见……因为已经谈得如此深入充分，短期之内恐怕很难再有新的视角，给迟到的评论者以置喙的余地。但关于文学的讨论，真的会让人对于文学这件事更明白一些吗？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谈论虽因文学而起，落脚却是在知识与思想。《青鸟故事集》在知识与思想层面当然是精彩绝伦的，甚至是超前的——至少在2000年它的前身《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出版时，李敬泽所谈及的话题与观点，对相关领域的专家而言或许不是秘密，对一般读者甚至是专业的文学阅读者而言，却是陌生之物。因此，那本生不逢时的小册子也只能是小范围内的“秘密交流”。而时至今日，尽管如李敬泽那样对繁杂庞大知识的把握能力依然难得一见，但任何“说法”都不再至于使人惊诧。物的旅行，翻译与舛讹，沟通与误解，撬动宏大历史的细小齿轮，以及青鸟，这些都清清楚楚写在文字里了，不算费解；但令人困惑的是，同样是这些知识，这些说法，为什么只有李敬泽的书写如此花团锦簇，富有魅力？——都是同一只足球，怎么李敬泽踢起来就那么漂亮？阅读《青鸟故事集》，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迷醉癫乱的状态，那些看似清爽实则妖冶的文字是致幻的。而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尤其是对于一部可能会摇动文学边界的作品而言，了解何以致幻的路径，可能比描述最终抵达的幻觉更为重要。
而且，如果不曾明白自己何以身处幻觉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足够清醒自觉地理解幻觉吗？在阅读王德威先生的论文时，我有过同样的感受：那修辞实在太过美轮美奂，以至于他所要论证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反而容易被忽略；必须非常艰难地定下心神，爬梳逻辑，才不至于买椟还珠，错过那些被埋伏在幽暗处，至关重要的论断与细节。如《青鸟故事集》这样边界模糊的作品，何为椟何为珠是很难讲的，但我确凿地知道，当青鸟的翅膀扇动挥舞，四面长风汇聚，风到底往哪个方向吹，我是不明白的——珍珠与香料们身世暧昧，命运颠沛，传说与讲述传说的语言几经转译，多有错讹，李敬泽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呢？
因此在诸多论者已充分谈论过《青鸟故事集》之后，我想从一项极为蠢笨和基本的工作开始我的讨论——面对一本太过聪明的书，笨拙的姿势或许才足够明智——我想搞清楚《青鸟故事集》究竟是怎样致幻的，即这些文字的写法。诚如刘琼所说，“人生一世，悠忽一瞬，他(李敬泽)最看重的应该是‘文章千古事’”。公认李敬泽的文字是有章法的，像是受过传统文章学的训练。但这章法究竟是怎样展开，或许只有通过繁琐而笨拙的文本分析才可以了解，而不能停留在个别的词、意象、句子和立场。
二
文本分析的重点，当然从全书第一篇《〈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开始。唐彪的《读书作文谱·文章诸要》说：“通篇之纲领在首一段，首段得势则通篇皆佳。每段之筋节在首一句，首句得势则一段皆佳。”那么被放在全书之首的这篇文字，对《青鸟故事集》而言，一定也是相当重要，有携领的功能。更何况，它的确摇曳多姿，很能代表“李敬泽体”的特点。文章从引文开始，引自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表明了一种姿态：接下来的写作并非伤春悲秋、咿咿呀呀的私己情感抒发，而是向无尽的历史和知识敞开。《枕草子》是日本古代最重要的随笔著作之一，传世近千年之久，在它成书的时代，还远没有那些有关文学应该怎么写的清规戒律，因此如今看来，这部著作出奇得自由——这和动摇文学边界的《青鸟故事集》就隐隐有了某种关系。而《枕草子》最好的汉译者是周作人，他在1932年到1937年批阅古僻珍本，所作的一系列书抄体散文，同样是致力于唤醒那些久被遗忘的知识，与当时的世界与读者对话——尽管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李敬泽的文章较之周作人，要复杂得多了。
引的内容是什么呢？“不相配的东西。”美的和丑的，自然是不相配的；但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主观的事。清少纳言写《枕草子》，是很直观地将自己所忆所想写出来，大概本来也没有要公之于世的意思，因此其中主观的意见较一般作品更多，也更不加掩饰。譬如她说，“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这句就叫人看了不高兴：穷老百姓家里就不配落雪么？李敬泽所用的那版《枕草子》，前面译者序评价清少纳言说：“作者是十分懂得什么叫风趣、幽默的，她所表现的又可以说是真正日本式的风趣、幽默。淡淡地说出的几句话，本来并无意于取笑，回想起来却使你大笑不止，余味无穷。但另一方面，作者往往流露出羡慕宫廷和蔑视民众的情绪，这说明她毕竟不能不受她的时代和生活环境的限制。”话说得有些旧，但问题点得准。当然清少纳言不是有意羞辱谁，对她来说，那是常识——其实可能对今天很多人来说，那也并非不能接受的说法。因此相配不相配，过了一千年，就变得很复杂；同样一段文字，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看来，认同程度并不一样。正如珍珠从波斯到大唐，或者语言从西方到东方，青鸟从英吉利到汗八里，最终的结果和最初的起点，都难免是不相配的——李敬泽在不同场合都曾确认过，这本书谈的是“误解”。不相配，不正是误解？所以放在全文和全书最开始的这段引文，当然是精挑细选，别具匠心。
除此之外，还必须承认，这段《枕草子》是美的。李敬泽是否认同清少纳言关于雪的品位，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欣赏清少纳言文字的品位的。在关于“不相配的东西”的描述中，那种雅致的笔调，那些精致的物象，那种种相互映衬、重叠又彼此区别、凸显的笔法，都和李敬泽自己的写作颇有相通之处。因此这段引文就审美和趣味而言，也是一种昭示，是要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关于文字之美的追求鹄的何在。
所以李敬泽自己的文字，也是既能够写“白绫的衣服”，也能够写“头发不好的人”，无论入文的是什么，都妥帖，而且有趣。——接下来他就提到了邬君梅主演的《枕边书》，那实在是和《枕草子》相去甚远的现代回声。这看似是李敬泽的闲笔，但在法度森严的文章里不会存在闲笔，这一笔至少有如下七种用处：
1.提供了新的信息，或者说知识。
2.这一新的知识，表明了李敬泽的趣味，那和清少纳言古典而精英的趣味显然有所不同，尽管他对《枕草子》也是欣赏的。与清少纳言相比，李敬泽有一种故意为之的恶趣味，他要用现代之狂暴或多或少地稀释古典之哀艳，就像是面对古人难以按捺的顽皮之举。
3.这样的恶趣味，活跃了文章节奏，使阅读者感到愉快。
4.这样的顽皮之举，含蓄表达了特定层面对清少纳言的反对，为后文作了铺垫，或至少丰富了关于事物的看法。
5.回应引文，并促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引文——何等清雅的《枕草子》，经由时间的变形，成了禁忌电影《枕边书》，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相配”。那么《枕草子》所说的“不相配”，到底可以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造成？
6.作为文章的过渡结构，自然引出议论：“现代的美学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不和谐、不相配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使我们注视某种‘东西’。”因此，《枕草子》和今天是不相配的。
7.也因此，和电影《枕边书》大致同处一个时代的李敬泽，所感兴趣的恰恰也是“不相配”。只有那些被“误解”之物值得进入写作。到此为止，这一闲笔简直说出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堪称点题了。
既然区分了古代的趣味与现代的趣味，那么从日本的清少纳言，谈及同时代的中国宋朝，就变得顺理成章。宋朝是“哲学家统治，这几乎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间的唯一一次实现。只可惜这些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诗人……”这当然也是不相配的，所谓“人间不如意事常八九”，正是说“不相配”内在于几乎所有事物当中。李敬泽的每一处闲笔，细读其实都有不离中枢的周严。但宋代并不是他想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讨论的，他想说的其实是唐朝。从清少纳言到大唐，有些突兀了，因此需要有宋来做铺垫。古时候做文章讲究衔接、圆转，大概就是这样了。话本小说在正式故事开讲前，往往有个与之相似或相反的小故事，叫“得胜头回”，起到如园林中映衬借影的作用。李敬泽这一笔，也有类似的效果。
谈到唐，就不能不引述译者周作人关于《枕草子》与李义山“杂纂”关系的看法，由此自然而然转为讨论李义山对“病波斯”的记载，那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但是且慢，李敬泽并没有那么着急。相反，他停下来了，又插入两段《枕草子》的文字。这两段文字不引其实也没关系，行文逻辑上不会因此就缺少什么，但正因是这样没道理的插入，反而更值得体会。李敬泽说，“闲读《枕草子》，每觉妩媚可喜”，这是文章中第一次对《枕草子》有明确的评价判断——文章过去三分之一，李敬泽到底对《枕草子》持什么好恶，其实还不知道呢，读者只能自己猜。马上就要谈唐朝了，且“《枕草子》本就是‘唐风’遗韵”，那总要在开启第二个话题之前，把这“遗韵”是什么说清楚为好，读者才能知道，要怀着怎样的心情去阅读唐朝的故事。然而“妩媚可喜”四个字太过简省了，难以深入到情感的微妙处，要入到微妙处，最好的办法是直接从原文体会。因此逻辑上不需引用的此处，从审美来说就必须引用。虽然此前已经引过，但细加比较会发现，与这两段新引文相比，“不相配的东西”在“妩媚可喜”方面，还是略差了点意思。——一段放在文章开头的引文，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主旨之间的关系，如果必要，修辞的美感可以稍作牺牲；但显然李敬泽不想造成趣味上的误会，用新的引文，既能让文章脉络活泼一些，又能进一步说明《枕草子》的风格，何乐而不为？而当三段引文被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清少纳言对于物有一种特别的迷恋，她的爱憎，她的感喟，她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时光的留存，都寄托在具体的物上。不断罗列的物成为抒情和思考的门径——这被李敬泽称为某种“章法”——物在此也就不仅仅是物，而成为多种历史、情感和关系的累积。而在这篇文章之后，李敬泽所要探讨的正是物。这两段引文，因而就有了某种文法结构意义上的隐秘召唤作用。
有了这两段引文作为审美的准备，再看李义山“杂纂”里关于“不相称”的四个词——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我们就读得懂了。那种结构章法的方式，以及其中的幽默趣味，都和《枕草子》如出一辙。如果我们猝然面对从“杂纂”整体中抽离出的这四个词，缺乏必要的阅读语境，恐怕就很难体会其中的妙处。而现在，那妙处因为与《枕草子》的文字、章法、格调相互发明印证，反而更显丰富多姿——这是李敬泽必须插入这段引文的第三个原因。
“穷波斯”因此一定和“病医人”有着同构的荒悖之处，但如同我们今天很难理解清少纳言的“不相配”一样，必须借由知识的补充，我们才能理解荒悖之处何在——李敬泽几乎是不漏痕迹地，时时提醒我们“误解”的一触即发，“沟通”的难而又难，而“不相配”的事随时都在发生。他因此有必要讲讲唐代波斯人的故事，从清少纳言一路走到这里，何其遥远，何其周折，又何其自然。
如果将周作人《关于清少纳言》那寥寥几句话不算在内，李灌的故事便是这篇文章中第四处引文。这一次，李敬泽没有直引原文，而是用自己的笔调将传奇重述出来。“在遥远的唐朝，人常有奇遇，比如于寂寞的旅途中偶遇抱病垂危的波斯商人。”在《枕草子》的铺垫下，这样的文字让我们很容易进入悠远而神奇的历史氛围中。而接下来的讲述是那么细致入微，李灌和病波斯的样貌，他们的表情，甚至“温润安详”的目光，都好像穿透千年风尘，来到我们眼前。李敬泽的书写方式拆解了时间与空间理应造成的距离，带有莫名的切肤温情——这可能也是一种不相配，这种不相配让历史这样的宏大之物变小了，变得可以接近。2000年文化散文已经兴起，《美文》杂志也已经发起写作“大散文”的号召，大量引述历史材料来作为文章主要构成其实并不稀奇，因此李敬泽有必要在第一次讲故事的时候，就表明自己使用材料的方法。——那是一种“六经注我”的方式，这个人绝不会被历史牵着鼻子走，尽管他使用了大量材料，但他当然并不真的是“文抄公”。他甚至不太关心材料真实与否：野史、笔记、传奇，都可以成为他的材料。历史从来不能构成对于文学的压抑，而只是他的线索，他用自己的趣味之轻盈，洗去历史沉重凝滞的一面。
而如果对中国文言小说稍有常识，就会知道，他的转述绝对不会是忠于原文的。李敬泽所用的，是现代小说才会有的笔法，文言传奇断无这样写的可能。这则故事原本的记述实际上相当疏略：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墦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独异记。
又尚书故实载兵部员外郎李约。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与此二事略同。
细加对照，会惊讶地发现，李敬泽不仅调整了细节的详略，对故事情节也多所修删。原文对波斯人的“病”其实并未多作渲染，更只字未提其“穷”——病波斯未必是穷的，他还有一条黑毡呢。但无论如何这波斯人是到了窘境，这不正是“穷”的本意？李敬泽发掘出了这则传奇与“杂纂”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他使用材料的本领——在真正的读书人那里，天下的书林林总总，但其实不过是同一本大书，相互之间，无不存在隐秘的联络。这样联系印证的解读办法，当然也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较之单纯在细节上作增添工作，就高级多了。
与此同时李敬泽也舍弃了一些既有的虚构。譬如原文中那个“密”字，其实本来是相当耐人寻味的细节。李灌固然是义人，但埋人这样的事总不能以他一己之力就完成。而如果当着众多帮手的面，把珠子放到亡者的嘴里去，那就是成心不给这位病波斯留全尸了。因此李灌要“密以珠内胡口中”，这里面有一种温柔的体贴。但李敬泽不要那样繁复的叙述，在他干净的文字里并没有为那些扛着工具挖坟埋棺的闲人留有位置。他要说的只是病波斯和宝物的不相配，要说的只是一个病波斯在唐朝人眼里看来必定是“怪异”的，则与之无关的其他一切细节都可有可无，因此只需要留下李灌和波斯人两相面对就好。更何况，这样的细节当代读者如何看得明白？又怎么耐烦看？像我刚才那样为之浪费笔墨实在是太愚蠢了，李敬泽选择用一种更为轻盈的办法书写千年之前的温柔：“合上棺板之前，李灌静静地看着波斯人，目光依然温润安详，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珠子，珠子浮动着雾一般的银光，他合起手掌，把手伸向波斯人微张着的嘴，然后，又把手在眼前摊开，手里什么都没有了，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在李敬泽的描述下，那个场面似乎脱离了人世逻辑，因而更加怪异，如梦如幻。
然而如果李敬泽追求的是有关“怪异”的效果，该怎么理解他将故事的后半段全然斩去呢？十年之后发棺再看，因为那颗珠子，波斯人的音容笑貌一如生前，这不是最怪异的事吗？但恰恰因为太过怪力乱神，撑破了原本“不相配”的张力，反而损伤了故事的美感；而且这样的后半段故事，恰恰是传奇里面最落俗套的结局，以李敬泽的洁癖，大概是看不上的。除此之外，对故事后半段的舍弃，或许还有文章结构上的考量：在文章此处，李敬泽所要谈的是关于“不相配”的怪异，而非物自身的怪异，还要再隔过两个故事，他才要说到物呢。如果这时就将珠子的怪异效果讲出来，就乱了文章的次序脉络，抢了后面文字的戏，泄了悬念的底——后文中，李敬泽是用一种卖关子的方式谈及物自身之神奇的。
在李商隐这样的唐朝人眼里，波斯人是在经验之外的，和本书其他篇章里李敬泽将要谈及的诸多物、人与事一样，那是我们古老经验中的“他者”。他者一定是怪异的，因此李灌与李勉故事中因不相配而产生的怪异，看似是对常识的冒犯，实则是内在于波斯人的他者身份当中。也因此李敬泽可以继续引述更加怪异之事，那就是《太平广记》中关于“青泥珠”的传说：
将这则故事入文，李敬泽又有一种新手法，那就是截成两段，隔空呼应。故事讲到割开大腿的惨烈处，李敬泽停住了。这时文章就快要走向结束，在此之前，李敬泽必须将必要之事交代清楚。他要告诉读者，在唐代的常识当中，波斯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其实并不都来自于波斯，这名称和他们实际的身份是不相配的，但显然唐朝人并不觉得有细致分辨他们的必要。进而李敬泽要讲讲自己楼下李大爷的看法，说明其实直至今天，我们对于老外的认识，也并不比唐朝人高明多少。人世间的智慧渊源有自，人世间的误解同样如此。但李敬泽依然对今日之李大爷，和昔日之李商隐作了一个区分——当然早在文章开始，便对《枕草子》的趣味和现代美学精神有过辨异；而讲述李灌故事时，也曾对古典情怀表达过怀旧的情绪。我们会发现有些文字像是不经意的闲笔，却构成一条条丝缕，埋伏在文章当中，必要的时候拎起来，才让人惊觉原来一切都早有脉络。我们因此特别信服李敬泽对波斯系列故事的解读——唐人眼中对胡人之豪富的理解，并不像楼下李大爷那样只是将他们看作行走的钱袋子，重点在于他们超出我们平庸、日常经验的超然性。在此意义上，那些胡人和他们的珍珠同样都是超现实的表征，同样都从来被我们的历史所忽视——文章的第三个话题终于正式被彰显出来。他们和这本书中引述的那些历史边角处的故事一样，等待着一个人把他们唤醒，擦亮，说出他们真正的价值。
在这一次停顿中，李敬泽提供了知识，也生产了知识——关于胡人与珍珠的重新定义与感喟，同样也是知识——这其实都是在为文章的收束积蓄势能。经过这样的准备，李敬泽可以更好地把没讲完的故事讲完了——青泥珠的珍贵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够唤醒更多的宝物。这当然也可以是一种隐喻：青泥珠的命运其实就像沉香一样，像利玛窦和他的钟一样，像如飞鸟般游走与消逝的话语一样，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它们的美好与难得，了解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正确方法。对于这件事，李敬泽几乎是绝望的——即便曾经知道过它的真实价值，青泥珠还是消失在时间里了，或许最后的归宿不过是某位宫女的一件首饰。
法度森严的李敬泽当然不会忘记在文章的结尾遥望开头，而他所念念不忘的，果然是清少纳言那句让人不那么开心的话：“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多年之后贫病交加的清少纳言遇到下雪的日子，回想起住在深宫时写下的那一行字，大概也会觉得人世的浮华是如此讽刺吧！而李敬泽从诸多文字与故事中一路穿行，面对无法可解的不相配与误解，最终抵达的似乎也只有感喟，只有不确定与不指望，并将对于历史的不能指望，交付文学不能确定之美感。
三
很难想象一位资深的批评家和编辑，在编纂自己的文集时会有丝毫随意。《〈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是那么符合唐彪对“首段”的要求，几乎领起和暗示了此后诸篇文章所要涉及的所有话题，只是控而不发。这足以让我们相信，必须将《青鸟故事集》看作一个设计精良的整体，那不是一本文集，而是一大篇文章。书中各篇目之间，有如文章各段落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可供分析的联络呼应。
从这篇文字开始，李敬泽常常在单篇文章后面配上“片断”或者“附记”，我将之统统称为正文的“缀余”——它们是多出来，但并不“冗赘”，而是如点缀物般为正文补充了趣味；然而如果将它们写到正文里去，就乱了脉络、详略、节奏和主题。——因此对照缀余与正文，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必须割舍的趣味，而什么内在于文章的结构，从而也就知道李敬泽最想说的究竟是什么。《沉水》所附片断是讲沉香本身的轻静、幽然；《龙涎》所附片断尽管也对香料的来路有所提及，但那最终却是为了增添一分物本身的神奇，感叹往昔香气的消散——和正文中的结构恰恰相反。而全文之后的两则附记，都是为物本身增加有趣的知识与掌故——李敬泽实在是爱这些细节，但他更爱文章的法度，这些放不到正文里去。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沉水、龙涎和玫瑰》中，尽管承接上一篇文章从物谈起，最后落脚却是在物之迁徙。这篇文章更像是《青鸟故事集》这一宏文里引述的一个典故——当然增添了知识，传达了趣味，但更重要的还是承担转折与推演文意的功能。
有了这样的转折推演，接下来在《布谢的银树》里从一件神奇之物出发，谈论宗教、军事、观念的迁徙、相遇与碰撞，谈论迁徙中必然遭遇的误认错判，便顺理成章。至于十六年后再版时加入的那篇《抹香》，就像在李灌、李勉之后李敬泽突然讲起楼下李大爷的故事，是《沉水、龙涎和玫瑰》这段“引文”的一个补充。话题难免有所摇曳偏离，但仍然有对不相配之气味的辩证，有从抹香鲸被锯开的庞大脑颅到龙涎香的物之迁徙，同时也增加了另外一条人世变迁的线索与之相呼应。这让《抹香》很像是多年之后重读少时日记时写下的一个注脚，或许只是寥寥数笔，但下笔的力气却让原本的文字都变重了。
在这样的国度，利玛窦当然只能枯坐京城无望地等待下去。太寂寞了，因此李敬泽用接下来的一篇《八声甘州》从远方为他送来一个欧洲同胞——葡萄牙人鄂本笃——一直送到甘州。甘州，是大明帝国的西部边陲，是未获特别许可的欧洲人能够抵达的最东方，却也是那时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中心。这一次李敬泽要谈论的是另一种误解，关于地理知识的误解。经由鄂本笃和利玛窦的战略合围，那张被马可·波罗从一开始就搞乱了的东方地形图现在变得清晰了，传说中暧昧不清的山川河流，如今被纳入到西方现代地理学的谱系当中。西方真正认识了世界，同时中国成为完全不设防的土地。彼此的误解，变成单方面的无知，在知识上国门洞开的中国浑然不觉在未知的幽暗里，有很多炯炯放光的蓝色眼珠，在贪婪地窥伺自己。从此之后，误解与优雅的情趣无关，而成为切实的危险。
《乔治·钦纳里之奔逃》和《第一眼——三寸金莲》更像是两篇附记，精巧地回应了《飞鸟的谱系》不便纠缠的问题。不过在“李”、斯当东父子、马礼逊父子、亨特以及那位险些被历史掩去面目的小德之后，再来讲述一位在东西方之间奔逃旅行的乔治·钦纳里真是再合适不过。《飞鸟的谱系》那样庞大沉重，需要俏皮的小故事来调剂一下气氛了。有趣的是，钦纳里从承诺实录见闻的《旧中国杂记》出发，最终却走进了毛姆的虚构小说里；而实际上，《旧中国杂记》里究竟哪笔是真的，哪笔是假的，也没人搞得清楚，包括它的作者亨特。这让在《飞鸟的谱系》中便已萌生退意的李敬泽，更有理由将笔触调转方向，对“误解”的探讨进入第三个层次的追问，那就是究竟何为真实，何为虚构。
2017年增补的《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和2000年原有的《行动：三故事》彻底搅乱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李敬泽告诉我们，所谓历史其实充斥了虚构，而且历史是需要虚构的，虚构就内在于历史的诉求之中。最吊诡的是，有时马尔罗这样的吹牛大王所编织的谎言，比实情还更接近历史真相。这一次不是在空间的层面上，而是在时间的层面上，李敬泽告诉我们理解之不可能——作为后来者我们很难从墓葬原物中分辨出前一个盗墓贼掺进去的假货，尤其当它符合我们预期的时候。甚至不必谈那么远的事，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都很难分辨谎言与真实，有时连自己是怎么想的都搞不清楚。李敬泽将自己的出游故事放在吹牛大王马尔罗的事迹之后，有种让人深感忧虑的可疑，那等于是在这样花团锦簇的一本大书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不怀好意地从书堆后面露出半个脑袋，告诉我们说：其实我连自己都没搞明白，没法支配，当然也不便对说过的话、写下的字负有责任，甚至不能保证那些知识都其来有自——连《太平广记》这样以记述鬼故事著称的书都要篡改，这有多么可怕！
四
《青鸟故事集》当然是有意义的，他对历史中那些细小动因的敏感，他对中西方交流与误解的洞察，都颇具启发。如果不嫌攀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青鸟故事集》的出版/再版，可以视为文学界对“一带一路”伟业的某种呼应。资深批评家李敬泽显然太过清楚，他的同行们会如何对这本书动刀子。而目前为止，他的判断基本没错——即便最开始我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深入到文本肌理中去细查文章法度之美的隐秘，其实也仍然是希望通过那些掌故、过渡、周折、脉络，来更好地理解李敬泽到底持有怎样的态度。但李敬泽似乎未见得喜欢被这样概括、抽象和抬举，他并不希望人们只看到这本书中的思想、见识、观点——何况他可能并不确定观点是什么。无论在《〈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的结尾，还是在整本书的最后，李敬泽都表达出对观点和立场的不信任。他更希望人们看到趣味，看到文学——那种不被理性桎梏而有着如梦幻般想象力的文学。他使用了那么多知识，最后又抛弃了它们；他从众多知识中生产出了很多观点，很多新的知识，又一再谦虚地表示自嘲；他想告诉读者们，知识有时不必是确定之物，不必是硬邦邦已经发僵的道理，而可以是模棱两可但带有温度的记忆，也可以是在摆弄这些记忆时发出的一两声促狭的坏笑——发现秘密，享受趣味，敞开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文学生产知识的方式。
注释：①可参见中国作家网为《青鸟故事集》制作的专题(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87/404988/411795/)，其中所收录的诸篇文章，都分析得深入恳切，不但见理，而且动情，即便不作文学批评观，也是好文章。
②刘琼：《李敬泽，让思想走得更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5日。
③唐彪：《读书作文谱·文章诸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1页。
④王以铸：《译者序》，清少纳言、吉田兼好著，周作人、王以铸译：《日本古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⑤参见刘秀娟：《〈青鸟故事集〉首发：在“误解”中寻求理解》，《文艺报》2017年1月18日；《伟大的想象，书中之书：李敬泽〈青鸟故事集〉|三人谈话录》，http://chuansong.me/n/1509250135128；《李敬泽谈新书〈青鸟故事集〉：让读者在误解中看到美丽》，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410/c403994-29198719.html。
⑥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⑦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⑧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
⑨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九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40～3241页。
⑩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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