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梦芙

　　关于当代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思考

　　◆ 刘梦芙

一、引言：研究百年来现当代诗词的意义和基本观点

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文化热”、“国学热”，到21世纪初发展为生机蓬勃的国学运动，得到政府高层的支持。重振国学，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增强在全球文化竞争的软实力，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央提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平崛起”等概念并付诸实践，是传统文化价值的体现。《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赋予传统文化以崇高的地位，要求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文、传习传统技艺等优秀文化普及活动，加强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典诗词属于国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具有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与辞章之美于一体的永恒价值，在文学殿堂上闪耀着千古不灭的灿烂光辉。历代诗人词家留下无数精品，20世纪诸多国学大师和名家创作的诗词，同样有珍贵的价值。当今诗词社团遍布全国，互联网上涌现许多中青年作者，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属于国学运动的一个方面。传统诗词既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广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所喜爱，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文学体式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具有明显的社会效果，这是欧化新诗和俗文化、快餐文化难以取代的。在政府和民间都重视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研究晚清、民国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百年来的诗词，深入了解诗词在国学中的位置，明察诗词继承与发展的规律，树立诗词名家的风范，对于推动新世纪诗词的创作，颇有现实意义。

　　我父亲刘凤梧(1894—1974)生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毕生写作诗词数千首。在父亲教诲下，我自幼诵读唐诗、古文，少年时代习作诗词。20世纪80年代期间，师从中央文史研究馆著名诗词家孔凡章先生，并向缪钺、施蛰存、钱仲联等前辈学者问学。同时参与全国各地诗词活动，广交诗友；注意搜集诗词文献，撰写并发表论文。1997—1998年曾被借调到京，任《中华诗词》编辑；1999年调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专力于现当代诗词研究，出版论著多种，编校二十世纪诗词文献近60种。2005年，我以“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2010年完成，成果即将出版。在长期积累文献的基础上，我结合几十年写诗作词的体验进行研究，形成以下观点：

　　1.传统诗词是富有中华民族文学特色且品位高雅的艺术形式，为国学之英华。它与时代同步更新、发展，生命力极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新诗未能取代传统诗词，民国以来众多名家的创作成就和“文革”后诗词兴盛的史实足以证明。用源自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割裂传统，贬抑旧体诗词，这种文化虚无的错误应当大力纠正。

　　2.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文化与旧体诗词，产生白话新诗。但旧体诗词的传承并未因此中断，民国期间名家辈出，到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创作高峰。诗人词家心忧邦国，情系苍生，以诗词反映风云多变的时代，不仅其思想内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时在诗词的表现手法和由此形成的风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开拓和创新，其总体成就非但足以抗衡古代，且骎骎然有超越之势。规模宏壮的创作群体，数量极为丰富、文质兼美的诗篇，以及同步产生的诗学、词学理论，理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3.近百年诗词以知识精英为创作队伍中的主力，其中多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与国学大家(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马一浮、柳贻徵、黄侃、刘永济、陈寅恪、夏承焘、缪钺、钱仲联、钱钟书、饶宗颐等)；还有多位新文学家(如鲁迅、郁达夫、老舍、朱自清等)，他们是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诗词既是反映历史的镜子，又是言志抒情的艺术，通过作品来探讨作家的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以诗证史，以史为鉴，可知民族文化之兴衰，极有必要。

　　4.儒家思想学说在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对历代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广大民众都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现当代诗人词家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多来源于儒家经典，其高尚品格亦多由儒家陶冶而成。同时汲取新知，中西融合，既能善承传统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其诗词作品的主旋律是抗敌救亡、批判专制、呼唤民主自由与世界和平，希望民族复兴、国家昌盛。

　　5.脱离传统文化的根基，走“全盘西化”之路的所谓“创新”，绝非正道，近百年来的欧化体新诗，已提供了经验教训。当今诗词创作应该继承古代以至近现代诗词思想与艺术的精华，诗人结合时代以言志抒情，同时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作风与气派。

　　6.现当代诗词的内容、格调、技巧、意境、流派形成、作家成分等与古代诗词多有不同，写古人笔下所无的题材，风貌多新。但形式上的新与旧、风格的通俗与高雅，并非检验作品质量的绝对标准，唯有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精品，方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中“善”是核心因素。

　　7.“五四”以来的现当代诗词上承古代及近代，是中国自《诗经》以来三千年诗史发展到20世纪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未曾中断，而且正在延伸，理当对此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深入的研究，补写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

　　8.前辈诗词名家多为学者，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二而一之，风格高华典雅。作品之外，其诗论、词论多有高见卓识，通过梳理阐发，对当今的诗词创作富有指导意义。

　　以上观点，融贯于笔者多部论著之中，引用大量文献史料和具体作品加以论证。由此期望学术界关注近百年诗词，建设当代国学中的新学科，为中华民族文化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当代诗词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当代”这一时间概念，原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现代”即民国时期有所区别。但从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后到1976年“文革”结束，在严厉批判传统文化的政治氛围中，诗词创作处于沉寂局面，虽有人坚持写作，但除上层人物外，不能公开发表。诗词复兴是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之后，因此本文所言“当代”，指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与清末、民国间的诗词相较，当代诗词的数量远胜于前，质量上则有明显的差距。“文革”后老一辈名家纷纷凋谢，继起者为出生于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青年作者，由于传统文化教育之缺失，中青年的诗学修为不足以与前辈争雄，因此当代诗词的总体质量偏低。需要今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方能逐渐恢复消沉的元气。笔者曾撰写并发表《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与存在问题》长文两万多字，本文因篇幅所限，只对当代诗词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作简要论析。

　　“文革”后诗词复兴，迄今已三十多年。从表象上看，颇为热闹：大规模、跨地区的诗词学会和小型诗社上自都市，下至县乡，几乎遍布全国。据《中华诗词年鉴》及相关资料统计，至90年代间，全国各地诗词社团已达一千多家，以各种形式印行的诗词刊物与作者专辑、大型诗词总集与选本在千种以上，创作队伍达百万之众。中华诗词学会与各省市诗词团体协同高等学校、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商界企业、电视广播与报刊媒体联合开展一系列活动：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吟诵会与创作大赛，向学校和社会宣传诗教，到各市、县树立“诗词之乡”的典型……其势头有增无减。互联网的普及，为诗词提供了迅速交流传播的工具和无远弗届的空间，大大小小的诗词网站纷纷建立，并成立以中青年为主体的诗社词社，作品集也随之出版。现在每天都在产生海量的作品，诗词已成为群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据作者的年龄、职业和作品的风格倾向，诗词队伍大致可分三派：1.“庙堂派”(这是诗友的戏称，取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之意，姑且用之)。成员大多为六七十岁以上的离退休官员和职工，多在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期刊上发表诗词，内容一般不离“主旋律”，突出政治，歌功颂德，也有反腐倡廉之作，艺术上则普遍平庸，缺乏鲜明的个性。2.学院派。人员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高级知识分子，以中老年居多，有些人不参加任何诗词组织与活动，余事为诗，不求发表，作品风格较为典雅，内容着重于个人的思想情怀。这一派人员分散，人数最少。3.在野派或曰“江湖派”。大多为中青年，职业多种多样，包括在高校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作品多发表于网络，也见诸各类期刊，内容多写真实的情感，指陈时弊往往无所顾忌，水平则参差不齐。部分作者颇受民主自由乃至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新国风”、“试验体”等，或要求诗风平易，反映民间疾苦；或主张旧体诗词与新诗融合，追求新异。“在野派”中青年作者往往不以“庙堂派”之作为然，思想方面形成“代沟”；“学院派”孤芳自赏，除与圈子内的人交往酬唱外，与其他两派也缺少沟通。这只是大致的分类，许多作者在三派之间都有关系，难以确定。

　　存在的问题：1.作品极多而精品很少，人数百万以上的诗词队伍中高手不足百人，绝大部分作品没有多少传世的价值。老年人多受意识形态影响，思想趋于凝固，缺乏活力；青年人国学根基不深，见识浅薄。2.观念取向多元化，审美差异甚大。许多人有创作热情却不识诗词正道，网络上经常引发无谓的争论，以至互相谩骂，充满暴戾之气。与此相反的则是印行的各类纸质期刊所载舆论紧跟政治、统一口径，缺少真正的学术批评。3.各地以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诗词团体不脱官场习气，级别高者充当领导，往往是外行指挥内行，政治统制艺术；网络诗坛则如一盘散沙，青年人个性自由，互相排斥。4.在研究方面，人数寥寥无几。学界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不关注百年来的现当代诗词，诗词作者则不重视理论。各种诗词期刊都刊登论文，但对近百年诗词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成就并无全面深入的了解，学理上谬误甚多，一些重点鉴赏的“精品”实为赝品，所谓创新流于空论。5.百年来尤其是晚清、民国诗词未曾全面搜集整理，不但珠玉沉埋，有失传之危；研究者个人也难以掌握大量的文献，理论体系无从建立。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问题的存在，当代诗词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三十多年来的当代诗词未曾积累多少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成果，更谈不上扎实深入的研究。创作上没有正确的理论加以导引，方向不明；作者群体关系散漫，缺乏凝聚力，“复兴”不过是声势而已。

三、解决问题的设想

(一)发展当代诗词，需制定科学的规划，建立健全的人才机制

　　国家的治理与建设，必须在充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制定规划，并有相关的制度保障规划的实施，在施行的过程中又需依据实际情况随时加以调整乃至改革，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要解决当今诗词存在的问题，使诗词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同样要有规划、有措施，同时建立相关的制度。兹事体大，有待诸多专家集思广益，而人才问题至关重要，缺乏卓有成就的诗人词家，诗词发展将流于空论，因此提出建议。

　　当今有多少诗词作者、多少诗词社团？诗词队伍中究竟有多少成就突出的作家？迄今尚无确切的数据，需要在全国普查，发动社会各界推荐人才。建议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请德高望重的名家任学术委员，重点对中青年诗词作者的德、才、学诸方面加以考察(要求被举荐的人才提交诗词作品和相关论著)。当今虽然不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时代，诗词作者有其职业，以余事为诗；但可以借鉴古代的荐士与察举之制，表彰、奖励确有成就的作者，建立人才库。如能形成一套发现人才、激励人才、培养人才的制度，必将促进诗词事业的发展。国家无此机制，诗词作者不过自生自灭而已，诗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学。

　　对待人才，既要有高标准严要求，又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在弘扬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大前提下，广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者，真正施行“双百”方针。缺乏良好的体制，不能涌现杰出的人才、产生伟大的诗人和学术大师，“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二)亟须抢救近百年诗词文化遗产

　　近百年来，历经战乱与政治运动，大量诗词作品残毁失传，一部分作品或深藏于图书馆，无人问津；或仅存手稿、油印本、内部印本，流散于社会。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老一辈已故名家的诗词集，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亟须抢救、保护。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古代诗歌史绵延不绝，惟独到现当代缺乏旧体诗词的纪述，只有白话新诗的文学史是不全面、不真实的，这一片巨大的空白、严重的断层，亟待弥补。众所周知，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结集之后形成文本，文学史家只有在充分研究文本的基础之上才能写出论据坚实的历史，抽象的空论或片面的判断，不足以信今传后。因此，全面搜集、整理20世纪诗词和相关的学术论著，采选其中精品编纂出版，为当今及后代子孙留下足资创作和研究借鉴的文本，是为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全唐诗》由清代康熙帝命翰苑词臣编纂成书，存诗48300余首；《全宋词》则由现代词学家唐圭璋多方搜辑，复经学者王仲闻订补，存词约两万首。由于年代久远，大量作品已经失传，编者广搜博考，极费心力，断章零句亦视为珠璧，掇拾入书。而近百年来诗词作品浩如烟海，少数人不可能完成搜集整理工作，必须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发动学术界的力量在全国普查文献。又因近百年诗词数量虽远越古代，质量却良莠不齐，必须加以鉴别，选其精品入编，不同于《全唐诗》、《全宋词》凡见作品必录。至于编辑与校勘的体例，已有中华书局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及“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收入鸦片战争后迄于“五四”前著名诗人别集，已出版20多种)，足资借鉴。

　　(三)组织学术研讨会，为诗词正本清源

　　“五四”期间胡适、陈独秀等人以西方思想学说为武器，严厉抨击传统文化，诗词亦受株连；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左”倾，在“四旧”之列的诗词同遭厄运，这种历史造成的对诗词的负面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消除。最明显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多种现当代文学史没有诗词的位置，研究新文学的学者公然反对现当代诗词进入文学史，以所谓“现代性”实为西方观念作为诗词不能入史的判决标准(王泽龙之文，发表于国家重点期刊《文学评论》，笔者曾撰文反驳，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学术界》，2009年)。当今学术界研究诗词，截止于“五四”之前的作家作品，对“五四”后的诗词视同无物；许多学者不通格律、不能创作，其理论完全脱离现当代诗词的实际，流于空谈。甚至多用西方的文学、美学理论框架硬套中国诗词，不惜削足适履，歪曲本来面目。学院中能做诗填词的学者只是少数，其心力不在于现当代诗词研究；而社会各界的诗词作者与爱好者，不以研究为职业。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后连续举办了二十多次全国诗词研讨会，但属于民间群众团体的集会，缺乏一流的学者参与，大量论文质量不高，得不到学界的重视。当今是一个观念多元、众声喧哗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传统、解构德性，诗词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确立核心价值，将永远处于散漫无归、自生自灭的境地。

　　中华诗词研究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官方设置的专门学术机构，广大诗词爱好者寄有厚望。建议研究院组织确有造诣的诗人、学者，连续举办高层次的研讨会，为诗词正名，在理论方面澄清误区，统一认识。究竟何者为诗词的核心价值或曰根本精神？诗词与传统文化、与国学有何关系？观念多元化是否各种思想、各种“主义”一律平等，无高下优劣之分？所谓现代新诗是诗坛主流的说法能否成立？要求诗词走“大众化、通俗化”之路以及“声韵改革”是否可行？当代诗词创作如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诸多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消除困惑。讨论，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宜设置学术禁区，力求客观、公正、理性、宽容，形成畅所欲言、生气勃勃的局面。“文革”结束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思想得以解放，社会迅速转型，堪为范例。

　　(四)关于诗词创作

　　属于文学范畴的诗词创作是诗人词家的个体行为，不同于学术研究可以作为集体项目。中国诗史上伟大的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无不具有高尚的人格、超越的理想、博大的胸襟，兼以杰出的才华、深厚的学养，写出的诗篇方能光照千古。在帝王时代，除科举考试作试帖诗要求“颂圣”外，没有谁规定诗人如何作诗，但诗人都能自觉遵守基本的道德伦理和艺术规范，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生生不息。历史发展到当代，风云变幻的时局使传统文化饱经劫难，诗词亦元气摧伤，如前文所述，当代诗词庞大的数量不等于质量，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作为文学，诗词不同于政治、经济体制，不可能以政令强行改革；更不同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永远新胜于旧。纵观古今，诗词的绵延发展离不开继承，在老成凋谢、青黄不接的状况下，片面强调“改革”，无异于拔苗助长。当务之急，首重继承，诸如历代名家作品中浑涵的民族精神与德性，丰富多彩的艺术体式与格律声韵系统，在未曾深入了解、未曾确切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之时，不能轻弃。创作诗词，需要多方面的文化知识，古代诗人无不博通经史；今人同样应该多读诗词之外的典籍，培根固本，取精用宏，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早明斯理。

　　拙著《近百年诗词概论》，论及现代诗词之思想内涵，概括为三点：1.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2.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3.悲悯人生与博爱万物的终极关怀。并结合名家作品加以阐析。本文限于篇幅，只略谈第二点。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成为杰出诗人和学者的必要因素。史学大师陈寅恪兼为诗人，1929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撰写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毕生无论是治学还是余事为诗，都体现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20世纪文化学术界树立风范。有人以为他在海外留学多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基因。孔子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人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庄子之精神独与天地相往来；屈原诗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橘颂》)……先秦时代贤人君子的思想品格深刻影响到历代士人，尤其在沧海横流、国家多难之际，最能显示贞介不移的风骨气节。陈寅恪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虽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但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其著作中处处可见。西方自由主义着重于维护个人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则是既追求思想自由，又顾全民族大义，通家国于一身，行中正之道，陈寅恪为典范之一，对今日诗坛也多有启示。“五四”后诸多老一辈诗词名家心怀邦国，悲悯苍生，在艰难困苦中护持传统文化，使优秀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得以承传，正是一种独立自由的意志。其思想情感不以时代、地域为限制，作品以真善美为归依，故有恒久的价值。做诗先要做人，人品决定诗品，今日诗坛同样需要“以人为本”，培养人格高尚的诗人，在宽松的环境下自由创作，诗词方能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出现众多学派，诸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威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新儒家、新左派等(参看高瑞泉主编《中国思潮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各派之间展开争鸣，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蔚为大观。而抒情言志的诗词，本来就是心灵世界的一种自由活动，不可能以外力强行控制；何况诗词作者自有其职业，仅以余事为诗而已，更不可能在某种指令下写作。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今，为诗词提供了自由发表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混乱，作品真伪杂陈，优劣莫辨。如何善为引导，以理服人，在正确的观念下创作，做到多元化的统一，是亟待解决的艰巨课题。

　　诗词创作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行各业不可避免地染上功利化色彩。有人撰文指出：三十年来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长到中国历史的最高点，但道德堕落到历史的最低点。当今官场腐败，社会贫富不均，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生态严重污染，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可知道德缺失绝非过甚其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各种文艺形式，诸如音乐、绘画、书法等，皆已走向市场，具有经济价值；唯独诗词尚未商品化，诗词队伍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守住一片心灵净土，正乃品质高贵之所在。笔者始终认为，诗词本质上属于精英文化，如果走“大众化、通俗化”之路，则丧失其高雅的特色，变为庸俗、媚俗。以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为喻，各国参与竞赛的选手都是层层淘汰而出的体育精英，并非大众；同样的道理，唯有历代知识精英创造的高华典雅的诗词，才能代表民族文学最高成就，为我中华赢得诗国的美誉。参与全球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理应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而不是降低品格，着眼于一时的功利。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原非矛盾对立的关系，知识精英负有引导大众不断提高文化水平的责任，普及固然是提高的基础，但不能要求诗人一味迁就水平较低的大众。在当今拜金风盛、道德滑坡的状况下，更需要诗人词家保持纯洁高贵的精神品格，创作真善美合一的篇章，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五)关于诗词研究

　　如前文所述，学术界普遍不重视现当代诗词，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建议研究院多举办高层次的研讨会，发动学者参与，只是解决问题的某种措施；而丰硕的学术成果，必然是有志于此的诗人学者经长期艰苦的努力方能获得，研究院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鼓励支持。是否能仿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运作方式，设置资金，提出论题，面向社会招标，要求申报者定期完成后由专家验收，对优秀成果予以表彰、推广。以下论题，谨供参考：

　　1.现当代诗词的基本精神与艺术特色

　　2.二十世纪诗词的发展历程与总体成就

　　3.现当代诗词的时代特点与审美取向

　　4.二十世纪诗词重要作家作品研究(诗词名家评传)

　　5.二十世纪诗词流派研究

　　6.二十世纪旧体诗史

　　7.二十世纪词史

　　8.二十世纪诗论、词论研究

　　9.传统诗词与语体新诗之比较

　　用典使事是诗词的重要特点，为诗词作注，解释其中的典故和本事，是传统的研究方法，要求作注者具有广博的学问和扎实的功力，很不容易。关于近现代诗词，目前已有几种注本，诸如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注黄遵宪诗，上海古籍出版社)、《沈曾植集校注》(注沈曾植诗，中华书局)、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注朱祖谋词，巴蜀书社)、刘斯翰《海绡词笺注》(注陈洵词，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吕碧城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无不凝聚注家多年的心血。至于毛泽东诗词和鲁迅诗，因作者特殊的历史地位，更有多种注本。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值得提倡，理论唯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才有说服力。

　　二十世纪诗词是一片埋藏珠玉的莽原，有待学者辛勤开掘，阐其潜德幽光。窃以为研究者需具备多方面的条件：①对待属于传统文化的诗词，应怀有如钱穆先生所言“温情和敬意”；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理解之同情”。②要有国学根基，对儒、道、佛诸家思想学说与古代诗史、词史有充分的了解。③有诗词写作体验，熟知包括格律在内的诗词艺术，理论能结合创作实际。④尽量掌握文献，研究须以史实与文本为依据。当代诗词从近现代诗词发展而来，其间多有跨代作家，不可分割，因此需要对二十世纪诗词作整体研究，明其渊源流变，并时时上溯古代，考察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要求研究者有贯通古今的学力。老辈学者如钱仲联先生，既是国学大家，兼为杰出诗人，在清诗研究领域开疆拓土，著述等身，成就之卓越为学界公认。而现当代诗词研究目前尚无钱先生这样的领军人物，后辈的学力与前辈差距颇大，培养人才，积累成果，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持续不懈的努力。

　　总之，当代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任重道远。殷切期望在中华诗词研究院的引导下，解决存在的问题，克服种种困难，开创新的的局面。以上思考，或有谬误，敬祈与会诸公指正。

　　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