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宗璞的《东藏记》
◆ 陈进武
如今，“玉精神，兰气息”成为耄耋之年的作家宗璞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大概缘于她的文学作品一以贯之的优雅气质与古典韵味。从20世纪50年代的《红豆》，到80年代以来的系列长篇《野葫芦引》，莫不如此。尤其是《东藏记》以浓郁书卷气优雅记叙了西南联大时的一段往事，直面知识分子节操与人生选择，可谓一雅超百俗。在新文学“大学叙事”中，借文学透视西南联大，主要得益于华裔作家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跑警报》、《西南联大中文系》和《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然而，如何以新的方式书写历史，怎样走出当下“知识分子写作”的困境，从而为历史叙事和重构知识分子形象积累经验与开辟路径，这不仅是当下文学叙事的难题，也是《东藏记》难以回避的挑战。那么，宗璞是要做旧式“回望”，还是全新“远行”？难能可贵的是，在“知识分子写作”集体出走的时代，宗璞选择“远离现实以呈现历史的知识分子精神来挽救‘知识分子写作’的颓败”之势，力图塑造有中国力量的脊梁式现代知识分子，以重塑当下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格。但这种“选择”却显现出宗璞是有“洁癖”的，她极少创作知识分子题材外的小说，如陶慧韵评价梅菩提的“你是有洁癖的”(《三生石》)，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写知识分子恰是另一意义上的精神“洁癖”。颇富意味的是，这种“洁癖”不仅显著体现在《东藏记》的知识分子塑造上，而且还深藏于所谓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中，甚至成为一种整体的审美意蕴。
一、“苦涩”叙述：找寻生活实感中的知识分子
曹文轩认为，“文学实际上是相对于第一世界——即实际存在的世界——是第二世界……文学所呈现的世界……它的根本任务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精神需要之中就有一个对新感觉的需要”。从这一意义看，文学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新感觉”的呈现，但这并不意味文学的“精神需要”与作家的“自我”情感体验无关，而更应该是以自我的“生活实感”为支撑。何谓自我“生活实感”？事实上，它着重强调“作家进入历史语境的能力，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精神立场塑造、观察、理解他所描绘的生活及其中的人物”。就文学表现的生活来说，“五四”知识人以思想启蒙者身份与异域文明眼光审视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多表现战争年代的动荡生活，50年代出生的作家对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政治生活与80年代文化传统的崩溃有深刻诠释，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往往流露出强烈的时代错位感与反叛意识，这些都是作家的“自我”形象及其“生活实感”于文学中富有穿透力的呈现。对于“20后”的宗璞来说，《东藏记》的“生活实感”主要体现在她的人生经验与小说创作之“苦涩”。在“后记”中，她谈到了写小说的“苦涩”：
写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差不多有七年之久，实际上是停的时间多，写的时间少……一九九三年先试着写了几个短篇，下半年开始写《东藏记》。一九九五年发表了第一、二章(载《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一九九六年写了第三、四章，一九九七年又是一场病，直到现在病魔也没有完全放过我。但是我且战且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这部书。
宗璞概括了《东藏记》“写的很苦，实在不潇洒”的状况——父丧、重病及琐事干扰，不能阅读而全凭口授写作，都增加了写作难度，但她凭借写下去是“责任”的信念，“在蝉声聒噪中，《东藏记》终于脱稿”。可见，写《东藏记》的过程很“苦”，她把创作描述成像蚂蚁衔食般慢慢爬动，因为太笨，只能用滚雪球方式写作。当然，“苦涩”一词传达的并非轻松愉悦，更易连带起往昔种种记忆，如何怀硕说的，“甜性的美感赞以悦目，苦涩的美感咀嚼人生”。其实，透过宗璞的创作之“苦”，最值得“咀嚼”的是小说叙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段苦难历史和人们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具体表现有四：
一是“东藏”之苦。《东藏记》名曰“东藏”实为“南渡”而“西藏”，但小说并非表现“南渡”过程，而是“西藏”后的生活。在战争岁月，人们被炮火驱赶，家园成为遥远记忆，特别是每天“跑警报”，时刻躲避日机轰炸，先“渡”而后“藏”，便蕴含了“苦涩”深入骨髓之义。由此不难理解，尽管“昆明的天，非常非常的蓝”，但人们仍忧虑“不知能在这里停留多久，也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有强烈身在“异乡”的“异客”感。不过，与继续“祖先流浪的脚步”的犹太人相比，“东藏”之“苦涩”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同时更寄寓了毕竟还有乡可离、有井可背、可存有早日“衣冠北归”的愿望。但并未改变小说表现“背井离乡”的“苦涩”叙述基调。
二是生活之艰。生活艰辛与苦涩是《东藏记》的普遍状况，孟弗之一家的生活具有典型性。在北平时，弗之仅凭教授一职能担负五口人生活，还有不少结余；到昆明后，生活变得艰难。为补贴家用，吕碧初先托吕素初卖掉一对金镯子，其后陆续将细软物件卖出，最后不得不当出孟家祖传的翡翠别针，这些足以说明孟家生活拮据。从嵋生病和弗之受伤住院，也能见到生活越来越难：嵋住院时，碧初拿出全部现款——“五百五十九元八角七分”——再多就拿不出了；弗之受伤时，竟没一分现钱，碧初只得向学校借钱才买到药。当然，他们的住处也相当简陋，先搭建房子，后被日机炸毁，随学校搬迁后，终于找到三间“与猪为邻”的土房，“已是十分满意”。高级知识分子尚如此，当时普通民众生活又怎样？宗璞并未过多描绘，但透过嵋的眼睛能发现民众生活之苦——“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柴火垛边，正望着她们。女人干瘦，似乎已经被榨干了一切水分。背上还驮着一个不小的婴儿，脑袋在背兜上晃来晃去。”仅这一幕就可以深刻透视当时生活的极度艰难，实际上，嵋的贫血并非个别现象，那时学生因营养不良，约一半以上严重贫血。可以说，这些描绘形成一股无形力量，直抵人心最深最柔处。
三是兴学之难。这种“难”主要体现在校址选择难、科学研究安定难、教学条件改善难、教学设备购置难、日常教学周转难、办学资金筹措难等方面。拿明伦大学来说，从北平迁昆明后，没宿舍，便用木槽填土和夯土围墙，用洋铁皮做屋顶盖起简易板筑房；缺设备，师生们便自己制造，有用铁丝编养白鼠的笼子，有用砖头砌流体实验的水槽；缺图书，便与本省大学商借，又从长沙转运来，就这样建起图书馆。尤其是学校随时面临日机轰炸危险，最后搬到城郊，采取零散方式办学。在这样的境况下，教师们为兴学奉献了全部心血：为守住学校购置的光谱仪和墙式电流器等珍贵仪器，庄卣辰不顾个人安危，为保住仪器而险丧命；弗之去上课一次得走近三个小时……中小学办学同样辛酸：没校舍，便把寺庙改成宿舍；没操场，师生们便运土平整空地修操场；没教室，就将草莽坟堆当课堂。当时学校大多处在“打游击”状态，兴学之苦涩跃然纸上。
四是爱情之涩。宗璞对爱情的叙述更透出浓郁的苦涩，除了弗之和碧初相守相护，几乎很难找到其他的美满爱情。先看中年一代，吕素初与严亮祖之间有二房荷珠，而荷珠掌家，素初只能“怎样安排就怎样过罢了”。萧子蔚爱慕郑惠杬，但两人并未结合，他因此而始终独身；钱明经和郑惠枌的婚姻因明经的拈花惹草而濒临破碎；刘婉芳受不了生活之苦而离开了邵为等。在这里，几乎没有一份可靠的爱情，倒是尤甲仁和姚秋尔夫妇做到了“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但他们的“刻薄”行径无疑是对爱情的讽刺。到青年一代，爱情总是没有圆满结局：峨“所爱非人”，她向子蔚表达爱意而遭拒，从此拒绝爱情；仉欣雷得不到峨的爱，但为救峨，“刚要走到一起，就永远分开了”；庄无因与嵋的爱情处在朦胧中而得不到绽放，隐含“两人错过了，成为终生之恨”的意味；殷大士因澹台玮的牺牲(《西征记》)而失去真爱；凌雪妍与卫葑的爱情也因雪妍早逝而烟消云散，而卫葑难以大胆接受澹台玹的爱意。在某种程度上说，《东藏记》中爱情之涩是基于宗璞认定的“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观念。
不容否认，在文学的审美属性已获充分肯定的当下，文学必须借助象征或者审美来完成历史叙述与人物塑造，而《东藏记》的“苦涩”叙述，一方面正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路径的探索，是在审美构建下所展示的叙事空间；另一方面突显了宗璞那种精神“洁癖”式坚持书写知识分子(《桃园女儿嫁窝谷》是少见的农村生活题材)的状态。但是，必须指出，宗璞着意重塑的还是具有现代品格的知识分子，而并非旧式的知识分子。
二、有限度的“立”：知识分子的塑造与被拆解
如果说孟樾等“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那么卫葑、晏不来和李宇明等“青年一代”又有怎样的担当？李宇明是走向“红色”道路的知识分子，而晏不来投身中学，他以“勿忘躲藏之耻”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还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卫葑这一形象更复杂，他是孟樾的外甥，明大教师，但他并不把教书育人或探究学术作为唯一追求，他信仰共产主义，因而在抗战爆发后便只身前往延安；他能力突出，仅在延安时就胜任多方面工作；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守原则，始终不宽恕沦为汉奸的岳父凌京尧；他果敢坚毅隐忍，不论是在延安受不公正待遇，还是在昆明过苦涩生活，他坚守知识分子的端正品行与操守；他忠于爱情又有君子风度，他爱妻子凌雪妍，即使在她去世后，他仍放弃向澹台玹求婚，因为玹子应该有更好的归属。尽管与孟樾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有较大不同，但卫葑等青年知识分子散发的新气息，也恰恰是宗璞充分理解和肯定的。可以说，这也使得两类人物以互补形式共同构筑起了《东藏记》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与独立品格。
尤甲仁和姚秋尔是夫妻，尤是明大中文系教授，姚是中学英文教师，他们最出名的是为人刻薄、搬弄是非。他俩的住处被命名为“刻薄巷一号”，而这种尖酸刻薄及自私虚伪表现在：初见孟樾和碧初，便满脸堆笑，满口老师师母，一旦得知峨在仉欣雷死后到报纸登订婚启事，就假意问候，把这事当“画着黑框订婚”的笑话来讽刺；当孟樾因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被特务抓走时，尤甲仁不再有所谓“老师”之情却说着风凉话；听到人家闲聊，他们便添油加醋拿雪妍与李宇明大做文章，编造所谓感情纠葛；对于钱明经与郑惠枌的家庭危机，他们假意劝慰，暗地却讽刺挖苦；他们还拿夏正思年轻时失恋和萧子蔚独身等说事，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将这些“妙想”设法传播出去，全然不在乎他人是否受伤害……他们还热衷吹捧自己，但面对社会黑暗统治和现实苦难罪恶，却选择缄口不言，这些叙述把尤姚两人之“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白礼文，他学识渊博，精通甲骨文，但过于落拓不羁，生活潦倒；好学术更好骂人——这种“骂”甚至不分时间、地点、听众和观众。即使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他保留当公子哥时抽大烟的恶好，甚至因此擅离职守。无疑，白礼文身上无所谓民族气节，更无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与道德感，他本就是典型的旧世知识分子。
三、思想的缺席：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缚
从本质上说，《东藏记》中两类知识分子都只是传统知识分子，他们还远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谓“纯洁”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本着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珍爱“名节”和“以义制利”等意识，并在对待“邪恶”知识分子态度上存在文化传统观念遗毒。这也说明了《东藏记》并未达到“立”现代知识分子之“形”与“骨”之目的，而同样陷入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呈现背反的创作“怪圈”，即作家们越渴望创造理想知识分子，反而越不能出现；越期望“立”起知识分子，却越“立”不起。事实上，这一现象蕴含了小说中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陷入精神“洁癖”的双重自缚中：他们既不接受或鄙夷传统、旧式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现代”的执牛耳者，但其思想观念却又多立足于“传统”，因自身思想的缺席而实质上被置于“现代”之外。具体来说，我们可从三个层面来说明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缺席情况。
最后对于女性存有偏见。在孟樾等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女性的本分是相夫教子，因此《东藏记》中的女性几乎全是“家庭主妇”，如吕碧初、吕素初、荷珠、玳拉、郑惠枌、金士珍、刘婉芳。不过，姚秋尔、郑惠杬、凌雪妍、吕香阁等试图走“异路”的女性处境又怎样？自食其力的姚秋尔为人所不欢迎，歌唱家郑惠杬终身未婚，凌雪妍早早过世，而从商的吕香阁更让很多人不喜欢。可见，不走“家庭主妇”式的路子不会有“幸福”(吕香阁最终嫁给英国人瓷里去了英国，更说明了这层含义)，这无疑是压抑女性情感和生活的表现，也是对女性独立的变相否定。这一观念与苏童《妻妾成群》、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和金庸《鹿鼎记》等小说中突显的男性中心意识(或“一男多女”情节)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在张洁《无字》中，从墨荷、叶莲子、吴为到禅月这四代人，尚能见到由女性从依附于男性到成为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现代女性的理想状态，但《东藏记》却未隐含这样的意愿，甚至对于女性的偏见还延伸体现在对待“妾”的态度上，如荷珠是严亮祖的妾，尽管孟樾、澹台勉、吕碧初和吕绛初等亲戚表面上对她满是敬畏，但心底里并不真正“尊重”她，即使是荷珠的亲生儿子严颖书也不愿把她当作“母亲”，而更愿意认素初为“母”等。
注释：①鹿桥：《未央歌》，黄山书社2008年版。
②汪曾祺：《人间草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
③张光芒、陈进武：《“知识分子写作”的终结——从〈你在高原〉谈起》，《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④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⑤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第319页。
⑥宗璞：《东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宗璞：《东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宗璞：《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何怀硕：《苦涩的美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⑩陈进武：《宗璞与外国文学》，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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