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访谈录
◆ 范伯群 黄 诚
黄诚(以下简称黄)：范伯群教授，2015年元旦，《文艺报》发表张柠等先生的《新旧融合：2014年文学关键词》一文，这7个关键词之一是“通俗文学的正名”，不知你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何感想？
范伯群(以下简称范)：我注意到了《文艺报》用整篇的篇幅刊登的这篇文章，其实文中提到的7个关键词中，除了你讲的“通俗文学的正名”之外，还有两个关键词也与通俗文学有关，一个是“网络小说经典化”，另一个是“移动终端上的文学”。我认为这是一次“迟到”的却又很“必要”的“正名”。其实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正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么为什么直到2014年文艺界有些人才想到要为通俗文学“正名”了呢？这是由于中国在十六七年之前，在互联网上出现了网络类型小说，而到2014年这种网络小说已经成为庞然大物。据2014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统计，全国专业文学网站500多家，每年生产长篇小说约10万部，日更新突破1.5亿汉字，与网站签约的作者突破250万，文学订户3.51亿，每天在线和无线浏览量超过15亿人次。在早晚上下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许多人都低着头在“移动终端”上进行阅读。在中国都称这些人为“低头一族”，这终端上出现的大多数是网络小说；至于公余时间，特别是晚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扒”在电脑前与这些网络小说为伴。网络文学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它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实在太大了，这就反逼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得不重视这样一个惊人的社会现象，弄得不好它会成为“洪水猛兽”；但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它就能发挥“正能量”。于是有关职能部门就不得不出手去规范这个阅读市场了，这与“网络文学经典化”这一关键词的提出有关。以上就是那3个关键词出笼的大时代背景。在2014年7月10日至12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首届“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作总结性发言时，将网络文学定性为“通俗文学”，其主要表现形态是类型小说。他谈及“晚清和现代，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通俗文学有过很大的繁荣，晚清的通俗小说类型已经很丰富，后来有了鸳鸯蝴蝶派、张恨水、还珠楼主等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就在此会上，南京大学黄发有教授也认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传统在网络空间中被重新激活，一些题材和故事也重新讲述。就单篇作品而言，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的影响不容忽视，成了众多网络写手竞相模仿的范本。”因此，才会在2015年元旦《文艺报》上出现“迟到”的“正名”；虽然“迟到”，却也十分“必要”。现代文学界虽然已将研究通俗文学作为必须涉及的新领域，但是在其他的学界或就全国范围而言，过去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将它视为“逆流”的思维定势，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因此，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的表态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使过去文学史上的冤假错案在更多人中间得以澄清。“通俗文学的正名”，就意味着也为过去被戴上鸳鸯蝴蝶派帽子的优秀或较优秀的作家正名。至于一些写庸俗文字的写手，当然不在此列。
黄：范先生，据说你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通俗文学，你是否能说说你是怎样产生研究通俗文学的动机的，因为那时你是在研究新文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学者，你为什么会转向去开辟这个新的研究领域？
范：我在20世纪 50年代初进大学中文系时，鸳鸯蝴蝶派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我们是不可能接触到这些“反面教材”的。毕业后，我已与我的同窗曾华鹏合作撰写过几本专著，如《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和《鲁迅小说新论》等。我们也是准备在新文学“作家论”和“作家评传”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可是那时正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要编选一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几十个大学的中文系与文史科研机构都被组织到这个大型项目中去。地处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中文系分配到的题目是编一套《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分工给我们的理由是鸳鸯蝴蝶派中有许多苏州籍的作家，这是有关你们的地方史料，你们理所当然应该摸清这个流派的底细与来龙去脉。那时也正好风行搞集体科研，于是我只好参加这一集体项目。由于我缺乏这方面的学养，开始时任务压在身上觉得非常沉重。为了搜集有关资料，我整整坐了三年图书馆。每天上午是教学活动，下午就坐到苏州图书馆的一个内部阅览室里阅读鸳鸯蝴蝶派的书报杂志。你问我产生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初动机，我只能说，我不过是去完成一个集体项目的任务而已，在开始阶段完全是被动的。可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开始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一流派似乎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至少我觉得通过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了解了清末至民初转型期民间的若干社会面貌，特别是市民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等新文学中看不到的知识，我想至少它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于是我开始有了阅读的兴趣。再说，当时金庸和琼瑶的作品已大量“登陆”，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我以为他们的老祖宗就是二三十年代写《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向恺然、写《蜀山剑侠传》的李寿民和写《啼笑因缘》等言情小说的张恨水，我们也应该去研究他们当年受大量读者追捧的原因。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教研室集体编成了一部70多万字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从这些初步搜集到的资料看来，这一流派至少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应该从文学史的角度去深入探索，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它当成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甚至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帽子”，作简单化的处理， 一棍子将其打入冷宫。这样，我就在1986年报了一个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课题的题目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以王瑶先生为组长的专家组大概认为我们这套《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编得初具规模，那时批一个项目权衡它“前期准备”是相当重要的，在文学史中去填补这个学术空白也是应该的，就批准了这个项目，专家组还将它列为重点项目。
黄：范先生，你们这个社科“七五”重点项目是1986年批准的，但我读过你们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那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才出版的。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你们搞了将近15年才拿出成果来，你能否说说其中的原因，具体谈谈这15年的研究过程？
范：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项目是批准了，但是我们事先还是对这个项目的容量估计不足。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远远多于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几乎是看不胜看，我们的资料集还只是一次初步的摸底，所浏览也不过是最有名的若干部代表作和几种有代表性的杂志，其实还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作品要读；而且苏州图书馆的馆藏毕竟有限，我们还得经常跑上海和北京等几个馆藏更丰富的图书馆。另外，我们还要访问一些知情者和他们的家属，了解这些作家的生平。但在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已经作古，那么就只能去访问他们的家属，可是他们的家属并不像新文学作家的后代那么容易找到。新文学作家的第二代往往有一种自豪感，而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家属都以为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家史，他们默默隐藏在民间，我们难于知道他们的下落；有的家属受过“文革”的冲击，知道我们在研究鸳鸯蝴蝶派，就主动来信，申明说我们的家长并非鸳鸯蝴蝶派，请你们不要将他列为研究对象。即使找到了他们，有的人还说，如果你们说我家长是鸳鸯蝴蝶派，就不要进我的家门。不仅是知情人和家属，就是我们的许多同行，对我们选择这一项目也认为不可理解。于是项目被批准是一回事，但同行是否支持与赞助，又是另一回事。当日后栾梅健在台湾的《国文天地》杂志开辟“大陆焦点学人”专栏时，编者加了一个按语，形容了同行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长期被学者否定与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这其中一位功臣便是苏州大学中文系的范伯群教授。80年代中期开始，范先生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现代通俗文学中去，这为当时鄙视通俗小说的学界哗然。然而他却默默地开始搜集并着手整理资料，进行理论建设。经过十年的研究与探索，终于取得丰硕的成果，引起学界的兴趣与重视，重新评价通俗小说。”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们是一个很团结的课题组，在十年中，是我们共同承担了整理资料与进行理论建设的工作。既然它被批准为国家项目，我们就得将它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去完成。我们也开始体会到，家属的回避是由于他们也认同了过去的一些“左”的观点，将某些新文学权威人士的意见奉为圭臬，因此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而我们的许多同行也没有接触过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连一些撰写现代文学史的同仁，他们虽在自己撰写的文学史中将鸳鸯蝴蝶派定性为“逆流”，但细看他们的行文，也可看出他们并没有读过多少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他们不过是照抄过去某些权威人士的结论而已。我觉得第一步应该选择一些鸳鸯蝴蝶派的优秀作品，编成集子，让他们的作品来说话，如果同行们的观点被拨正了，对社会是会有影响的，那么家属也就不会有什么思想负担与顾虑了。我就选择他们的优秀代表作编了几本作品集，主要是这些作家的一些中短篇优秀作品，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上、下)》，这本选集的修订本现在已经被收入《中国文库》第五辑；另外台湾业强出版社愿意出版一套通俗短篇小说集，我就选了十位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为他们各人编了一本中短篇选集，这十本一套定名为“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就相应将这十本书印成简体字版，在大陆出版。这几套书一出版，个别嘲笑我们在研究文坛“垃圾”的同行也噤声了；大多数的同行，也觉得这个课题还是有研究的价值的；知情人与家属态度也有所改变。我们的第二步工作是计划出版一套“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在每位作家的评传后面附上他们的中短篇代表作。课题组通力合作，编选了46位作家的评传，归类出版了十二本一套丛书，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搜集到的作家资料还很粗疏，评传也显得太简略，但有的代表作还是选得较好的。李欧梵教授告诉我，他在哈佛任教时曾将它们作为教材，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与研究生在课堂上细读与研讨。我们工作的第三步是进行分工，课题组每一个人较为深入地去重点研究一个类型，写出类型史。因为有这么多的通俗作品，要一个人去阅读和作出评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完成的。如徐斯年教授就写《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芮和师先生撰写《近现代通俗文学大事记》；汤哲声的博士学位论文是《通俗期刊研究》，他还写了专著《中国现代滑稽小说史略》，又研究了侦探推理类型；陈子平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近现代通俗历史小说史略》。我们的研究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通俗文学成果比较熟悉，但对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派通俗文学就关注甚少。在张元卿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将他分配到天津，交给他的任务是重点研究北派通俗文学，他以后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这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是在这三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合成的。这部书共分为8编，即“社会言情编”、“武侠会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和“大事记编”。因为我们有较多的中期成果，领导也就批准我们延期结项。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前后共花了15年时间。
黄：这本140万字的大书出版后反响很大，据说还得了不少重要的奖项，请你们谈谈具体的反响与你的自我估价。
范：在出版的当年，即2000年的暑期中我们就在苏州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的专家有贾植芳、钱谷融、严家炎、章培恒、杨义和吴福辉等40多位专家、学者，海外有李欧梵、王德威和叶凯蒂等10多位专家、学者。贾植芳教授以《找回文学的另一只翅膀》为题，谈了我们过去只研究了半部文学史的问题，这部书对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体系作出了贡献。严家炎教授认为“这部书用了大量实实在在、经过鉴别的史料，富有说服力地得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樊骏研究员在书面发言中说：“它为人们打开了一个陌生的文学世界，而且是一份为现代通俗文学争得历史地位的宣言书。”王德威教授说：“这代表了对一个被忽视近百年传统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令我震动不已。”李欧梵教授认为：这种搞大项课题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落成了一座大楼。杨义研究员指出：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存在，你将来再做这方面的课题时很难再绕得开它。它在学术理论探讨中是有勇气与魄力的。它对我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整体格局和学术领域的开拓上，还有在文学观念的宽容和开放上，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苏州学派”。这本书在2003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于2006年获“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在出版了10年后，我们又作了一次修订，2010年出版修订本后，于2011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于2012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于2013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在现代文学学会得奖的评语中说：“这部极大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著作，实际已构成对所谓‘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的挑战，无论学界的意见是否一致，都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重新思考。”我们虽然得到多方面的鼓励与赞扬，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我们只对通俗小说和通俗戏剧进行了研究，而对通俗作家的散文小品、时评杂感、文史札记和新旧体诗词等，还未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待补课，只有填补了这些空白点，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黄：范先生，据我所知，你2000年主编这部书之后，在70岁时，就退休了。但之后你又受聘于复旦大学古今文学演变研究室，担任专职研究员，近几年我们还是看到你有若干新作问世，说明你在退休后还笔耕不辍。想请你谈谈退休后的研究情况。
范：刚退休时，我的身体还很好，离开了工作岗位，开始还有点失落感。可是我的同学章培恒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又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正开创了一个“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的新的博士点，他要找几个搞现代文学的学者去兼任研究员。他知道我在苏州大学退休后，在科研经费上也断绝了来源，因此，聘我为专职研究员，所谓专职就可以在他的研究中心的经费中得到资助。于是我又振奋起来，体会到退休的优越性，因为我成了“时间大款”，而章先生给我很大的自由，我只要完成他这个中心交给我的任务就可以了。我一面研究“古今演变”中的一个课题，即清末民初中国转型期的文学演变；另一方面就搞我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二期工程。在我看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从一块生荒地开始拓荒，虽然有了“第一熟的产出”，可是它也有它的不足，我们将它分为8编，每人分头耕种，这就往往看不到通俗文学史的整体线性的发展，通俗文学的各个类型发展有时是呈交替起伏状的，各种类型之间常有从冷到热，又从热到冷的变迁。分成8编，各自为政，就看不清它的起伏升降的周期率。况且我现在有了经费的资助，在上海可以有个驻地，于是上海图书馆就成了我在书海中遨游的“乐园”。据说它的有关近现代文学的资料，要比北京图书馆多三分之一,我在这个“乐园”中读到了过去没有读过的大量资料，那么，我搞第二期工程总能比第一期“丰产”一点。再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还不能全面掌握这8个通俗文学主要类型中的内容，因此有分工的必要。现在是21世纪之初了，我经20年的研究，对这8种类型的内容也大体有了一定的掌握 ，我想我可以试着由个人去完成一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了。我这个计划又经章先生同意，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子课题。这样我经过5年的努力，写成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于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这部书在2008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在200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又为此书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究会。它在国外的反映也较好：除散见的多种评论外，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俄国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均向北京大学出版社购买了这部书的版权，有望出版英文版和俄文版。而在韩国，已由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林春城教授译成韩文版。除了这本书外，我还出版了几本书：一本是《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主旨是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是“一元独唱”，而应该是“多元共生”；一本是《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此书的主旨是提出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形成了一条“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我还为北京大学的一套通识文学教材主编了一本《通俗文学十五讲》，是与孔庆东先生合作主编的；又为高教出版社编写了一本《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的选修课教材，是与汤哲声、孔庆东合著的；在2013年，我为自己编了一本《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在退休后，我就零零碎碎写了这点、编著了这点东西。
黄：这就成果非常丰硕了。但我对你提出的“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这个论点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新颖和很重要的论点。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请你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
范：冯梦龙是在中国文学上第一位被称为市民文学家的人。不是在他之前没有人写市民文学，而是晚明的市民阶层已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大的势力。过去市民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晚明的苏州是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江南又是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思想家李贽也是商人的后代，他的论著中就发出了为商人地位低下鸣不平的义愤。作为苏州人，冯梦龙在这种地域优势和叛逆舆论导向下，切身体会到从商亦是善业，并非贱流。因此，他编纂和创作的“三言”中出现了大量的商人、店员、小贩、作坊主和工匠的形象，作品的内容也强烈地反映了市民意识；因此，称冯梦龙是“市民文学家”是名符其实的，但他写的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市民文学。非常奇怪的是清末民初中国的市民社会比晚明更趋成熟，可是中国文学史上就再也没有市民文学的提法了。但是在某些新文学家的文章中常常谴责“小市民”的所谓“低级趣味”，那是因为小市民们喜读鸳鸯蝴蝶派作品。其实那就告诉我们，鸳鸯蝴蝶派就是冯梦龙的嫡系传人。社会已经发展到工商资本社会了，他们就是工商资本社会的市民大众文学家。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 ，就对鸳鸯蝴蝶派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受某些新文学权威作家的误导。他们认真研究了中国现代都市特别是上海等移民大都市的文化发展与走向，认为这些通俗文学是“乡民市民化”的“启蒙教科书”，是中下层市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一座“引桥”。网络小说是循着明清小说、民国鸳鸯蝴蝶派和近世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的轨迹一路走来，并嫁接了日本动漫、英美奇幻电影、欧日侦探小说等多种元素而形成的多类型小说。这不就是一条古今市民大众文学的“文学链”吗？在旧社会，广大移民涌进上海，其中大多数是受到天灾人祸而破产的农民。他们进到“一市三制”(清政府、公共租界、法租界)的社会中，在文化多元、法律多元、价值观多元、生活习俗多元的社会中，如何融入市民社会、安身立命是个首要的大问题。新文学的“为人生”，对他们说来还太深奥；他们首先要“为生存”。别说是乡民感到一头雾水，就是上海的“原住民”也急需扩大自己的“知识半径”。那时通俗文学中优秀的或较优秀的作家就用自己的社会世情小说，形象地为他们讲述都市生活的文明习俗，如作为市民他们应承担哪些义务才能享受到何种权利，如告诉他们多种市政新设施的功能与运用途径，进入城市之后应怎样从关心家庭或家族的利益过渡到具有都市公共集体意识。作品中还反映契约社会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告诉乡民如何去掌握工商生产与交换的内在规律，还让市民知道：虽然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在租界里通行的西方法规、风俗与中国社会有哪些不同……包天笑还在《上海春秋》的“赘言”中告诫这些乡民，城市虽是“文明之都”，但也是“罪恶之薮”，有多少陷阱与圈套会勾引你去“自投罗网”，因此不要刚踏进城市，就踩上那些路边炸弹，被炸得五花粉碎。这种作品确能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使市民大众感到通俗文学作品的亲切与温煦。在我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所论及的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李涵秋、毕倚虹、向恺然、李寿民、王度庐、张恨水、刘云若、蔡东藩、程小青、孙了红等人都是优秀的或较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我以为“通俗文学的正名”就是要包括为鸳鸯蝴蝶派正名在内。谈到网络类型小说，经十六七年的发展，现在已成庞然大物。那么类型小说是在哪一代通俗作家手中定型的呢？类型就是在鸳鸯蝴蝶派手中定型的，这是他们对通俗文学的一大贡献。在清末，为小说定类型已为某些作家所重视了。吴趼人主持的《月月小说》中几乎为每篇小说都定一个类型，记得好像有 50多种。到民国时期，经归纳而逐渐定型，社会、言情、武侠和侦探是四大类型，还有较小的类型如历史演义、宫闱小说、幽默滑稽、科学幻想等等。这样就显示了网络类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血缘关系。网络类型小说是对鸳鸯蝴蝶派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但网络文学的类型要比鸳鸯蝴蝶派更细化，它的眼光也更阔大，因为它融合了国外的一些类型的经验；而鸳鸯蝴蝶派仅仅是将外国的侦探小说中国化了。我认为网络类型小说是信息革命时代的市民大众文学。凡是市民大众文学，因它的通俗性而必然也为初具文化的农民所喜爱。冯梦龙的农耕文明时代的市民文学，它只能是雕版印刷；鸳鸯蝴蝶派作为工商资本时代的市民文学那就有了机械印刷；而信息革命时代的网络类型小说就能去纸张化、去油墨化了。这与科学的不断发展也是很有关联而相应配套的。
黄：范先生，你有将近60年的创龄，著作丰硕，在学界也很得好评，你为什么在2013年只出版一本自选集，为什么不直接出一套文集呢？
范：虽然从1957年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与曾华鹏合作发表《郁达夫论》至今有将近60个年头了，但我自我估价，我的著作的质量与出版文集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出版一本学术论著自选集，将自己认为还看得过去的若干文章，收成一个集子，勾画出我大半生的创作历程——怎样从研究新文学到研究通俗文学的经历得到一次展现，就可以了。我将自己大半生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一是起家，从研究新文学起家； 二是转移，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研究通俗文学中去；三是回归，我既学习了一点新文学，又花了数十年功夫，懂了一点通俗文学，那么我应该回到研究整体的现代文学史上来了，或许我的一些见解是很另类的，但我可以拿出来与同行讨论切磋，以还现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因此，现在有的同行还认为我是专门研究通俗文学的，我已经不大同意这种定位了，我现在有若干论文，已回归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上。我之不想出版个人文集，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那是和我大半生的写作方式有关联的。我在1955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时，正受“胡风事件”的牵连，我们那个班级的分配方案是临时重新大改的。当时，我和曾华鹏是属于发配对象，只能落荒而走了。但那是过去的认识，其实我们一个分配到扬州，一个分配到南通，也是苏北的两大城市，但是与我们原定的分配一个去北京、一个留上海相比，对研究学问的客观条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临别时，我们两个人到上海南京路上去合了一个影，相约两人要搀扶着前进，重新回到研究文学的岗位上来。于是我们两人相继合作出版了五本专著，被称为国内“第一双打选手”。但是之后就掀起了一股以学校为单位的集体搞项目的大潮，搞任何项目都讲究要有一个班子，要有合理的梯队。当时的扬州师院现代文学教研室搞鲁迅的《野草》注释；而江苏师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是编撰《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我和华鹏都是各自教研室的学术带头人，于是我们只好停止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而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科研。我除了与我的同事合作之外，还要带一批研究生一起搞科研，而且主要是与研究生的合作。有的学生将来是要留校作青年教师的，我作为导师和学科带头人，我得将他们“带出山”。而我觉得合作搞项目是“带出山”较为有成效的实践，这就是我与第二代人的合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完成的过程，研究生是主力军。这8编中有5编是由他们写出初稿的，有2编是由老师牵头，与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只有一编大事记是由老师独立担纲的。当这些研究生留校成为青年教师时，我们学科刚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点，他们就以某一编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等他们完成论文，取得学位时，我们这个学科的青年教师都已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觉得与他们的合作，我基本上算是将他们“带出山”了，他们也已有独立搞科研项目的能力了。我退休后，学科基本上就由他们撑大梁了。退休后，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与同窗合作，又与学生合作，我的主要著作大多是合著的，也许人家会问，他是否以导师的名义，担任主编，侵占了学生的“劳动力”？他自己能不能写些像样的东西出来？因此，从70岁退休之后，我进入了一个独著的阶段。在过去，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板块式的，那时如果要我去掌握所有的通俗小说类型，老实说，我还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我退休时，我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领域的研究中，已“爬摸”了20年了，我已有能力写一部以线性发展为经、以描绘通俗文学各个类型之间的兴衰起伏周期率为纬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了，而且我在搜集“图像”上也曾花了很大的功夫，因此，写成一本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插图本”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我认为这本书，可算是我的代表作了。70岁后的10年，我完成的几部著作主要是我独撰的，这就算是我的独著阶段。可是好景不长，过了80岁，我的体力已无法支撑我再久坐图书馆了；但我又认为没有第一手的新资料不容易写出好文章来，于是我开始与再传弟子合作，这是我与第三代人的合作。往往是由我出题目，告诉他们在何框范中去找资料，什么资料才算好资料，将这些资料拍成照片，传到我的电脑上来，我读过后再经讨论，然后由我执笔成文。试验的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一生与三代人合作，而独撰只有短短的10年，这是时代的“赏赐”，也是我命里注定的，我“命该如此”。凭这个次要原因，我个人也不能出版一套文集。
黄：范先生，你在自选集的“后记”中说，你还想“爬一个小坡”，你今后还有没有什么写作计划？
注释：
①李敬泽：《网络文学：文学自觉与文化自觉》，《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虚实谈》，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
②黄发有：《网络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传统关系》，《网络文学评价体系虚实谈》，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③编者为栾梅健的《让文学女神双翼翱翔——记范伯群教授》一文所加的按语，台北《国文天地》1997年第5期。
④刘祥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苏州大学文学院;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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