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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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主观》发表前后

　　◆ 邢 洋

　　舒芜与胡风于1943年相识，并在胡风的推荐和帮助下，半年内连发《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三篇文章。1944年初，舒芜将其为呼应陈家康等人而写的《论主观》交给胡风，该文于1945年1月1日在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发表。《论主观》由于与毛泽东《讲话》精神存在明显偏差，发表后即招致长达数年的批判，该文也成为舒芜的一个“原罪”①，并促使他在建国后与胡风、路翎等人“分道扬镳”，最终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论主观》的发表过程，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公共事件”，在现有历史叙述中存在诸多细节含混、相互矛盾之处。这固然与当事人的回忆存在疏漏、偏差有关，但另一方面，由于舒芜与胡风、路翎等人在五十年代“反目成仇”，他们回忆彼此交往过程时，也存在着各种复杂而隐秘的心理。只有重新梳理《论主观》发表的相关历史细节，以及人的因素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从而有效揭示整个事件的历史真实，呈现历史本来的复杂与丰富，激活被文学史叙述逐渐僵化的人物形象，才能从一系列的“偶然”中，更好地看到其背后的“必然”。本文便试图从这一面向重新深入历史，对《论主观》的发表问题作一次文本之外的梳理和探讨。

《论主观》发表之前

1943年3月27日，胡风偕家人自桂林返回重庆。5月9日，路翎第一次带舒芜面见胡风。此时路翎与舒芜均在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工作，并且同住。对于这次相见，路翎回忆称，他是应舒芜要求才将其介绍给胡风的②；舒芜则说是路翎主动约他一起去：“我开始不太愿意，我说我又不想搞文艺，也没有必要去见什么名人。路翎很不高兴，说：‘你要是这样讲，那就无话了。’我见路翎不高兴了，就决定硬着头皮跟他跑一趟。”路翎还让舒芜带上他之前写就的三篇文章(《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以及已发表过的《释无久》，“我当时觉得，胡风不是搞这一套的，彼此隔着行当，把这些东西带去给他看，没什么意思。可是路翎坚持要我带，说了好半天，我只好带了”③。

　　胡风当天日记有载：“5月9日，路翎及其友人方管来，闲谈到一道午饭后分手。……夜，圣木(即阿垅)、路翎、方管来，杂谈甚久。看方管之《论体系》。”④《论体系》这篇文章，舒芜未曾提及。但它确实存在，只是没有发表⑤。当天的日记没有提到《论存在》等三篇文章。胡风在回忆录中说，他带舒芜见过陈家康后不久，“舒芜到乡下来看我，当天谈到夜里一时。第二天又和他闲谈了一整天，看他带来的三篇论文稿。我对哲学问题没有深的研究，无能对他的稿子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只是稍为提了点自己的看法”⑥。根据描述，舒芜这次带来的，可能才是《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9月11日，胡风第一次写信给舒芜，称“这几天内，看了你的三篇稿子，得到了不少启示，但要说意见，却是说不出来的。但在工作方式上，倒有一点意见。今天，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那或者是科学思想发展的评介，或者是即于现实问题的斗争……你的这四篇(连上一次的一篇)，我觉得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工作……”⑦如果舒芜第一次随路翎去见胡风，便将这三篇文章交给他，那么，胡风4个月后才回信说“这几天内，看了你的三篇稿子”，似不太可能；况且，信中说“这四篇(连上一次的一篇)”，说明舒芜将这三篇文章交给胡风之前，胡风处已有一篇舒芜的文章(应该是《论体系》)，因此舒芜对第一次见胡风所带文章一事的回忆，很可能是不准确的。

　　胡风将舒芜交给他的三篇文章拿去发表后，曾写信建议“用这写法，把各个重要的范畴都写一写，合成一整篇”⑧，但舒芜并未应承此事，而是觉得“这样逃于空虚，总不成事体……现在是在准备通俗墨子传”⑨。后来，乔冠华和陈家康等人由于写文章反教条主义受到批判，舒芜才萌生了写作《论主观》声援陈家康他们的想法⑩。

　　陈家康《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一文的产生，源于重庆方面对延安整风的“误读”。毛泽东着意通过反教条主义，来反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从莫斯科返回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陈家康则从学理角度，对“唯‘唯物的思想’”的教条主义发起批判，实质上完全与延安精神相背离，因此遭到批判。不过胡风和舒芜均对这篇文章表示欣赏。胡风称用“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义的实质和它之所以能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是一个天才的提法”。舒芜也觉得读陈家康等人的文章，“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能够引起共鸣。同时，舒芜和陈家康的私交不错。胡风曾引荐他与陈家康面对面谈过《释无久》，彼此甚有好感。舒芜写作《论主观》声援陈家康，除了理论上的认同外，也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因素。

　　1944年2月29日，舒芜在给胡风的信中说：“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已完成，两万多字。恐怕无处可送，只好大家看看的了。最近即寄或带给你。”然而，《论主观》刚刚送到胡风手上，舒芜便得知陈家康被召回延安的消息。胡风似乎并未将其当作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只说：“陈君已回老家去了，行前没有见面机会。那么，这里就没有什么麻烦了，太平天下，但同时也就恢复了麻木的原状。”舒芜内心却起了波澜，并在随后复胡风的信中，如实表露了他的不安与猜测：

　　陈君的回去，是奉到十二金牌了吧？想必要“面圣朝天”，集体的“奉旨申斥”或亦不可免，甚至像他自己所不幸而言中的“发遣伊犁为民”亦很可能；只是我希望没有精神上的“风波亭”！

　　上回听你说，一切文件已送过去“进呈御览”，那么，究竟“圣意如何”？这回的十二金牌，是出自圣意的么？……

　　胡风简单一句“陈君已回老家去了”，舒芜便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论主观》所要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重庆方面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延安的、具有更高政治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当然，限于他的身份和阅历，许多事情都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因此对形势的推测并不十分自信。而且舒芜当时对胡风充满景仰与信赖，虽然这封信透出的敏感、紧张，隐隐昭示了他与胡风等人最终的分道扬镳，但若通过这封信来证明他和胡风之间已出现“裂痕”，就无法解释舒芜后来撰写反批评文章、和胡乔木针锋相对讨论《论主观》等一系列事件，因此并不符合事实。舒芜相信在陈家康一事上，胡风比他看得更清楚，遂将《论主观》发表的决定权交给了胡风。只是，胡风显然没有舒芜的“政治敏感”，他在回信中说：“关于陈君底回去，我还不清楚，但未必是奉了金牌，不过是这里觉得被扰乱了，手足无措，不如送走了太平无事，可以重新睡好觉。”“对于你底激动，我觉得是少见多怪，这种事多得很，否则，还成其为‘现实’么？”“如果不肯看风使舵，想遭到顺境总是很艰难的罢。”胡风认为主导陈家康被召回这一事件的，不一定是来自延安的力量，而是重庆这边为了摆脱“麻烦”，才将其“送走”。他没有意识到，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之前，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正是摧毁以王明、博古等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宗派”和以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宗派”的关键时段。陈家康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因为写“错误”文章被召回，很明显是政治因素主导的。胡风以为“多得很”的“这种事”，其实已经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

　　《论主观》完成时，《希望》尚无着落。胡风本想先将《论主观》介绍给其他报刊，但由于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先已受到批判，这篇为之声援的文章，势必难于发表。另外，大概是觉得《论主观》有些问题没有谈或没有谈清楚，《论中庸》可以作为它的补充，因此胡风想待舒芜的《论中庸》也完成后，再为两篇文章统作打算。1944年6月8日，舒芜完成了《论中庸》初稿，6月21日改定。胡风看过后，在给舒芜的信中称：“为了不发生‘流弊’，得再斟酌，因为这等于抛手榴弹。”胡风所谓的“流弊”，是舒芜在《论中庸》中详细讨论过的一个词：“‘流弊’，就是本来很好的东西，后来弄出来的坏处。这坏处，是由那本来很好的东西而生，但又并不就使本来的好也都变坏。”胡风借用这个词，意思是要尽量减少《论主观》和《论中庸》可能存在的不足，防止被人抓住“把柄”。当然，这都是从学理层面来考虑的。

　　胡风在当天的信中再次提到《论主观》“横竖没有发表的地方”。不过，此时《希望》已获准送审出版，因此又说：“不急，《希望》如成，先发表《主观》。”可见，《希望》第一期刊发《论主观》，其实带有较大偶然性。《论主观》是在无处可发的情况下，适逢《希望》出版有望，最终才在《希望》发表。再加上舒芜写作《论主观》主要是为了呼应陈家康等人的文章，如果认为舒芜写作《论主观》、在《希望》上发表这一系列事件，全是胡风主导、策划的，其实并不准确。

　　但胡风后来说《论主观》“是号召批判的”，他仅承担发表的责任，也并非事实。胡风一直用文章“附录”来证明其发表《论主观》的“真意”；而为《论主观》添加附录，提出一些意见，却是舒芜最先提出的建议：“想起他(路翎)看了《论主观》后曾写过几条意见，刚才找出来。我想可以抄作附录，大约能预防一些冷拳。你看要不要？”胡风回信说：“关于主观的附录，要的。有时不管他们骂，有时要他们无法骂。前者虽然勇敢，但自以后者为得计也。”因此，《论主观》的“附录”，表面看是针对论主观的“批评”，但其实是预防“流弊”，针对外部可能对《论主观》发起攻击而采取的防御措施。

　　据路翎回忆说：“我在他的文章后面附上了我的意见，但有几句他一定要我删去……胡风也说这文章不行。但后来胡风被引起读者讨论的想法所吸引，并且，由于以前《七月》的‘欠开放’曾引起一些意见，现在他便想起这‘开放’的另一种方式：也发表一般的文化论文，文章也许有缺点与错误，这也算‘开放’。”路翎强调舒芜“一定要让我删去”几句，似乎含有对舒芜人品的质疑；舒芜在《论主观》附录中，对这一事件有不同描述：“本文初稿完成后，即请路翎兄看过。他写了几条意见出来，我们逐项加以讨论。当时的争辩，记得是很激烈的，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后来写第二次，遵照他的意见而修改的地方很多，但自然也有一些是我认为始终不能接受的……”纯粹学理的论争，彼此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实属正常。舒芜删去路翎个别意见，可能仅仅出于对自己看法的坚持，不一定涉及人品。路翎说胡风认为“这文章不行”，也颇值得怀疑。胡风如此评价《论主观》：“似乎《论主观》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底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恨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扩大。不知以为如何？”胡风所指出的这两个“弱处”，只是根据他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而提出的建议，不能算是《论主观》的“错误”。在胡风看来，《论主观》批判的对象范围太狭窄，应当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问题揭露出来；而“深入生活”的问题，则显示出胡风与舒芜两人对“主观”问题的侧重点其实是不同的。有学者指出：“人的主体性是主体论哲学的精髓，它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层。可以说，舒芜突出的是精神主体，而胡风强调的是实践主体。”不过，这种隐含的分歧并非“原则性错误”，在胡风看来，也不过是“胸襟还不够扩大”。这不但不能算是批评，反倒可以视为对舒芜更高的期望。

　　1944年10月9日，《希望》第一期出版。胡风在当日给舒芜的信中，以赞赏的语气说：“你底占了七分之二！”胡风所说的“七分之二”，并非指文章数目，而是指字数、版面。单就文章数来说，《希望》第一期共发文章二十八篇，舒芜一人便贡献十四篇，整整二分之一！而且，舒芜以每篇一名的方式，包揽了这一期全部杂文创作，这就是胡风所谓“集束手榴弹的战术”，“布得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无论舒芜还是胡风，此时都因《希望》紧紧联系在一起：舒芜作为一个年仅22岁、初出茅庐的青年，在胡风的赏识与支持下，得以撑起《希望》“半壁江山”，这样的机会，是许多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甚至不敢奢望的；胡风将《希望》当作一场战斗，甚至“要决心打一年冲锋”，舒芜又显然是里面的中坚。因此，舒芜和胡风彼此对对方都至关重要。纵然后来因为《希望》遭遇困境，也实在无法将责任完全推给另外一方。

　　在这段时间里，陈家康从延安返回重庆。11月20日，胡风将此事告知舒芜：“贵兼重来，成了飞机阶级了。上次口角，据云家里不当一回事。有一个从外面回去者去控告，受了两句抢白而退去。”短短三句话，看似简单、平淡，里面却包含着大量信息。胡风或许是对延安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太了解，又或许是了解却不够“敏感”，总之，他将陈家康遭受批判理解为“外面”的小人向“家里”进了谗言，延安却“不当一回事”，控告者反受“抢白”。理解上的偏差，导致胡风对《论主观》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其具体代表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龃龉或背离更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无疑为《希望》第一期出刊后，胡风对形势的进一步“误读”埋下了伏笔。

《论主观》发表之后

《希望》第1期于1945年1月1日出版。对《论主观》的批判很快到来，而且一开始就颇具“规格”：1月2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召开针对《论主观》问题的内部会议，会议由冯乃超主持，茅盾、叶以群、冯雪峰、侯外庐等人在座。会议后半段胡风才到场。对于会议内容，胡风在28日给舒芜的信中如此描述：

　　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也有辩解的人，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最后我还了几闷棍，但抬头的已走，只由抬脚的独受而已。但问题正在开展，他们在动员人，已晓得是古典社会史的那个政客哲学家。今天遇见，说是有人送刊物请他看，他看了四节，觉得有均衡论的倾向云。

　　那么，我底估计完全对了(抬脚的也当场恭维了杂文)，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借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们和官员们属于前者，文学家们属于后者。我底回答是：要他们写出文章来。

　　你现在，一要预备杂文，二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可惜你不能看一看第五位圣人底材料。要再接再厉！

　　胡风这封信的用语颇具特色，如称呼茅盾、叶以群为“抬头的市侩”和“抬脚的作家”，充满鄙夷与嘲讽。对《论主观》的批评与反批评，则采用“我还了几闷棍”、“抬脚的独受”、“他们在动员人”、“闷死你”、“闷死刊物”、“准备迎战”这类情绪化、暴力化的语言，如同描述一场街头械斗。尽管出于安全考虑，很多事情在信上不能明说，但这种语言，还是透露出胡风的理解仍停留在私人恩怨等浅显层面，对潜藏于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权力关系则缺乏基本认识。

　　舒芜收信后的反应明显不同。刚刚搬去白沙镇“山里”的他，迅速动身赶往重庆市区，当面向胡风询问详细情况。但是，胡风并没有谈出比信件更详尽的内容，只交给舒芜一份手稿，是茅盾在谈话会上的发言提纲。这是舒芜掌握的与谈话会有关的唯一一份材料，直到解放前，舒芜都以为这次谈话会只是由胡风所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一个批评。

　　2月6日，胡风说又“打了一个小仗”，而且“是向着我，就是‘客观主义’的问题。结果是，被承认了有这么一回事，被批准了”。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会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召集并亲自主持的讨论会。主要讨论对象本来是《论主观》，不过胡风一开始就说，他只对《论主观》个别论点有同感。胡风的回答，后来被舒芜反复提及：“五十年后，也就是1995年，我才明白了真相……简直难以置信。《论主观》明明是在胡风的鼓励支持之下写成的，是他看过提过意见的……哪有‘引起批判’的意思呢？如果当时他是在那样来势不寻常的批判之下，不得不作策略上的退却，为什么一点没有透露给我，让我也退却呢……如果是解放之后我的公开检讨，承认《论主观》犯了大错误，而害得胡风很尴尬，以至于他不得不收回当年对我的支持，可在五十年前，《论主观》刚刚发表，引起了批判的事我还不知情，他为什么就在那样重要的场合，宣布我只是‘引起批判’的对象呢？或者只能说事实本来就有两面，而我五十年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太片面了。”舒芜言语中充满委屈与不满，而且似乎也想借此说明，如果一定要讲“背叛”，也是胡风先“背叛”了他。这个事情，还被他用来澄清一个与交信相关的传言：

　　1954年夏天，舒芜、何剑熏、聂绀弩一起去胡风家。这应该是舒芜最后一次登胡风家门，结果被胡风骂出。下午三人聚在北海喝茶，聂绀弩说胡风之所以生气，是觉得舒芜要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他当初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大吃一惊”，“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说法”，因此感到气愤：

　　我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究竟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竭力从中调解：“何必呢、何必呢！”我说那不行，他不能这么说，无论如何也不是为了批判，事实情况明明不是这样嘛，人证物证都在，我们可以看看事实嘛。据说，聂绀弩听我这样一讲，特地让他爱人去通知梅志，说舒芜可能要把信拿出来……后来有人把它同以后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说我那时就有“交信”的意思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那只是一个插曲，同后来的事并没有联系。

　　从上面回忆看，舒芜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知道胡风针对《论主观》所作辩解的，存在明显矛盾。不过，很长时间里舒芜对这件事不知情，应该也是事实。同时，胡风这样做，也并不一定出于心机。在他看来，针对《论主观》的批判，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目的，是想借《论主观》“闷死刊物”。胡风“撇清”他与《论主观》的关联，在当时不过是一种应对策略。正如他所说，“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为了执着，有些另外的地方就不能执着”。而且，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误读”，即认为他提出“客观主义”“才是闯祸的直接原因”，它“招了一些人的怨”。“一些人”在这里主要指茅盾。胡风反教条主义、客观主义，都有批判茅盾等人的意图。在他看来，《子夜》“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发展这个社会科学结论当作教条，捏造了一个失败的英雄民族资本家‘典型’，从而展览了包括丑化革命者在内的许多丑恶腐烂的东西，那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要求是相反对的，和毛主席所指示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相反对的”。

　　那么，茅盾对胡风又真的没有个人方面的看法么？似乎也不尽然。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坦言：“我与胡风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于鲁迅的关系。我对胡风没有好感，觉得他的作风、人品不使人佩服。在当时左翼文艺界的纠纷中，他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而是相反。”而且，茅盾本人也认为，胡风骂的“客观主义”，就是指他和沙汀。“然而他们只是在背后到处散布，却不见付诸文字，我也只好置之不理。”另外，虽然胡风自己认为他始终是共产主义同情者、信仰者，“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就是共产党的看法”，但在共产党方面，胡风只是一个统战对象，因此不可能按照批判陈家康等人的方式来批判胡风和舒芜。甚至《希望》的出版，都是得益于周恩来提供的资金支持。这种复杂、暧昧的关系，使得胡风很难意识到《论主观》和《希望》真正“招了‘谁’的怨”。

　　在会上，周恩来问胡风所说的“客观主义”是什么意思，胡风解释说，创作者对其笔下人物要有爱爱仇仇的感情体验，没有这个就是客观主义，没有这个创作就是假的。周恩来也说是有这么一种倾向，不过“客观主义”容易引起误解，是否可以改为“旁观主义”。“茅盾还说了一句什么，但总理马上对他说：‘所以，你的《子夜》有些地方不真实，态度上很有问题……’”胡风认为周恩来指的正是茅盾在小说中把革命者丑化了这个问题。“茅盾这才完全蔫了下去。”“既然实际上存在着客观主义倾向，那就谁也不好意思声明自己不是客观主义了。”

　　于是，会议开到最后，胡风反倒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第二天，周恩来跟他又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主要内容归为两点：“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周恩来把话说到这个层面，可谓直白，胡风不但没有理解周恩来的意思，反而以为“昨晚的会和现在的谈话等于对我的工作做了肯定”，因此才在信上说“被承认了有这么一回事，被批准了”。多么严重的“误读”！

　　与胡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相反，《希望》的出版很快开始受阻。第一期虽热销以至断货，但“五十年代出版社”社长金长佑“好像感到为难似的”，迟疑不肯再版。“从第二期起，他就表现出对刊物的冷淡态度，迟迟不付印弄得脱了期。”出到第三期时，便“托词说四期起不能出了”。胡风没有解释金长佑为什么毁约，只是说自己“仅仅把这看作是‘宗派主义的谋害’”，因此“更增加了抵触情绪”，一面指导舒芜写《论主观》的答辩文，一面设法将《希望》继续出下去，并坚定地说“要出得更有光，更有力，用这来打他们底耳光子”。

　　不过，舒芜的“答辩文”却不好写，因为对《论主观》的批判，都是以会议而非文章的形式进行，舒芜既未参加任何一场批判会，又没有收到任何批判性文章，手头只有胡风给他的一份茅盾发言提纲和侯外庐的一些批评意见，几乎无“辩”可“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论主观》的问题，本就不是哲学或文艺层面的。后来，胡风终于收到两篇商榷文章，是一位中学生和一位大学生的读者来稿。它们都以学理的方式，指出《论主观》的某些不足。对于这两篇来稿，胡风和舒芜以平和的心态，真诚采纳了其中合理的意见。舒芜写作“答辩文”，所参考的观点或文章，主要就是以上四篇。

　　文学史研究提到批判《论主观》的文章时，基本都会提及黄药眠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这篇文章的产生，其实具有一定偶然性。黄药眠早年因投身革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狱后，去了延安，结果在延安干部审查时，遭到怀疑，不予恢复党籍，抑郁中离开延安。抗战初期，曾就“民族形式问题”与胡风打过笔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黄药眠四处辗转求生。在重庆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他，只好跑去成都。但在成都依然没有工作，“好像比穷居梅县的时候还要闲”。“心里想忙，又实在没有事情可做。”恰在此时，黄药眠“突然想起对胡风的批判，应该趁此机会做一个小结”，于是写了《论约瑟夫的外套》，结果竟成为批判《论主观》最主要的文章之一。对于这篇文章，茅盾回忆说，文章写好送去发表，“却被朋友退了回来，说是此文有碍于某权威的‘权威’，各文艺杂志恐不便发表”。茅盾没有说明是哪位“朋友”退回了文章，也没有说明“各文艺杂志”都是哪些杂志。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当年的文艺界还是颇具权威的。《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最终发表在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光复版》第3期上，时间是1946年3月1日。舒芜说，他在没有反批评对象的情况下，适逢黄药眠的文章发表，便将《论约瑟夫的外套》当作意见的主要代表撰写了答辩文，此说不确。舒芜的“答辩文”完成于1945年5月，时间远远早于《论约瑟夫的外套》发表。另外，舒芜说，《论约瑟夫的外套》发表在邵荃麟主编的《文化杂志》上，“他(邵荃麟)与胡风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文艺见解比较接近”，“他主编的杂志上，首次公开发表对《论主观》的批判文章，似乎不是偶然的”。其实，邵荃麟主编的《文化杂志》创刊于1941年8月10日，出至第3卷第4期(1943年5月)，因邵荃麟辞职，杂志便被迫停刊。舒芜《论主观》发表时，《文化杂志》早已不存在了。

　　舒芜的“答辩文”写了十二天，而且是“破口大骂”。胡风看过后，感到不满意。认为“对于大师们的回敬，太斗鸡式的了，气派不大”。胡风为舒芜提供了一些“技巧”上的指导，如“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办法……”舒芜遂按胡风要求开始修改。在此期间，舒芜提出“想脱离这‘学术界’”，“上‘坛’上去看看，看看人家和自己，究竟怎么一回事”。胡风对此似有不满，回信中称“现在重庆没有一个纯粹靠卖文为生的人”，“顶可能的办法是在重庆或郊外做职业或教书，一面也就上了文坛”。“我从未觉得你是在学术界，只是把那当作‘职业’，尽可能做一点事而已。”而对于胡风一再催促的答辩文和杂文，舒芜则说学期正要结束，课务较忙，答辩文“不能很快”，杂文的写作也说“竭力写”，“但请勿等”。

　　8月28日到10月10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胡乔木随行。在此期间，胡乔木曾和胡风就《论主观》问题作过长谈。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提到，对于《论主观》等文章，胡乔木“说是值得一读再读，但也没有脱掉唯心论云。于是把答辩文给他看了，问意见，则说是想见面交换意见云。但不必急，稍空也不迟云。人比较诚恳，但理解力也有限，而且胆小得很”。

　　重庆谈判结束后，胡乔木随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机场送行时，胡风也在场。周恩来等人与毛泽东握手作别。胡风回忆说，他“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虽然毛泽东和胡风没有直接交流，不过，胡乔木第二天又原机再返重庆，这次回来，就是要解决国统区进步文化思想界的几个问题，《论主观》即其中之一。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显然并非仅仅代表他自己。短短四五天内，胡乔木和胡风又谈了两次。胡风说：“总之，距离不小，尤其涉及文艺的时候……要他们多懂一点，似乎难得很。”胡乔木一直想和舒芜见面谈谈，胡风连发三信给舒芜，但舒芜请假不方便，从白沙镇到重庆也颇费周折，因此迟至11月方才到达重庆。在此之前，舒芜似乎并不知道胡乔木的身份，胡风跟他见面后，向他详细介绍了胡乔木。胡风对舒芜和胡乔木面谈的“成效”也没抱什么期望，只说“恐怕也不容易谈得通”。

　　舒芜与胡乔木谈了两次。第一次是下午，在胡风家。据舒芜回忆，“那时完全没有后来的这些观念，什么领导批评啊、虚心接受啊等等，就好像是个平等的人”，“没什么客套”，“谈着谈着两人辩论起来”，一直到天黑。胡风和梅志在一旁听着。最后，他们一起在胡风家吃了点面条，胡乔木让舒芜明天去他那里接着谈。

　　第二天，舒芜让胡风陪他一起，去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这次冯乃超和邵荃麟也在场，但谈话的仍只有胡乔木和舒芜。在谈话中，胡乔木说：“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这个《论主观》、《论中庸》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把这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你的《论中庸》恰好又是反对全面。”舒芜说他“当然绝不承认”。辩论到最后，胡乔木甚至拍了桌子：“你这简直是荒谬！”

　　谈话到此，通讯员过来通知吃午饭。原定下午继续谈，结果胡乔木被通知去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一个记者招待会。这次的会面在双方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终止了。当天晚上，胡乔木托乔冠华带来一张便条给舒芜。便条上先为上午的态度表示歉意，之后又说“伯达同志最近也要来，他也很关心这个问题，等他来了，我们再一块谈”，遂希望舒芜在重庆多留几天。然而舒芜还有教学任务在身，当天下午已买了返程船票，阴差阳错之下，便与胡乔木和陈伯达的会面失之交臂。

　　《论主观》这段公案，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文艺发生转折的先声。在此之前，如果说一切都还处在可探讨、可争论的范围，那么，当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讲话》随之逐步成为文艺上唯一的指导方向时，许多问题便脱离了学理的范畴，转而成为政治问题。舒芜在《论主观》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因一分错误，而抹煞其中九十九分的正确，固然不对；因九十九分错误，而抹煞其中的一分正误(确)，也还是不对：因为这‘一分’就是新生的东西。”多年之后，在检查胡风文艺思想的座谈会上，周扬对胡风说：“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错了。”这种论述上的转变，正应了那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舒芜“参透”了这个“玄机”，却在后半生背上了“犹大”的罪名；胡风没有“参透”，最终遭受长达二十年的牢狱之灾。这是舒芜和胡风的不幸，还是一个时代的不幸？

　　注释：

　　①这一说法，受到钱理群《〈论主观〉：一个历史误会产生的原罪》(《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2期)一文的启发。

　　②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晓风主编：《我与胡风》(增补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2页。

　　③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④转引自《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胡风著，晓风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注释1。注释中还写道：“在此前的胡风日记中则未有对舒芜的记载，由此推断，5月9日应是胡风与舒芜的第一次见面。”

　　⑤除1943年5月9日，胡风在日记中提到《论体系》一文外，1943年12月17日，胡风给舒芜的信中，也有“《论体系》，说是不登了，见面时才可问得原因”一句。见《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页。另，1943年5月27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有“方兄之文已由友人陈君转交副刊发表，日内当有消息”一句。注释中说“方兄”即舒芜(方管)。“方兄之文”，应该也是指《论体系》。见《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11页。

　　⑥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⑦胡风著，晓风辑注：《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

　　⑧胡风著，晓风辑注：《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页。

　　⑨舒芜:《舒芜致胡风信》(上)，《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期，第138页。

　　⑩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5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