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光凡《美的领悟与思考》
◆ 邹 理
最近有幸得到胡光凡先生的赠书——他的自选集《美的领悟与思考》。这部颇有分量的大部头巨著分上、下两册，收录了胡先生自1952年以来发表的共300余篇作品，其中包括论文、评论、杂文、随笔等，共计160多万字。这部巨著是胡先生60多年来在学术界与文艺评论界辛勤耕耘的成果，虽然胡先生自己谦虚地说“是我六十多年人生心路历程和写作生涯的一个粗略却又真实的写作”，但它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它不仅反映了胡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相关研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初次识得胡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之时。那时我的导师孟华先生给我“量身定做”了一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周立波与外国文学”。当我正为这个题目一筹莫展，尤其不知道如何下手找材料之时，我读到了胡先生的大作《周立波评传》。这本书记载了周立波一生的重要经历，其中既有对周立波所有文学活动的记录，也有对他的主要创作的评析。为了搜寻第一手材料，胡先生从1978年开始，沿着周立波生前生活的轨迹，走遍益阳、长沙、武汉、上海、北京、延安、西安和桂林等地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调查，同时寻遍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采访了周立波身边的亲友和熟悉他、了解他的许多相关人士，以及周立波小说中的原型人物等，历时7年完成了这本著作。这本著作不仅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我对周立波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考察提供了相当多的启示。《周立波评传》是我读到的胡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也正是这部作品把我领进了周立波研究的领域。除此之外，胡先生还编撰、出版了《周立波研究资料》与《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等。这些作品奠定了胡先生“周立波研究第一人”的地位，他的研究为我们后来这些从事周立波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胡先生的研究是周立波研究历史上的一块伟大丰碑。 胡先生的《美的领悟与思考》中收录了关于周立波研究的论文与评论文章共29篇，这些是他从事周立波研究的核心文章。这里面包括对周立波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文学论文等各种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对周立波的文艺思想、文学风格、创作道路以及中外文学交流方面的成就等进行的评析等，这些文章凝聚了胡先生毕生从事周立波研究的心血和精华。
当前的周立波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评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其他文体的创作。胡先生在《美的领悟与思考》中花了不少篇幅讨论除长篇小说外周立波在其他文体方面的成就。他认为：周立波早期写作的一批散文“视野广阔，而且短小精悍，篇篇触及了现实人生。特别可贵的是，这些散文不只是抒发了作家自己的感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倾诉了劳苦大众的心声，记录着时代的脉搏”；他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故乡人民无比真挚、深沉的爱，而又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他在左联时期写作的一组文学论文是从马列主义和进步的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注意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而写成的，他在左联时期形成的无产阶级的美学观和文艺观成了他后来的创作活动的“灵魂”和指南针；周立波的报告文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和记载了边区军民的抗战事迹和建设情况，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的文学珍品，它使人们从里面‘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胡先生对周立波文学成就的全面而精准的概括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样的周立波。
胡先生对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同样有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过去，人们对周立波的长篇小说的评价一直处于“右”和“左”的矛盾之中，五六十年代的批评认为他的小说因过分注重艺术风格而忽视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周立波的作品又被认为美化了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与历史的真实不符，从而被贴上了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化的标签。两个不同时代的批评，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却因为都以“阶级斗争” 为纲，从而陷入了同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行了庸俗化的解释。因此对周立波作品的评价也出现了一“右”一“左”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以“阶级斗为纲”的评价原则，不能完全涵盖周立波的小说，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他强烈的个人风格给我们带来“抒情诗”般的审美的享受呢？而且这种评价也无视周立波的小说与他从30年代开始的创作积累的承接关系，因而是封闭和狭隘的。胡先生则以辩证的观点认为周立波是一个真诚、热情而又单纯的人，他的艺术表现也是单纯的，他小说的主要重心是描写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雄伟壮美的革命斗争和翻身农民的欢声笑语，这是符合时代的需要和他个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的。胡先生同时指出，周立波因为观察欠深，对农村里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农民群众打破封建枷锁走向解放的复杂心路历程做了简单化的处理，这是周立波小说的局限性所在。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
胡先生的周立波研究给我们青年学者最大的启示就是“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目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尤其是青年学者在面对学术考核、职称评定等各种压力和诱惑时，追求的是论文数量而非质量，急功近利、浮夸、“炒作”、形式主义等等现象在青年学者中屡见不鲜。胡先生曾经说过，为了寻找周立波研究的资料，他跑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室和资料室，用笔一字一句地将原始材料手抄下来。他甚至因为抢救到了“文革”期间差点被毁掉的资料而兴奋不已。如果没有胡先生那种甘心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些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绍璗先生说过，做学问其实不光是脑力活，更多地是一种“体力活”。胡先生在做周立波研究时何尝不是在做“体力活”？当下的青年学者们缺乏的正是胡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所秉持的“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精神。
胡先生除了在周立波研究领域有杰出的成就外，他对湖湘文化也颇有研究。在《美的领悟与思考》中，胡先生共撰写了57篇文章探讨湖湘文化和文艺“湘军”。这批文章中既有对湖湘文化的整体认识，也有对单个作家和艺术家的有关湖湘文化作品的评论，其中涉及的人物、作品众多，专业领域和时间跨度都很大。从战国时期屈原的诗篇《九歌》、《九章》和《天问》到西汉贾太傅的《鵩鸟赋》，从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唐代诗人杜甫的《登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从宋代诗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词人辛弃疾的赋别词到明代江盈科的小品、王夫之的诗词再到近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政治诗，从现代的丁玲、康濯、柯蓝等一直到当代的古华、刘勇等，这些作家中既有土生土长的湖湘本地名人，也有客居于此写下吟诵湖湘山水的文学名家。除了这些著名的诗词作家和小说家外，胡先生研究的文艺“湘军”队伍里还囊括了现代戏剧大师田汉和欧阳予倩、音乐大师贺绿汀、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和金山、舞蹈艺术家高地安等。胡先生对这些文艺家及其作品个个都如数家珍，十分熟悉。
阅读胡先生的《湖湘文化和文艺“湘军”初探》，感觉他就是在书写一部湖湘文化和文艺“湘军”的发展史。他从宏观上概括了文艺“湘军”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其未来的走向。他肯定了文艺“湘军”的突出成就，尤其是文学“湘军”，“在前期曾名噪一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同时他也看到了他们的不足，即“少了点精品意识，缺了点大家器识”。他认为，作家、艺术家要生产出精美的文艺作品，需要具备精品文化意识，要“高度重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高度重视它的文化品位”，而且文艺家本身还需要具备“非同一般的思想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真正的大家必须同时是“学问家、思想家”。胡先生一直心系家乡的文艺发展与建设，当获知湖南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们在国家获得大奖时，他激动不已，甚至为此写下赞美文字；当看到湖湘文化与文艺“湘军”的发展遇到瓶颈时，他忧心忡忡，不断为此建言献策，如“推动湖湘戏曲艺术走进高校”、“走自主创新之路，打造湖湘电视剧品牌”、“让湖湘文化艺术昂首阔步‘走出国门’”、“打造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精品”等等。
中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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