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遇春 贺仲明

　　主持人语

　　◆ 李遇春 贺仲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学术体制的不断僵化，变革之声不绝于耳。毫无疑问，文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却义理和考据之外，辞章毕竟还是重要的，但当前学界过于流行学术八股，文学研究也不能幸免，这就难免会招来讥评，随之引起反思。诚然，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是学术也是艺术，既有科学研究的实证性也有文学创作的艺术性，但话说回来，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尤其是不同于那种重主观、重虚构的狭义的纯文学创作，最多只能被纳入广义的“大文学”或“杂文学”范畴，毕竟它的第一要务还是研究和批评，需要对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做出客观的辨析和理性的评判。这就需要学养和识见，非真正的学人莫能为之。遗憾的是，时下种种伪学人如过江之鲫，既有贩卖古今学问的沽名钓誉者，亦有不学无术的招摇过市者，这就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空洞与浮躁。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文学学术体制的不满，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有不少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开始转向了文学创作，举凡小说、诗歌、散文各体，写起来莫不有声有色、像模像样，不仅让职业的文学家刮目相看，更是让学术同行钦羡不已。

　　我们把这种主动从当前的文学研究体制中突围出来的学人文学创作，姑且称为“新学人文学”。说起中国“学人文学”的起源，自然又是古已有之的事。据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钟记室《诗品·序》云：‘大明、泰始，文章殆同书抄，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可见，南朝刘宋时期，“学人之诗”乃至“学人文学”就已经盛行一时。但梁朝的钟嵘对“学人之诗”乃至“学人文学”很不以为然，因为与所谓味同嚼蜡的学问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天才的灵光闪现。钟嵘的这种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史上其实很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习惯于称道的“唐诗”大抵是天才文学，而“宋诗”则主要是学人文学，这两种文学(诗歌)范式的文学史遭遇显然是不同的，天才文学更受欢迎，而学人文学则饱受物议。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对时人热衷于“以学问为诗”表达了严重的不满，但他其实并不绝对化地反对学问，而只是反对食学不化者，即那种掉书袋的酸腐文学。至于将学问融会于心者，在写作中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那是严羽所推崇的文学至境，非一般学人文学所能比拟。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先生借清理中国学人之诗的源流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无论是宋人以宋学的讲章语录为诗，还是清人以汉学的注疏簿录为诗，都是学人之诗，可见学人文学(诗歌)源远流长。不仅如此，一般人只注意到中国古代文人强附学人的尴尬，而忽视了学人之望为文人的遥不可得。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人与文人的对立，不在于学术与文学的对立，而在于二者的融通化合。学人文学的典范形态并非那种表面上的以学炫技，而在于内在的以学养心，以其更深更广更密更微的心灵世界去统驭自由不拘的文字精灵，以此彰显独特的学人风范。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