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中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转向_新文学评论_杂文_网络文摘

◆ 邱食存

　　1985：中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转向

　　◆ 邱食存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为“朦胧诗”辩护的“三个崛起”所引发的巨大争议搅动中国当代诗坛，“朦胧诗”所体现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变革逐渐为读者广为接受。出于对“十七年”诗歌以及“文革”诗歌那种政治代替人性、集体消弭个人的写作传统的反叛，“朦胧诗”诗人“以象征为中心，引进意识流、蒙太奇手法”，“语言的张力潜能，孕育出朦胧蕴藉的审美品格，实现了一次现代主义的辉煌定格”。1985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朦胧诗选》，并在1986年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后来还多次再版发行，但繁荣的背后，“朦胧诗”早已是危机重重。首先从内部而言，后期朦胧诗大多带有强烈的寻根倾向，常把自我与民族历史相联系，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主体所能依傍的文化脉络，如杨炼写于1983年的成名作《诺日朗》和1984年的《周易》、《自在者说》，这无疑呼应了当时小说界的文化寻根的创作热潮。1985年，“文化寻根热”盛极而衰，随着粗糙的、空洞意象泛滥的模仿之作的大量涌现，“朦胧诗”已失却其创新锐气。在中国先锋艺术实验运动“最为活跃的”1985年，与小说界马原的叙事实验，残雪的梦魇复现以及刘索拉、徐星的迷惘小说遥相呼应，“第三代”诗歌创作背离“朦胧诗”美学原则的倾向“已发展成一股强劲的运动”。而所谓“第三代”诗歌，就是“以向后现代写作倾斜为其主要特征的”。不像因亲身经历过那场道德失范、法律失效的“文革”噩梦而热衷政治题材、具有担当精神的“朦胧诗”诗人，“第三代”诗人因处于文学和社会的双重“边缘人”处境，开始自觉地疏离政治意识形态与主流话语规范而回归诗歌艺术本身，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大力引进与传播，“第三代”诗人开始普遍采用碎片化与解构性的艺术策略以表现日常世俗主义的反文化、反价值与反崇高等后现代性反叛特质。

一、“第三代”诗歌历史地位的确立

1985年前后，正式刊物基本上拒绝发表“第三代”诗歌，而在众多的民刊中，《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他们》、《非非》等最能体现“第三代”诗歌当时诗歌创作和理论阐释的水平。1985年1月，由万夏和杨黎等策划、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开设了“第三代人笔会”栏目，探讨了“第三代”诗人的文学和社会学意义。冲破公开正式刊物的限制，该刊后来成为“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诗群的发祥地。1985年3月7日，《他们》于南京正式创刊，印数约200份左右，到1989年休刊之前共出版五辑；1993年复刊，到1995年又出版了4期。《非非》自1986年创刊后至1993年“共编印了七期《非非》，两期《非非评论》，并形成了以四川为主体，包括杭州的梁晓明、余刚、刘翔、兰州的叶舟、云南的海男、湖北的南野同为中坚的非非群体”。众多其他的“第三代”诗歌团体大多是宣言大于实践，在构建和选编有自身特色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上还缺少实绩。

　　正式刊物中，《中国》杂志首先在1986年对“新生代”即“第三代”诗歌作了持续关注。在第3期中，主编牛汉欢呼“第三代”诗歌的诞生：“近三五年来，又令人振奋的是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新生代”，“新生代的诗作中没有……性格扭曲或虚伪的东西”。第7期“编者的话”给予了“第三代”诗歌很高的礼赞，发表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第三代”诗歌。第10期“编者的话”写道：“隆重推举新生代文学，是本刊1986年以来毫不动摇的方针。我们从不把新生代的‘新’仅仅理解为时间或年龄的秩序，它意味着对既成传统的反叛，意味着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变革与创新，这是躁动不安、渴求创造的一代。”一时间，《中国》俨然成了“第三代”诗人冲入中国诗坛的“桥头堡”，“第三代”诗歌也由此进入正式的知识流通系统，初步取得合法性地位。然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在年底最后一期的《中国》上发表《致读者》，宣布将把《中国》改为刊发长篇小说的文学季刊，强调这是“为了完善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合理布局”，因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更能够显示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这显示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第三代”诗歌的拒绝。

　　1986年9月《诗刊》、《当代文艺思潮》和《飞天》等杂志在兰州联合召开了“诗歌理论研讨会”，围绕“第三代”诗歌创作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语言意识和生命意识是当时最热衷的话题，但也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在主流形态对先锋诗歌艺术构成强大封锁的情况下，原是朦胧诗人的徐敬亚毅然关注起“第三代”诗歌，并在1986年10月推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首开“第三代”诗歌编辑之风。在此基础上，1988年9月徐敬亚又与孟浪、曹长青、吕贵品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对“第三代”诗歌进行总体介绍，肯定了“第三代”诗歌的文学史意义。随着“第三代”诗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正式刊物开始予以关注。1987年，《诗选刊》第1、 2、 3期连续介绍和关注“第三代”诗歌。1987年1月，阿红主编的《当代诗歌》推出了“非非主义诗作选”专栏。1988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与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在扬州召开第二届“全国当代诗歌理论讨论会”，周伦佑在会上宣读的《第三代诗论》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肯定的声音成为主流。在1988年年初和年末，北京的《文艺报》先后两次邀请在北京的一些评论家，就“第三代”与当代诗歌多元化问题举行座谈，对“第三代”诗歌的全面确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转向

　　从“第三代”诗人陈东东这段回忆性的自述文字中，可以看到“第三代”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辨别、学习、吸收和模仿过程。

　　

三、“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解构策略：拒绝隐喻和象征、原生态口语、冷抒情

总体上，“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解构策略主要是从“朦胧诗”意象化写作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冷抒情”，拒绝隐喻和象征，采用原生态口语，直抵生命体验本身，“莽汉”、“非非”、“他们”、“海上诗群”等“第三代”诗歌流派,无不以解构传统、打破“朦胧诗”英雄神话式的宏大抒写模式、重建一种平民化的诗歌精神而亮相诗坛的。“朦胧诗”发展到后期，其意象成了一种规范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符号，丧失了生命力原始冲动和“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物“象”沦为了表达“意”念的媒介或手段：

　　

　　注释：

　　①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诗探索》1980年第1期)、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三篇论文提出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指出“朦胧诗”代表了由非我向自我、回归艺术本身的趋势，倡导打破传统积习的现代主义艺术革新。“三个崛起”论为“朦胧诗”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传播与接受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招致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83年秋，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巨大压力，当事人不得不做出了“自我检讨”。

　　②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③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

　　④周伦佑:《第三代诗与第三代诗人》,周伦佑编：《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后现代主义诗歌》，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⑤万夏和杨黎等策划,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第三代人诗会》，《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1月，第31页。

　　⑥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打开肉体之门》，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⑦牛汉：《诗的新生代》，《中国》1986年第3期。

　　⑧牛汉：《编者的话》，《中国》1986年第10期。

　　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致读者》，《中国》1986年第12期。

　　⑩徐敬亚：《诗歌报》第一辑，1986年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第二辑、第三辑，1986年10月21日、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