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批评家冯雪峰为中心
◆ 张慧强
一
1950年1月1日，作家萧也牧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正如标题所示，小说主人公是一对夫妻——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农民出身的妻子张同志。小说以李克的口气，用第一人称叙述了如下故事：建国之初，李克举家进京，在崭新的城市环境中，原本相濡以沫的夫妻在思想、趣味、价值观上，发生了微妙的分歧和频繁的冲突。在李克眼中，妻子的形象显得土气，妻子的观念显得褊狭，而在张同志眼中，和平时代的丈夫大有“忘本”之嫌。后来，李克意识到，真正应该自省的人其实是他自己，而张同志则更好地保持了革命者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宝贵品质，于是夫妻尽释前嫌，重归于好，继续携手同行。这篇作品一度引起较好反响，被认为“比较有感染力”，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甚至获得了“巨片”之誉。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仅仅一年半之后，它却给作者的命运造成了极其明显的负面影响，使萧也牧的人生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事态发生这样的逆转，是因为从1951年6月开始，《我们夫妇之间》遭遇了尖锐的质疑，成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此事堪称共和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学事件，多年来一直被写入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
最初促成这一文学事件的，是三位非常资深的革命文化人——陈涌、冯雪峰、丁玲。他们批评萧也牧小说的文章，其发表时间均间隔不久(尤其是陈、冯之文，发表时间更加接近，仅仅相隔半个月)，分别是1951年的6月10日、6月25日、8月15日，略具“集束手榴弹”之势。陈涌、丁玲的文章均署真名，而冯雪峰的文章则署名读者“李定中”。
二
冯雪峰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其体裁是文坛之外一位普通读者给《文艺报》编辑部写的一封信，这使得该文学事件本身着上了些许“文学”色彩。有的研究者认为，冯雪峰之所以隐藏自己的批评家身份，托名为一个文学素养比较有限的读者，是为了减轻对于萧也牧的打击。此说似乎有理，然而究竟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尚需对近现代新闻史、革命文学发展史略作回顾。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读者来信通常总是被作为一种边缘性、“补白”性文本被刊登。这种情形是由大部分读者相对平凡的理论水平、文字能力决定的。读后感、指瑕之类文字是读者来信的主流。如果想要借助于读者的广泛性、民间性而宣示“民意”，由具备充足的专业知识的学者文人托名普通读者，写出急需的、虚拟的读者来信，则不失为“聊备一格”的斗争策略，在思想文化场域中起到“偏师”之用，于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种社会性的乔装打扮之风已成为我们被意识形态化的文艺界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双簧信”事件，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双簧信”有效地推进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1937年3月10日，针对沈从文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胡乔木以“普通的文学读者的立场”写了同题文章与之商榷。该文的副标题《一个读者给作家们的一封信》明确界定了作者身份、交流对象、文章体裁。
三
更为关键的处理，是陈涌把张同志“令人难堪”的不雅口头语与她的农村出身联系起来。这样的阶级分析“修辞”，明显加重了对萧也牧的批判力度：
四
在《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中，陈、冯、丁的心态显得过分草木皆兵，陈、冯、丁的判断过于上纲上线，这已经是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必须承认，这种共识颇具合理性。那么，我们对于这一文学事件的认识，是否就应该到此为止呢？笔者认为：不能。我们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
五
六
在某一具体问题或范畴的研讨上，数十年间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呈现“众口一辞”情形，如果将其原因仅仅归结为政治话语对文学话语的规约，还是不够的。不妨设想：如果毛泽东根本未曾表达过他的相关思想，革命文化人难道就会放弃对工农兵形象的保卫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认识这一问题，应该回到“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弘扬了中国古代的“民本”观念，也引进、吸收了俄罗斯文化中的民粹主义，形成了一种既旧又新、充满道德意味、不乏乌托邦色彩的思想史传统——体恤“底层”诉求，热爱(乃至崇拜、圣化)普通民众。这种思想史传统，进一步渗透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等多种文学潮流之中，成为其共同拥有的文学精神。该传统、精神的卓越载体、代表性个案之一，是新文学经典文本《阿Q正传》。当鲁迅塑造一贫如洗、缺点甚多的阿Q之时，语调不是讥讽的，态度不是刻薄的。鲁迅的叙事态度，正是上述思想史传统和文学精神的折射。
七
笔者以上的分析和阐释，似乎造成了这样的话语效果——在《我们夫妇之间》批判事件中，陈涌、丁玲、冯雪峰是“责任最小化”的。其实，消解、掩盖某些革命文化人的责任，显然不是本文主旨所在。
注释：
①全国有4家报刊转载该小说，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将其搬上银幕，著名演员赵丹、蒋天流分别饰演丈夫、妻子。
②肖枫：《谈谈〈我们夫妇之间〉》，《光明日报》1950年7月12日。
③白村：《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
④《宁波时报》1951年6月7日。
⑤1951年，萧也牧在《文艺报》第5卷第1期公开发表其检讨，题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他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文革”中，他又遭批判，1970年10月15日在河南黄湖“五七”干校逝世，年仅52岁。
⑥李洁非：《一篇作品和一个人的命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5期。
⑦在来信中，李定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文学素养：“我是喜爱文艺的，但是对于文艺理论，我平日少研究；可说一窍不通，写批评，我更不会。”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雪峰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
⑧[俄]瓦季姆·巴拉诺夫著，张金长、李业劻译：《高尔基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⑨乔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⑩冯雪峰：《〈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编辑后记》，《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0页。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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