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耶路撒冷》关于存在的思索
◆ 张艳梅
《耶路撒冷》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为数不多的好长篇之一。应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长篇小说我读得越来越少了。读得少了，是因为值得读的不多，太浪费时间。虽然我对中国文学依然抱有热切期待。第一次在《当代》上读到《耶路撒冷》，感觉隐约还带着《水边书》的底色，抑或说是成长小说的些微印记。同时，小说中的生命沉思、信仰追问、历史反省和现实批判，又给了我崭新的阅读体验，几乎可以说内心深受震动。及至读过单行本，翻回来看到那个明显是精心设计的封面和目录，在那道曲线中，隐含着一种动态的平衡，看似逃不掉的轮回，其实是摆脱历史梦魇、现实深渊和精神枷锁的努力。很多人都认同，这部小说写出了一代人的生命和精神历程。从花街，到北京，漫长的时空里，缠绕交织着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疼痛的人生经历、复杂的情感体验，徐则臣以冷静而热忱的文字，记录这一切挣扎与惶惑、告别和寻找。耶路撒冷，对于秦奶奶，或是福小，初平阳，并没有本质不同，信仰，始终是每个人，每代人，抑或这个国度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回去吧，故乡
故乡还在吗？没有人知道。对于今日中国，每一天都有村庄在沦陷、荒芜，甚至消失，当年鲁迅所说的远处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现在大约是冒着黑烟的工厂，或者断壁残垣的烂尾楼，还有的早已成了野草湮没的无人区。我们的故乡都去哪了？这是个没有答案的天问。近百年来，我们斩断的包括文化之根、伦理之根、大地之根，也包括记忆之根。因为消逝，记忆慢慢就会模糊。故乡，成了永远刻在骨头上的伤口，不能碰触，碰触就会疼痛，无数人行走天涯，漂泊尘世，永远无法获得内心安然，因为我们没有灵魂的住家，也没有心安的归航。初读《耶路撒冷》，是在火车上，车窗外的原野一闪而过，那些大片的绿，仿佛彩色画布，扑面而来的寂寥生机，像一种召唤，又像是一种遗弃，初平阳在多年后回乡的列车上，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渴盼和疼痛？花街，北京，耶路撒冷，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秦福小，你，我，我们所有人，正漂流在世界的哪一个渺小的点上？《故乡》和《耶路撒冷》开篇，主人公一个坐船，一个乘火车，在不同季节，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时隔近百年，鲁迅和徐则臣写下各自眼中的乡土中国。一个是萧索荒芜，一个是日新月异。“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而徐则臣笔下的故乡如何呢？“泥沙的河岸变成了石头、水泥的堤坝，房屋越长越高，隔三岔五有高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初平阳觉得，现在不是他们的小船进入了城区，而是运河上的生活进入了城区。”“运河南岸的花街在21世纪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前走，一切都在变。花街在往新里变，往时髦和现代化里变，往好日子里变，新楼和新房子一觉醒来就冒出来，很多人只有穿上了品牌的衣服才好意思出门。”一百年了，中国乡村真的现代化了吗？在急速变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真的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了吗？从鲁迅到萧红，再到徐则臣，故园情怀不是单纯的人文地理图景，还是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探察，以及生命哲学的载体。
鲁迅写故乡面目全非，不仅忧虑，而且伤感。“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徐则臣同样满怀感伤从初平阳回乡卖房子写起。米店老板孟弯弯的老婆尖声叫道：“呀，北京人儿回来了！”和鲁迅当年笔下的杨二嫂如出一辙。“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这一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现代人的精神漂泊一直是则臣小说的母题之一。这种再次告别意味着什么？一百年前，鲁迅《故乡》中的复杂情感，如今已被我们解读得支离破碎，《故乡》中的三个世界，童年桃花源，残酷现实乡，未知理想国，是乡土中国的历史脉络，也是一个根在土地的人，从土地上渐渐连根拔起的过程。那么，徐则臣水汽氤氲的花街和大和堂，与鲁迅笔下五彩斑斓的海边西瓜地和老屋，是否意味着同样的文化符码？鲁迅的西瓜地，是鸟语花香的黄金世界，是人到中年历尽劫波依然残存天人合一之念；花街的大和堂，科学与玄学，传统与现代，是更复杂的合和同一。从文化意义上，我们常说，鲁迅是站在世界看乡村，是居高临下的启蒙立场；百年后，则臣是回到花街看世界，是一代人的自我启蒙姿态。《故乡》结尾，鲁迅对宏儿和水生一代抱有期待，冀望于彼此之间没有隔膜，还有一个崭新世界在前头，现在想，这已经无异于幻想国或者乌托邦了。尽管鲁迅自己并不清楚走多少人能走出那条路，也不清楚那条路通往何方。徐则臣在《耶路撒冷》结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算是对鲁迅《故乡》的致敬。“所有掉在地上的都捡起来”，简直是神来之笔，故乡，同样是破碎和失落，连带着精神家园，在现代化拆迁浪潮中，早已经化为粉末，大和堂终究会被拆毁，传统中国只剩下遥远的回响，那么，要怎样捡起来？
徐则臣给出了重建文化中国和信仰中国的选择。运河边打鱼的老何是传统农民，对儿子又爱又不满。让人不期然想起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作家们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依旧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李杭育所想的，三十年了，徐则臣仍在思索。当年李杭育的小说和福奎，被认为带有逆时代进步潮流的历史惰性，三十年后，当我们的家园被工业化完全摧毁，再也找不到蓝天碧水，清溪净土，我们还有勇气嘲笑葛川江边那个顽固的身影吗？相比较李杭育以古拙硬朗的笔触描绘葛川江边的民俗民风，花街的水乡意蕴显得细腻宽柔。其实无论哪种文化形态，作家们追问的始终是最本质的命题。或者说，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永远不是颂歌，而是挽歌。每个时代过去之后，总会留下上一代的遗民。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破坏，与福奎一样，老何日子过得如同乞丐，但他本能地排斥故乡的变化，他用最传统的方式捕鱼，煮非常好喝的鱼汤，生活简陋而心态平和，他的儿子染了红头发，喜欢热闹，跟水、跟草、跟泥都不亲，甚至跟人也不亲，每天心绪烦躁，眼下的生活让他觉得不如死了清爽，当然，这是气话，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代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小何闹着要搬到风光带去，老何因为老伴的坟在屋后面，想留下来陪她。初看，老何坚守的是贫穷和闭塞，小何代表的是对落后乡土世界的反叛，是追赶现代与世界相融的愿望；认真想来，老何那种心怀感恩、诚意正念、宁静古朴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方式，仍旧值得我们思索。所以，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中，生活反思、历史反思和存在反思，都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初医生和初平阳是知识分子代表，父子两个对故乡的态度相似，“和孩子在一起，哪里都一样”，卖掉大和堂，让儿子去往耶路撒冷，夫妇两个准备搬到女儿那里，三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初平阳则感慨把年轻人捆缚在荒郊野外，整天与水草泥土打交道，不见得是对的，老何的坚守是则臣对于乡土中国最后的挽歌，父子两个人潜在都认同了这种告别，实际上是乡土观念和故乡情怀的瓦解，乡愁隐藏在现实选择背后，倒显出了文化反思的冷静。在文化意义上，我们都是漂泊异乡的流浪者。那些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寻找和创伤，感动我们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追问，这一代人经历的是怎样的时代，时代深处流动着那些思想的碎片，对于个体和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早些年写过《还乡记》，记述了远离故乡的“我”的一次回乡之旅。 在叙述者看来 ，农村世界已经完全“礼崩乐坏”，成了堕落和罪恶的渊薮。现代人的乡愁里包含着太多东西，文化、政治和精神乡愁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对时代的拒斥和疏离。徐则臣自述：我写了很多出走和在路上的小说。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可能源于一种补偿心理，至少补偿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里得不到的，你会在虚构中张扬和成全自己。我从小梦想在路上，到世界去，但我又是一个胆怯的人，且多少年来受制于各种环境和条件，从没有酣畅淋漓地出走过，也从未心无挂碍地跑遍世界，尽管现在我去了很多地方和国家，心里依然拘谨、挂碍和纠结——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天生就是个瞎操心的命。你想彻底又彻底不起来，那只好在小说中把自己放出去，去无限接近那个绝对的、心仪的自由和放旷。当然，写作日久，思索既深，很多问题会换个方式去考量。我发现我无法原地不动地看清自己，也无法原地不动地看清小说中的人物，我必须让我和他们动起来，让所有人都走出去、在路上，知道他们的去路，才可能弄清楚他们的来路，才能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人是无法自证的，也无法自明的，你需要他者的存在才能自我确立；换一副嗓子说话，你才能知道你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出走、逃亡、奔波和在路上，其实是自我寻找的过程。小到个人，大到国族、文化、一个大时代，有比较才有鉴别和发现。我不敢说往前走一定能找到路，更不敢说走出去就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但动起来起码是个积极探寻的姿态；停下来不动，那就意味着自我抛弃和自我放弃。我特别认同和喜欢他这段话，觉得这真是一个智慧的哲人。
现代中国，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经历了什么？那个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固然早已不再，而现实意义上的故乡，同样支离破碎，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路上不断抛弃和失落文化传统，码头上父子两代人的争执，妓女纪念馆，大和堂拆迁，满眼烟尘中，如何找回故乡的宁静，我们是否还需要内心安宁，那片海边的西瓜地，还有多少人念兹在兹？《耶路撒冷》从归乡写起，从卖房写起，写一代人离乡漂泊，回乡寻根，再次离去的历程，故乡是世界的起点，耶路撒冷是世界的终点，那条离乡的路，是寻找，是告别，也是思索。正如小说中的以色列教授从耶路撒冷到上海寻根一样，每代人，每个人，世界的支点并不相同。小说中的故乡是中心，面对这个离散的，碎片化的世界；而耶路撒冷是重心，是面对这个不断崩解的，充满了失重感的世界，离开，回来，再次离开，一代人的精神烙印着故乡的标记，离开那个小村，小村就是故乡，离开花街，花街就是故乡，离开祖国，祖国就是故乡。这部小说无疑是最中国的，又是最世界的。传统中国就是花街到北京，现代中国则是从北京到耶路撒冷。很难说这是一种进化论观点的线性文化史观；反过来看，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人类寻根意图的叠加。花街是充满了负罪感黑暗的人生囚狱，耶路撒冷则意味着忏悔和救赎。是现实意义上的罪乡与精神意义上的圣地，幻化出了这一代人复杂的故园寻根情结和精神疗救之旅。
走吧，世界在远方
写作，意味着什么？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还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接近本质的实存？作家写作的时候，我思故我在，还是我在故我思？有些作品我们看不到作家的身影，听不到作者的声音，有些作品，作者的声音覆盖了一切有效认知区域，这其中的差异，不是对待世界和文学的态度不同，更多是写作者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什么位置。从哲学意义上看，一切文学都可以看作反思文学；从语言学意义上说，一切文学都可以看成建构文学；从文化意义上说，一切文学都可以看成历史文学。我们在生命不停息的奔跑中寻找静止和安宁的力量，又在凝固不动的世界内心寻找突围的路径。出走，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告别，目光延伸出去，就是世界的远方。回到《耶路撒冷》，花街是起点，回乡不是叶落归根，是永远告别。北京，不是终点，只是一个生存的节点，那么，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小说中，傻子铜钱说，到世界去，坐火车到世界去。这个人物不是个简单的个体，他是景天赐人生的替代性延伸，也是众多童年伙伴的人生镜像。则臣通过他说出了“到世界去”的命题，等到小说结尾借助天送之口，说出了更具人生和历史反思深度的那句话：“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这两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构成了天赐这个小说叙事起点和支点人物完整的精神世界。人生其实大体上分为两部分，就像上帝准备好的那样，白天和夜晚，燃烧和熄灭，活着和死亡。在小说中，则臣写出了有光的世界与黑暗的童年。小说隐含着很多话题，宗教层面的话题沿着两个不同视角殊途同归。一个是年青一代，他们背负着无处倾诉的痛苦煎熬，走在各自救赎的路上。一个是秦奶奶，圣经，教堂，穿着解放鞋的耶稣，这是宗教的一体两面。有信仰的在黑暗的童年里，被禁闭在自罪的深渊里，无法摆脱沉重的心理阴影，追逐着成长的年华和脚步，那个有光的世界在哪里？作为宗教圣城，耶路撒冷有多重所指。信仰的圣地，生命的光源，与古老的乡土中国，与历史叙事的中国，与现实中国，我们还读到了什么？小说反复写到雷电。雷电，黑暗中的光，对于秦奶奶，老何，天赐，很多很多人，他们的遭遇与雷电有着怎样的关联？天赐，铜钱，两个不正常的个体，一个是被雷电吓傻，一个是被猪踢傻，那么我们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中看到了什么？正如福柯认为的那样：癫狂往往被定义成一种生理现象，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与其他的疾病不同之处在于受到损害的不是物理的某一部分机体，而是人的精神本身。癫狂本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天赐和铜钱，在小说中是傻子，但又是先知一样的人物。天赐对着镜子说：我找不到自己了！铜钱对着大家说：我要到世界去！小说中，宗教意识不是重点，则臣在一些访谈中也曾提及。与宗教意识相关的问题是，隐含在人物和国家历史命运中的反思，作为信仰重塑的思想参照体系，也是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体系解体后，宗教信仰在民间迅速发展的一种反观。我们不缺乏可供信奉的宗教，缺少的是真正的信仰。文学作为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表现出一代人对历史和生活的沉思，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品质往往具有超越民族认同感的世界意识，如“耶路撒冷”所承载的人类精神结构，某种意义上，是普世的信仰共同体。
人生，最需要战胜的是什么？是虚无。《耶路撒冷》写成长(生命意义上的哲学反思)，主线是现实(发展意义上的文化反思)，背景是历史(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反思)。三个维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比较宏观的带有纵深感的文本。对于人物来说，生存焦虑和道德焦虑，则构成了最重要的两个向度。正如蒂利希所言：“绝望同样也是对罪过和谴责的绝望。”这是无法回避的，人不可能通过自我谴责获救，同样，自杀可以把人从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却不能使人从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所以，与存在有关的问题，必须回到存在本体上来寻找答案。天赐之死是小说叙事的原点，一群年轻人沿着死亡起点开始漫长的人生之旅，归罪重要，还是忏悔救赎更重要？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初平阳、秦福小、易长安和杨杰四人心中最沉重的精神负累，不是景天赐的死，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参与了这场悲剧。死亡，比活着的任何遭际都更有力量，也更让人绝望。天赐自杀，有很多因果，却不是佛家的业报和轮回。那个雷电交加的傍晚，四人在运河中比赛谁先游完四个来回，易长安是那一场比赛的始作俑者。“他鼓动另外两个伙伴跟天赐再比试一下”，“世界上完全可以没有这场比赛，但是易长安成功地让它有了”。他对天赐被吓傻一直感到恐惧和内疚。杨杰是提供凶器的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信，他让当医生的小姑妈给了每人一把手术刀，给天赐的时候，初平阳和易长安都劝他，担心有危险，但他坚持要给。其实是憋了口气，想让天赐知道他说到做到。四个人里，初平阳、易长安和杨杰的刀都丢了，只有天赐一直保存着那把刀，并且用那把刀成功杀死了自己。那把刀，也就此把杨杰钉上了杀人犯的十字架。福小、初平阳则与天赐之死，有着更直接的关联。福小曾嫉妒弟弟受到长辈偏爱，天赐被照顾得越好，福小就越难受。这种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矛盾，对于有着重男轻女传统的中国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她知道父母心眼明显偏到弟弟那边去。好东西紧着弟弟先吃，好衣服紧着弟弟先穿，弟弟跟父母一块儿睡，她却得和奶奶住一屋。她不停提醒自己，作为姐姐，她必须照顾好弟弟，虽然她做得不错，心里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正是这种复杂情绪让她面对弟弟的自杀行为时没有及时阻止，与初平阳一起，就像合谋，完成了弟弟的自然死亡。阻止天赐动手之前，她的心理活动称得上很冷静：“也许这样更好。你伤害自己，从此知道伤害别人的痛苦；从此你可能再也不会痛苦，再也不会让别人痛苦；如果你解脱，也解脱别人，再不必半夜为你忧愁。”“让你横；让全家人围着你转；让你一个人姓景；让你把所有都占据了。那好，去死！”而当死亡真的降临，她第一次了解生命的脆弱，亲眼目睹甚至亲手葬送了弟弟以后，她实际上成了终生不能获救的罪人。童年的初平阳依恋福小，他喜欢福小温暖热情的亲和力，在无法分辨懵懂爱情的年纪，他甚至经常希望福小是自己的亲姐姐。初平阳听从福小的命令安静下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天赐倒下。初平阳从此同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自责和追悔之中，他一直在后悔那晚的临阵脱逃，恨自己内心的软弱。他应该冲上去制止，但恐惧使他转身逃走。
悲痛、恐惧和后悔，就如同摆脱不掉的阴影，自天赐死的那刻，附着在这几个小伙伴身上。“痛苦是罪和恶的结果。但痛苦也是一种救赎，它有肯定的价值。”很多年来，初平阳都在思考，并且反复自问：“没有及时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算不算凶手？”同样的自我归罪，成了心的枷锁，这几个人自此把童年关进了黑暗的牢笼，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们一直试图找到让自己赎罪的途径，但是没有，死亡太缓慢太强大了，死亡和鲜血漫漶的阴影，不可能速朽，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景天赐代表溢出正常规范的存在的消亡，则臣没有把他写成反抗者，他只是带有偶然性的创伤，他的死亡，则具有比存在本体更丰富的所指，在宗教意义上，他就像耶稣，以自己的死亡，让每个人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原罪，然后去选择各自的救赎道路。一代人的怕和爱，一代人晚祷的钟声响起，那些年的死亡，我们要么是间接的凶手，要么是冷漠的旁观者，我们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这个民族因此越来越怯懦，越来越卑劣。
比起初平阳，福小具有更深刻的宗教领悟。初平阳选择耶路撒冷，福小选择奶奶的圣经，两个当年死亡的直面者，选择了类似的方式，正视自己生命里的罪。初平阳读博士，计划去耶路撒冷深造，是他一直不断找寻的过程。这两个人选择了正面朝向上帝，希望通过忏悔，获得上帝的谅解，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有正常的生活。那个雷雨之夜，秦奶奶背着十字架跌倒在一个水沟里去世，那一代人其实还活得好好的，没有多少人心里有这个十字架，无论是自我反省，还是为那个罪恶的时代背负。谁能够以沉重的肉身去救赎世人坠落的灵魂，最终寻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秦奶奶一个人的信仰，在那个狂热的造神年代，显示出了独立的精神品质。徐则臣在这部小说中，以初医生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秦奶奶作为宗教信仰的代言，以易裴卿作为反抗虚构历史的证词，塑造了比起年青一代更丰富更饱满的艺术形象。那么，秦奶奶的信仰来自哪里？“以上帝为代表的一切终极对象，都被逐渐转化为观念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存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得到一种认同：正是因为没有上帝，‘上帝’这一观念才能象征无限的完满；正因为没有偶像，寻求信仰的过程才有意义。”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信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成为一代人思想解放、精神救赎和文化启蒙的原动力。
每个人到最后都要直面自己的心。福小去了墓地，在秦奶奶和天赐坟前，感受到奶奶心灵的力量，觉得这些年心中的恐惧、怨毒和芥蒂，都没有了。当她拿起奶奶留下来的那本圣经，接替奶奶坐在耶稣像前，才终于明白自我救赎的意义。杨杰选择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和佛家思想。生意做得越大，内心越空虚，越找不到自我，直到有一天突然顿悟，他开始转行做边角料，因为“水晶是二十三亿年前的地壳运动遗留下的宝物，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大小的边角料，也得穿越浩瀚的光阴才能到我们的眼前”，过去“可着性子糟践人家，简直罪过，心不能安”，这让他深感愧疚。正因为岁月和心灵深处，始终横亘着天赐手上那把手术刀，杨杰的内心从未获得安宁。无论物质财富如何强大，都不能弥补他精神的空洞和心灵残缺，他开始反思社会生态以及资源过度开发，开始体恤自然，走上回归之路。继关注水晶碎片之后，他开始礼佛，这让他内心笃定；他食素，这让他远离酒桌少应酬；他听佛乐看佛经，让自己的心获得宁静，直至返璞归真。
关于罪与罚这个话题，我和则臣聊过，也和李浩、弋舟聊过，面对这三位艺术品质非常突出的“70后”作家，我忍不住要追问，为什么选择这条通往民族灵魂深渊的道路，这个关乎信仰问题的领域，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现实绝望和反抗，我们并不容易说清楚。为什么“70后”作家意识里，有那么强烈的罪感？这种罪感来自对父辈的审视和追问，也来自自我身份的存疑和焦虑。2013年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乔叶的《认罪书》，弋舟的《蝌蚪》，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这五部长篇小说，或多或少，都隐含着孤独、绝望、漂泊、忏悔、救赎等主题。那种内在的焦虑感，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缺少罪感意识，是因为缺乏西方的宗教传统。在基督教那里，救赎是上帝参与解决人世的善恶之争和消灭痛苦之源。上帝取消罪，还原爱，分担人与世界的痛苦。人是自由的存在物，但往往缺乏对自由的判定和自由本身黑暗的认知。实际上，人与人的关系中，比起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容易蕴含一种宗教因素，宗教秩序虽然指向神，但却是实存层面的力量，虚幻的安慰来自政治层面，即世俗秩序规范下的外在力量依赖。人与人之间倾向于精神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则更多冲突性因素。回顾“文革”，大众那种精神狂热，领袖神圣化，献身精神，忠诚，同样具备宗教性特征，与秦奶奶背上的十字架，形成时代烈焰的燃烧和灰烬。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和精神，就像脚上耶稣的解放鞋和秦奶奶背上的十字架，和马兵聊天，说到这个细节，两个人都赞叹，简直是又一处神来之笔。
小说把每一个人作为罪的源头，自我审判。这种自我审判，面临的是正义的艰难，又是伦理的纠缠。福小的自我流放，孩子的救赎，奶奶的经书，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们面对的历史审判从来不是一个人，不是个体，是历史和时代，是共同体，无思想的“平庸的恶”。这是阿伦特最为关心的问题，晚年一直到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这也是阿伦特反被别人质疑最重的一条。阿伦特在目睹了审判过程中艾希曼的种种表现之后说艾希曼“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都是凶手，对于弱者，我们放弃救治，而选择扼杀和遗弃。这个有罪的民族，精神上的残缺和历史上的精神黑洞，我们尚缺乏正视的勇气和力量。则臣说，写作《耶路撒冷》，他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我说，阅读《耶路撒冷》，包括写下这篇文章，我同样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那些让人难以安睡的追问，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不能承受的圣城之重？这是俗世生活之后的一个成长故事，也是一本带着神性的哲学讲稿。初平阳的专栏，是这一代人面对的精神问题，不同的思考、追问和解答。实际上是一代人的精神史。景天赐是一个原点，也是一个转折点。一切都由此出发，又必将回到这里。小说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活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我们看得到作者想让我们理解的世界，而在精神世界中，我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带动去寻找那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上帝存在与否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信仰以怎样的方式存在。铜钱，这么一个傻子，他可能是花街上活得最疯癫也是最明白的一个人。信仰到底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约束？当我们在魔性时代，寻找神性光辉的时候，人的内在世界变得无比辽阔，正如徐则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人的内心比时代更为宽阔，把内心风暴写出来，同样可以成就史诗。”
看吧，那些时光
《耶路撒冷》以初平阳回花街卖掉大和堂为主线，讲述了花街的变化，花街人的变化，各种现实和历史问题，一一浮现。小说采用了复调叙事，初平阳对“70后”这一代人的讲述，徐则臣对初平阳和我们所有“70后”这一代人的讲述。小说是中年心态，微凉而又不乏伤感的，诗意表达背后是非常理性的思考。第一篇专栏，初平阳讨论了“到世界去”这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文化旅行和文化自救。那么，如何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然不是拦下一辆飞驰的时代列车那么简单，况且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这些年，我们建了好多孔子学院，作为文化输出的承载者，然而中国的世界形象越来越差，到底问题出自哪里？回到文学，当代历史叙事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记忆，越来越像作家的精神自恋。徐则臣也在讲述历史，没有回避，不绕弯，不犬儒，诚恳而严肃，然后我们在初平阳的专栏里，看到了“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的题目，“70后”没有“50后”和“60后”直接经历的气壮山河，山崩地裂，乾坤颠倒，而是听到了历史的袅袅余音。因为听到了，就不能如“80后”、“90后”那样心无挂碍，在无历史的历史中自由地阔步前进，“70后”背对历史，却背负着历史之罪，一个抽象的历史，改变了一代人的精神向度。过去像一个无物之阵，顺从吗？鲁迅的影子更巨大。所以，我们在“70后”作家的历史叙事中，看到了这一代人对待历史和现实更为负责任的立场。则臣小说有着特别出色的精神品质和思想质地，这一点在年轻作家之中，几乎是屈指可数。现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逐渐虚无，背后跟着的是历史观的虚无。回望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叙事，从伤痕、反思开始，对历史的评价，大都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在革命史观的阴影里向前徐行，《古船》，《芙蓉镇》，包括后来的莫言的《生死疲劳》和《丰乳肥臀》，重写历史的冲动中，到底包含着对历史的何种态度？“70后”作家其实于那段历史而言，完全没有切肤之痛，即使是家庭受到冲击，童年记忆里也不会有红色风浪，落实到文学叙事，则臣是从文化和宗教入手的，这一点也可以看到“70后”作家对历史的复杂态度。不是斩钉截铁的断裂，这一点不似“五四”作家的坚决，也不是感情上的拖泥带水，更多的是重构哲学史观、文化史观和生命史观的自觉。这部小说，在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维度中，重建了复杂而深远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充满了精神不安和焦虑时，重要的是找到或者寻回生命内在神性。形而上的生命意味呈现，是非常富有启发的。生活的碎片化是客观的时代走向，精神的碎片化是主动的价值分解。把自己打碎，然后掉在地上的才能捡起来。否则，世界究竟还是一地碎片，无法依止。回到历史层面上，历史的叙事空间巨大，而且有着思想的真空。“破四旧”时把真正的御码头砸毁，市场经济按照利益最大化需要，肆意篡改历史，“让乾隆到繁华的地方上岸”，凭臆想拟造御码头；强拆民宅和教堂；大兴土木建造莫须有的妓女翠宝宝纪念堂。对于翠宝宝的标准像，领导决定雕出来什么样她就长什么样，“反正也没这个人，所以一定会往最完美的标准里长”。纪念堂的修建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纪念堂本身是为了纪念历史，如今却成为粉饰历史、虚构历史和改写历史的见证。小说最初涉及御码头这一历史被市场经济篡改，后来是大拆迁，建杜撰出来的妓女纪念堂，那么多专家义正词严论证这不存在的历史，惟有易裴卿坚决反对，易长安父亲易培卿这个前嫖客前酒鬼，现钉子户现业余作家，成为历史真实的坚守者，这一笔真是具有强大的反讽意味。
上一代人是历史悲剧的制造者和历史灾难的牺牲者，这一代人还是，下一代人也会是。现在看，我们还不知道哪一代人能超越中国历史的循环。这一代人背负着什么，吕冬为什么待在精神病院里，就像写诗的食指，或者格非《春尽江南》中的王元庆。这些人把精神病院作为精神自由之地。不是简单的逃避，或许还是一种反抗的自觉。这些生活的隐者，并没有直接批判历史的负罪者，也没有以历史的受害者高调张扬自我。秦奶奶、初平阳的爷爷初凡子都经历过“文革”的批斗、戴高帽子、剪阴阳头，也目睹了信仰的崩塌，正因如此，秦环开始信奉基督教。初平阳对“耶路撒冷”一词念念不忘，以致十九年后卖老屋去耶路撒冷留学，即源于最初听秦奶奶祷告反复提及这个词；福小在弟弟死后，一直面临巨大的精神困扰和心理危机，后来选择离乡远行，多年漂泊，最终带着天送回到花街，走进教堂，代替奶奶坐在了耶稣像下面。这里面有关于信仰的追问，这个前面谈到了，还有就是时光自身的力量，以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当我们缺少正视历史的勇气，缺少直面历史之罪的能力的时候，漫长历史中发生的任何悲剧，都有可能轻易重演。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也包括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
小说也涉及爱欲问题。性政治在中国影响深刻。舒袖对初平阳耳朵的喜爱；易长安对惠惠哭泣的痴迷；杨杰对于秦福小自制泡椒的依赖；秦福小对初平阳、易长安、杨杰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他们三人对于秦福小不言不语的好感，是成长叙事中的情感轨迹。放在社会生活大背景下，其中隐含着影响的焦虑。爱欲和死亡，向来是文学叙事的两大母题和内在动力，在这两大暗区影响焦虑之下，《耶路撒冷》给我们提供了令人感叹的精神深度。小伙伴们，背负同样的死亡阴影，彼此间掺杂说不清的爱欲，是精神共同体形成的两大支点。这一切成为小说隐含的另一话语，爱欲在罪恶和救赎中的位置。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阐述了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纳粹统治下的种族大屠杀，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极端邪恶的最集中体现。平庸的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耶路撒冷》讲述成长的同时，在讲述历史，反思历史的同时，在反思人生。对于罪恶和绝望，鲍曼给出的拯救之途是：个人无条件地承担起道德责任。鲍曼和阿伦特开出的处方能够根治“平庸的恶”吗？“平庸的恶”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世界去魅之后理性化趋势使道德保持缄默，法律(规范)没有办法完全取代道德对于个人或者共同体的功能；道德成为个人的事情，而自律不仅对自己不具有强制力，同时还没有办法推及他人。初平阳的专栏中写到了告密的恐惧，那种精神折磨和心理焦虑超过了游街侮辱等现实人生的恐惧。时间简史中关于生死的反思，都成了时间阴影里的唯一光源。初平阳的目标很遥远，这个还未完成的哲人，是个社会学者、诗人和作家，多重身份在小说中建构出来的历史反思意味，超过了生存本体。
注释：
①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②张艳梅、徐则臣：《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张艳梅对话徐则臣》，《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3期。
③[美]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④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⑤[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⑥杨慧林：《罪恶与救赎——基督教文化精神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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