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天门口》新论
◆ 罗义华
当代文学经由60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经典性考量的文学史写作阶段。作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圣天门口》问世十年来，以其巨大的社会历史容量与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而备受关注，研究者众，研究成绩亦谓可观。但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学界在这部作品的经典性价值判断上还有些犹疑的地方。这部作品到底在艺术手段和思想文化层面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经验，其价值如何？在笔者看来，小说文本的丰富复杂性和巨大容量，既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的研究空间，也可能缭乱研究者进入文本的眼界与路径。
一、符号的盛宴
《圣天门口》引人注目地呈现出一种“符号化”历史写作的文本特征。小说中的气候、人物、空间往往具有显著的符号特征，这些不同类型的符号子系统遵循一种总体规划，由能指、所指及其关系而构成一种巨大的历史言说系统。具体来说，小说中的符号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讲史系统。按照特伦斯·霍克斯的理解，符号、对象、解释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符号化过程的确切本质”。董重里、常天亮等人的说书活动近乎贯穿始末，就小说叙事的发展链条而言这是一个线索问题，但就小说的意义指向以及说书中的“历史”与小说所涉及历史事件的意义关联与指向性而言，这条线索本身就构成了小说符号系统的一个要件。
在《圣天门口》，说书部分有数万言之重，事实上，这些断续相接的说书，汇聚到一起就构成了汉民族史诗的完整篇幅。这样巨大的篇幅，仅仅以文本线索和一种民俗活动事象来考量，其存在的理由是不足的。如此的篇幅与分量，只能从刘醒龙的叙事意图与言说方式上来寻找答案。《黑暗传》的出现，首先就是一种“顾名思义”的叙事意图，即以“黑暗”二字映照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作为历史文本的《黑暗传》与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之间构成一种对照，这正如施战军所指出的，《黑暗传》与《圣天门口》的关系，是“革命史前史”和“革命史”的关系。对于刘醒龙等当代作家而言，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书写始终面临一个写作姿态与批判指向的敏感问题，引文的存在，很便宜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为小说高明之处。
《黑暗传》在文本中出现的时机与频率也很耐人寻味，它每每出现在新的历史动向到来之际，或在惨烈的政治斗争的收场之时。很显然，文本赋予了它双重的功能：风暴酝酿之际的警示功能，风暴过后的惩戒与批判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首次引用《黑暗传》时，曾在引文末尾加注声明“略有增删”，从小说所引说书内容上看，主要是增加了晚近以来直至辛亥革命的内容，这就使得“黑暗传”从一部创始史诗变成了一部兴亡史，也因此获得了完整的、深刻而贴切的寓意指向。
(2)天气系统。如同《黑暗传》的文本结构功能，天气在小说叙事链条中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各种各样的天气，总是适时出现在文本叙事链条的转接处，以天气来统领结构全篇，亦可见小说的匠心。
柳子墨带来的第一篇关于天气的文章，名为《关于武汉地区一九二七年天气变化的中期预报及一九二七年以后若干年中气候的长期预报》，同样有着“望文生义”的写作意图。此文的开端如是：
未来武汉三镇地区的气象条件越来越具备暴戾倾向。在今后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内，这样的气候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能使当地居民享用风调雨顺的时光。从客观上看，此类气象危机主要来自东南两个方向，在对此尚无高屋建瓴之认识的目前形势下，种种由意想不到的因素导致的灾难将是各类灾患的主要根由。
这是一篇统领全篇的气候预报。武汉天气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感遇而生、相符相契的特征。东南两个方向的“气源”，关联着南方革命阵营和野心勃勃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柳子墨在天门口发布的第二条重要天气预报指出，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大别山区将逐步“成为各种坏气候的始发地或中心地带”。时间到了1952年，伴随着“镇反”、“土改”，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的开展，柳子墨再次发出了西伯利亚寒潮即将南下的天气预报。类似的天气预报，不断演进，以符号式的联缀，不断推动小说的叙事节奏。
天气的功能不仅仅是预报，它甚至成为改变战局的关键！抗战期间冯旅长统率的队伍最终战胜不可一世的小岛北，最大的助力竟然是柳子墨的气象学知识。两军在天门口对垒激战的时刻，柳子墨在天堂峰顶上燃起漫天山火，急剧对流的空气最终触发了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雨，敌我情势由此逆转。这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也只能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获得解释：两种气流的交汇产生巨大的能量，寓意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则抗日战争得天时地利人和，战无不胜。
与天气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24种白云。在经历了无数的劫难之后，雪柠终于明白了24种白云的全部意义。24朵白云，最完整、丰富、贴切地对应了天门口形形色色的人物类型，穷形尽相，意味深长，大开眼界。
(3)人物系统。《圣天门口》所书写的50多号人物，也常以符号式的命名被赋予一种类型意义。
雪家与梅家的结合是天作之合，也是作品着力塑造的关键人物。梅外婆、爱栀、雪柠、雪蓝和雪荭四代女性，纯洁高尚，光彩照人。刘醒龙对文字的敏感处处可见。“雪”的纯洁与“梅”的孤高，在文本中皆有其具体指向。“栀”与“柠”相对，映照两人从“危”到“宁”的命运转变。梅外婆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圣者”形象，是作家道德理想的化身，梅外公之于小说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在傅朗西委身革命军时，梅外公曾经力劝傅朗西阅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梁氏将革命划分为广义革命、狭义革命两种，广义的革命，是团体的革命，其结果是社会进步；狭义的革命，则多为私利，不过是少数野心家的一种手段，伴随革命而来的必然是社会大破坏。梅外公有一句名言——“任何暴力的胜利最终仍要回到暴力上来”，还有一句半世箴言——“革政不如革心”。小说还指出，梅外公精心撰写了一篇《过渡时代社会之道德》，推究起来，这不过是梁启超《过渡时代论》的假面孔，小说写到此处，梅外公的身份就有了无限遐想的空间。梅外公与梅外婆体现了道德的两种层面，梅外公从历史中走出来，他身上凝聚了清末民初几代人对革命暴力问题的思考，是文本中道德理想的根源所在，梅外婆则是其道德思想的践行者。
雪大爹，雪茄父子二人都对暴力有着深刻的反省，他们为傅朗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深深惋惜”。雪茄、爱栀双双因雷击而死，这一悲剧性的细节，展现的是现代中国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困境。雷击是一种征象，1945年8月，就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时刻，雪家的收音机突遭雷击，这又是一种符号性的写作，直指即将迅疾展开的解放战争。
雪柠还在其婴儿期就表现出特异的品性，她与云有天然的契合，见鱼则痛哭不止，八岁的雪柠懂得“质本洁来还洁去”、“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对二十四朵白云的臆想与观察持续到了小说的尾端。雪柠关于一群人致力于砍断老鼠尾巴的梦境也让人疑惑。许多的征象都显示出她的非凡圣洁，也标记出这个形象的符号属性：雪柠是梅外婆道德信仰事业的接班人，她同梅外婆一样都是刘醒龙道德理想的化身。柳子墨死后，“天堂气象站”由雪柠主持日常工作，很显然，雪柠这一形象又延续了柳子墨的人生理想。
傅朗西与董重里是表亲，结构为一种互为表里的统一体。傅朗西是一个激进革命理想主义者，董重里体现为传统道德情怀的现代面相。刘醒龙曾指出，这个“重”是“重要”的“重”，而非“重复”的“重”，这其中隐含着“文明的教养”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这里的“里”可能包含两种意义取向：一方面是故里、乡土之意，另一种则是“礼”，重里即为重礼、崇礼之意。董重里有着纯粹的社会理想和革命信仰，从心里面抵制暴力血腥行为，投身革命却不愿意与常守义等流氓无产者为伍。他与《黑暗传》建立了深固的联系，讲述《黑暗传》成为一种信念：“黑暗传，传黑暗，越黑越暗越要传”。他最终远离中国革命，也可在某种程度上透视出革命高潮之后傅朗西的隐秘情怀。只有董重里才能深深明白：傅朗西一辈子“从没有相信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傅朗西的激进理想与深刻的现实洞察力，董重里的君子仁义与浪漫情怀，共同表征了小说家的理想的革命者形象。
段三国一家成员的命名更为有趣：三国、丝丝、线线、一镇、一县、一省。其中的符号学意义不言自明。段三国中的“三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魏晋时期的“三国”历史。小说中的“三国”，可以理解为各种力量的制衡与发展，从宏观上讲，在抗战格局中体现为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三种力量的制衡，抗战之前或之后则体现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众三种力量的制衡；从微观上看则体现了杭九枫、马鹞子、雪家三种力量之间的制衡。如果从刘醒龙的道德理想叙事方略上看，这个名字又体现了政治与民间，善与恶等各种力量的平衡。丝丝、线线牵连着两种力量，一镇、一县、一省则照见全体。
在我看来，无论从善与恶交战的一端上看，还是从小说的“民间”维度来讲，杭天枫实乃小说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刘醒龙指出，这部小说在创作早期和中期，曾被命名为“雪杭”，“雪杭”之说来源于某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这个细节耐人寻味，在在透视出小说家对这个人物的倚重。就小说人物体系的结构而言，杭天枫之于雪柠，构成一种道德征服关系，杭天枫之于傅朗西，是一种信仰与忠诚的考量，杭天枫之于马鹞子，则服从于一种暴力对抗的情节预设，可见，这个人物才是小说叙事链条的关键所在。尽管梅外婆、雪柠被赋予了一种观念性的内涵而居于人物系统的特殊位置，但杭九枫的复杂性和他的民间特质，才是小说中最为饱满的人物形象，神性、魔性的高度统一最终汇成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中最富有“自然人性”的个体形象。这个人物让人联想到《封神演义》、《水浒传》中的某一类人神形象，也似乎应对了天龙八部中的一种佛陀类型。小说中还出现了于小华、华小于的对置，母子两人都为时代的潮流裹挟，命丧途中。于小华留下“日记”是为了反思过去，警戒来者，这个“日记”可与其子华小于的“言论”比对。董重里致力于研究于小华“日记”，希望从中找到一条让所有人过上安宁日子的道路。华小于从董重里那里得到了母亲的“日记”，但最终也没有走出历史的困境，他的惨死，凸显了暴力和生命悲剧的双重循环，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意识。很显然，这部“日记”指向了现代中国的“秘史”，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义。
常守义与常天亮父子的命名亦值得推敲，“守义”之人不守义，天亮却是“天良”。常天亮因为说书的缘故，最熟稔“历史重演”的历史记忆，往往能够洞察各种气候于其未发生之前。瞎眼的常天亮在天门口“肃反”、“镇反”等风暴到来之前，都会看到死亡的征象。这个人有似《凤凰琴》中的“女苕”(老村长的女儿)，他们身上都有残缺的一面，但他们比常人更为敏锐而真切地观察到某些事件即将发生的端倪。王参议之死，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他的死因居然起因于马鹞子、杭九枫的后代将其假牙丢入深井。从符号的视点看，王参议贵为国民政府的高级参赞，他有着睿智、仁爱、浪漫的一面，这才是他丢失“牙齿”的真相。
(4)空间系统。天门口的九枫楼、紫阳阁、白雀楼、小教堂，各有其内涵，他们既对峙又相通，是天门口的基本结构。最重要的空间符号，还是天门口。董重里来到天门口后给远在武汉的傅朗西去信，开端一句说，天门口的天气“有些吊诡”。狗头临别天门口时留下的一行字“只见门口不见天”也是意味深长的话语。天门口之上是天堂，对于傅朗西、董重里、杭九枫而言，善恶交战都只在一线之间展开，一步天堂，一步地狱。董重里从欧阳大姐的刀下重生之际，他在心里抱定主意：“回到天门口，离开天门口”，这看似矛盾的话语，凸显“天门口”作为一个地名所具有的多重内涵。一个“圣”字，则给小说蒙上了一层宗教与道德的面纱。“圣”标举了一种道德情怀，也是小说开出的一剂处方。考虑到宗教与道德因素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效用是极为有限的，我们不妨将天门口视为一种道德乌托邦的假想空间。
在《圣天门口》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北方与南方两种空间的“对抗”情形，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民间”视野。从空间上看，来自广西的阿彩也与这个空间系统发生了关联，白雀楼与紫阳阁的门户开放，从一开始就潜伏了阿彩人性复归的可能。不仅如此，阿彩与天门口的融合，与“北方人”在天门口的格格不入，也构成了更为广大的“南方”与“北方”区域对抗的一个元素。
除了上述四种类型的符号系统外，俄国人乌拉带来的雪狐皮大衣，也是一种象征物。小说借雪柠之口说出“俄国人带来的是一件美丽的不祥之物”，言近旨远。驴子狼、鬼鱼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符号性指称，鬼鱼是冤死者的形象，驴子狼是惩戒者的形象。种种符号子系统，共同经纬了天门口的符号世界。一部《圣天门口》就是一部符号的盛宴。问题在于，刘醒龙何以对符号书写情有独钟？推究起来，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关注：
其一，刘醒龙的作品如《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无一不洋溢着道德的经幡，道德至上既是刘醒龙主体人格的自我追求，也往往构成其创作的精神法则与文化底蕴。这样而来的一个结果是，作家会有意无意地为人物、事象贴上带有某种特定内涵的标签，从而让这些类型化的人物、事象成为一种符号，表达特定的意旨。其二，从辛亥革命到“文革”的现代中国历史，还存在许多无法言喻、欲说还休的环节，借助于符号的功能(能指与所指)，小说一方面着力渲染了历史细节中的真相(破坏、残忍、徒劳、牺牲)，一方面又有意识地规避了关于历史真相的结论性认识，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其三，漫长的时间跨度和巨大的历史内涵，需要一种将历史事件粗线条和抽象化的路径，借助于《黑暗传》、天气等符号系统，通过这些系统与文本中历史事件的交互作用，更大程度地释放了历史，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进入历史的路径。
《圣天门口》的这种“符号化”历史写作路径，体现了当下史诗性小说写作的新趋势。我们不妨进入史诗小说的写作史来看取这个问题。《战争与和平》以史诗般的辉煌节奏与宽阔视界，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静静的顿河》同样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至1922年动荡岁月中的历史，这两部作品体现了史诗小说的典范特征。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则以加勒比海沿岸马孔多小镇和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从《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到《百年孤独》，再到《白鹿原》和《圣天门口》，史诗小说的写作规范和文体特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小说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错位发展上。《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的文本世界具有广袤的空间和全局性视野，时间上则相对集中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如前者以1805年至1820年间的法俄战争为轴心，后者以1912年至1922年间顿河哥萨克民族的动荡岁月为经纬。而《百年孤独》聚焦于马孔多小镇的百年变迁，《白鹿原》聚焦于辛亥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的白鹿村盛衰变迁，《圣天门口》总括了辛亥革命至“文革”时期天门口的历史风云，这三部作品在空间上有着更为专注的，集中一点的取向，在时间跨度上却有着更为宏阔、绵长的取向。
二、《圣天门口》的历史形态
从《黑暗传》、天气等符号系统出发，刘醒龙找到了进入历史的特殊通道，历史借此展现出别样的风景。有学者将《圣天门口》归结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范畴，或谓之“新革命历史小说”。笔者以为，刘醒龙的用意不在于还原“革命历史”，而是要还原“历史”。在小说的开端处，作者借助于梅外公之口指出，“任何暴力的胜利最终仍要回到暴力上来”，“革政不如革心”。小说中的“革命”总是与“暴力”联袂而来，而小说的主旨不在阐释“革命”，重心在于反思“暴力”。尽管作为一种话语的“革命”存在于傅朗西、董重里、杭九枫等人行止和意识形态领域，但《圣天门口》不是一种简单的“革命史”，恰恰相反，小说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革命”的崇高性及其意义。傅朗西作为暴力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不仅不能保护那些忠实于他的信徒，自身也曾数度遭遇劫难，跟随他走出大别山的妻子紫玉最后也皈依佛教。满怀“革命”理想的董重里，三进三出“革命”阵营，最终自我放逐到香港。于小华和她的儿子华小于矢志献身革命，在此进程中不断探寻“革命”的意义与真谛，最终却都为“革命”的洪流裹挟、淹没。杭天甲、杭九枫父子最能体现特殊时期混杂、错乱的“革命”形态，父子两人继承了杭家绿林豪侠余风，孔武有力，作战勇敢，屡立奇功，但是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始终是狭隘的，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只愿意革天门口的命。一旦远离天门口，他们就失去了活力和激情。因此他们或违令不行，或借故开小差，或找其他种种缘由潜留天门口。作为“个体”的他们始终游离于更大范围的“革命”框架之外。
小说对与“革命”意义及其程序正义的彻底消解，表明了作者并非要重现一种“革命叙事”的可能模式，刘醒龙冀望的是历史本身而非“革命”的形态，事实上，小说中的“民间”更具活力，也成为从梅外婆、雪柠、柳子墨、傅朗西、杭九枫乃至于欧阳大姐等人的归宿与最终栖息之地。刘醒龙至少表明了一种思想立场：礼失求诸野，“民间”高于“革命”。这样看来，把《圣天门口》归结为一种“革命叙事”模式，不过是一种的“意图谬误”而已。在我看来，《圣天门口》所书写的历史形态，有四个关键词：暴力、道德、民间、吊诡。
天门口的历史是一部暴力史。贯穿全文、引领文脉的《黑暗传》就是一部暴力史，它以符号的面目直指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暴力问题。在小说中，常守义对马镇长、杭家老二、通讯员等人的暗杀，杭九枫的弑父，独立大队与自卫队的互相厮杀，冯旅长对红军的绞杀，“肃反”、“镇反”运动中小曹、欧阳大姐等人的残酷镇压行动，其他如“土改”、“反右”、“四清”、“文革”运动，处处透着杀机，一轮又一轮的暴力灭杀行为，令日月变色，沧海化桑田，小说亦借此获得了巨大的批判力量。
天门口的历史是一部道德交战的历史。善与恶的交战，贯穿这部鸿篇巨制，暴力革命的道德问题成为小说思想内涵的核心构成。小说第一章即命名为“谁最先被历史所杀”，极为醒目地标举了小说反血腥暴力的思想。小说通过梅外公、雪大爹、雪茄的言行以及种种“挖古”，反复陈述了历代暴力革命对生命和社会文明的巨大破坏。华小于与乌拉有关“后巴黎公社”的思想交流，延续了这种反暴力的思想活动。从梅外公到于小华、董重里，再到华小于这一代年青人，都对暴力革命的道德问题有着深刻的洞见和执着的探索。小说以梅外婆为理想道德的化身，确立了一面道德的镜像。常守义、杭九枫、阿彩、林大雨、小曹、欧阳大姐，乃至于傅朗西、董重里都要经受此一道德标尺的检审。在漫长的岁月中，梅外婆、雪柠、雪蓝、雪荭三代女性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而这种一脉相传的仁爱思想与纯美情怀最终产生了移风易俗的深刻影响，阿彩的皈依，杭九枫与雪柠的和解，傅朗西的最终悔悟，彰显了圣洁道德情怀的巨大感召力。凡此种种，凸显出作者在阴晦的历史天空中构建道德乌托邦的努力。
天门口的历史是一部民间史。陈思和先生曾经着重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民间”特征。小说关于饮食男女、民间习俗等风物志的描写极为繁复，甚至到了冗余的程度，只有从“民间”的总体格局来看取此一现象，才能明了作者的意图和用心。小说中与“讲史”相近的还有来自民间的“挖古”。这是民间信息的传统途径，远到西伯利亚，近到武汉，大到战争与政治运动，小到偷鸡摸狗苟且龌龊之事，各类大大小小的事件总是在不经意间迅速传遍天门口及其周边。在天门口，街谈巷语就是社会变动的晴雨表，严肃的政治意识形态以一种活泼、生动的“民间”形态释放着某种含混、暧昧的气息。
再看杭天枫与马鹞子这对生死仇家，从身份属性上看这两人分属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阵营，但其实这两人的行为举止乃至性情都有许多共通的特征。他们都把根扎在天门口，不愿也不能离开天门口；他们都有一身好本事，谁也不服谁；他们都有一种民间的侠义性情，不愿在敌我情势不对称的情形下将对方赶尽杀绝而总是留有余地(这里面当然有段三国的功劳)；他们都有根深蒂固的传续香火的情结，为此不惜共同抚育血统不明的一镇。他们都重感情，在家国两难面前他们可能会选择家。在面对“革命感情与革命道理，哪一点更重要”这样的问题时，杭天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没有感情，谁会跟着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出生入死呀！”诸如此类的元素并不少见，推究起来，刘醒龙是以天门口为江湖，从民间的角度来着力刻画人物的对垒与分歧，可见，这两人形象特征都具有深刻的民间内涵。
天门口的历史是一部“吊诡”的历史。这里的“吊诡”是小说一再直呈的话语。就在梅外婆离世的时刻，人们看到一个穿黑色丝光衣服的人影，风一样越过众人头顶，向着天上去了。柳子墨死后，从小教堂顶的钟楼里飘出一朵祥云。当天夜里，与雪家相依相伴多年的常娘娘看到了死去的梅外婆笑着走进屋里，她从此变得疯疯癫癫。林大雨上吊自杀后，细米看到有吊死鬼从空中飘过。“肃反”、“镇反”中的暴力屠杀运动尚未波及天门口的时候，瞎眼的常天亮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死人。雪茄、爱栀夫妇被雷击致死；正在广播日本政府乞降照会的时刻，雪家的收音机突遭雷击；被驴子狼吓破胆的一县，全身出现绿色，宛若一条青虫；成群的驴子狼自绝于百里西河上最深最险的鬼鱼潭：这些事象都透露出吊诡的一面。此外，奇异的杀人利器柯刀也是诡异的，杭九枫的弑父行为是诡异的，常天亮、常稳父子与欧阳大姐的死亡细节也每每都透着诡异。不仅如此，小说中多处地方出现“吊诡”的字眼：“秋天的天门口越来越吊诡”，“没有一镇、没有粮食、没有狗的春天很吊诡”，“吊诡的早春风暴来也突然，去也突然”，等等。“吊诡”一词也出现董重里、阿彩甚至“挖古人”的嘴里。众多诡异事件的出现和“吊诡”一词的反复出现，表明了作家本人对“吊诡”一词的喜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天门口是一个极其吊诡的世界，“吊诡”不仅仅是历史的色彩，更或能彰显历史的本质。
三、小说的悖论及其张力
1.存在与时间：寓言式历史小说写作的难处从上文出发，我更愿意把《圣天门口》看作一种寓言式的历史小说。历史寓言小说的意图在于从已知的历史、文化状态中推知这种历史、文化的远景。这里面包含两个相反相成的要素：指向未来的“寓言”和逐渐消逝的“历史”。一般而言，历史小说与寓言小说有着显而易见的界限，尽管历史小承载着“以古喻今”的文体功能，但历史小说本身包含着一种历史事件、史实的终结感；寓言小说则往往具有乌托邦的想象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寓言与历史之间往往具有不容易调和的两种指向，该怎样看待《圣天门口》中的历史寓言写作呢？我们不妨从《圣天门口》与《新中国未来记》的比较中来思考这一问题。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具有政治寓言小说的文体特征，梁启超在政治上徘徊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文化上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中国未来记》就彰显了这种生命的内在矛盾。笔者曾经撰文思考如下问题：《新中国未来记》何以不能成书？很显然，梁启超初创这本小说之际，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文化的成熟形态，有着热烈的想象和远景预设，这正符合政治寓言小说的一般特征。问题在于，时代变化太剧烈了，小说中乌托邦想象与远景预设所依存的现实条件转瞬即逝，对于梁启超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新中国未来记》按照原来的“计划”写下去，可能会遭遇文本和现实对立乃至于完全分裂的情形。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这部小说最终未完成。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社会历史、文化的当下情形早已背离了梁启超写作的初衷，与此相反，《圣天门口》中的历史维度具有明确的起讫时间，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完成状态，以“寓言”的方式来书写一段已完成的历史，这确乎是一种悖论。这里面隐含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的作家们如此钟爱历史题材，而历史题材小说的成绩较之现实题材的小说更胜一筹？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阵营(如“红色经典”的写作者们)，还是来自民间的力量(莫言、陈忠实、刘醒龙等)，大家都纠缠于一种看起来不言自明而事实上混沌不清的现代史中。值得注意的是，历史题材的文学往往具有突出的当下指向。一般历史题材文学的“以古喻今”的意义指向和写作方式，也只有在历史依然处于被遮蔽或半遮蔽的状态下才能找到意义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圣天门口》寓言式历史写作方式的合理性——既有对过去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重构，也有对未来世界与文化发展趋势的警戒与忧虑。
2.“史诗”的诱惑与史诗写作的当代囿限
一般而言，历史事件与小说艺术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进入“文本”的历史事件与进入“历史”的人物之间存在一种权力的争夺。着力于历史事件的还原，则可能弱化小说人物的存在性，反之，则可能将历史淡化为背景性因素，失去历史本来的厚重。
就当代史学界而言，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信史难书。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困境在于，在史学界尚未写出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的“信史”的时候，遮遮掩掩地进入历史是一种写作常态；虽然每个有写作雄心的作家都试图进入历史，但他们的作品最终只能抓住历史的一鳞半爪。另一个困境(也许更为重要)是，当作家怀抱史诗写作的雄心进入历史叙事的时候，他们自身的学养尤其是主体历史观念的素养是否构成一种挑战？纵观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我曾经长久地思考一个问题：史诗的诱惑与历史精神的贫困。历史从来是，也只能是一种混沌状态，这种混沌不是表象，是凝重，是厚度，是历史的本质。任何一种从狭隘口径的进入，都只能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这里面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个有着真正历史观念的人，他应当保持足够的“敬畏”而不附带任何观念的“成见”进入历史叙事。
这方面我们不妨参照一下《静静的顿河》这部伟大的作品——“顿河”与“天门口”就是一种包含时空两个维度的历史载体。肖洛霍夫以一种博大、深重的悲悯情怀和凝重、庄严的笔触，抒写了顿河哥萨克的曲折道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幽暗曲折的人物心灵高度融合统一。
《静静的顿河》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历史小说的力量来自历史本身的厚重，不可来得轻巧灵活。换言之，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其色彩、格调有着严格的要求，要做到历史与心灵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出发来检视当代文学，我们发现，无论是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以及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这些作品总还有些许“取巧”的嫌疑。正是这种“取巧”的写作方式，让他们离《静静的顿河》还有一段距离。
3.道德交战与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困境
回到《圣天门口》的文本，道德问题牵涉社会革命的组织、启动环节及其力量构成，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革命的发起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径，表现为革命信仰与革命手段之间的矛盾，如挑起雪家、杭家的矛盾，引导常守义暴力杀人等，二是在行动中以革命的名义铲除异己、滥杀无辜、谋取私利等行为，表现为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革命人格问题。《圣天门口》以常守义等流氓无产者的暴力嗜杀行为以及“肃反”等行动中的滥杀无辜行为，来凸显一种革命的道德问题，这是小说的用心所在。梅外婆、雪柠的形象意义也是借由这个症结而确立。
小说在梅外婆、雪柠持续不断地奉献感化行为和杭天枫倔强拒斥行为之间构成一种叙事的紧张。小说在开端借“挖古人”之口，暗示杭天枫经由雪柠感化的可能结局，这也是一种道德预设的叙事行为。遵循这种内在逻辑，倔强固执的杭天枫在其坚硬外壳下面，始终保留有一块秘地(对此文本几乎是秘而不宣的，刘醒龙在这一叙事链条上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而在小说的末端，人们从杭天枫与雪柠的“和解”中似乎看到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曙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和解”更像是双方共处于一种极其险恶的境地并经历巨大的牺牲之后的“自然行为”，这让人想到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就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而风暴过后的未来道路作者却不愿言及——这种叙事行为又让我们窥见到道德理想主义者刘醒龙在进入历史深处时的犹疑不安！
问题在于，以传统道德的力量来感化人心和解决社会问题，只是一种面向传统的取向。这方面看，即便是在宗教力量颇为巨大的西方现代社会，制度依然是关键的、核心的也是最重要的保障，《圣天门口》把道德(以“圣教”为表象)作为对中国制度与人性之恶的救赎之途径，这与从辛亥革命到“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不相符合。仅就“史诗”的内在要求而言，梅外婆的存在是一种负性因素，梅外婆是刘醒龙的道德诉求之化身，这个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有不容置疑的“观念性”特征。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梅外婆在天门口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小说对社会革命道德问题的思考的起点是《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这条线索上汇集了梁启超、孙中山、宋美龄、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历史人物。很显然，刘醒龙对暴力革命道德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这种思考立足于现代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构成了《圣天门口》的思想潜流。进而言之，《圣天门口》表征了刘醒龙的心理结构及其野心：以道德的窗口进入历史，从根本上触及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个持续已久的问题。20世纪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常常是由过往的历史进程中的政治伦理困境在社会文化领域累积、发酵而成的。早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就在革命道德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以革命压倒一切的名义将对手置于一个不道德的位置上，这是中国革命由来已久的手段与策略，至于在革命进程中发生的诸种不道德行为，则不在革命者自我反思的囿内。《圣天门口》在一个历史的对话结构上重申了程序正义与道德至上的原则。可见，小说的意义不在于给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症结开列了一剂良药，而在于它参与了一场早已中断而命若游丝的对话。正是在对话结构中，这种“以史为鉴”的醍醐，展现了从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对接之处发生的紧张。换言之，读者在伴随小说叙事链条进入历史的同时，对于当下社会文化、道德、人性的怀疑和对于未来乌托邦的想象的焦虑，使得小说文本充满了阅读的张力。
注释：
①[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②施战军：《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③刘醒龙：《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④刘醒龙：《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⑤刘醒龙、李遇春：《文学是小地方的事情》，《上海文学》2014年第4期。刘醒龙认为：“中国的历史一直在一个怪圈里循环，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是通过血腥来完成的。这就需要第三股势力的介入——梅外婆和雪家人。”由此可见作品中梅、雪两家人的存在对于整部作品的意义。
⑥刘醒龙、李遇春：《文学是小地方的事情》，《上海文学》，2014年第4期。
⑦周毅、刘醒龙：《觉悟——关于〈圣天门口〉的通信》，《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
⑧刘醒龙、高方方：《有一种力量叫沉潜——对话刘醒龙》，《百家评论》2012年第1期。刘醒龙曾经谈到，为什么要在“天门口”之间要加上一个“圣”的问题：小说写作的六年，正是女儿从出生到入学的阶段，女儿的出生与成长，打动和启示了他的小说创作。由此推究，“圣”包含了生命的欣悦与感恩情怀。能否理解为从女儿到小说中的梅外婆，再到天门口的“圣”，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⑨陈思和等：《追求历史的还原或建构——〈圣天门口〉座谈会纪要》，《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⑩罗义华：《论〈新中国未来记〉的二重结构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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