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越

　　论晓苏短篇小说中的“巧合”

　　◆方越

　　短篇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简洁集中的情节人物和精致的结构，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茅盾先生曾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它选取的一般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集中反映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使读者产生管中窥豹的阅读感受，既能塑造典型人物，又能迅速揭示生活本质。在作家晓苏创作的诸多短篇小说中，乡村和校园是他一直着力观察和描写的重要对象，晓苏分别描写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境况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两种题材虽然在塑造的人物、描述的情节和背景环境的刻画上截然不同，但细读之下，油菜坡系列和大学城系列在故事的背后却有某种共同的特质，它们都截取了生活中富有意味的某个片断或事件，以一种幽默或戏谑的语调，使读者迅速掌握人物内在，了解隐含在文本背后的某种社会现象和生活本质。

一、巧合有助于揭示生活的本质

晓苏是一个非常擅长讲故事的作家，而从趣味十足的故事转化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晓苏在他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得出了自己的策略，即“对故事进行私人化处理，体裁化处理和理性化处理”。晓苏认为，写作者应该遵守的原则是:“一是民间立场，要求写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话，而不是像许多原始故事那样是站在泛官方的立场上发表声音的。二是精神关怀，要求写作者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人的内心世界上，探索人的精神深层状态，而不是像一般故事那样关注的仅仅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表面。”②在晓苏描写油菜坡居民的作品中，对待那些在油菜坡世代繁衍生息的广大农民群众，不管他们是勤劳忠厚的老农，还是狭隘懒惰之徒，晓苏在描写他们时总是怀着一颗尊重诚恳之心，坚持民间立场的写作，力求展示出底层人民最真实的精神状态。在描写乡村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小说《书虹医生》中，小说一开头便以叙述者“我”的口吻说道:“书虹医生是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女子，我想天底下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喜欢她的，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③书虹医生是乡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油菜坡，“我”对书虹医生发自内心的热爱，源于书虹医生曾经对自己无私的帮助，母亲辛苦饲养的母羊不幸难产，危急时刻乡里的兽医却袖手旁观，是书虹医生及时站了出来，帮助母亲一起接生了小黑羊，因而“我们”全家包括黑山羊都十分感激她。书虹医生工作勤勉负责，得到广大村民的尊敬，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为村支书的妻子接生的过程中，由于村支书的愚昧顽固，坚持不肯剖腹产，导致婴儿一出生就呼吸微弱，只有靠吸痰器来尽力挽回生命，巧合的是，当时书虹医生却怎么也找不到吸痰器。婴儿没能救活，村支书一怒之下告上法庭，以书虹医生没有找到吸痰器为由大做文章，为了维护卫生院的利益，院长理所应当地牺牲了书虹医生的名誉和前途，将其调走改造，一个巧合改变了书虹医生的一生。从此，温柔善良的书虹医生不复存在，在饱受世人冷眼和嘲讽之后，书虹医生从此性情大变，她变成了一个冷漠、世俗、自私的女人。小说展示了一个乡村医务工作者的人生悲剧，在部分愚昧的村民面前，科学与知识显得不堪一击;在地方强权和恶势力面前，尊严和名誉无足轻重。巧合给书虹医生造成的悲剧，职业悲剧是一方面，更为沉重的是人性的悲剧。从一个热情善良的年轻女孩到一个冷漠俗气的城镇妇女，仅仅因为一个巧合，转变如此巨大而轻易，这才是小说所要揭示的本质，作者着意暴露了乡村生活中丑恶狭隘的一面，人物的遭遇和导致转变的社会原因引人深思。在对乡村社会现实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晓苏也同样发掘出了乡土中国的人情美:《麦芽糖》中的主人公“我”，一辈子虽然没有什么大出息，靠卖麦芽糖贴补家用，但“我”做人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对长辈也是恭敬孝顺，哪怕是过年那天也照样起早给父亲“抓背”。而在父亲心中所谓的有出息的三个人——杨致远、肖子文、余乾坤，也就是“我”的同学，都走出了山村，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因此让父亲十分羡慕。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要过年了，在省城工作的肖子文本应将老父亲接到城里一起过年，却被妻子嫌弃，自己也只能留在省城;杨致远本来计划过年回油菜坡给他去世的父亲立碑，可巧合的是买不到那天回国的机票，只有让“我”帮忙为之披麻戴孝;随后，“我”在回家途中又恰巧逢余乾坤的父亲故意吃糖引发糖尿病，以此期盼儿子能回家探望自己，“我”于是又帮忙将余大爷送入医院。几个巧合情节使“我”忠厚热心的性格得以体现，虽然不如别人富裕，但“我”在心灵上却显得十分充盈，小说结尾“我”与父亲一起吃团年饭，父亲最后说的那句“你呀，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显得十分满足又意味深长，作品也因此成功地表现出了人性中善良、淳朴的一面。小说《三层楼》讲述了“我”的儿媳张大凤欺骗别人感情和钱财盖楼房的故事，作为婆婆的“我”不忍再看到别人吃亏上当，于是多次提醒来为张大凤盖第三层楼的木匠，甚至暂时忘却了自己儿子失踪五年生死未卜的痛苦，要求儿媳嫁给木匠。作品充分展示出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善良淳朴，使读者深受感动。然而晓苏所要诠释的生活本质，又并不仅仅局限于表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故事在最后发生了巨大转折:“张大凤和木匠勾好手臂，正要喝交杯酒的时候，一辆绿色的出租车突然开到了三层楼的大门口……我先看见一只皮鞋从车里伸了出来，接着又看见了一只皮箱，然后就看到了那个穿皮鞋拎皮箱的人，那个人虽然戴一副墨镜，但我还是很快认出了他，他竟然是我失踪了五年多的儿子。”④张大凤和木匠终于有了好归宿，可“我”失踪多年的儿子却恰好就在他们结婚的当天回到了油菜坡，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生活的神秘和不可预知随着这一巧合得以彰显，晓苏用这个结局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我们能感受到的，永远只是生活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侧面。

　　与农村题材不同，晓苏的校园小说描写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城市居民，有上大学的学生，有平凡的职员，但更多的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晓苏着重关注的对象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作品意在警醒读者，不只是在落后的乡村，在现代化的城市，人性的贪婪、欲望和丑恶同样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存在。《保卫老师》中“我”的研究生导师林伯吹，在学术上造诣颇高，因此在“我”的父亲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值得尊敬的好老师，于是父亲才不顾路途遥远特意从老家为林教授带来一只麂胯，表达感激之情。然而在“我”的眼中，“林伯吹并不值得我送他礼物，更不值得送麂胯。林伯吹虽说是我的老师，但他在很多方面都不像个老师，没有老师的样子，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尊敬他”⑤。但迫于父亲对老师的感情，“我”只有保卫老师的形象。然而在接下来发生的许多巧合中，父亲渐渐看穿了林教授的本质:“我”的室友在寝室讲述了林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将自己的署名放在原作者名字的前面，最后闹到法院的事情，却恰好被推门进来的父亲听到;随后“我”领父亲去饭店吃饭，又是一次巧合，坐在了只有一扇屏风之隔的林教授的旁边，父亲恰好听到了林教授骂人，十分惊讶;回到酒店房间，“我”突然想起自己的论文还没做完，于是回了学校一趟，而正好就是这段时间，父亲听到了林教授在隔壁房间与酒店按摩小姐说话的声音，目睹了林教授从隔壁离去的背影。这三次巧合，都被“我”含糊搪塞过去，以求保住林教授在父亲心中的形象，然而最后，父亲自己恰巧在酒店房间外的垃圾桶里发现的那只麂胯，彻底粉碎了林教授的形象，父亲终于在一次次的巧合中认清了林教授虚伪贪婪、功利好色的丑恶面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也正是一代一代文化的沿袭传承，普通劳动人民对精英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敬畏，使得教师在中国社会一直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广大高校中，师生关系的不平等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对于像林伯吹这样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晓苏以他讽刺戏谑的笔触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保卫老师”的含义不是为了维护某些虚伪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要保卫我们代代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师德，教师这个角色对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晓苏创作这篇小说，也是关注到了当下教育界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因而尖锐地指明了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红杏出墙记》里，教英语的梅教授一眼看中了来培训的漂亮女老师胡小狐，而梅教授每次对胡小狐有所行动时，都恰好与胡小狐幼时不愉快的记忆相对应，同样的眼神，同样的以死相逼，恰是因为胡小狐曾经惨痛的记忆给了梅教授机会，才上演了一出“红杏出墙记”。晓苏将梅教授心里隐藏已久的欲望和疯狂刻画得淋漓尽致，展示出现代人在繁华都市中被压抑的人性和人格的扭曲，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严重城市病引人深思。《唱歌比赛》中，在大学教书的知识分子被高校和现存体制所压制，单靠学术成就无法获得相应职称，只好违背初衷向权力岗位靠拢，即将退休的老教师邹凯要去北京出差的当天，青年老师宋小吟孩子生病住院的当天，学校的唱歌比赛也恰巧提前到了那天晚上。为了完成所谓的政治任务，为了自己追求的权力岗位，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屈从自己的内心，成了热衷名利的功利俗人。晓苏用这篇作品揭示了高校内部追名逐利的腐败现象，表现出现存体制的不公和缺陷，发人深省。

二、巧合增强了短篇小说的戏剧性

短篇小说篇幅短小精悍，事件和人物都很集中，因此读一篇短小说，读者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很有限的，短篇小说自身的这种特质决定了作家在创作时必须注重作品的阅读趣味，增强故事的可读性，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用晓苏的话来说，就是要写“有意思的小说”。晓苏对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无疑是非常注重故事的戏剧性的，“我之所以喜欢那种有意思的小说，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太没意思了。坦率地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毫无意思的时代里。物质病态的繁荣，科技疯狂的进步，阶层剧烈的分化，社会严重的不公，人心空前的冷漠……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意思，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有意思的小说，希望这种小说给读者带来一点情调和趣味，让人们的心灵得到一丝放松与抚慰，从而使没意思的生活变得稍微有意思一些”⑥。晓苏的这种创作观念，使得他所叙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这种艺术价值的实现，则与他作品中不时出现的巧合事件密切相关。

　　戴农伯格认为:“巧合是两个或数个明显随机的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以奇特或引人注目的方式形成某种联系。”⑦短篇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曲折跌宕、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情节更能实现其艺术价值。一般而言，作品在开头通常会用精彩引人的场面展现矛盾冲突，给读者提出一个阅读问题，迫使他们急切地要了解下面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才能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然后运用巧合，将几个人物、事件相糅合形成某种联系，使故事性大大增强，最后释放悬念，让读者明晓最终答案。晓苏的许多作品就是这样充分展示巧合的艺术魅力，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陪读》讲述了一个母亲给在县城上学的女儿陪读的故事，在中国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大多非常重视，因此陪读在广大来自城镇、乡村的父母中间是非常普遍的。小说中描写的这位母亲，却并非是读者想象中那种为了女儿的学业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劳动妇女，思想观念却有些“前卫”，在从怒气冲冲的丈夫口中得知女儿在学校由于早恋荒废学业，成绩下降，她的反应不禁让读者感到惊讶:“李怀坤这么一说，我心里忽然轻松了一些。我还以为弯弯出了什么大事呢，原来是谈恋爱了。弯弯都快十八了，谈恋爱很正常，我觉得李怀坤没必要大惊小怪，更不值得发这么大的火。”⑧“我”猜测女儿早恋的原因，大概是“看上了那个男孩家的家庭条件”，而在丈夫不停地催促和坚持下，“我”也只好不情愿地踏上了去县城陪读的道路。晓苏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了“我”去县城陪读的过程，在寻找女儿的途中，“我”先是由于经济有限受到饭店老板的嘲讽，而后在服装店看到漂亮的衣服也只能无奈舍弃，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压，潜意识里那种与人攀比的虚荣心被暗暗激发。随后作者便为呼应前文设计了种种巧合:“我”在女儿班主任余老师的带领下再次来到之前吃饭的餐馆，故意奚落了餐厅的老板;由于没有地方住来到了余老师家中，余老师将自己妻子闲置的衣服赠送于“我”，恰好就是之前“我”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的那件衣服;同样巧合的是，余老师和“我”年少时暗恋的对象十分相像，这几个连续的巧合，使“我”与生俱来的虚荣心得以激发，本来是为女儿陪读来到城里，却也因此意外地和女儿的班主任红杏出墙。在这篇小说中，晓苏塑造的母亲形象颠覆传统的认知，无独有偶，母亲和女儿在对物质的追求和虚荣上也恰好相似，让读者不由感叹“有其母必有其女”。作品首先由“我”丈夫的震怒展开，形成矛盾冲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随后运用巧合，将故事中的几个人物串联起来，形成相互对照的关系，强化小说的故事性，最后以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母亲形象和结局，使读者大跌眼镜，从而产生了良好的戏剧效果。

　　晓苏运用巧合手法来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在他近两年创作的作品中也得到了贯彻，在小说《双胞胎》中，作品一开头便展开了悬念:“这几天，我妈家里总是有人来，他们像走马灯，前一个刚走，后一个又来了，害得那条黄狗从早到晚都在叫。以前，我妈家里很少这么热闹过，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也见不到一个外人。”⑨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些村民并不是来看望即将离世的母亲，而是想来看看故事的讲述者“我”，也就是小鼓的双胞胎哥哥大鼓。为何所有人都对大鼓充满好奇，这就使得读者的阅读兴趣进一步增强，紧接着，晓苏便用一系列的巧合事件使得故事向着一个更加充满悬念的方向演进:大鼓从一出生便被送养到了邻村，偶尔会回油菜坡看望母亲，巧合的是，每次大鼓一回家，便会有村民向母亲告状称小鼓做了坏事。首先是在村小学代课的赵老师非常气愤地向母亲讲述了小鼓偷看自己洗澡的事情;然后是铜匠，向母亲讲述了自己拾麦穗先是被小鼓痛斥后又得到他帮助的“怪事”;最后是小鼓的儿媳浮萍，改嫁后生下了小鼓的孙子，被大鼓狠狠训斥，误以为是自己的公公小鼓干的，因此对公公前后的巨大反差十分不解。而所有这些不好的行为，都被母亲解释为是小鼓的双胞胎哥哥大鼓所为，原来每一次大家误解小鼓做了坏事时，恰好都是大鼓回油菜坡的时候，这些恶事都是大鼓做的，因此小鼓在油菜坡村民心中维持了一个善良忠厚的形象，而大鼓则成了大家心中不折不扣的恶人。几次巧合使得小说读起来十分有趣，油菜坡村民好奇、狭隘的心理也跃然纸上，然而小说并没有在这些巧合解释清楚之后结束，反而在结尾进行了一个巨大的逆转。母亲在离世前将与大鼓有过矛盾的赵老师、铜匠和浮萍叫到自己面前，告诉了他们一个惊人的秘密:“她先对床边的人笑了一下，然后说:‘你们几个一直都想见到大鼓，是吗?’‘是的。’床边的人一边回答一边点头。我妈说，‘可你们见不到他了。’‘为什么!’床边的人一起问。我妈清了清嗓子说:‘大鼓满月那天就死了，我压根儿没把他送到毛湖去。’床边的人立刻惊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皮都像死鱼那样翻了起来。过了好半天，床边的人才稍稍平静下来，他们问我妈:‘照你这么说，那些好事和坏事都是小鼓一个人干的?’我妈没有回答，因为她已经断气了。”⑩直到小说结尾，晓苏才给读者揭开了最终的真相，对比前文进行的种种有关双胞胎兄弟二人的铺垫，不免产生啼笑皆非的戏剧效果，使小说读起来趣味盎然。同样地，在《三个乞丐》中，晓苏在小说一开始便写道:“入伏的那天上午，九点钟的样子，位于油菜坡脚下的老三篇食堂门口，突然来了三个乞丐。”?继而由食堂老板和厨师、打杂女人之口对这三个乞丐的身份关系进行了诸多揣测，而每一次对三个乞丐之间关系的假设，都是基于恰好发生在油菜坡的某件稀罕事，比如汤支书的女儿离婚后带着儿子回到娘家，汤支书带着女儿和外孙来食堂吃饭，恰好就引出了食堂打杂女人对三个乞丐之间是祖孙关系的揣测。紧接着又恰好发生在油菜坡的几个故事，使在食堂工作的三人对三个乞丐的身份不断重新界定，在将外界发生的事与三个乞丐相联系的过程中，小说的悬念也层层推进，引发读者自主地探究与好奇。故事的结束同样也存在逆转，食堂厨师恰巧捡到的报纸上，赫然刊登的通缉令仿佛正是影射那三个乞丐:“通缉令上说，河南某县某镇的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与他年仅三十一岁的小姨子勾搭成奸。十天前，这对奸夫淫妇联手杀害了各自的配偶，然后畏罪潜逃。临逃前，他们还挟持了一位亲人的女儿，四岁半，剃男孩头。”?在暗指三个乞丐的同时，也不由让人联想到食堂老板与打杂的小姨子之间的关系，作者设置的一个又一个巧合，使故事发展充满戏剧性，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引导读者探索三个乞丐的关系，最终要揭示的，其实是现实中难以捉摸的驳杂人性，体现出作家对生活中复杂多变、无法预料的人际关系的思索。

三、巧合提升了短篇小说的趣味性

晓苏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以来都秉持着他一贯追求的创作理念，那就是写“有意思的小说”。晓苏的短篇小说好读，因为他使用的是日常化的语言，描写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轻易联想到的人物，故事情节有张有弛，书写着寻常人的喜怒哀乐。有评论家评价晓苏的创作:“晓苏的短篇小说以其对‘意义’的悬置和对‘意思’的追求，以其对‘老实人’的创造性表现与诠释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了生活，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因此读晓苏的作品，我们感受到的是阅读的趣味和轻松，而不需要纠结作者是否借作品向读者灌输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在短篇小说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可以给作品带来画龙点睛之效，提升小说的阅读趣味。晓苏对人物的塑造则主要通过描写人物的性格来表现，在不同的矛盾冲突中丰富人物形象，以矛盾充实情节:性格与环境的冲突，通过外在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冲撞来表现;性格与性格的冲突，通过不同层次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对比或衬托的方式展现人物性格;人物性格自身内部的冲突，通过人物性格中不同思想情感的自相矛盾来实现。这些冲突往往通过巧合而发生，在碰撞中激起艺术的火花，使晓苏的短篇小说平添了许多趣味。在小说《甘草》中，“我”作为油菜坡一个外嫁的女儿，由于家境贫寒，哥哥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因此父亲总是愁眉苦脸，觉得脸上无光。而奇怪的是，“我”最近却听闻父亲在家杀猪买酒，还请了乐队，准备大肆庆祝自己的七十岁生日。究其缘由，原来是“我”的哥哥承诺父亲，自己在外打工赚了很多钱，要给父亲风风光光过个生日，让父亲在油菜坡有脸面，然而巧合的是，当父亲已经准备得差不多时，哥哥却恰好在父亲生日前夕遭遇祸事，没钱再给父亲做寿了。父亲为了保全自己在村里的颜面，谎称自己要去城里过寿，在一路波折之后，回到油菜坡的父亲开始向乡亲们吹嘘自己进城的经历，受到大家的一致羡慕，长了脸面。故事发展到此时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父亲向乡亲们撒了谎，可事实上父亲的心情的确好了许多。然而小说在快要结尾时又给读者来了一个转折:父亲进城时恰好碰到了邻居的亲戚，邻居偶然从亲戚那儿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很快整个油菜坡的人们都知道了父亲的谎言，父亲再也没有脸面活下去，选择了上吊自杀，幸而及时被发现，最终脱离了危险。整个故事的情节有张有弛，作家充分运用“巧合”的作用，使每一次情节的转折都衔接得自然有度，小说于张弛转折之间增添了阅读趣味，一个农村辛苦劳作一辈子，只为活得有脸面的老农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体现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而小说《粉丝》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大学教授韦敬一，平时自命清高，“老韦认为他是搞学术的，只需要教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书，不需要求任何人”，属于眼睛长在额头上的那种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研究变态心理学的教授，竟然与一个卖粉丝的小商人周人杰一拍即合，在周人杰疯狂而虚伪的崇拜与追捧中自我膨胀，竟然成了他销售粉丝的大客户。韦教授自身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的冲突，因为“我”凭空冒出来的“表弟”周人杰而被挖掘出来，在前后对比中给韦教授这个人物带来浓重的戏谑意味。然而更加有意思的是，在故事发展的最后阶段，“我”去看望林杉姑姑时，提起了这位林杉姑姑的“侄儿”周人杰，结果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周人杰只是一个普通的粉丝推销商，半年前因巧合在姑姑家借宿过一晚，因此得知了“我”和韦敬一的情况。在得知真相之后，按常理以韦教授自命不凡的性格，再见到周人杰一定不会和他有交集，甚至会痛骂他一顿，然而更加矛盾的是，某一天“我”由于巧合提前回到家，“老韦和周人杰正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亲切交谈……我进门时他吓了一大跳。稍微平静下来后，老韦对着我怪模怪样地笑了一下，看上去像一头鬼”?。巧合给展示人物性格冲突提供了契机，在人物言行前后不一并逐步被揭穿的过程中，故事也越来越吸引读者。《暗恋者》中是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大学教授傅理石与他学生时期暗恋的老师温如绢，大学生王川与他的中学老师李柔，他们之间的关系惊人地相似，而巧合的是，李柔与傅理石暗恋的高中老师温老师在相貌和气质上都如出一辙，由此引发了傅理石和李柔之间关系的越位，展示出人物背后隐藏的复杂人性。晓苏的小说中总是这样充满了圈套，他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如契诃夫所说的“套中人”，落入自己生命的困境中，在现代都市文明的束缚下无法自拔。对于晓苏的这种创作特色，李遇春评价说:“他不再为故事而故事，而是把叙述的中心，集中在‘套中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存困境上。但他同时又注意发挥自己会讲故事的优长，在情节构思中处处精心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叙述圈套，使文本结构中充满悬念，故事的结局也更加出人意料，耐人寻味。”?又如《卖豆腐的女人》，作品讲述了大学教授郑之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郑之原本是要去菜市场买草莓，却因此巧合见到了那个卖豆腐的女人，便陷入想入非非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与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人性中丑恶不堪的一面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从人物身份上来说他是一名教授，但这也只不过是郑之的一个外壳，他的本质其实更像是油菜坡某些狭隘的村民而已，这也体现出晓苏在农村和校园两种题材背后存在的共通性。晓苏将郑之教授的形象描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描写，使人物性格方面产生剧烈冲突，以巧合引起矛盾，营造叙述圈套，揭示出都市现代人病态疲惫的生存现状，进而达到讽刺、戏谑的艺术效果，也就产生了他所说的“有意思的小说”，提升了小说的阅读趣味。

　　正如有评论家曾经说过的，晓苏的小说“所要表达的，甚至包括形式上的，不是一种建构，而是一种生成。建构与生成的不同就在于建构是事先有图纸有预案的，而生成是;内在的自然生长，是不可预料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晓苏的认同。不管是油菜坡系列还是大学城系列，晓苏在创作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不是有趣，而不是预先就设定好某个需要传达的思想，正如他在总结自己创作经验时说:“我的寓言化不是我事先刻意去‘想’的，而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同时也是对生活的探索中逐渐感到的，悟出的。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寓言化，才使得我的小说既是现实的，也是现代的。”?油菜坡系列和大学城系列以截然不同的题材表现出乡村和城市某种共通的生活本质，巧合在创作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作为晓苏短篇小说中比较常见的写作手法，给集中紧凑的故事情节带来丰富的阅读趣味，在充实作品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基于作家对生活独特的见解，而自然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给小说带来寓言化的效果。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晓苏一直以来追求的写“有意思的小说”，将创作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了对故事情节的构建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上，而相对忽视了对小说细节的刻画，人物性格也显得不够具体，在小说叙述的语言上还有改进的地方，这些都值得作家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晓苏:《写有意思的小说(创作谈)》，《作家》2011年第4期，第62页。

　　“盐垛斗虎”传承百年而不衰，主要原因是它来自民间，被历代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传承着。按时间分布，表述如下：

　　②晓苏:《从故事到文学的转化策略》，《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9期，第26页。

　　③晓苏:《书虹医生》，《山花》2003年第12期，第66页。

　　④晓苏:《三层楼》，《作家》2012年第1期，第117页。

　　⑤晓苏:《保卫老师》，《花城》2011年第9期，第133页。

　　⑥晓苏:《写有意思的小说(创作谈)》，《作家》2011年第4期，第62页。

　　⑦参见Dannenberg Hilary P的A Poetics of Coincidence in Narrative Fiction。

　　⑧晓苏:《陪读》，《花城》2010年第5期，第114页。

　　⑨晓苏:《双胞胎》，《长城》2014年第11期，第17页。

　　⑩晓苏:《双胞胎》，《长城》2014年第11期，第26页。

　　?晓苏:《三个乞丐》，《天涯》2015年第3期，第109页。

　　?晓苏:《三个乞丐》，《天涯》2015年第3期，第118页。

　　?金立群:《论晓苏的短篇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第68页。

　　?晓苏:《粉丝》，《花城》2009年第5期，第77页。

　　?李遇春:《晓苏近年来的大学校园小说漫评》，《小说评论》2007年第11期，第75页。

　　?金立群、晓苏:《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晓苏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第61页。

　　?金立群、晓苏:《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晓苏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第61页。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