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
◆ 王仁宝
虽然陈忠实小说创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他“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文学信念，离不开他“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沉潜心境，离不开他清醒而睿智的“突破”精神，离不开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的艰难探索，但是如陈忠实多次在创作言论中所谈到的那样，他的文学之根的奠定、文学之芽的破土与生长、文学之花的绽放都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每次文学“突破”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收与转化。探索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奥秘，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此外，纵观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陈忠实的小说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是隐藏于这种流变表象之下的实质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即使是掺有诸多现代异质因素的《白鹿原》也仍然保持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研究陈忠实的小说创作难以离开“现实主义”这把钥匙。
因此，以现实主义的探寻、突破与回归作为宏观考察的线索贯穿起陈忠实小说创作历程及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将是对陈忠实小说创作特征比较准确的提炼。
一、 现实主义探寻时期的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
从1973年发表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到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夭折》的十多年间，陈忠实一直在努力地探寻现实主义写作的本真。根据陈忠实这一阶段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以及陈忠实的一系列小说创作谈，可以得知，陈忠实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主要受到了以舒克申、莫泊桑、契诃夫为代表的外国作家的影响。1. 舒克申“问题”小说的影响
苏联文学对成长于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影响，早已根据众多作家的创作谈和众多评论家的论述被确证为不争的事实，陈忠实也不例外。他曾坦言：“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苏联作家舒克申的短篇小说。”舒克申的短篇小说总是及时地反映苏联当代社会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揭露苏联当代社会中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针对苏联战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乡矛盾，舒克申在《妻子送丈夫去巴黎》、《在那遥远的地方》、《慈母心》等小说中都及时地予以了反映。无论是柯利卡在城里不自在的生活以致最终的自杀，抑或是奥尔迦由纯洁向邪恶的转变，还是维吉尔的被骗与莽撞的报复都深刻地揭示了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针对社会上奴颜婢膝、曲意逢迎的不良风气，舒克申及时地创作《意见》、《附言》、《委屈》等小说予以鞭挞。同情于现代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舒克申创作了小说《慈母心》、《没有良心的人》、《一棵卡普隆小枞树》、《切列德尼钦科与马戏团》、《玩乐朋友》等，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改善妇女不幸的命运。有感于那些纯洁无私、刚正不阿的“天才”们遭受到势利庸俗的官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耻笑与凌辱，舒克申创作了《肖像素描》等小说予以揭露。
作为一个忠于党、忠于祖国、服务于人民的作家，舒克申时刻关注着苏联当代社会的诸多现实问题，“一旦发现对我们人的威胁，便立即敲起警钟”，“他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不良现象都写进小说”。也正因如此，他的短篇小说被认为“这是由一位对现代问题作出尖锐反应，对普通人的忧虑、痛苦和思想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撰写的一部完整的反映时代典型和时代问题的百科全书”。
和舒克申对苏联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刻保持关注一样，陈忠实的创作也始终离不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的关注。纵观陈忠实1978年至1982年之间的小说，“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代变革保持同步”是陈忠实这一阶段小说的主要特征。他这一阶段的小说总是及时地反映改革在农村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也滋生了重利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少基层干部腐化变质，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伤害。陈忠实及时地创作了《心事重重》、《石头记》、《短篇二题——张文之》等小说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予以了抨击，但同时作为一个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理想主义者，陈忠实始终坚信邪不压正，同时也创作了《立身篇》、《绿地》等小说歌颂了抵制不正之风，坚守心灵绿地的农村基层干部。针对农村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引起的社会各阶层中各种人的复杂心理情绪的变化，陈忠实深入农村生活，认真研究农民的生活，力图对他们作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刻了解，写下了以《早晨》、《第一刀》、《正气篇》、《征服》、《霞光灿烂的早晨》为代表的一组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短篇小说。
虽然陈忠实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一直努力对生活做出比较深刻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揭示出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身份使然以及政治叙写视角的拘囿，使得他这一阶段的小说保留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图解政策的嫌疑，因而不免遮蔽了小说的艺术性，残留有革命现实主义的痕迹。
2. 莫泊桑“情节”小说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陈忠实“集中阅读了一批国内和国外的优秀短篇，最终选定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重点学习莫氏的许多优秀短篇的结构手法。从而打破了自己的局限，从篇幅上一下子缩小了，此后的习作大多数在万字以内，多有六七千字的习作”。在《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一文中，陈忠实更加详细地谈到了莫泊桑“情节”结构小说对其新时期初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依我的阅读感觉来看，契诃夫以人物结构小说，莫泊桑以故事结构小说塑人物；前者难度较大，后者可能更适宜我的写作实际。这样，我就在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里，选出十余篇不同结构形式的小说，反复琢磨，拆卸组装，探求其中结构的奥秘”。莫泊桑善于在小说中不露痕迹地埋下伏笔，作下铺垫，借助偶然巧合的事件引起情节的“突转”，使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层次分明。《项链》一文紧紧围绕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这几个情节来布局小说，矛盾冲突以连锁反应的形式推动情节的发展，结构紧凑，层次分明。《首饰》围绕假首饰、真首饰展开情节，郎坦太太的意外死亡导致了矛盾冲突的激化，推动了情节的展开，也辨出了首饰的真假。另外，《我的叔叔于勒》、《两个朋友》、《俘虏》、《索瓦热大妈》、《骑马》等小说也充分采用了集中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结构来布局。
莫泊桑在小说中精心设计这些跌宕起伏的情节，并不只是让读者觉得可笑或可悲，而是希望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来理解蕴含其中的深刻意义。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首饰》、《骑马》、《勒章到手了！》等小说都是通过那些“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情节安排，对资产阶级爱慕虚荣、势利的丑态世风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菲菲小姐》、《索瓦热大妈》、《俘虏》等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行为的描写，暴露了敌人的残暴，讴歌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认真学习了莫泊桑的“情节”结构小说开始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陈忠实，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学习莫泊桑的小说结构手法，集中矛盾冲突，善于从场景中展开情节，从而避免了平铺直叙”，使得小说结构紧凑，篇幅骤减。写于新时期的第一篇小说《南北寨》，围绕“借粮”风波，以“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北寨”和“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南寨”作为矛盾冲突的双方展开情节，以历史与现实对照，南北两寨对比的方式凸显了极左路线对农民的伤害，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深切关心和同情，批判了韩主任“不务实”的工作作风，歌颂了南寨支书常克检、大队长吴登旺实事求是的精神。此外，如《信任》、《立身篇》、《石头记》、《正气篇》、《乡村》、《征服》等小说也善于集中矛盾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在谋篇布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如何精心结构小说这一方面，陈忠实学习、借鉴了莫泊桑的“情节”小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认识，陈忠实在情节安排上过于简单化、模式化，在矛盾冲突的解决上过于简单化、理想化。这与莫泊桑善于制造那种“似出意料之外，实在意料之中”，能够引人深思、颇具思想力度的结尾具有很大的差距。
3. 契诃夫“人物”小说的影响
如果说莫泊桑的小说善于制造生动曲折的情节，那么契诃夫的小说则长于刻画千姿百态的人物脸谱。他的小说中不仅有孤苦无靠、任人摆布的“小人物”形象，也有被奴化、被扭曲的“畸变者”形象，契诃夫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和“畸变者”悲剧形象的刻画，抨击了悲剧产生的根源——沙俄社会黑暗的专制极权统治。陈忠实曾多次在小说创作谈中提到，在新时期开始小说创作时，他有意识地学习、模仿了比较好接近的莫泊桑的“情节”结构小说，偶尔也会无意之中创作几篇带有契诃夫“人物”结构小说痕迹的小说。从创作《梆子老太》开始，陈忠实1983年至1984年之间的小说大都是有意识地学习、模仿契诃夫的“人物”结构小说，并在此影响下创造出了属于陈忠实自己的“小人物”形象和“畸变者”形象。
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意蕴尤为深刻，他的创作把批判现实主义“小人物”的写作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早期的小说多以抑郁哀伤的笔调书写“小人物”的灰色生活，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目的是向人们指出破坏旧生活的必要性；中后期小说虽未逾越抨击黑暗社会丑恶现象的范畴，但是笔下的“小人物”或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明确表明了追求美好新生活的愿望。
陈忠实新时期初期小说多以农村基层干部作为主人公，长于在情节推进中塑造人物，但从1982年底创作的短篇小说《珍珠》开始，陈忠实结构小说的方式又有所改变，着重从“人物”的角度来结构小说，《珍珠》以乡村女子田珍珠坎坷的人生经历来结构全文，讲述者“我”对珍珠由多才多艺、个性鲜明的活泼女孩变成了一个个性被消磨的最底层劳动妇女深感惋惜，借此引发人们对不公正、不合理社会压抑、扭曲人物个性的思考。这也是“他从社会视角观照小人物命运的发轫之作”。之后，他的笔下又相继出现了各类“小人物”形象，尤以他熟悉的高中毕业生和农村劳动者居多。许是“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陈忠实笔下的小人物命运没有契诃夫式的悲惨、失望、灰暗，而往往能给人以积极的影响”。他们的悲剧多是由“先在的社会规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与个体生命意志张扬的冲动之间的不可调和而造成的。
契诃夫不仅擅长于书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苦难中挣扎的麻木愚昧、浑浑噩噩的“小人物”形象，而且擅长于刻画在沙俄专制制度下严重扭曲了人格的小官吏形象。严格说来，这些长期生活在沙俄高压统治之下的小官吏也是被迫害的小人物，但是与那些与人无害的“小人物”相比，这些被社会严重扭曲了人格的小官吏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扰乱了别人的生活，他们是一群被奴化、被扭曲了的“畸变者”形象。《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普里希别叶夫在军队里受到专制制度的压制，心理产生变异，退役之后时刻把自己打扮成统治者，处处压制百姓，十足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警犬”。《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在沙皇专制制度的高压统治之下异化为“套中人”，安分守己地做奴隶，心安理得地充当反动政府的帮凶，仇视与扼杀一切新生事物。契诃夫虽然也同情这些在沙皇专制高压统治下惶惶不安的小官吏们，但是他急切希望能够打破沙皇专制高压的黑暗局面，因此，他更加痛恨这些人格被扭曲的“畸变者”，痛恨他们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和为虎作伥的丑恶行径。契诃夫毫不留情地揭露这些“畸变者”身上的劣根性，目的只是想让这些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悲惨，从而唤醒那颗因压制而麻木扭曲的心灵，为追求美好新生活而奋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陈忠实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有针对性地借鉴了舒克申、莫泊桑、契诃夫等外国优秀作家的写作技巧，吸收了其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着重从主题的提炼、情节的铺展、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共同提升了自身小说创作的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启蒙”思潮的烛照下，完成了由革命现实主义向传统现实主义的转化。
二、 现实主义突破时期的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
1. 文化价值立场的复杂化与《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成功运用了“双文化视角”的一次写作，若以拉美人的眼光来看待拉美的“孤独”文化，它显得如此的快乐与祥和，但若以欧洲文化的视野来观照拉美的“孤独”文化，它却显得是那么的落后、闭塞与愚昧。通过对拉美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马尔克斯既看到了拉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同时也看到了拉美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因素，清醒地认识到拉美文化改造与重构的必要性。
阅读了《百年孤独》之后的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了矛盾、复杂的文化价值立场。《蓝袍先生》的创作是陈忠实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的第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对“蓝袍先生”几经折腾，最终自觉退缩到传统文化所营造的“囚笼”之中的书写，展示了传统文化的巨大裹挟力，对传统礼教文化戕害人性的一面予以了批判，但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戕害“蓝袍先生”的刽子手，不仅仅是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传统礼教文化，还有“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一现代政治因素，“蓝袍先生”以其失败的一生体会到了父亲所言“慎独”的合理性。总之，《蓝袍先生》对传统礼教文化并未持简单的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而是保持了相当理性的文化立场。
如果说《蓝袍先生》是对同一地域传统礼教文化与现代异质文化冲突的书写，以达到对传统礼教文化的理性审视，《四妹子》则是通过对不同地域的关中儒家文化与陕北民间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书写，以达到客观审视关中儒家文化的目的。虽然关中传统文化压抑了四妹子的个性，造成了四妹子生活的不自在，但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对其进行批判与否定，而是通过对四妹子和公公吕老八由最初的针锋相对到最后的相互关心与理解的描写，展现了以四妹子为代表的陕北民间文化与吕老八为代表的关中儒家文化碰撞后实现文化融合的动态历程，在此过程中作者复杂的文化态度，理性的文化立场也彰显无遗。
2. 历史观念的转变与《静静的顿河》
与之前执着于对现实困惑的书写不同，陈忠实80年代后期的小说逐渐显现出了历史的眼光。此时，陈忠实审视我们民族的眼光，不再只局限于现实，而是推向历史，涉及“文革”、“反右”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诸多历史事件。《地窖》不仅正面涉及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而且把反思的视角延伸到了“文革”之前的“四清”极左路线。而随着对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化，陈忠实的历史观念也更趋成熟，面对非理性的历史事实，他能够以理性的历史视界加以透视。
黑娃的人生经历与《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面前，葛利高里反复摇摆于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应征入伍，参加了白军；十月革命后，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并当上了红军连长；回家休养途中，他又卷进顿河上游发生的哥萨克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暴乱失败他又一次回到红军革命队伍，并因战功而受到红军的嘉奖，担任了骑兵团的副团长。之后因受怀疑被责令复员受到家乡苏维埃政权的责难，走投无路之际投靠了佛明匪帮，匪帮被击溃，情人阿克西妮亚也中弹身亡，葛利高里落魄地逃回家乡。葛利高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悲剧的结局，不仅体现出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折射出了历史荒谬性、偶然性的一面。
此外，陈忠实也曾多次提到自己接触到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并多次表达了自己对《静静的顿河》的喜爱。很显然，黑娃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了《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的影响，陈忠实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以理性的视野来观照非理性历史的历史观想必也与肖洛霍夫的影响分不开。
3. 性爱书写的突破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描写性爱。以一个女人在两个场景与三个男人的婚姻、情感、性爱纠葛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对生命力的摧毁，倡导了灵肉和谐的性爱观。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两个场景拉格比府邸和守林人所在的林园成为鲜明的对比，拉格比府邸呈现出一派死气沉沉的气象，毫无生命力，克利福德、迈克里斯是其实质性的代表，克利福德的瘫痪与绝育、迈克里斯的早泄实质上是这种被工业文明摧毁了生命活力的社会环境的隐喻；而守林人所在的林园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世界，林中有美丽的猎园，挺拔的橡树，充满新生力量的雏鸡，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梅勒斯更是其实质性的代表，他坚挺的生殖器和播种小生命的能力实质上是保持了原始生命活力的自然环境的隐喻。康妮选择逃离克利福德伯爵，做守林人梅勒斯的情人实际上是她对生命复苏的追求。在康妮追求生命复苏的道路上，灵肉和谐的性爱是其体验生命、感悟生命的最佳标准，成功受孕则是她生命复苏的最好确证。性不仅拯救了康妮，使之获得了重生，也赋予了梅勒斯新的生命。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通过性的书写揭示了生命的真谛，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性的书写寻找到拯救英国社会的途径的写作意图。
三、 现实主义回归时期的陈忠实小说与外国文学
《白鹿原》面世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陈忠实没有涉笔小说创作，直到新世纪伊始，才陆续发表了九篇短篇小说。相比现实主义突破时期陈忠实小说对诸多现代小说创作技法的借鉴与运用，陈忠实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似乎是在“倒退”，重新回归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子上。但是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又不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坚守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一些创作理念和技巧，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实现了小说写作上的又一次超越。1. 陈忠实晚近小说：告别与回归
经过将近十年沉寂的陈忠实，在新世纪开始小说创作时很敏锐地把握到了小说创作的新动向，适当地剥离掉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现代意识以及所运用的各种现代小说技法。着重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探寻社会的本相，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并以故事的讲述作为最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陈忠实新世纪小说创作都表现出明显的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趋势。陈忠实新世纪创作的九篇小说中有六篇是以“现时”生活为题材，以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为主旨。虽然小说篇幅小、数量少，但是小说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泛，揭示的问题比较深刻。《日子》以一对农村夫妻日复一日地在滋水河边淘挖沙石作为具体观照对象，由此引申出官员腐败问题、农民工问题、中国应试教育问题等新世纪热点问题，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中国农民在诸多压力挤压下艰难的生存状态。《腊月的故事》以近乎荒诞的方式直逼下岗工人这一热点社会问题，揭露了高层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的丑恶行径以及逼良为“盗”的不良社会环境。《猫与鼠，也缠绵》以“猫”、“鼠”互变，相互追逐的“游戏”，戏谑性地暴露了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关于沙娜》则是对农村基层干部不良作风问题的批判。《作家和他的弟弟》与《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不仅涉及了底层民众的生活，而且将关注的重心辐射到了作家的生活。
陈忠实新世纪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苦难生命的悲悯情怀，显然是重新受到了契诃夫小说的影响。契诃夫小说有着鲜明的“为人生”的意识，他主张通过对俄罗斯底层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书写，揭示沙皇俄国社会的病态现状，从而达到思考人生，改良社会的目的。从国内文学的范围来看，陈忠实新世纪的小说创作接续了“五四”时期由鲁迅开启的“为人生”的写作主张。
2. 陈忠实晚近小说：传统与现代
陈忠实新世纪小说虽然表现出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诸多特征，但它并不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契诃夫、莫泊桑小说的简单模仿，而是利用更为现代的小说形式凸显出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热衷的深刻批判力度。在这些小说中，传统的真实度与现代的荒诞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历史名人与现实小丑的书写共同凸显了作者对现代荒诞社会的批判态度。陈忠实新世纪小说基本上是对现实生活和人生的反映，具有十分可靠的真实度。小说中对官员的贪污腐败、知识分子精神萎缩、农民与下岗工人生存的艰难等社会问题的揭露都是真实的，但这些问题在小说中都以一种颇为荒诞的形式呈现出来。譬如：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的问题在社会世俗化和物质化潮流的冲击下日益凸显出来，这是一个需要改善的真实问题。在陈忠实的新世纪小说《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中却以荒诞的形式对其加以呈现。作家忙于游走于讨好领导的旅途上，脱离了人民，却堂而皇之地在领导面前作《作家与人民》的专题演讲；演讲中漂亮的小姑娘对作家的书赞不绝口，在现实中则是一个卖肉的青年妇女对作家肆无忌惮的嘲讽，于是作家的整个演讲无论是从标题还是内容上看都变得极其荒诞可笑。农民与下岗工人生存的艰难也是新世纪小说的热点问题，一度形成了“底层文学”书写热。这个问题在陈忠实的新世纪小说《腊月的故事》、《作家和他的弟弟》中也以饱含反讽意蕴的形式揭示出来。工厂领导盗光了厂里的财产，还假惺惺地给下岗员工“送温暖”；小卫家穷得没钱过年，“阳性情”的他在朋友面前还死撑着不肯接受救济。秤砣基于多年的友谊给小卫家送羊腿，小卫苦于生活偷了秤砣家的牛，秤砣还得凑一千块把小卫从派出所解救出来。作家的弟弟借了县长的新自行车，却“颇有心计”还回去一辆旧零件组装的旧自行车。作家对其进行教育，反倒被弟弟反驳得说不出话。弟弟为自己找的理由，看似荒唐可笑，仔细揣摸的确有几分道理。这些小说充满了反讽与幽默的因素，让人发笑之余不免倍感酸楚。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一直是文学书写的热点问题，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些反腐题材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陈忠实新世纪小说《猫与鼠，也缠绵》、《关于沙娜》也以极其反讽的手法对其予以了揭露。小偷到警察局行窃已经很是滑稽，被抓之后还堂而皇之地要求局长亲自来审就更是让人惊诧莫名了，却也正是因为这种荒唐的行为才暴露了局长假猫真鼠的真面目，代表了局长勤政廉洁的黄绿帆布包在此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小说从标题到内容甚至于意象都充满了反讽的意味。提起沙娜，领导们似乎倍感厌烦，对她的评价闪烁其词。可是，不到一个月，沙娜就被任命为乡长。颇有深意的空白，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
是现实本身就是如此荒诞，还是现实本身在小说中被荒诞化了？在陈忠实的这些小说中荒诞被作者描绘到了逼真无猜的程度，真实与荒诞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根本无法区分开来。当生活的真实被残酷地揭示出来，它就具有了某种荒诞性；而当这种荒诞在小说中被描述成一种常态，荒诞就显出了它真实的一面。
在陈忠实新世纪现实题材的小说中，现实生活显得极其荒诞可笑，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活像舞台上演戏的小丑。这些人完全没有精神人格可言，贪图名利、精神萎缩、道德沦丧是他们最主要的精神面貌。
进入新世纪后，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慢慢向传统现实主义回归，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法则又重新对其产生影响，但是它又不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以更为现代的小说形式凸显出了深刻的批判力度，实现了小说创作上的又一次超越。
注释：①陈忠实、李遇春：《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1页。
②刘宗次编选：《舒克申短篇小说选》(附录)，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页。
③刘宗次编选：《舒克申短篇小说选》(附录)，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7页。
④王仲生、王向力：《陈忠实的文学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79页。
⑤陈忠实：《突破自己》，《陈忠实文集》(二)，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83页。
⑥陈忠实：《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长江文艺》2005年第1期。
⑦王仲生、王向力：《陈忠实的文学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81页。
⑧李遇春：《陈忠实小说创作流变论——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7页。
⑨冯望岳等：《陈忠实小说——在东西方文学坐标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⑩陈忠实：《答读者问》，《陈忠实文集》(三)，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475页。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