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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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期刊视野中的《斯巴达之魂》

　　◆ 刘润涛

　　1903年，鲁迅以笔名“自树”发表的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分别连载于《浙江潮》杂志第五期、第九期。后来鲁迅回忆说：“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不免耳朵发热。”①晚清期刊的勃兴对中国知识界(当然包括鲁迅、周作人兄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言说方式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②。因此，要探究《斯巴达之魂》是如何产生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动力因素，哪些属于创作的情节又是从哪里来的？就极有必要将《斯巴达之魂》置于晚清期刊众声喧哗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考察。

一、《斯巴达之魂》的前文本

《斯巴达之魂》究竟是创作还是翻译，众说纷纭。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通过将赫洛德托斯《历史》及日人译本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与《斯巴达之魂》进行精细对比分析，认为其是一篇翻译与创作混合的③作品，王世菁、林非等人也持类似说法；而蒋荷贞④、李昌玉⑤等从许寿裳的说法、鲁迅的署名习惯、与《历史》的对比、《斯巴达之魂》与《故事新编》创作手法的相似性等方面，认为《斯巴达之魂》是创作。这些分析确实为我们理解《斯巴达之魂》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其论证基础相当大程度上局限于有限的文本对比和作者及其友人的说法，未能嵌入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也未真正解决《斯巴达之魂》的文字来源问题⑥。

　　追溯源流，关于斯巴达的文字最早在中国期刊上出现，可能是蔡锷(署名奋翮生)的《军国民篇》，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一号(光绪二十八年元月一日，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八日)其文云：

　　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帝国主义，实由军国民主义胎化而出者也。盖内力既充，自不得不盈溢而外奔耳。⑦

　　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中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故人之生也，不问男女，皆由国家鉴定其体魄之强弱优劣而去留之。苟羸惫不堪，则弃之不顾也。强而优者，受家庭教育于膝下者七年。七岁而后，乃离家以受国家之公共教育。其教育则专注重于体育。从军之期，至六十乃止。故遍国皆健男。是以雄霸希腊永世不逮者，职此之故也。⑧

　　随后，梁启超承续蔡锷的军国民主义论述，在《新民丛报》第十二号、第十三号上连载发表《斯巴达小志》，分八节分别对斯巴达立国起源、来喀瓦士之立法、斯巴达之政体、斯巴达民族之阶级、斯巴达之国民教育、斯巴达行政琐记、来喀瓦士以后斯巴达之国势、斯巴达之缺点，系统地对斯巴达予以介绍，虽有对斯巴达军国民主义的赞扬，但梁任公更多从政治上着眼纠正对斯巴达军国民主义理想化的偏颇⑨。仅就斯巴达军国民思想精神写道：

　　斯巴达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也，而尤在妇人。其于女子也，不视为家族之一部分，而视为国家之一部分。故男子之尊重夫人，有非自余国所能及者，而妇人亦深自重，自知其责任之所在。史称有他邦一贵族妇尝语斯巴达王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达妇人能支配男儿。”后答曰：“惟斯巴达妇人能生男儿。”夫妇人亦孰不生男儿而后之为此言也。盖以必如斯巴达之男儿乃真男儿也。又以斯巴达之男儿，无一人而非男儿也。故其妇人皆以代一国产育勇壮之国民为修身大事业，至如女红烹饪之事，非其所厝意也。凡女子皆与男子同受严格之教育。……

　　斯巴达妇人爱国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临战场也，辄祝之曰：“愿汝携楯而归来，不然则乘楯而归来。”有一母生八子者，蔑士尼亚之战，悉死于国难，而斯巴达卒以大胜。及奏凯招魂，其母不溅一滴之泪，乃高声而祝曰：“斯巴达乎斯巴达乎，吾以爱汝之故，生彼八人也。”当时以此名语，被诸诗歌，传为美谈，即此亦可见斯巴达妇人以爱国心激励男子，而其所以立国之精神，亦于此可见矣。⑩

　　以来喀瓦士之训练，遂能使九千之斯巴达人成为一人，以九千之斯巴达人而制二十余万之低级人，以九千之斯巴达人而雄长百万之希腊人，以九千之斯巴达人而能统率列邦以挫势力滔天之波斯人。近日国家学者，常言必须有二万人以上，乃可以成一国之资格。若斯巴达者，以此区区之众，而辉国民之名誉于一时，而垂历史之光荣于万世。呜呼，可不谓盛耶，可不谓异耶？

　　1903年《浙江潮》第一期上发表喋血生的军事小说《少年军》，该文虽然所述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兵学校学生从军的事迹，但从以张扬军国民精神为目的、少对多的惨烈场面和结局、女校学生以爱国心激励男子的细节、文章格调威武雄壮来看,该文与《斯巴达小志》有明显的精神联系。从个别情节接近重合，如斯丹顿女校学生激励少年军一节：

　　十二日，一队少年军乃经过斯丹顿女学校。诸女子皆仝学之旧友也，乃出而祝之曰：“诸君此去，其鏖战喋血，果本分也。虽然，甘死不如义死，义死不如视死如归。诸君手其赛旗而归来，否则乘楯而归来。”

　　《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纪事·(二)拒俄事件》载日本留学生《致北洋大臣袁缄》其中云：

　　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莫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事，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就会发现《斯巴达之魂》所涉及的基本史实、情节和逸事材料已经齐备。而鲁迅对《新民丛报》、《浙江潮》又颇为熟悉，上述散见于《新民丛报》、《浙江潮》中的材料才是鲁迅创作《斯巴达之魂》的最初源头。将《斯巴达之魂》和上述材料进行对比，“惟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惟斯巴达女子能生男儿……”、“愿汝携楯而归来，不然则乘楯而归来”等等与上述材料极为相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少年军》与《斯巴达之魂》几乎可以当作姐妹篇来看待：(一)创作动机相同。《少年军》的序言说：“此篇乃当时南部兵学校之生徒，炮烟弹雨中之一从军少年日记耳，记少年军之历史，仅得凤毛麟角。虽然，读之令人飞舞不止也。乃述其口吻，以正告我同胞少年。”《斯巴达之魂》的序言则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二)都出现少年军的形象，均有因其弱小被劝退出战斗，而少年拒绝，一死以报国人的情节，均有少年军抗声而歌的场面。而这些是《历史》中所没有的。(三)均有女性以爱国心激励男子的情节。《少年军》中斯丹顿女校学生的祝词“甘死不如义死，义死不如视死如归。诸君手其赛旗而归来，否则乘楯而归来”，更像《斯巴达之魂》中少妇涘列娜激励丈夫重返战场的演说总纲。而这个情节也是《历史》中所没有的。

　　因此，更具合理性的解释是，鲁迅是在《少年军》的直接启发下，整合《新民丛报》、《浙江潮》中关于斯巴达的材料，并经与当时《历史》的相关译本中史实相对照，来完成《斯巴达之魂》的。

二、《斯巴达之魂》的“潜文本”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完成《斯巴达之魂》？那些不同于《历史》中的情节从何而来？人只能是历史的存在，不可能超越具体的时空。只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斯巴达之魂》的情节元素，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社会思潮对鲁迅创作动机和创作实践的影响。

　　首先，民族主义、种族革命思想的兴起。在面临外国侵略、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下，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之变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越发强烈。又因清政府政治改革缓慢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加之应对外来侵略的无力，推进种族革命、反抗异族统治的激进思潮也伴随着民族主义不断升温。1902年梁启超发表影响巨大的《新民说》，开篇即说：“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民族是也。”随后，梁启超又写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于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但1903年创刊的《浙江潮》杂志的关注重心则从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转移，以种族革命反抗异族统治(即清政府)的意味越来越强。从第一期开始连载的《民族主义论》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介绍，强化种族意识，其文云：“合同种，异异种，以建立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凡立于竞争世界之民族而欲自存者，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义。……凡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国也者，必视其国民之数之多寡，国民之力之强弱为比例。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公私篇》则云：“今夫种族之戚，屠僇之惨，天下之至痛也，而吾中国则甘之。”后来以《中国第一爱国者郑成功》为题宣传反清复明的事迹，《发厄》记述清军南下强行推行剃发的残酷……最鲜明的是《血痕花》借主人公之口说出的：“我们的政府不是我们本族的人。他从前种种虐政也不容说了，如今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他担保一己的安乐，却把我们的生命财产，尽向外人分送。你看东割一地，西让一城，朝送一路，暮奉一矿，竟是把我们的生命财产当作邀请外人残虐我们的聘金，酬劳外人，杀害我们的礼物。你说伤心不伤心呢？”受这种时代思潮和舆论氛围的影响，身在异国的鲁迅就曾将民族性缺点最大最深的病根归结为两次奴于异族，并认为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革命。因此，鲁迅以《斯巴达之魂》来鼓舞人心，反抗外来侵略，并借柏撒纽将军表达渴望独立、抗拒为奴的感情：“夫子勖哉，不见夫杀国人媚异族之奴隶国乎？为谍为伥又奚论？”从反抗外来侵略到对奴隶国的抨击，批判锋芒指向国人奴性和异族统治。这与当时思想风潮的逻辑展开是一致的。

　　其次，军国民主义思潮及尚武精神的升温。按照蔡锷(署名奋翮生)《军国民篇》的说法，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为中国开出多种挽救危亡的方案，经历戊戌变法、庚子之乱之后，部分人士认识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遂有军国民主义和尚武精神的流行。早在1901年11月，林獬、林长民等杭州日文学堂学生主办的《译林》杂志，从第9期起连载长篇译文《军国论》，指出近代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全民皆兵。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力巨大的《新民丛报》连续推出蔡锷(署名奋翮生)《军国民篇》，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斯巴达小志》、《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蒋百里(署名百里)翻译的《军国民之教育》推波助澜，以张扬军国民主义思想和尚武精神为手段，改良国民劣根性，培养现代国民，实现国家强盛。以民族主义为思想核心、以民族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浙江潮》，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张扬军国民主义和尚武精神，改造中国社会，反抗异族统治，镕铸国魂。如《国民篇》中介绍日本武士魂，军事小说《少年军》张扬鏖战喋血的抗争精神，蒋百里(署名飞生)的《真军人》则将救国与军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无军人，而救今日之中国则非军人莫为功，其原理奈何？曰使中国成一军国而已。军国之资格有三，曰国民之抱负，曰社会之纪律，曰国民之公共心。中国之所缺者在此三点。中国之所以致亡者在此三点。故吾之所以以军国主义，为救中国之方针者，即因此三点而生三义：其一曰今日之中国国民之志气已阻丧，非军国主义，无以发其进取之精神也。……其一曰今日之中国社会之风纪已腐败，非军国主义，无以约整齐严重之风也。……其一曰今日之中国公共之道德已腐败，非军国主义，无以发公共之观念也。”署名毅巨的文章《盎格鲁索逊人种之教育并中国今日教育之方针》将军国民教育与改良社会风气、培养强毅的民族精神为旨归。其文云：“……故世界各国之学校为社会之子，吾中国今日之学校当为社会之母。故改革社会之风尚，其必自学校始者，势矣！故吾今日言教育终不得不归结于学校。惟须知今日学校之天职，第一在养成学风，第二在即以养成之风布于社会。……然则今日学校苟欲尽此天职，则其道又当何由？曰有三义焉。其组织当为军队的，其学问当为普通的，其精神当为种族的，而其总结当以养成强毅规则之风为第一义。所以必军队其组织者，其目的有二：一所以发达其组织力以养成整齐严肃之风也。……一所以养成其强毅力以鼓吹勇往耐苦之气也。”借军国民以改造民族性、改良社会、实现国家振兴的逻辑展开，自然为思考民族性缺点的鲁迅所关注。

　　1903年，日本留学生发起拒俄事件。“阴历四月初二日《东京时事新报》发刊号外，遍鸣街市。内载俄国代理公使与《时事新报》特派员之谈话，有‘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云云’，并载美国公使之反对英国公使之警告等事。次晨，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评议员，立即开会提议。汤君槱提议致电南北洋，请其主战。钮君永建提议留学生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以为国民倡。皆赞成。午后开全体大会于锦辉馆，到者五百余人。公推汤君槱为临时议长，王君璟芳、汤君槱、钮君永建、叶君澜、蒯君寿枢、周君宏业、张君肇桐、汪君荣宝、程君家柽、李君书城、翁君浩相继演说，众皆泣下。……初四日签名愿入军队者百三十余人，签名在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还在商议组织学生军大会上，叶澜就高声发问：“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永建应道：“为国民。”全体与会者鼓掌赞同。5月2日改名学生军。因风闻日本外务省欲干预学生军活动，遂于5月11日改学生军为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和鲁迅已经颇熟”、“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便向鲁迅拉稿的许寿裳即是拒俄义勇队的成员之一，后来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少年军形象及“为国民死”的口号在《斯巴达之魂》中的出现，与留日学生组建以拒俄为目的的义勇队何其相似！

　　从鲁迅自身看，从戊戌(1898)年去南京水师学堂、后改入陆师学堂附近的路矿学堂。“在南京学堂的时期，鲁迅才开始使用别号。他刻有一块石章，文云‘戎马书生’，自己署名有过一个‘戛剑生’，要算早，因为在我的庚子(1900)年旧日记中，抄存有戛剑生‘莳花杂志’等数则，又有那年除夕在家里所作的《祭书神文》上边也说‘会稽戛剑生’，可以为证。此外从‘树人’这字面上，又变出‘自树’这个别号，同时大概取索居独处的意思，自称‘索士’或‘索子’，这都是在他往日本留学之后，因为这在我癸卯甲辰(1903至1904)年的日记上出现，可见以前是未曾用的。”另据周建人《回忆鲁迅·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1900年鲁迅还自刻两枚图章，“一个是‘文章误我’，一个是‘戛剑生’”。可见当时鲁迅身上就有尚武的一面。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对《新民丛报》、《浙江潮》、《新小说》的喜爱，自然对军国民主义思想与斯巴达的联系非常熟悉。发生拒俄事件后，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进一步扩大，加上约稿人许寿裳又是军国民教育会成员，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志向的鲁迅创作《斯巴达之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其三，女权运动与“女丈夫”、“女豪杰”形象的塑造成为潮流。自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女学、创办不缠足会始，中国女权运动在救国保种、镕铸新民的主题下逐渐展开，在1902年以后将民族革命和女权运动合二为一，相互支援，突飞猛进。一些女丈夫、女豪杰、女英雄的形象不仅成为文学想象和鼓吹宣传口号，而且经由女学和新教育的推进，也成为现实了。鲁迅最喜爱的《新小说》杂志中就曾连载《东欧女豪杰》(岭南羽衣女士)。《新民丛报》中就曾登载康同璧的诗歌、《女士张竹君传》、小说《爱国女儿传》(东学界一军国民)、《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国之新民)等。仅《浙江潮》而言，宣传鼓吹女英雄、女豪杰的文字甚多。小说《苦英雄逸史》就塑造了一个普露士亚皇后路易设，为“斯时最猛最侠最爱国之皇后”，不肯降拿破仑，战败自杀未遂，意图后效，后来签订合约会上面折拿破仑。后怀复仇壮志，作诗歌激励国人。其逝世后，其子威廉一世打败法兰西以复国仇。侦探小说《专制虎》则塑造了俄国虚无党人爱知夫人的英雄事迹。《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中云：“然民党尤有一种特色，则党员之巨魁多豪侠之女子是也。其游说，其阴谋，无不藉纤纤之弱女，以行其术。故民党所造之事业多神妙莫测者。夫欧美革命女杰多矣。至于俄之女子敝衣恶食，乐死不悔，犹有百折不挠之气，甚矣乎！谁谓脂粉丛中、绮罗队里不可言辞龙拏虎攫、电掣雷轰革命之壮剧乎？吾安得不顾吾同胞姊妹洒一掬同情之泪也。”小说《血痕花》中，东方狮子国一女学生留学法国，“不知姓甚名谁，却生得豪肠侠骨，爱国忧民”。当和一位儒者述说忧国心事的一段对话，尤为典型地将女权主义与民族国家之关系表现出来：

　　那人改容道：“原来是一位有胸襟有肝胆的女杰，可敬可敬！只是你们这老大帝国，昏昏君相，蹂躏民权，通国之人，大家甘心替奴隶做奴隶罢了。至于女权两字，二万万女子的脑筋中影儿也没有见过，教他从那里生出些智慧来呀？”这女子道：“不然。天下的事总须有一二个人起点，才能彀慢慢的洋溢于全国哩！如今男子的责任是不必说了。做女子的既然稍有知识，这责任也就万万脱不了的。世界上的人类，女子既居一半，世界上的事情，女子也就有一半的担儿。……如今我同胞女子要晓得男女平权，万万不能受人压制的。第一要把家族上的压制打破。第二再把社会上的压制打破，才好同着英雄豪杰。大家齐心努力，把政府的压制打破，替我国大大的造出一个幸福来了。不信试把古来欧洲历史上的女豪杰一看，就晓得我们脂粉丛中、绮罗队里也可以做这惊天动地、龙拏虎攫的革命事业了。……吾生平轻易不崇拜人，然读了法国革命史，见这几个女豪杰奔走呼号，舍身忘家，在革命史上大大的留下一个光彩纪念，看了不由得令人起敬起爱，香花顶礼，说不出的倾倒哩！”

　　在现实层面，日本女留学生创建共爱会，其宗旨为：“本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拒俄事件发生后，留日女学生召开共爱特别会，“胡彬夏登台演说：‘呜呼，我最爱之祖国将为他族所统辖。我最爱之同胞将为异种所奴隶。岂不伤耶，岂不耻耶！我等既为国民，则国之安乐当共享之，国之患难当共肩之。要而言之，中国之兴亡，即我辈之生死也。……’演说毕，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陈女士懋勰、方女士君笄、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咸签名军队。帝国夫人协会长下田歌子闻之，急欲阻止。女子咸泣曰，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安得有学。遂决意从军北征，任军中看护死伤事”。阴历五月初九日女学生七人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功课。后来这些人全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该事件经由期刊宣传，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以救国保种为旨归的女权运动在留学界轰轰烈烈，《浙江潮》等期刊又是鲁迅的最爱，所以鲁迅对当时留学女生的爱国行动是颇为熟悉的。作为心灵的投射，鲁迅才把以往看过的关于斯巴达妇女的材料，在《斯巴达之魂》中用了超过二分之一的篇幅，以直接刻画和侧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用生命和鲜血激励丈夫作战而感动世人的涘列娜形象。

　　

　　注释：

　　①鲁迅：《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从周作人日记看，鲁迅留学日本后不断给周作人寄送期刊书籍。如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廿九日：晴。下午谢西园来，交来大哥十七日信，共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一本，系十月新定，将月出杂志《浙江潮》一册，又梁任公编《新小说》，云均已订购，皆佳书也。”“癸卯二月十三日：晴。晚接日本初五日函，由韵仙处转，并《新小说》第一期，《权力竞争论》各一本。十九日：雨。下午接日本十一日函，又《浙江潮》一本。三月十六日：晴。接日本二十日函，由韵仙处转，云谢西园于四日启行，托寄衣物，目录列后。函中述弘文散学事，监督姚某亦以私事被剪发逃去，可笑。《清议报》合订本八册，《新小说》第三期一册，《新民丛报》二册，《译书汇编》四册……以上共装在皮箱内。”等等。参见周作人：《旧日记中的鲁迅》，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略见当时期刊对周氏兄弟的影响。③樽本照雄著，岳新译：《关于斯巴达之魂》，《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④蒋荷贞：《〈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9期。

　　⑤李昌玉：《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东岳论丛》1986年第6期。

　　⑥陈漱渝先生《〈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认为鲁迅这篇文言历史小说是在梁启超《斯巴达小志》的启发下创作的，详见《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0期。

　　⑦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一号。

　　⑧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三号。

　　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九号上发表《雅典小志》云：“雅典与斯巴达，反对之两极也。斯巴达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达重阶级，雅典重平等；斯巴达善保守，雅典善改进；斯巴达右武，雅典右文；斯巴达贵刻苦，雅典贵乐利，此其大较也。顾犹有当注意者二事：一曰斯巴达骤强而雅典渐进也；二曰斯巴达之建国专赖一豪杰之力，而雅典之建国则有民族全体运动力使然也。斯雅二邦优劣得失在是焉。”

　　⑩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斯巴达小志》，《新民丛报》第十三号。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