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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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 周新民

　　池莉文学创作生涯接近四十年，算是一名资深作家。其作品数量庞大，民间认可度高，却在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争议。这种情形形成了“池莉现象”。“池莉现象”的形成有种种复杂因素。但是，我以为，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首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大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看重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由于池莉小说重在表现庸常人生、原始生活形态，批评家们自然就认为池莉小说的社会意义不崇高，价值也不大。其次，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有关。19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知识结构开始更新换代，年轻一代批评家所受的文学教育和上一代不同。年轻一代文学批评家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现代派文学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恰恰是以忽视人的现世生活、追求超越性价值为基本宗旨。现代派文学熏陶出来的文学批评家，更看重文学作品的超越性价值。在这些批评家看来，池莉比较关注形而下的生活，其价值自然不高。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池莉的文学创作有些“生不逢时”。《烦恼人生》发表于1987年，正是中国先锋文学浪潮鼎盛时期。先锋文学注重文学形式，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文学前进方向的文学潮流。而池莉的文学作品，恰恰太“老实”。池莉老实地按照时间的顺序，讲述人间传奇，演绎春夏秋冬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在先锋文学的映衬下，显得“落后”。说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拿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来印证这一判断。虽然《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是，其典型的现实文学风格，不也是得不到文学批评界的认可么？更要命的是，池莉曾开诚布公地宣称，她的小说就是要讲故事。这不是公然要和先锋小说叙事规范挑战么？可想而知，在大多数接受过学院训练的批评家眼里，池莉的小说还能有什么价值呢。我以为，池莉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受到些许非议，和上述三个因素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池莉作品接受过程的制约性因素，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池莉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首先，池莉的文学创作从历史视野出发来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社会个体日常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池莉的《烦恼人生》、《你是一条河》等作品，把普通人的生存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中，凸显平凡人的人生价值。《烦恼人生》展现的是工人印家厚的凡俗人生。作为重要政治符号，“工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承担着独特的意识形态意义。而《烦恼人生》则展现了“工人”这一独特文化符号的另一面。《你是一条河》则在革命、理想等历史场景之中展示普通人为求生而挣扎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印家厚的凡俗人生，还是辣辣近似于卑微的求生方式，都是特定历史场景的产物，而不是悬置的漂浮物，具有解构宏大叙事的锋芒。而《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作品，更是在理想主义的精神背景下，表现凡俗人生的意义。然而，当代文学批评家大都搁置池莉小说的历史场景和理想主义的文化背景，以儒家文化作为标尺，以现代派文学作为评价尺度，来评价池莉小说所表现的凡俗生活，进而得出这些作品很低俗的价值判断。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我们讨论池莉的作品，不能离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背景。当新时期文学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宏大叙事之后，《烦恼人生》等作品转而去关注被历史和理想主义所遮蔽的普通人的凡俗人生，自是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其文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池莉在1990年代中后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生活秀》等作品，体现了市场经济时代市民社会阶层对于平等、自由等价值观的追求。《你以为你是谁》等作品，由于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讽刺和对小市民阶层的价值观的认同，遭受了一些批评家的批评。对市民阶层的批评，其实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使然。市民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传统市民阶层的主体是商贾，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观照之下，池莉小说所反映的小市民生活，自然也不被看做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如何理解池莉所塑造的市民阶层，这成为界定池莉文学作品价值和意义的重要环节。我认为，我们不能把池莉的小市民阶层悬置在历史虚无的时空之中来看，而应该注意到，池莉是从市场经济的解放力量的角度来看待市民阶层的。儒家文化以谈金钱为耻，所谓君子重义不重利。然而，金钱在一定历史阶段，却具有强大的解放力量。按照西美尔的说法，金钱所释放的是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在我看来，池莉在1990年代至新世纪之间所创作的市民小说，书写了新兴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时所焕发出的崭新面貌、心态和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应该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这一特定背景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所形成的鄙视金钱的社会文化惯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性，捆住了中国人的自由天性和平等意识。池莉在1990年代所创作的这些小说，展现了市民阶层在市场经济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与价值诉求，其实是基于人的解放力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池莉的市民小说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给国人带来的巨大解放力量。这也是池莉小说的价值所在。

　　新世纪以来，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池莉，那个以颠覆理想主义怀抱世俗生活的池莉，突然间好像换了一个人，她所创作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托尔斯泰围巾》、《看麦娘》和她以往的文学创作绝然不同。她开始着力关注诗意、理想、乌托邦等形而上的价值，开始审视生活中的“藏污纳垢”。池莉的这种转变并不是要迎合批评家的标准，而是她对市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果。金钱一旦偏离了解放力量，和市场经济媾和，就会日渐成为人的异化力量。因而，池莉毫不犹豫地建构诗意、理想主义，以此来批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新世纪池莉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出现和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完全相反的价值观，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如此看来，池莉的文学创作始终和时代之间保持着对话，始终在严肃地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认真地观察社会个体精神的变化。与时代发展保持着对话关系，是池莉文学创作不变的追求。这也是我们观察池莉的文学创作应该秉承的基本尺度。

　　本辑几篇关于池莉研究的论文，都别具心机。阳燕的《时代回声与生命感悟：池莉小说创作论》是一篇池莉研究的综论。阳燕从池莉小说创作的关键要素“时代回声”和“生命感悟”入手，系统地梳理了池莉的小说创作，抓住了池莉小说创作的关键所在。高国丽的《两种城市，两类女人 ——池莉新世纪小说初探》则关注池莉新世纪的小说创作，抓住了池莉新世纪小说创作对象、人物形象的崭新特点，突出表现了池莉小说在思考社会与人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新质。王红梅的博士论文《梁贵子与池莉婚姻爱情小说比较》是我见到的唯一一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池莉的重要著述。同她的博士论文一样，《论池莉和梁贵子小说的审丑意蕴》也是一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关注池莉文学创作的成果。但是，《论池莉和梁贵子小说的审丑意蕴》则从小说形式层面来探究问题，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深化。王胜兰的《池莉小说创作与研究综述》虽然是一篇研究综述，但是在切入角度上也有创新。她并非简单地关注池莉研究问题，而是从池莉文学创作与研究相观照的角度来考察池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深化了池莉研究的深度和拔高了其高度。

　　

　　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