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醒龙的《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
◆ 陆红平
在中国当代文坛，刘醒龙无疑是一个重要存在。从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开始登上文坛，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创作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村支书》等作品，一直到新世纪以来创作“革命史诗”巨著《圣天门口》，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天行者》以及去年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刘醒龙的创作时期正好持续三十年。整体来看，刘醒龙这三十年的小说创作，成就蔚为大观，风格也愈加成熟，其小说创作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写作之初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主要集中于反映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如《威风凛凛》等；第三个阶段，以新世纪以来的《天行者》、《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为代表。
一般认为，刘醒龙的写作风格和创作特点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对乡村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的确，“现实主义”和乡土情结是构成刘醒龙创作的两个支点，也是把握其基本创作特点的两个切口。《分享艰难》等小说中对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矛盾和变化的及时描述，《爱到永远》等小说中对鄂中土地、大别山等地域性的深切关注，都是刘醒龙小说的鲜明特征。然而，仔细考察刘醒龙三十年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还可隐约见出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人文启蒙”精神。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辞海》中对“人文”的解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和自然现象相对的社会制度、文明道德等。“人文”一词最直接的意思即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西方humanities 一词源自human，都与人有关。人文精神，主要指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和谐和进步、人与自然的同一等。启蒙的涵义比较复杂，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人文启蒙”一词，依据刘醒龙所呈现给读者的小说世界构成，并结合了作家的自陈。这里的“人文启蒙”主要用来概括刘醒龙小说中的精神指向。人文精神的概念相对较大，也颇为模糊，本文主要在这个层面上使用“人文”这个语词：刘醒龙坚持以“善”、“仁爱”等传统伦理道德，塑造传统“君子”人格，既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触及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积极承担，也注重在历史的灼照下反思如今。笔者认为，这种“人文”精神追求，可视为一种另类“启蒙”。这种“启蒙”和现代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对民众自上而下的启蒙相异，它更偏向传统的人文价值立场和角度，也相对来说较为温和。我们不妨将刘醒龙选择的“启蒙”途径视为一种温和的沟通。考察作家近十年来的创作尤其是2006年出版的《圣天门口》，不难发现，刘醒龙的创作不再局限于描述现实，而是逐渐加入历史的大纬度，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思考当下的现实，以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和贯通。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可以看作是解读刘醒龙作品中体现的“人文启蒙”的两个基本切入口。
本文欲以刘醒龙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三部长篇小说《天行者》(2003年)、《圣天门口》(2005年)、《蟠虺》(2014年)为论述的对象和主体，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所蕴含的作者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探索。笔者的论述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刘醒龙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为“君子”化传统人格的召唤；为实现理想的重建，和完成“人文启蒙”的责任，这三部的小说叙述方式，从前期平实简单的生活型叙述方式转为采取“现实——历史”对照叙事策略，以古观今；最后简要分析人文启蒙的最终归宿，和刘醒龙坚持这种“人文启蒙”的意义。
一、“君子”化传统人格的召唤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君子的要求和想象，语出《周易》的《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把“君子之道”作为“人道”的代表，君子立于天地之间，沟通天、地、人。儒家更强调君子的修为，君子对自我的要求。君子自觉学习，超脱于单纯的生存层面，到达更高的精神层面，努力理解人在天地中的位置和价值。刘醒龙新世纪以来的三部长篇小说，题目中的“天行者”、“圣”和“蟠虺”(汉族传统寓意纹样)，隐约透露出小说倾向传统人文价值的追求。作者的这种内在立意和意义确立，首先呈现于在小说中对“君子”化传统人格的生动塑造和真诚召唤。《天行者》中的叙述主体是余校长、孙四海等乡村民办教师。他们身处闭塞贫困大山里的界岭小学, 一方面是物质生活困苦，余校长、孙四海这些小说中的民办教师带领学生自己想办法赚钱交学费买课本，送家远的学生下山回家……另一方面，他们急欲改变外村人对界岭村人“苕”的印象，背负着教育界岭村的学生“走出去”的精神重负。对比这些“外在”的磨难，“转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教师才是他们的心魔。《天行者》的“前身”《凤凰琴》虽然也展现了“转正”带来的冲突，但小说还弥漫着哀婉的笛音和升旗仪式的庄严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转正”的现实因素而使小说有较浓重的浪漫色彩。而在续写和重写的《天行者》中，“转正”的期盼和幻灭构成主要的叙事动力。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为了转正意外残废，邓有米为了转正冒险偷砍村里的树……张英才、夏雪、骆雨等外来年轻教师来了又走，“界岭小学又回到从前的样子”。一直留下来给界岭村孩子传道授业解惑的依然是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三个饱经沧桑的民办教师。小说中颇具象征意味的场景是，老师和学生升国旗和祭旗的仪式，荒野中庄严的仪式感和教师和学生置身的重重困境，神圣和荒诞并存。小说中多次提到“界岭小学的毒”，这里的“毒”，指的是曾经的万站长、张英才、夏雪等“外来教师”在界岭村被余校长代表的民办教师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一次次回到界岭小学，努力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民办教师的生存处境。刘醒龙后来说，“这种所谓的毒，可以看成是，人们总在向往的人格魅力”。
小说借蓝小梅转述万站长的话, 说余校长是当代的“孔圣人”、“蔡元培”。这种“圣人”“君子”式的行动和品德首先体现在他们尽了其教书育人的本分，不因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转正之路的艰难而放弃界岭村的学生，贫而守其志，在困顿和荒诞的命运中，仍然积极承担起乡村教育的启蒙责任。作者在《凤凰琴》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外来教师”，引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如支教生，城市对乡村人伦的侵入等，在小说中隐约形成了两个对峙的世界，传统的乡村世界和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但小说着重这些年轻教师的“成长”和改变，蓝飞、骆雨、夏雪等，他们来到界岭小学，因中了余校长他们几个民办教师的“毒”，由原来的自私自利，功利投机，忧郁寡欢，到受了民办教师的人格熏染后，重新认识到踏踏实实，诚实，积极作为的价值和意义。外部世界有种种变化，界岭村那个充满人情、传统道德的小世界，余校长们的“穷而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精神，在面对外来的势力不断进入的时候，虽然有些无力但仍然闪耀着君子的光辉。
如果说《天行者》中的这些乡村知识分子对被称为“苕”的界岭村学生的“人文启蒙”责任的坚守，基本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作者选取的乡村民办教师这一群体尚失之单薄和狭窄，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把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提升到“圣”的境界，作者在复杂的革命图景中为我们创建了一个非常丰富和立体的，由接近“圣人”和“君子”式的人物为脊梁支柱的小说世界。这个小说世界，显性时间始于民国时期的大革命终于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显性时间的背后是说书人口中的《黑暗传》构成的上接开天辟地的远古时期。空间上，天门口前有大城市武汉，后有避难所天堂，地处人鬼神巫、雨雪花草构成的奇异的山水间。幽远广阔的时空，支撑起这部小说雄浑壮阔的大结构。这个结构的支架是：天、地、人。在这个天地人贯通了的世界，不同于傅朗西作为革命领导所代表的革命信仰，小说浓墨重彩的是“天道”、“仁义”的主要承载者——梅外婆。她虽然表面上有宗教情怀的“阴影”(如“福音”说)，但其带领雪家女性以爱与宽恕，希望以一己之力救赎世界，当意识到这种救赎的限度时，临死前在留给雪柠的信中说，“你梅外公活着时, 总想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国, 结果没有成功不说, 连命都搭进去了。轮到你梅外婆, 自觉力量不够, 才来天门口, 想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方, 看来也不成功。所以你梅外婆觉得, 如果你这一生也想学梅外公和梅外婆, 不如用一己之力来救赎某一个人”。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的“仁义”和“自强不息”，爱和宽宥，朴素的道德理想，并非宗教式的教义和仪式，而是已经内化于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和道德尺度。天门口的革命、暴力轮番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王参议、冯旅长等无不敬畏雪家所象征的基本伦理。因此，在深远的《黑暗传》所笼罩的阴暗世界和近代以来充斥于天门口的革命、战争、杀戮等灾难中，雪家女性所代表的君子风范和道德操守，既中和了杭家男性的暴力和血腥，也柔化了外来革命者的暴动和盲目。小说最后，雪柠和杭九枫都希望自己是历史上最后被杀的人，这意味着以杭九枫为代表的暴力野性力量的最终觉悟。
这大概也是刘醒龙在“天门口”之前冠以“圣”字的原因。“圣”作为小说的“文眼”和精神旨归，以雪家女性在暴力化的历史语境中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真正展示了中国文明中那些永恒存在的高贵品质，宽恕、慈悲、仁义，同时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对比小说中所描写的近代以来的暴力、革命和外来者如傅朗西、董重里等给天门口带来的变化——混乱、杀戮、死亡等，雪家所代表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的“君子”信条更为亘古和持久。在作者看来，它是支撑中华民族文明绵延不绝，坚韧而历久弥新的核心动力。
考量君子化的人格，仍需把其放在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君子的自省和意义持守，在刘醒龙的长篇新作，以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图景为叙述核心的《蟠虺》中或许得到了更完整的表现。小说主体情节围绕一座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的真伪之谜展开。以研究楚文化暨青铜器的“楚学院”及其三代学者的变迁和遭际为叙述线索，作者选择以青铜器为“道具”，在当代演绎出一场“失而复得”的故事，青铜器作为中华(古代)文明的象征，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围绕于其周遭的各色人物的灵魂以及近三十年的社会变化。小说设置了“圣贤”与“俊杰”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学术界泰斗曾本之的言说、行动与思考贯穿小说始终，他坚信“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作者显然在青铜重器中注入了明确的文化伦理和精神品格。
小说中作家不断强调君子的“内圣”之道，“想要从事楚学研究，先要以心为楚，只有成为我心之王，才能深入青铜重器的内核中”。“与青铜重器打交道的人，心里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地方安放良知。”另一方面，“反面”角色，与君子相对立的“小人”，如郑雄、熊达世以及老省长等所代表的功利主义者，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世俗伦理，苦心经营，别有用心地把曾侯乙尊盘当作政治和金钱资本。通过一番正义对邪恶的“征战”和曾本之的心理变化(从维护自己的学术权威到打破名誉之执着，决定揭露真相)，作家思考君子和小人这个古老话题在现时代、在当下如何回应遥远的历史，又以何面目存身“当代”。“在文学中，中国文化中‘仁者无敌’、‘仁至义尽’的精髓，自《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之后，缺席了几百年，在这一点，当代文学显然要重新有所担当，不能再任由暴力与血腥的文字泛滥下去。”“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雪家象征的高洁和“仁义”，曾本之、马跃之等当代学者所代表的独立人文操守，这些“君子化”传统人格的塑造和想象，既是刘醒龙对早期创作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村支书》、《大树还小》等作品中体现出浓重的道德理想情怀)的提升，也是源于其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再局限于对现实作平面、单一的关照，而是把眼光投向了历史的深处，并将历史和动荡的现实联系起来。
二、“现实——历史”对照叙事策略
批判现实，重建基本的人文价值意义，实现基本的“启蒙”意图，人文关怀需要建立在“历史理性”的基础上。刘醒龙以现实主义立足于文坛，作家本人也坦陈追求“真正的现实主义”，但作者上世纪90年代反映改革期间社会矛盾的作品如《分享艰难》、《村支书》等，直接取自现实经验，较直白化的描摹现实，因其较黏附于现实，缺乏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和综合关照，因而缺乏穿透力和感染力。新世纪以来，在《圣天门口》、《蟠虺》等作品中，作家引入对历史的思考，把自己的反思和批判放诸“现实——历史”的双向对照，历史与现实构成对比，以历史的厚重和流淌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灼照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迷惘。“现实——历史”的贯通和视野的扩展，或许最先在从《凤凰琴》到《天行者》的“重写”中已见出端倪。相对于“前身”《凤凰琴》止于对乡村教师的道德赞颂和诗意化气氛的渲染，《天行者》将重点放在叙述民办教师们的“转正”之路在不完善的制度下如何一次次遭遇幻灭，如何陷入荒诞的命运怪圈。《天行者》在《凤凰琴》的基础上延伸了民办教师的现实磨难，把乡村微妙的政治关系(这些乡村教师还需应对“村长”余实的权力压制)，外部不断变化的世界(校长去省里学校学习等)纳入小说中，集中于为民办教师这一历史性的群体“正名”。小说还展现了界岭村留守儿童、村民、村阀、外来支教大学生等组成的群像。更重要的是，刘醒龙把他在《凤凰琴》里的现实关怀，诗意营造提升到给这些“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以历史定位、文化重塑的境界。如作者自陈，写作《天行者》，是要“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这是一种谁也绕不过去的沉重的历史。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一类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被人拒绝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时隔十几年后，刘醒龙重新看待和思考乡村知识者在困境中对道德情操的坚守和对乡村启蒙的朴素坚持，对比90年代小说中较直白的呈现社会现实，他不仅为这些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正名，而且通过对这些乡村知识分子品格的塑造，从乡村出发，从民间出发，寻找精神力量，为时代的健忘和精神失落寻找启蒙出口。
“一部伟大的小说总是从打捞散落民间和历史的人文精髓起始，通过书写其中的种种心灵隐秘，最终衔接起对个人当下和社会当下的思考。”现实、历史、革命视角丰富的叠加和混合，在百万字的《圣天门口》中更为突出。刘醒龙想要处理的是革命进入传统乡村后引发的人的心灵暴动，在这其中，暴虐、卑琐和高贵相互交织，相互斗争。《圣天门口》的历史思考深邃而悠远，说书人董重里口说的《黑暗传》，从天地初始的一片混沌说起，延续到“从此民国开新天，都说国父是孙文”，作者试图打通中国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将来，民国到“文革”与作为小说背景的《黑暗传》对接了起来，如陈思和在《圣天门口》研讨会上说的，“这种对应给我整体的感觉是现代史成了古代史的缩影，两个文本的对照有种张力”。回望、探究历史，根本还是要从中挖掘支撑民族屹立的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如作者所说，“这部小说是要表现——人伦的高贵，才是潜藏在历史最深处的中华文化神奇而伟大的动因”。刘醒龙写革命历史，却有意识地规避传统的革命叙事的表述，他尽量不让作品的任何地方出现“敌人”的措辞。正因为超越了简单阶级对立、斗争的思维模式，因此，雪家女性的高贵人性和杭家男性的野性、革命的暴力之间形成一股巨大而漫长的张力。作者没有单纯否定任何一方所代表的力量，而是在对革命的反思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传统的基本伦理、道德、理想的价值，既是回溯、召唤古老的仁义礼智信，也是立足于当下的人文启蒙。这也是周毅所说的“这部作品与其说描述了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几十年时间跨度的一个画面，不如说作家渴望描绘出希望人们用长达一生的经历与痛苦所能达到的觉悟”。而这种觉悟无疑是一种通过建立在爱和善之上的和解达成的体谅。
“《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 契合了‘和谐’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写这部作品时, 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的梦想的梦想。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我觉得中国人有些梦想是要重建的, 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能再崇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坚持“大善”和人性“优根性”的观念一直贯穿于刘醒龙的创作之中，但在《圣天门口》中，作者把容易陷入抽象的“善”和“宽恕”融入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塑造了三代雪家女性的精神传承，极力去描述生命的尊严和传统君子道德的实践。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刘醒龙打捞散落民间和历史的人文精髓，以期实现和历史的融合，重建理想的道德人性的努力。
而刘醒龙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切近当代社会现实尤其是触及当代知识分子学术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现实层面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作家选择了具有历史厚重感的青铜器作为照出当代人物镜像的“风月宝鉴”。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古今对照”，楚国、楚庄王和现实权力关系的对照，楚文化研究领域人事的有意对应，作者意图昭示，不论是几千年的春秋战国，还是如今的时代，圣贤和俊杰的价值选择依然值得勘味。老一辈学者曾本之、郝嘉、马跃之的独立君子人格，年轻一辈学者郝文章为了寻求曾侯乙尊盘的“真相”忍辱负重，万乙受老一辈学者君子人格的积极影响，都可视为对传统“天行健”君子人格的回应和实践。“‘楚’的文化精神，在时下有着特别的意义，小说反复提到‘楚’与‘随’的关系，深入描写真的楚学者与伪的楚学者的学术伦理与人格操守的不同, 除了对楚文化浪漫情怀的表达，更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关于‘仁至义尽’的那种精髓。”这种君子化的理想人格，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更有楚文化的区域特点。以“蟠虺”传楚文化的香火，为诡奇瑰丽的楚文化招魂，曾本之等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人文精神，彰显了楚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何种承传的可能性。对于生活在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蟠虺》所涉及的如何在现代性的普遍意义上建构知识分子正气和君子之风，也具有及时性和当代“人文启蒙”的价值。
三、“人文启蒙”精神的意义和启示
刘醒龙新世纪以来的这三部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对最基本的善的表现，《圣天门口》中阶级对立的取消，《蟠虺》中当代知识分子对“正义”的担当，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从较简单的反映现实，道德温情慰藉到理性批判进而理想重新建构的提升。如作家自己所说，《圣天门口》的 “圣”,《天行者》的“天”和《蟠虺》的“虺”,都有着同一个意义，就是“信”,“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超乎利益的价值。在1997年反驳丁帆批评的信中，刘醒龙说道，“关于‘大善’的话题正好能道出我原本的构想。无论如何对于恶光有批判是不够的，关键是对恶的改造，这才是历史对当下的希望所在”。博爱、大善，他更倾向于从这些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人文价值入手，发现存在于卑微的民办教师、普通的知识分子，包容黑暗的女性身上的君子人格和传统文化中最基本也最为可贵的人性之光。
注释：
①胡殷红、刘醒龙:《关于〈天行者〉的问答》，《文学自由谈》2009 年第5期。
②周新民、刘醒龙：《和谐: 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③周新民、刘醒龙：《〈蟠虺〉：文学的气节与风骨——刘醒龙访谈录》，《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
④胡殷红、刘醒龙:《关于〈天行者〉的问答》, 《文学自由谈》2009 年第5期。
⑤刘醒龙：《历史是当下的心灵》，《齐鲁晚报》2005年10月4日。
⑥陈思和、周毅等：《追求历史的还原或建构—— 〈圣天门口〉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⑦刘醒龙：《我们如何面对高贵》，《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⑧周毅、刘醒龙：《觉悟——关于〈圣天门口〉的通信》，《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
⑨周新民、刘醒龙：《和谐: 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⑩周新民、刘醒龙：《和谐: 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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