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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立场的游离、坚守与重构——略论刘醒龙的小说创作

时间:2023/11/9 作者: 新文学评论 热度: 15963
◆ 杨国强知识分子立场的游离、坚守与重构
——略论刘醒龙的小说创作

  ◆ 杨国强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刘醒龙在其小说创作中一直都致力于对现实社会的冷峻书写。在此过程中,他对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考察和体味也极具思想和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作家人生轨迹的不断变化,这种考察和体味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黑蝴蝶,黑蝴蝶……》到《大别山之谜》系列,刘醒龙的前期创作将观察的中心聚焦于乡土叙事,沉醉于“充满想象和幻想的鄂东乡土世界”,呈现出对乡土叙事的迷恋及知识分子立场的选择性游离;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的中期创作则将关注的中心聚焦至“乡土中国的启蒙者——中国的民办教师”身上,对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困境和道德操守进行了深刻描摹,呈现出对知识分子立场的认同和坚守;从《圣天门口》到《蟠虺》,刘醒龙通过对“天门口”百年家族史的抚摸,通过对“蟠虺”这一“千年楚文化血脉”的体味,高举“圣”和“高贵”的“价值启蒙”大旗,重构其“弘扬高贵”、“呼唤圣贤”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现实诉求。

  评论家於可训将刘醒龙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作品是想象和幻想,较接近鄂东文化也是整个楚文化的诡谲神奇,呈‘开放进取’的浪漫之态。第二期创作为‘现实的魅力’所吸引,显然与冯氏所说的鄂东人的‘保守执着’的性格有关。第三期则综合了‘开放进取’的浪漫和保守执着的现实,取精用宏,思想和艺术渐入化境,颇合冯氏的‘双重’、‘兼备’之论。”刘醒龙自己也说:“我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存在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是尽情挥洒想象力的时期,完全靠想象力支撑着,作者对艺术、人生缺乏具体、深入的思考,还不太成熟。第二阶段,现实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也给现实主义的写作增添了新的魅力。第三个阶段揉合了我在第一、第二时期写作的长处而摒弃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

  从英山到黄冈再到武汉,从偏居一方的工人,到编辑部主任,再到省作协副主席,伴随着身份和人生履历的“位移”,刘醒龙文学创作中的价值立场选择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要言之,在刘醒龙的文学创作中,跌宕起伏的是其知识分子立场的游离、坚守和重构,亘古不变的是其关注人生现实、肩负文学道义的精神内核。

  一、 从《黑蝴蝶,黑蝴蝶……》到

  《大别山之谜》:自然乡土叙

  事的迷恋与价值判断的游离

  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后,以韩少功等为代表的作家逐渐将写作的重心回溯到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创作。1984年,湖北籍作家刘醒龙凭借《黑蝴蝶,黑蝴蝶……》和随后的《大别山之谜》在文坛崭露头角。他早期的作品以对鄂东地区,尤其是生活其中的子民的精神生活描写取胜,渐得评论家注意。1986年,湖北省三家文学刊物《长江文艺》、《长江》和《芳草》联合召开了“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研讨会”,刘醒龙正式步入文学创作的殿堂。

  从《黑蝴蝶,黑蝴蝶……》到引起文坛注意的《大别山之谜》,刘醒龙的创作主题大多集中在乡土题材,创作意图也更倾向于对鄂东自然乡土和人情世故的描绘。《大别山之谜》以看似写实的笔法,描摹出大别山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以引人入胜的乡土叙事和故事叙述着大别山(尤其是鄂东地区)的民间传奇。在《异香》、《赤壁》、《鸭掌树》等中短篇小说中,通过一些古老而神秘的意象,“或描叙和诉说历史与传统,或营造扑朔迷离的氛围,或歌颂古朴、纯真、道义、友情、重义轻利、善良和正直,都显示出作家叙述自然、强化世俗凡尘的文化意识”。在《大别山之谜》中,刘醒龙关注的重点始终没有离开过“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风情以及乡村与乡土的世事变迁。刘醒龙不止一次地坦言乡土生活之于他创作的重要意义:“我喜欢自己的身份,我觉得当一个老土的乡土作家,一点不比时髦的环保作家丢份,甚至相反,应该是更加伟大和不朽。环保作家所鼓吹的任何话题,其实都是乡土意义的某个部分。……很多时候,无论走得多远都能让内心踏实可感的一块土地。……我的灵魂与血肉是团风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

  当一个作家将笔端深入他熟谙的乡土叙事中,深陷“生于斯,养于斯”的情感故土中,就难免沉迷其中,进而丧失基本的文学价值评判及批评精神。在《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中,对于底层人,就连刘醒龙自己都承认:“面对这样辛劳的人,这样诚实的人,我无法举起批判的利器”,“我的锋芒不能对着这些在历史的海平线下苦苦潜行的大众”。出于恻隐之心,作家“不忍”对这个群体加以严厉鞭笞,比起揭示劣根性,他更愿意呈现“优根性”;较之批判,他更倾向于以宽容的心态对其弱点加以宽容和谅解。于是在刘醒龙的笔下,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往往表现得善良、高尚,“闪烁着质朴的光辉”。

  而这一点在《黑蝴蝶,黑蝴蝶……》的文本中得以呈现。《黑蝴蝶,黑蝴蝶……》的故事结构比较简单。文本主题是一个“价值追寻”或者叫“寻找精神慰藉”的价值母题——叙述了在大城市极其成功的艺术家陈桦回归曾经插队的大别山区寻求精神安慰的故事。就主题倾向性来说,与其说是陈桦寻找精神安慰,毋宁说是刘醒龙在激荡起伏的80年代文学创作上的一次价值“寻根”。在“寻找精神慰藉”的过程中,刘醒龙用了繁华冷漠的城市与贫穷神秘的山村这两组矛盾的价值备选项来供女主人公选择。在文本中,陈桦在贫穷落后的山区找到了情感归依和艺术源泉,在深层次上,刘醒龙却在找寻精神寄托方面陷入迷宫——“人生的全部奥秘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生活的全部奥秘在于为了幸福而放弃幸福。……人生是一个伟大的谜。生活是一个永恒的谜。”

  《黑蝴蝶,黑蝴蝶……》通过找寻精神慰藉的价值母题,在个体与环境的冲突中,完成了对乡土情结与精神追求的叙述。这一点可以从文本中一段极具深意的环境描写中得到具体阐释。

  黑水潭像月下少女窗前的镜子,天柱岩上方的瀑布不敢放开粗犷的嗓门,在远处低声呼唤着。烦恼同灰尘一道被潭水溶化了。

  这里的“黑水潭”其实是陈桦的象征,而“天柱岩上方的瀑布”是邱光的象征,瀑布情感压抑但富有牺牲精神,“不敢放开粗犷的嗓门”,则是邱光隐忍的爱的呐喊,“在远处低声呼唤着”的正是一种情感慰藉的宣泄。陈桦凭借着“黑蝴蝶”的指引,于茫茫黑夜中寻找着人生的真正价值。但是结果呢?“烦恼同灰尘一道被潭水溶化了”,“烦恼”隐喻了刘醒龙在文学创作中价值选择上的苦恼,而“溶化”则隐喻了刘醒龙在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选择上的“游离”与“拒绝”。

  刘醒龙在《黑蝴蝶,黑蝴蝶……》、《大别山之谜》等文学创作中处处表现出来的“对农民苦难的忧虑与同情,对其性格弱点的包容与谅解”,一方面使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其价值选择的游离和批判精神的缺乏也成为文学评论对其批评的重点。“作家对自然的兴趣大于对人生的兴趣……在小说寓意方面,缺乏明确的理性意识和文化指归意向。”刘醒龙后来反思道:“毕竟写小说的目的还是要给人看,过分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不考虑别人怎样进入到这种想象中……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就慢慢意识到这一点,最好的文学,只有在相对收敛、相对理智的背景下写作才能把它写好。”

  如何在“相对收敛、相对理智的背景下”进行创作转型?在反思沉迷乡土迷梦的基础上,刘醒龙以《倒挂金钩》结束了对乡土想象的迷恋,转而高举“为民间英雄立传”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开始书写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物质及精神困境。促成这一转机的原因,据说是一首叫做《一碗油盐饭》的小诗。

  前天我放学回家,

  锅里有一碗油盐饭。

  昨天我放学回家,

  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

  今天我放学回家,

  炒了一碗油盐饭,

  ——放在妈妈的坟前。

  

  二、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现实主义精神的认同与知

  识分子立场的坚守

  一位作家人生历程的变迁,往往会引起创作风格的变化。1987年刘醒龙被调至县城,任县文学艺术创作室主任,1989年4月,刘醒龙正式调到黄冈群众艺术馆,后任黄冈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刘醒龙作为特殊人才成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短短几年间,生活环境的变化,对刘醒龙固有的文学创作观和精神世界带来了冲击。“人一旦离乡村远了,其心灵离乡土就会更近。”这种与乡土生活的分离状况,直接催生了刘醒龙小说风格的变化。这种风格的变化在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凤凰琴》中得到初步展示,至《威风凛凛》和《分享艰难》引起评论界注意,到了创作《凤凰琴》之时,更是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1992年7月,《青年文学》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刘醒龙小说研讨会”,荒煤和冯牧等亲自到会发言。由此,刘醒龙正式步入了文坛。

  从《凤凰琴》(1992年)至《威风凛冽》(1994年),再至《分享艰难》(1996年)、《弥天》(2002年)和《天行者》(2009年),刘醒龙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用“悲天悯人”和“心存感激”来概括。“悲天悯人”意指为那些生活在底层却肩负乡村教育的民办教师“存照”,“心存感动”则是为那些身处困境,却坚守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立传”。相应的,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流风余绪下,刘醒龙也在小说中表现了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高度认同,彰显了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坚守。

  

  长篇小说《天行者》由《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个中篇小说组成。小说以坐落在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界岭小学为背景,叙述了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几代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小说围绕着“民办教师转正”这一核心问题,于庸常琐碎甚至带有荒诞色彩的叙述中,将处于物质和精神双重困境下的民办教师的生活一一展开,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推到历史前台。在《天行者》的题记中,刘醒龙满怀悲悯之情,将作品“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意在表达作者对这群民间英雄的敬仰。

  刘醒龙在塑造乡村民办教师群像时,内敛而不失理想关照,冷峻而不失感恩情怀,通过对乡村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彰显出作家本人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认同和对知识分子立场及价值的坚守。在《天行者》中,为人中庸到甚至有些软弱的余校长是作家塑造的一个典型乡村民办教师形象。这个性格懦弱却心怀教育理想的界岭小学校长,在沉重的现实生存压力和肩负神圣使命感的煎熬中度日如年。一方面,余校长需要在现实的家庭生活和精神的情感抚慰上做出两难选择。他对妻子明爱芬的照顾数年如一日,当他面对和蓝小梅之间的爱情时,既想要和蓝小梅结合,但又觉得对不起早逝的妻子;既想向蓝小梅表达,又怕遭到拒绝鼓不起勇气,患得患失的乡村教师形象入木三分。另一方面,他需要在民办教师的转正名额上做出取舍,面对渴望已久的转正名额,他最终三度放弃,将机会让给别人,埋头坚守启蒙教育的民间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

  相对于余校长,孙四海也是小说中用笔最多的主要人物。孙四海嫉恶如仇,性格刚烈,但是在个人感情上,却显示出了非常细腻丰富的另一面。孙四海与王小兰彼此深爱,可是王小兰已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李志武还是一个常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王小兰既不能和丈夫离婚,又不忍抛弃自己的爱情,现实的无奈和世俗的眼光也注定了这对情人的爱恋只能存在于地下。一首原本很欢快的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却总是被孙四海的雪笛吹得婉转凄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曲本身是一种反讽,而“雪笛”也正是孙四海充满悲剧况味的隐喻。

  天黑之后,孙四海一反常态,吹笛子时,不是在家里,而是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走。寄宿学生中年龄小的几个,跟在孙四海身后绕了几圈,就回屋了。剩下孙四海,在徐缓的笛声中,一直走到附近村里的灯火都熄了,才停下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醒龙在《天行者》中竭力塑造的乡村民办教师其实是他本人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隐喻性思考, 那些肩负民间文化传承的“乡村民办教师”就是刘醒龙的“知音”。“乡村民办教师”对文化传承及思想启蒙的坚守,其实反映了作家在传承精神启蒙及高扬知识分子价值立场时的疾声高呼。在《天行者》中,民办教师是知识和文明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他们不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更是承担着精神启蒙的重任。然而,就是这样一批默默无闻的文化传播者,却一次又一次在荒诞的“转正申请”中苟延残喘,艰难度日。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中,刘醒龙借塑造的乡村民办教师形象,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认同,“利用文学的力量,达到对当前社会对民办教师漠视的鼓与呼”。刘醒龙对乡村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认同和坚守,就体现在小说中多次重复的学校升旗仪式中:

  操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从旗杆上垂下来的绳子。

  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在“为知识分子立传”时,刘醒龙主要集中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品格问题。“民办教师”是刘醒龙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母题”。在《天行者》的文本中,故事中的人物多次说到“界岭小学是一座会显灵的大庙,它总是让人放心不下,隔一阵子就要想去朝拜一番。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中毒的又何止是张英才和蓝飞,更是刘醒龙自己。“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通过《天行者》,刘醒龙将乡村民办教师的“天道人道正道”的精神主旨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熔铸在一起,试图达到“为知识分子立传”的目的。

  一方面,刘醒龙对知识分子品格的建构是通过对余校长、孙四海等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灵魂刻画来实现的。主要人物余校长,是一位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生命、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的乡村知识分子。在民办教师转正指标的选择上,三次谦让,显示出传统知识分子的仁义情怀。“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教导主任孙四海,自学成才、心志高远,为了修缮校舍,果断将自己种植的药材提前挖出来卖掉,显示出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良知。副校长邓有米本性善良、宽厚,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民办教师,为了给余校长和张英才凑足转正的经费而向工程队索要公关费,使得自己最终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显示出传统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和敬业品格。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将笔触深入到乡村民办教师这一复杂而极具悲剧意识的群体,不断重复和强化着对民间英雄的书写。刘醒龙曾经说过:“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作品是社会的,要对社会负责,责任感很重要……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我们应承担起责任,通过写作承担责任和表现这种责任。”

  

  

  在《威风凛凛》的后记中,刘醒龙自己都承认陷入了精神上的困顿。“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几乎不能写一个字。……《凤凰琴》的版权纠纷,单位里人事的角逐,还有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难以对人言的苦闷与痛楚,如山一样压在自己的身上。”从迁移英山,到客居武汉,作家个人生活履历的变化使得刘醒龙在现实生活的困顿中,开始反思并有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作家逐渐舍弃“沉迷乡土叙事”的旧路,“剪掉道德理想主义的辫子”,将关照的重点深入到社会现实,开始在写作中“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尊严”,高举“优雅高贵”的文学诉求,重塑文学的启蒙价值,尝试从精神上重构知识分子品格。

  三、 从《圣天门口》到《蟠虺》:

  “追求优雅高贵”的文学诉

  求与知识分子立场的重构

  2001年,刘醒龙当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沉寂4年后推出《圣天门口》。刘醒龙在《圣天门口》创作谈——《我们如何面对高贵》中袒露他文学创作品格追求上的嬗变:由“躲避崇高、接受苦难”的现实主义转向“优雅和高贵”的精英叙事追求。“人伦的高贵,才是潜藏在历史最深处的中华文化神奇而伟大的动因。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在片面地强化文化传统中的种种灾祸。近代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成了一部苦难史。提及苦难时,人人都是如此理直气壮。导致少有人去想,能够走出苦难,使之生生不息的正是被苦难当成天敌的人伦的高贵。……社会这条大船要前进和不被沉没,核心还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要追求理想的人性。”

  

  

  

  最能代表刘醒龙“高贵”文学观的当属其2005年推出的《圣天门口》。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拒绝虚无和低就、拒绝回避棘手的价值判断,从最能代表知识分子品格的“善”和“圣”两方面着手,以乡土叙事为基础、以现实主义为圭臬、以“纯真高贵”为风韵,尽心构建属于自己的“高贵文学”大厦。

  刘醒龙“高贵”的文学观念在《圣天门口》中突出表现为对“善”的发掘。《圣天门口》通过对天门口镇上杭、雪两家的矛盾纠纷及仇恨冲突的叙述,意在用“善”来泯灭仇恨、用“善”来感化暴力,用“善”来塑造理想人格。杭、雪两个家族被作者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杭家是暴力和杀戮的象征,而雪家是善良仁爱的象征。百万字的小说紧紧围绕雪、杭两个家族,在杀戮和宽恕的种种纠缠中,最终以“仁义”、“悲悯”来“宽恕”、“暴力”和“杀戮”,彰显出“善”的至高无上的能量。深入到文本中,刘醒龙借“梅外婆”的口说出了自己对“善”的理解。

  梅外公对此责骂得越凶,雪柠越是听不懂。勉强听得懂的是梅外婆的解释:“莫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说穿了,无非都是个人贪欲在兴风作浪。”雪柠心里因此有了一个既冒不出来又沉不下去的疙瘩:“为何平时杀人的人总是遭到唾弃,而在战斗中杀人越多越受崇拜,并且可以成为英雄?”还有一个问题让她困惑不解:“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人是谁?”

  这个问题让梅外婆和爱栀还有雪茄犯了难:“这孩子,尽问一些没人去想的事情!”

  “我又没有说错,总有一个人是最先被杀的。”

  “是我们错了。古往今来,是应该有人最早死于非命。”

  一句“古往今来,是应该有人最早死于非命”,道尽人间心酸,写出人世间为“善”的沉重代价。

  

  “圣”的气质和光彩从刘醒龙对雪家女人的身体描写中即可窥探。

  阿彩的身子每有新的裸露,她(雪大奶)就对应地想着自己的样子。她记起自己的脖子曾经也像是糯米粉捏成的,还有肩头,那是女人身上最不易长好的地方,多一分骨头就瘦得难看,多一块嫩肉便臃肿碍事。阿彩脱下那件用金色丝线绣了一对鸳鸯的红肚兜,两只小巧玲珑的乳房在煤油灯下闪闪发亮。……好腰加上细嫩的脖子,女人才是一辈子不凋不谢的火一样惹人的燕子红……没有好看的腰肢在背后支撑着,它们只是三月桃花,风吹就来,雨扫即去。

  

  100多万字的《圣天门口》用一种史诗结构,通过杭、雪两家之间交织着暴力、杀戮、宽恕、仁爱的爱恨情仇故事,在人类道德及精神层面提出了哲学式思考——暴力和仇恨能否用宽恕和仁爱来弥合伤口?和平与仁爱的人性光辉能否抹平暴力和杀戮带来的伤害?针对哲学命题,刘醒龙通过《圣天门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审视暴力,弘扬仁爱。

  “文学应该追求优雅和高贵”的文学主张与刘醒龙一贯张扬的知识分子立场血脉相承,更有试图凭借文学作品达到净化社会、弘扬仁爱精神等更高的现实诉求。关于这一点,早就有评论家指出了刘醒龙“用文学介入现实,凸显更高价值诉求”的创作意图。200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上,文学评论家黄曼君就有洞见:“《圣天门口》恢复了自‘五四’以后就逐渐在文学中消失了的科学精神”;文学评论家陈美兰也指出:“这部作品(《圣天门口》)有属于刘醒龙自己的历史感悟,它对社会现代精神的构建,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现代精神的构建”?两位文艺评论家欲言又止。如果说上述两位评论家仅仅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的话,那么当时与会的、代表官方意志的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杨志今的讲话就更能体现出刘醒龙在文学作品之外的价值诉求。“他(刘醒龙)对底层人民的熟悉、理解和关心……让读者对当代和时代社会特别是农村有新的认识,他的创作对当代文学的深化发展有重要的启示。”究竟是什么重要的启示?笔者认为,不管是“科学精神”还是“现代精神的构建”还是“重要的启示”,《圣天门口》都暗含了刘醒龙试图利用文学作品达到净化社会风气、启蒙大众的现实诉求。

  

  

  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刘醒龙的《蟠虺》似乎承接了“寻根文学”的余韵。他试图用“蟠虺”这个代表楚文化精脉的“圣物”来探照庸常生活下困顿的知识分子,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纯真的知识分子”的两端,让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做出自己的文学选择。

  有意思的是,在《蟠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曾本之问马跃之:“我这样子像不像院士?”

  马跃之想了半天才回答:“一半像,一半不像。”

  曾本之又问:“哪一半像,哪一半不像?”

  马跃之说:“上半身像,下半身不像。”

  曾本之说:“你说的不是院士,而是太监!”

  对于自己说过的话,二人都是一笑了之。

  马跃之和曾本之的对话,看似是一种自嘲,其实更是对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隐喻。联系到刘醒龙的人生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醒龙本人也像曾本之和郑雄等知识分子一样,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纯真的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中蹉跎。从英山县城到黄冈市府再到武汉省府,从阀门厂工人到编辑部主任再到作协副主席,刘醒龙的身上既有“曾本之们”的“圣贤”式的道德愿景,也有“郑雄们”的“俊杰”式的生存谋略选择。刘醒龙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形而下的物欲膨胀,形而上的灵魂皈依,在青铜时代如此,在信息时代如此。……对青铜重器的辨伪,也是对人心邪恶之辨。”在《蟠虺》的创作谈《青铜是把老骨头》中,刘醒龙对知识分子,甚至是对自己提出了生存愿景:“如果人活得都像《蟠虺》中的曾本之、马跃之、郝文章,不仅是政治,整个社会生活都会变得有诗意和更浪漫。”

  

  

余论



  

  注释:

  ①於可训:《刘醒龙的话,主持人专辑》,《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②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精神的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

  ③李鲁平:《刘醒龙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湖北日报》2011年 9月20日。

  ④刘醒龙:《浪漫是希望的一种——答丁帆》,《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

  ⑤刘醒龙:《一首小诗的启发》,《读写天地》2009年第5期。

  ⑥刘川鄂:《鄂地乡村的苦难叙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⑦程世洲:《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⑧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第61~62页。

  ⑨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第62页。

  ⑩刘醒龙:《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第101页。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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