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运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游民形象透析

　　◆杨运来

一、中国近现代“游民”的大量涌现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对游民作了界定，他说:“本书中所说的‘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与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其中出卖体力的主要是农民，即农民游民;而出卖脑力的则是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游民。他们在中国历代都曾有过，商周时期的姜子牙在未被文王发现之前就是个游民，“姜子牙在此，百无禁忌”即是其游民性格佐证。东周礼崩乐坏，群雄并起，诸子百家就是当时的游民;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和张飞是游民;宋江梁山泊的108条好汉是游民。游民原没有明显的贬斥之意，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诸种原因发生了变化。“古代社会里的统治者是以宗法人伦作为统治百姓的主要手段的，而游民又是脱离宗法人伦关系网的一个特殊群体，自然成为统治阶级的心腹大患了，那么对这一群体的偏见与污蔑也就应运而生……它充分表明了普通百姓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极端厌恶与防范的情感态度。事实上，正是游民群体内部层出不穷的招摇撞骗、横行霸道、作奸犯科等行为，才使他们在世人面前牢固地‘树立’起了流氓无赖的形象。”

　　游民曾在宋代大量出现过;中国近现代，游民再一轮大量涌现，这一次的大量涌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而新的知识分子入仕制度和新式学堂又没有条件建立起来，“这样就出现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把这些游离分子称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原来效忠旧王朝的士人阶层成为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到1907年，单单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已经超过7000人，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人数更多。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来吸纳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便成了体制之外的游民——“知识分子游民”。他们失望、不满和愤怒。“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同样因为科举考试的废除，大量的农村知识分子单向地流向城市，士绅阶级消失，宗族制度瓦解，恶霸无赖当道，礼崩乐坏，农村迅速破产。这样，大批农民脱离土地和乡村，游走于城市、乡村和山野之中，于是，他们便成了游离于这宗法伦理关系网之外的游民——农民游民。

　　现实中大量的知识分子游民和农民游民为现当代文学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主角。农民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启蒙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对象，这自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应有之义。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鲁迅先生说:“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知识者登了场。”这些新的知识者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知识分子游民，他们多以国家民族拯救者的身份出场，因为深感国耻之痛，他们遂以激进的乌托邦思想来改造中国社会，务使中国在短时间成为一个现代强国，因而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狂热、非理性的一面。

二、“农民”游民

阿Q可以说是农民游民的典型。阿Q没有家，没有宗族，没有父母妻儿，没有兄弟姐妹，甚至连姓氏籍贯都没有，简直就是个未庄的孤魂野鬼。阿Q曾希望摆脱游民这种无身份的状态，因为在封建宗法社会中，身份的确认可以获得心理的安全感以及别人的认可与承认。于是，阿Q攀附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结果被赵太爷一顿训斥:“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他又向吴妈下跪求爱，希望组建一个家庭来获得社会认同，但是他的冒失和笨拙吓坏了吴妈，结果发生了阿Q恋爱的悲剧。阿Q最终还是被传统宗法人伦社会无情地抛弃了。于是他愤怒了，他要复仇，他找小D打架，欺负小尼姑，自然也想革赵太爷的命，但由于种种现实未能实现。最后他在梦幻中实现了对赵太爷和这个社会的复仇，将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统统杀杀杀，将秀才的老婆、吴妈收归己有……这是阿Q在无意识梦境中的幻想，一旦有了某种机缘，如“文化大革命”，他就会将这种潜意识变成现实。游民的复仇性、颠覆性和暴力破坏性在这里显现出来了!《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农民游民的又一典型。祥子刚来到城市时还带着农民的勤奋、诚实和素朴，但他因像阿Q一样处于游民的无身份状态而屡受欺辱:新买的车被逃兵抢走，挣的钱被人敲诈，情感被虎妞强奸，不能及时地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后虎妞难产而死，小福子自杀，祥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最后“由一个勤奋、朴实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不愿劳动，又嫖又赌的懒汉、无赖，甚至为了几个钱而出卖人”。有一段关于虎妞死后祥子的心理描写:“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压迫他的看轻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就这么大咧咧地瞎混吧:没饭吃呢，就把车拉出去;够吃一天的呢，就歇一天，明天再说明天的。这不但是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了乐呢?再说，设若找到了小福子，他也还应当去努力，不为自己，还不为她吗?既然找不到她，正像这老人死了孙子，为谁混呢?”祥子和阿Q的心理无意识如出一辙，他们都是要报复社会，要致昔日敌人于死地，其精神心理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在生活上，祥子最后也和阿Q一样，得过且过，无所作为，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他开始自暴自弃地偷东西，出卖朋友，这样一天一天地越来越肮脏懒散，至终他成了各邪恶的无业游民，在北京的无休无止的婚礼和葬礼里替人家打小旗子，赚点钱用。”如果说阿Q和祥子是弱势一类的农民游民，那么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则是强势一类的农民游民。罗歪嘴是一个破了产的游民，他从小就出外流荡，加入了哥老会，后来又当了天回镇哥老会头子朱大爷的管事，权势渐渐显赫起来，“纵横八九十里，只要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他自如地游走于官府衙门和民间百姓之间;他设赌场，嫖妓女。当然，他也偶尔能抑强护弱，仗义执言，甚至为弱势者挺身而出。他的无赖恶习或是正义举动其实不过是罗歪嘴在其游民无身份状态下的一种自我存在的确认。他的这种自我确认都是通过无秩序、无道德、无规则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农民游民形象几乎消失了，因为这一时期的农民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涵——他们是夺取政权、建立伟大民族国家的历史主体。这样的主体自然被要求是积极、健康的、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而不可能是消极、病态、卑琐、恐怖、暴力的负面人物形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重新揭开那被革命意识形态遮蔽的农民游民的历史，“在重述革命的历史叙事中，革命的复杂性、残酷性被‘发现’并被有意凸显，而‘游民’则成为重要的支点”。颠覆式的“文化大革命”、土改运动、阶级斗争等给了农民身上的游民习气的实现以一个巨大的机缘，这些游民代表有张炜《古船》中的赵多多、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赖和尚和赵刺猬、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黑娃、刘醒龙《圣天门口》中的杭九枫、阎连科《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等。《古船》中的赵多多原是个孤儿，曾经边缘脱序的生存体验使他具有了强烈的游民习性，变得野蛮、无耻和残暴。土改运动时，他借革命的名义攫取权力，并凭借权力实施对物质占有的欲望和性欲的释放。在伙同赵炳不断地剥夺完隋迎之的财产后，赵多多还实施着曾经臆想中对贵族女人——隋迎之老婆茴子的占有、欺辱和蹂躏，这是对于曾经赋予自己卑贱地位的社会的一种伦理性复仇。赵多多先是拿着枪找茴子要鸡油擦枪套，最后还油碗时将油碗故意扣在茴子的胸脯上，以满足其隐秘的性欲和报复的欲望。在隋迎之家真正倒下后，他要去霸占茴子，而茴子将家里的门窗封死，燃火自尽。赵多多破门而入，竟然用剪刀将茴子身上的衣服绞掉，对茴子进行兽性的发泄。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的主人公高爱军是当代叙事中的又一个典型的农民游民形象。在程岗镇，人们都姓程，就他一家是个外乡人，父亲又早死，被当做是无身份状态的游民。高中毕业的时候，高爱军被村支书以命令的方式应招入赘，因为在“文革”前后，村支书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之后他参军回来，正值“文革”，他就和一个叫夏红梅的疯狂女人一起去搞“文化大革命”。高爱军为什么要去搞“文化大革命”呢?因为他要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以获得心理的安全感以及别人的认可与承认。于是，他在现实中实施了一系列的行动，以推翻程天民及其女儿对自己的压迫，颠覆以程氏祠堂为代表的现有社会秩序对自己的压迫和侮辱。他借革命之名害死了自己的老婆，陷害逼疯曾经威压自己的岳父，组织人敲碎牌坊、焚毁程氏祠堂，最后把象征程氏家族礼教和权力的程氏祠堂给炸了。高爱军与夏红梅疯狂地做爱，在野田里、山沟沟里甚至在坟墓里做爱，他通过这一疯狂的行动来颠覆现实世界给予他精神上的重压。高爱民的世界里充斥着颠覆、破坏、无序、疯狂、暴力、嗜血性等游民恶习。

三、知识分子游民

知识和权力在中国历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而优则仕是其最好的佐证。在封建科举制下，知识会带来权力，权力则能带来物质欲望和性的欲望的实现和满足。汪敬熙《一个勤学的学生!》就写了一位叫丁怡的勤恳学生，一旦考上高等文官就做起荣华富贵、妻妾成群的美梦来了。当然这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么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游民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呢?王学泰先生在分析游民知识分子吴用时说:“吴用就是以成功为目的，很少考虑到这种成功会给他人带来祸害，赤裸裸表现游民贱视自己生命、漠视他人生命，只关注自己的成功和利益的特点。……吴用善观人情，善于利用神道设教、怪力乱神的知识或话语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避免祸端;在战争中，排兵布阵也还有一套，现在称为谋略。其特点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打入对方，然后来个背叛(对原有信任关系的背叛，如孙立与栾廷玉的师兄弟关系)，也善于用对方人际间的缝隙为自己制造机会(如挑拨林冲与王伦火并)。这样的人内心也及阴暗，怀疑一切(如大刀关胜投降梁山泊后，关胜出兵，吴用仍对他很怀疑，派将领监视)，处处显示出小家子气，毫无政治家、军事家的风度。因此，他谋略和军事上的技术机巧，也多是文人士大夫所称的‘小夫蛇鼠之智’，不足与语大道，他确实应该属于游民这一阶层，是个不折不扣的游民知识分子。”这种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游民在古代叫食客、幕僚等，他们都以一定的思想理念和技艺为其主人服务。但主人随时可能要为现实需要而变易，那么这些食客、幕僚若不另择他主，其思想理念也必然多是要变易的。这些知识分子游民是富有理想性的和创造性的，在现代性语境中还常常被赋予了革命、启蒙、现代性等身份;但他们又多因急功近利、缺乏理性深邃的思考而表现出疯狂、暴力等非理性行为。

　　起先，知识分子游民都充满了浪漫的革命理想。现实总是并不完美的，甚至是荒谬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批判和否定永远存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意味着对现实的游离，知识分子因其必然的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而也必然地具有了“游”的特性。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带着革命的浪漫想象来看待现实世界，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后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庐隐的《海滨故人》中女主人公露莎与自己心爱的人为了理想留下一纸绝笔不知所终。巴金《憩园》中的“我”(黎先生)同样充满着理想与浪漫，他浪迹天涯，想凭着一支笔宣扬理性与正义来改变人类异化病态的心灵。但是杨梦痴终究堕落，小虎死于非命，姚公馆终非长宜子孙的憩园，而我的理想也被证实为空中楼阁，“我”只能继续远行。鲁迅《在酒楼上》、《故乡》和《祝福》中的“我”等基本上都叙述了主人公为了理想离开故土去追寻梦想，然而梦想不得而回来寻找宁静或童真，最后又因童真不再或故乡之幽闭而离开，不知所之。这里的漂游的“我”执着地追寻理想，但同时又有一种永远找不到自己归宿的困惑，孤独的人生体验非常容易让人产生非理性的激进主义游民心态!所以，“我”怀想起那曾经“敏捷精悍”、“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胡子”而且“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吕纬甫。难怪夏志清先生会说:“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

　　接着，知识分子游民在遭遇理想失败之后，就表现出哀怨、悲愤、破坏与复仇。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就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游民，他很早就游离于家庭之外，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四处漂泊，孤独高傲地追寻自己所谓的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终究破灭。于是，他陷于苦闷、彷徨、迷茫、挣扎和幻灭之中，最后孤独忧郁地死在一个农村乡镇石桥场。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浓重的传统家国情怀，“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但当社会无法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而致使他们游离于体制之外时，他们就成了知识分子游民。“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优越感。他们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对社会具有批判能力，力求从理论上概括社会问题，并谋求对这些社会弊症做出解决。从本质上说，他们更倾向激进的理想主义。”而当他们的理想主义无法实现，他们就很容易哀怨、失望、不满和悲愤，并进而转变为对这个社会的复仇!巴金的小说《灭亡》、《电》和短篇小说集《复仇集》中的一系列复仇行动都是由一群游民知识分子实施的。小说《灭亡》以1925年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杜大心的复仇暗杀行动。“他(杜大心)决心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底壮烈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对于他，命运愈悲惨愈好。”但是行动并未成功，对方只受了点轻伤，而杜大心却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巴金《电》中的英雄人物敏、明、吴仁民等也是一群知识分子游民。他们倡导安那其主义，但现实不断地摧毁他们的梦想，明被拷打折磨死了，吴仁民逃亡，敏最后也变成了一个绝望的恐怖主义者，抱着炸弹去炸一个镇守厦门的旅长，最后自己也死了。

　　其实，更早之前就已有借启蒙或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杀戮等恐怖行为的游民形象。在1904年有一篇陈景维的《刀余生传》，小说中的大侠刀余生为启蒙救国，认为就要杀尽不合格的国民:“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残疾者杀，抱传染病者杀，身体肥大者杀，侏儒者杀，躯干斜曲者杀，骨柴瘦无力者杀，面雪白无血者杀，目斜视或近视者杀，口常不合者杀，齿色不洁净者杀，手爪长多垢者杀，手底无坚肉、脚底无厚皮者杀(此数皆为懒惰之证)，气足者杀，目定者杀，口急或音不清者杀，眉蹙者杀，多痰嚏者杀，走路成方步者杀(多自大)，与人言摇头者杀(多迂执)，无事时常摇其体或两腿者杀(脑筋已读八股读坏)，与人言未交语先嬉笑者杀(贡媚已惯故)，右膝合前曲者杀(请安已惯故)，两膝盖有坚肉者杀(屈膝已惯故)，齿常外露者杀(多言多笑故)，力不能自举其身者杀(小儿不在此例)。”鲁迅在谈到其弃医从文的原因时也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以为不幸的。”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这些被启蒙者如果不能完成或实现接受启蒙，他们就是些没有意义的存在，是应该死去的或被杀掉的，而阻碍启蒙的人就更应该消灭掉了。这里实际上是现代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在借着“救国救民”、“启蒙大众”等旗号在行“以思想杀人”之实，以至于后来演化为“以革命杀人”。这里充斥着知识分子游民暴力和破坏的下意识观念。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革命者王曼英在其改造世界和拯救人类的革命事业遭遇失败和挫折后，作了一个决定:“与其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其理由是:“现在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中国的当代作家们则对知识分子游民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和微妙的剖析。《白鹿原》中的鹿兆鹏是主动地脱离宗族的一个知识分子游民。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性格随和，意志坚定，让人感到亲近，非常具有人格魅力。但另一方面，他作为儿子，不孝!六亲不认，在斗田福贤时，他把自己的父亲鹿子霖也推到台上去了;作为大哥，他不义!他抢走了本来应是他弟媳的白灵，他爱白灵但又不能保护她。鹿兆鹏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游民!他闹农协、策划渭北暴动、带领红三十六军企图攻打西安，最后都把本蚀光了。朱先生问他还干不干，他苦笑着说:“啥时候连我蚀了，就不干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爱惜的人怎么会去爱惜别人呢?那么多人的命都成了他的本钱!这和《水浒传》中的吴用一样，投机、利用别人、杀戮、拉土匪入伙……他不断地放弃基本的道德底线，毫不顾及家庭和亲人，无所不用其极。朱先生说:“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

　　刘醒龙《圣天门口》中的傅朗西说:“无论哪一次，总是先由倡导者提出一种诱人的理想，而最积极最有兴趣并且有胆量将那些理想变为现实的，多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可恶，但隐藏在后面的所谓提倡者呢?这些人多是知识分子游民，他们借着所谓的启蒙、革命、信仰、现代性、整体论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等美好想象使人的意志自觉地服从它，并在这基础上进行异质清洗，对不从者实施暴力杀戮。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说:“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家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一方面，他们在构建天堂般美好理想时是天使般的，另一方面，他们在执行实施这所谓的美好理想时却是恶魔一样的，天使和恶魔就这样有机地融为一体。美国作家苏珊娜在研究法西斯美学时指出:“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周作人曾将知识分子与帝王、流氓并论，说中国知识分子多爱舞文弄墨、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充斥着流氓气和痞子气。他们也爱打闹，总爱争做正统，争做权威，争做偶像，异己者则是绝对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既然是反动和反革命，当然口诛笔伐都不解决问题，那就非得“实际解决”不可了。于是乎就有了1927—1928年的“清党运动”，把异党分子“实际解决”过一回;抗战胜利后又将闻一多、李公朴等“实际解决”了一回; 1948年郭沫若写文章提倡人民的文艺，并宣布要将所谓“反人民”的作家“赶出地球去”，不仅要口诛，还要借助政治的力量对他们进行处理，逼得沈从文要自杀;建国后的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也把不同意见者当作反革命翻烙饼式地“实际解决”过。“被‘实际解决’的，自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他们中的杰出者;而‘实际解决’的始作俑者，或作伥者，也大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其中也不乏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他们失去了传统的人情网络，而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又不能有效地支撑其人们的安全感。于是，他们成为宇宙世界中一个个孤独个体，他们就往往借着革命、信仰、启蒙、现代性等话语来完成自我权力的实现，实现他者对自我的认同和承认，同时又借助恐怖、暴力等来维护自我脆弱的安全感。

四、结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民游民以社会变革受害者的身份，借着复仇的名义，颠覆、破坏现存的秩序，展现出其无赖、暴力、噬血性等国民劣根性;知识分子游民则以国民启蒙者的身份，借着理想、革命、现代性等美好想象，颠覆、重构既有的秩序，为实现乌托邦的审美想象而采取暴力、恐怖、血腥的手段常常使其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农民游民和知识分子游民的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创造性再生、毁灭性破坏、对攫取权力、物质和性有强烈欲望等共同特征。农民游民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但如果在一个相对理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这些游民进行合理的引导、规训和惩戒，他们也会具有建设性。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知识分子游民凭其启蒙、现代性等信仰和理念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但是其动人的唯美主义的乌托邦情结多产生美丽的错误和浪漫的罪恶，表现出绝望、恐怖、暴力和血腥。因此，“我们需要精神的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以诗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

　　注释:

　　①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沈庆利:《从“游民”向“流氓”的歧变——阿Q形象的“游民文化”视角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第164～175页。

　　③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11～17页。

　　④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11～17页。

　　⑤转引自钱理群:《拒绝遗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⑥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⑦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⑧陈家洋:《“游民”形象与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77～181页。

　　⑨王学泰:《〈水浒传〉江湖人物论(二)——摇羽毛扇的吴用》，《名作欣赏》2010年第28期，第84～86页。

　　⑩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萧功秦:《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出版参考》2003年第15期，第8页。

　　?萧功秦:《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出版参考》2003年第15期，第8页。

　　?袁良骏:《清末民初侠义小说向武侠小说的蜕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8～59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蒋光慈:《蒋光慈小说精品·冲出云围的月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90～291页。

　　?钱理群:《拒绝遗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转引自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231页。

　　［作者单位: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