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宇

　　日内瓦最便宜的铺位是十六人间。鼾声此起彼伏，脏衣汗臭绞在一块，饮料半开，吐司裸露。窗帘闭得严实，几周没开的样子。醒的人在床头，插线，刷手机。脸是井中的月，黑水里发光，零星抬起来，打量进门的人。冒出水面的月光，片刻又沉下去，回到井下高深莫测的世界。我打开电筒，找到自己的八号床，手机钱包扔上去，放枕头下，行李锁在柜子里。脱鞋，袜子塞进去，推到床底，蹑手蹑脚爬上床，心想躺一阵子再洗澡。其实洗不洗也无所谓，明天见人前洗就好。我下铺的保加利亚人和对床的波兰人套近乎。他俩把外套挂在床栏，穿衬衣，斜躺床上。衬衣褶皱，如衰老的躯干，拱出层叠的皱纹。明天得找地方去烫衣服，我这样想着，便睡去了。

　　门咯吱一声，走廊的光泄进来。锋利峡谷，裂开地板，切到桌脚，裂痕渐大，直到被沉重笨拙的阴影盖上。头顶光亮的中年人进来，端空碗，一双筷子像夜里的两把刀，哼哧着挪步到桌前。门弹回去，又把光关在外面。我没看清他的脸，只听到他脱下外套，把鞋推进床底。半夜时，我惺忪地醒了，伸手去摸枕下的手机。扫过房间一眼，适应黑暗的目光发现对面下铺坐着的中年人。见到岿然不动的身影，我心里咯噔一下，险些叫出声来。他静坐在沉闷肮脏的空气里，凝固如水泥墩，纹丝不动几分钟，随即站起，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小缝，把头探出去。外面路灯，白银的光照到他的脸上。我怕他转过头来时吓到我，故意在床上翻动一下。他的头埋在窗帘的缝里，没注意到我。我下床去厕所，眼睛被光照得难受，又不想睁开。回来时发现忘了钥匙，没戴眼镜，摸到楼下前台，报上姓名，取了备用的钥匙。

　　屋里还是鼾声起伏，中年人已回到了床上侧身酣睡。

　　第二天早上排队洗澡的时候，我已把半夜的中年人忘到脑后。抓过两片面包，我泡着麦片囫囵吞过，奔向车站。车站对面，绿色的排窗让我想起巴黎。

　　“巴黎的公寓要比这好看多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露出熟悉的神情。我仔细看，想寻些三年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白色风衣，黑纽扣，浅灰色衬衣。这是她冬日的打扮。她换了香水，再不是那牡丹与麂皮的味道。

　　“不要走了。”

　　我想起上次见面的场景。那时，我还敢去拉她的手。她的手不成比例的小，线团一样地攒在手心。她把脸转过来看我，东城的光，斑驳阴影，若隐若现的笑。

　　“少来。”她抽出手，把身子侧过去。“师傅，到了这个点还是这么堵。”

　　“哎，什么点都堵。没关系，你飞机赶得上。”

　　“师傅你慢慢开，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 我说。

　　“你可别听他的。”

　　“要是误了飞机，这我可耽搁不起。你能赔吗？”

　　“能。我还给你加一倍车费！”

　　“行儿，那我跟您慢慢地晃着。”

　　她没把这当真，但朝我皱皱眉头。

　　“和你家男人还好吗？”

　　我们找地方坐下来。晚饭前的咖啡馆，厚重门帘，挡住寒冬。她脱下风衣，挂在藤椅上。下班的人，在这里和情人见面，喝一杯酒再回家。

　　“都好。我想，再过半年，我们就要结婚了。”

　　“是吗？那真是恭喜了。”

　　要是半年前，我想我還会说，刚烈女性主义者可不能结婚。但她表情认真，我也不再用戏谑的语气。我们谈些国际组织碰上的荒诞人事，无穷无尽的red tape，止步会议的道德说辞。她的声音激动起来，脸色红润，说改造世界的热情已是大减。她说着，我也附和着。

　　“归根到底，都成了漂亮的话。”

　　“我现在挺怕的。”我说。

　　“怎么？”

　　“妥协唾手可得。”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但这也不是妥协，世界观不同，有些人认为他们看透。”

　　“看透的cynicism也是传染病。”

　　“我不这么觉得。他们也许看开了，佛学的修行。”

　　“多少人能达到这个境界，还是在拿‘看透作挡箭牌。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难。”

　　“知其不可为而为。你还在说这话。大家求心安理得，不是吗。”

　　她的眉眼是和涉世未深的男孩说话。纳闷为什么三年之后，看不见心智的成长。他在欲望上多么脆弱，善于妥协。外人看来，他和因职业与金钱妥协的人没什么不同。只有他不这么认为。他果然还是高估对人的欲望，认为这样的时刻，是超越社会驯化的欲望的时刻。在她那里，这倒是一种不实诚了。不如去掉那些漂亮的话，承认自己的欲望也好，那样也算统一了。

　　“你这次过来，住什么样的地方？”

　　“两人间的公寓。”

　　“哦，那很好。你要是早同我说，我那里，说不定还能住的。”

　　“还是不要麻烦的好。”

　　我们再没有继续点酒。轻轻抱了一下，就此告别。我走回“宽敞公寓”的路上，脸上一定不好看，受了羞辱，不知道是她的辱，还是自己欲望的辱。

　　我再起来的时候，动作慢了许多，甚至忘记来日内瓦的正事还没开始。拿起挂在床头的衬衣，无处可烫。我把外套披上，穿上风衣，只要不取下来，看不到内里的皱。和下铺的波兰-保加利亚联盟搭了几句话，大家来参加的联合国会议各不相同。保加利亚人蹭过三个会，刚开始在国际条约局的实习。都是无薪。

　　“我下班还有一份送外卖的活儿，”他斜躺在床上跟我说，“干到十一点，有时候到十二点。日内瓦十二点的时候最漂亮，成了没有废话和傲气的美女。你呢，还能撑多久？”

　　波兰人说，还能过两周。我说，我就来三天而已。

　　“再这样下去，只能像上次出名的那位，跑到总部前面搭帐篷了。”

　　“现在搭帐篷都不允许了。”

　　“穷人参与什么世界管理，哈哈。你来三天是最明智的，享受完就撤。”

　　“我说，我们能在早饭那顺点咖啡吗？”

　　“茶包是可以的，其他的都拿不走。”波兰人说。“你不能从办公室给我们拿点回来？”

　　“现在都是咖啡胶囊了，我拿回来怎么用。哦，你得走了，没有员工卡，门口的队够你排的。”

　　我看看表，和他们告辞。门开时，中年人正好走进来，我才在白日里看清他的面孔。身材短粗，头顶秃光，两鬓几缕头发牵强地拉过脑门。面色牙齿蜡黄，像长久的烟民。他穿黑灰毛衣，起球的白点布满一身，像刺猬。其余地方收拾得利落白净，没有胡渣，没有头屑。他一如我上次看见的架势，捏着筷子，端着电饭锅，里面一团单调黏稠的白粥。我给他让开路，本已错过身去，后来还是补上一句。

　　“您不下去吃早饭吗？”

　　他转向我，没有作声，像是在等我把话说完。

　　我便换成中文说，“下面有免费的早餐提供，不去吗？”

　　“我有，我有。就不麻烦了。”他说得好像我提出要给他端上来一样。

　　我走路往会场的方向去。穿过树林，落叶厚厚叠叠，走上去簌簌地响。比起这样的松树，电轨两侧的法桐是小个儿。它们的根，拱起地表，托起粗壮身躯，笔直向上，在半空伸开膀子，俯视你。营造的氛围让人想起童话故事，神秘幽深，迷失。前方，两位轻声交谈的妇人，看她们的装束是去上班，走得不紧不慢，像是午休出来踱步的样子。

　　在这样的林子里走，心情轻快起来，不再去想她，也没有因拒绝下楼吃饭的中年人感到困惑。我像是要去办一件重要但轻车熟路的差事，情绪松弛，没有感到自身的卑微。没有无药可救地迷恋谁，也不需要乞求谁。队伍比往常要长，我的轻快就此终结。录完身份信息，拿到访问证件，审议会已经开始。我头也不抬地走，误入了同传的房间，退出来，到楼上座位。我挂上贝壳一样的耳机，英文和中文里挑了半天，邻座耳机的声音刺耳地大，加上会场的原声，几个不同的声轨同时进行。又进出一些国别的代表，联合国的初级雇员，从他们谨慎的神态上，一目了然。我草草地记了些话，想着其实毫无必要，会后还有官方纪要。听了一阵，官腔的故调，不由分了神，又有回去想睡她一觉的欲望。

　　那些天汗水和雷雨交替，东城在不会结束的热烈中。她总是更快入睡。整间屋子，只能听见空调的徐徐声。窗外灯火通明。她侧身躺着，胸口平稳地起伏，额头上是未干的细汗。夜光入室，给她的身子披上黑白交叠的衣裳。我有些局促不安。碰到好事，极美的东西，我不敢第一时间拿来看，想把这些时刻放着，攒起来。我想看着她。但谁愿被别人盯着睡觉。我小心地躺下来，心里全是刚才的景象，胸口被人捏着，不能呼吸，手脚颤颤。我不想要晨光的升起，不想让光明进来一寸，我宁愿抵消自然，现在成为最后一日。我想到这些，被自己的幼稚痴想吓了一跳。

　　“待会下来，抓人。”

　　同事发来信息，趁代表还未离开，上去逮到要结识的人。我回信说好。我们抓了人，拍过照片，穿过大堂吃饭。桌上酱料和香料实现了多元文化的理想。我们挑一处靠窗，望出去是雄壮耸立的松木。我们讨论与会的新闻什么时候发出去。

　　“避开这周，美国刚改了移民政策，现在中产们都在看那个。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群人，等这波新闻过了再发。”

　　“选在早上堵车的时间，还是晚上小孩睡觉后的时间？还是等九十点吧，把想法埋在睡觉前。”

　　吃过饭，同事带我在院子里散步，穿过树林，对继承国联混凝土大楼评论一番。

　　“这些富人家的房子里，有专门放船的地方，等到夏天，你就看到他们会把自己的船拖出来，小艇上车，大船入湖。”

　　我们面对冬日里凛冽萧瑟的日内瓦湖，想象它夏日里欢腾热闹的样子。

　　她说身体不适，没法再见面。我出乎预料地推迟了离开的日期。我去前台续了三日，意识到卡里的钱要见底，抱了一套新的白色床单上楼。床单半路上从手中滑落，拖在地上，像是跟在身后的账单。我把衬衣泡在洗脸池，过了一遍肥皂水。捡了树枝洗净，把滴水的衬衣挂在浴室。护照，手表，可能还值点钱的袖扣，锁在了柜子里。应急的气氛，让我有些兴奋，似乎找到裹在信封里的秘密任务。我把日内瓦能攀得上的名单拉出来，依次发去问候的邮件和信息，和床下的保加利亚人聊天，问晚上的兼职。

　　“外卖现在不好找了。你要是白天不忙，也许能找到些园丁的活。小费就不用想了，瑞士人钱包里漏下的钱也到不了你手上。”

　　晚上和久未谋面的同学吃饭，装模作样地争了一下，他如计划买了单。明晚还能有这么一局，这样，至少两天的晚饭有了着落。早饭的时候，我藏了两片吐司、草莓酱、黄油，还有香蕉，顺手抓了一把茶包。厨房女孩似乎看到，皱皱眉头，但没有进一步阻拦。我脸上红晕发烫，不过很快就消去。

　　衬衣没那么皱了，我把它平摊在走廊的暖气片上。

　　剩下的上午，我用来查找会议、实习、任何工作的机会。不得不说，和她在同一城市而她不知道的这种可能，大大地刺激了我。她已回到正常的生活，低头继续日出日落。当她发来信息，问道一切可好时，我也可以如常回答。他们都不知道，经过几小时，几天，或是几年，他们会突然再遇。她会把这当作一场日常的巧合，偶然。他们再次坐下，咖啡，晚饭，没负担地说出彼此的生活。他们说下周再见，去了剧场。她不再每时每刻提及男友，也不会查看手机。他们围着湖走到半夜，听到教堂的钟声。这时候他也可以如实地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中年人在上午十一点时回到房间。见到我一脸吃惊的样子。他手上拎着鸡鸭，还有一只恐怕是兔子的躯体。我更吃惊地盯着他。

　　“您是去打猎了吗？这么多东西要怎么做？”

　　“不碍事，中午前就能处理好。”

　　他脱了外套，又出去，不到一个钟头，回来时已端着电饭锅，堆着鲜白透红的肉。我们把椅子拉過来，拼成一个小桌。

　　“你要是不介意，就一起吃吧。年轻人，该喜欢吃肉的。”

　　他把锅推到我面前，拿出小瓷碗，上面刻着“寿”字。我没有客气地接过来。他把窗户撑开，冬日阳光照进来，桌上腾腾地冒着白气。等食空当，我们不紧不慢地熟悉对方。他语调悠扬，说到开心的地方眯着眼，比如他跟我说做oGrstl，把洋葱、土豆、培根煎好，再盖上半熟的、流淌着黄色蛋液的煎蛋，最后撒上香菜末。啊，那个味道，他眯上眼，犹如口中在细细品味。他要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更老，一次也没有提日内瓦的熟人亲友。我想，他恐怕是孤身一人，不然也不会在青旅寄住。

　　我问他来这里多久了。

　　“很久。他们盖这栋青旅的时候我就在，他们打地基，我就在旁边宿营，他们搭起钢架，我就把家安在架子下，等到有了屋顶，我就再也不担心下雨，他们建成了，还给了我一张床。”

　　“您要一直待着吗？”我怀疑他是非法移民。

　　“不会的，现在我要待着，还有事情没做完。你来日内瓦干什么呢？”

　　“我来开会。”

　　“开什么会？”

　　“无非是一些审议，联合国议程的讨论。”

　　“那你是靠开会维生吗？”

　　“他们很多人是的。但我不是，没到那个阶段。暂时没报酬。”

　　“噢，是这样么。你们年轻人总有想法的，总是有出路。”

　　饭好了，我给他先盛下一碗，自己夹上肉，搁在吐司之间。肉索然无味，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谢过他后，爬上床倒头便睡。等我醒来时，已错过了和朋友的晚饭。

　　和她共处的一段时间总是暴雨，北方城市不多见的暴雨。夏天变得潮湿闷热，让他们想起南方共同的故乡。她心血来潮地拉他去运动，去过一次游泳馆，跑过一次步。游泳馆在上世纪的老社区里，门口挂着红色显示牌，上面有水温和上次消毒的时间。前台是旧木桌，纸票，盖当日的日期。衣柜是铁钥匙，串着塑料牌号。更衣室里，多是退休的老人，带他们放暑假的孙子。他们胳膊、肩膀、肚子和大腿的皮肤一层层地重叠，耷拉下来。他们换衣服时，发硬的白毛巾搭在肩上，拉开嗓子聊天，讲治国安邦的道理。

　　她走进泳池时分，所有的目光都过去了。她没有泳帽，也没有人去关注这件事。环顾了一下四周，她在栏杆处小心地下水。泳池的水一步步漫过她的身体，从脚踝、大腿、腰间和胸脯。她朝这边游过来，头露出水面的时候离他很近。眼睛过了水，像是看不清的样子，迷迷糊糊地不能聚焦，碰不到他的眼神。游过泳，他们去吃夜宵，喝酸梅汁。她的头发还没干，成缕落在胸脯前。他们的对话变得谨慎和试探。他们聊了办公室的闲话，很快就坠入了沉默。她侧脸去用吸管喝酸梅汁，瓶子已经见底了。他问，还需要再点一份吗。她说，不用了。手指还在摆弄着那吸管。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觉着没睡几个小时，可是精神十足。

　　找工作碰了壁，回我邮件的人也越来越少。我又多待了两日，决意明天离开日内瓦。两日连着阴雨，早上我没什么心思起床，一直赖到中午。中年人以为我害了病，特地给我一碗蘑菇汤。

　　“你先喝过，我晚些时候看能不能找一只鸡回来。”

　　“您可别麻烦了。其实，我明天就要走了。”

　　“是吗？你的工作做完了？”

　　我苦笑一下，从床上下来，披上衣服，坐在保加利亚人的床铺上。波兰人已经走了，和所有人不辞而别。

　　“我们只相处了几天，但您对我一直很好。我没了钱，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谢您。等我回去，给您寄些东西过来，如果您还住在这儿。我其实早没了什么工作的可能。这么多天，说来羞愧，我只是赖在日内瓦。现在我决定，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他点点头，把两张椅子拉出来，又拼起桌子。他说，我们边吃饭边谈。我们相对着低头吃饭，和下围棋一样认真，沉寂。

　　“你就没想过，以别的方式留下来？”

　　“还有什么呢。论说说空泛的话，做做勉强的文章，还是可以的。再谈什么其他，也是一无是处。总不至于当游民，那没意义。”

　　“你们总有好的出路的。既然你要走了，为什么下午不和我出去走走呢？”

　　“您说出去找吃的吗？”我怕他做的是不法的勾当，这几日来始终没问东西的来源，只顾着闷头吃。

　　“像你说的，‘打猎！”

　　“怕拖您的后腿，耽误事了。听上去有意思。可我还是留下来收行李吧。”

　　“好，听你的。既然要走了，精神上可以振奋一些不是？失意把人变成野人。别担心，你总会有出路的。不要害怕成为和我一样的人。”

　　他最后一句话揭开我始终不愿承认的担忧，一时间想不出来什么回复的话。他眯起眼睛，拿出迷彩雨衣，拉开沉重的门，地面峡谷裂开，张大，停了那么一瞬，重新闭拢，砌上沉默的黑石。

　　我度过百无聊赖的下午。保加利亚人下班回来，换上衣服又出门了，我没跟他说要走的决定。等到过了九点，中年人还没回来，我拿出剩下的吐司和火腿吃罢，又把两个茶包加到一起泡水，等身子暖和了，就上了床，没多久便睡着了。半夜里，我醒过来几次，一次是保加利亚人回来。但中年人的床铺在透进来的惨白街光下，一直是空空如也。

　　第二天清晨，我洗过澡，把衣服揉作一团装进背包。胡渣又干又硬，我拿热水把头发往下压了压，后面几根始终翘着。我尽量多吃早饭，吐司两面抹上两层的黄油。说实话，我现在对中年人隐隐担心，以致吃饭时心不在焉，完全没看到招手的保加利亚人。我想不出来他能遭遇什么样的意外。又想他会不会是东窗事发，终被警察抓了去。我到前台退钥匙，心想要不要给他留一条信息。

　　“先生，你的床转到十五号了。十五号的客人把床留给了你，你还可以继续住。”

　　十五号是中年人的床位。

　　“这很奇怪，他昨天还在这里。我今早要走，他是知道的，为什么会把床铺留给我？”

　　前台的小姐耸耸肩。我刚准备离开，突然想起来，“请问，留床的客人名字是？”

　　“抱歉，我们是不能给客人信息的。”

　　“即便是给我留床的客人？”

　　“任何人。”

　　我走出来，拿着十五号床的钥匙回房间。他的床单是淡灰色棉布，枕头又高又硬，出奇平整，熨过一樣。他的床铺有雨时空气的味道，淡松树气，掉在地上的潮湿松果的味道。床底有双黑色雨鞋，没什么泥泞残余。等房间里没人时，我走到储物柜前。插入钥匙，这一刻突然紧张得很，像是一只手要从里面伸出来抓住我的心。

　　他们要去跑步的傍晚，她埋伏在走道拐角，楼梯下的阴影里。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我的脚步到达时，她会从黑暗中一跃而出。我调整好呼吸，按照正常的步伐迈下台阶。啊！她跳了出来，我下意识地抓住了她的胳膊。不知道是准备不足，还是手中抓住她的缘故，我的心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身体控制不住地跳起来，叫出声。她以为是吓住我了，得意地在幽暗的走道里大笑。

　　柜子里有他平日做饭的锅、碗筷、刮胡刀、一把锋利尖锐的菜刀、一张塑料的白色案板、盐和胡椒。锅的背后，有火柴、针线盒、卷起来的地图。我拿出地图，坐回十五号床，发觉透过窗帘缝的光不是街灯，不是日光，是对面楼走道的白炽灯。借光，我展开地图，上面标注着各类食材出没的场所。

　　地图上没有街道，没有楼牌，没有电车和轨道，没有日内瓦湖。它连东西南北也没有。我看过一眼，仿佛就记下了地图的全貌。我知道我的中饭从哪里来——如果我留下的话。正当我在床上犹豫不决，门缓缓地推开。我猛地回过头去，不是他。一位穿着正式、举止拘谨的年轻人。他把包锁在柜子里，边看床上的标号边往里走，然后快速地爬上了八号床。爬上床的时候，他不安地扫过一眼我和我的床铺。

　　我把地图折起来，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走出门，我上下楼梯两回。大厅里是新来乍到的实习生办理入住。快到中午时分，外面阴云不散，我决意去找午饭。回到房间，八号床的新人不在。我把外套脱下，叠起来放到柜子里，在楼下的旧衣服回收站找到套头衫、深蓝牛仔裤、粗纱手套。我穿上中年人的雨鞋，走出门。琢磨方向时，路人看见我脚下的塑料杯，开始往里面扔零钱。食物确实在标注的地方出现了。它没有停在那里等我，而是立马撒腿狂奔。周围的人，似乎只有我见到了它。起初，我把这当作是无所谓的游戏，跟在后面快步地追。不久，大汗淋漓。那种随时可以停下的想法消失了。我赌气般，一定要追到它。跨铁轨，我跟著，穿马路，我也跟着，它肆意穿过人群的脚跟，我不顾礼仪地把他们推开。我快抓到时，它纵身一跃，跳入湖水。我探出头去看，水花很快消失，一串水泡冒上来，渐渐也没了。远处喷泉伸展，泛起一圈圈波纹，把我笼罩在浓浓的水汽里。水面上最后的痕迹就这么被完全地抹干净了。

　　我又气又恼，像是被人狠狠地捉弄了一番，气急败坏地回到房间。八号床的年轻人已经回来了，他坐起来，友好地同我分享食物。他把三明治掰成两瓣，撕开时白吐司坍塌了，裂成几块，他只好拿手去撕奶酪和火腿片，把它们分成看似均匀的样子，再把黄油扔进热巧克力，分了一小杯给我。

　　送过她去机场后，我和她还见过一面。我家楼下的酒吧，她说不喝酒，我坚持说可以尝尝本地的啤酒。她仍然不喜欢，点了杯热巧克力。岛国的十二月，阴冷得厉害，我们蜷在火炉旁。她说，我想开车在欧洲走走，自从搬到欧洲就再没开过车，买家具也是坐火车去法国，硬是把地毯搬回来。我说，那我们夏天一起。她说，我在找伦敦的工作。我们在星夜下等巴士，她把手套戴上。他穿得不多，坐不住，走来走去，一边和她聊天，声音在巴士站里忽弱忽强。巴士晚点了，和漫漫的冬夜一样，无尽无休。他看着自己的家，公寓第三层，客厅灯火。他正想说，我什么时候来找你。“车来了。”她站起来，巴士的车灯穿破站台玻璃，她的躯体变成影，无法收拢，在车站四散。

　　我在新闻里寻找中年人的信息，搜罗一圈，又去找当地的小报，仍然一无所获。没有提到中国移民，没有逃犯落网，没有一只失踪的鸡鸭。新闻上不过是一切如常。年轻人问我到日内瓦多久了。我想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有没有到半个月呢？指甲长了，越发碍事。胡子不扎手了，前端变得柔软。他问我说，在日内瓦干什么。我也只好说，还有未做完的事情。他的神情紧张，泛起狐疑。我想如果进一步解释，他的猜忌恐怕要更深了。他说，我听说你这张床是从别人那里接过来的。我说，没错。那还能住多久呢，他问。我说，我想我明天一早就会走，到时候如果你还在的话，可以接着住。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

　　晚饭之前下起雨，我决定再出去，试最后一次。

　　她半夜的时候醒过来。我也没睡。她翻身时谨慎地控制，不像是熟睡的翻身。没睡吗，我轻声问。她像是知道我醒着，一点也不吃惊。嗯，我突然睡不着了。短暂凝视，我把嘴唇探过去，她闭上眼睛。我感到她的手，从我的背到我的肩，最后她抓住我的肩，睁开眼睛，把头埋进来。我希望他们都睡着了，她说。我迷糊了一阵，睁开眼，她已不在了。我披上外套，推木门出去。她坐在院子里的井沿上。月亮比城市里的皎洁多了，甚至有些扰人的耀眼。她执意要来这里，赶在夏天结束之前。夜里村子没了白日的游客，连动物昆虫的声音也听不到，仿佛沉到了水底。他们依次把衣服脱掉，肌肤在月光下苍白通彻，他的手如同滑过大理石。他们都压制住没有出声，只有在耳朵边上可以听见彼此。

　　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在莽林中。透过树枝，依稀可以看到对面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咖啡机、打印机、布满红色标注的地图。我认为那个电脑前的身影是保加利亚人。我穿着雨衣，把可以找到的衣物都披上了。头发经受了雾水，变得很硬，很直。我找到一截倒下的树干，斜靠着它，拿出临行前装的热水，吸吮着喝了几口。

　　食物是这时候出现的，没有发出一点响声。从天而降。云彩开缝，月光漏下来，它披上银装素裹的外衣。它向我眨了眨眼。我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掀起雨帽，想要看清楚它的面貌。这次，它没有落荒而逃，只是冷静地向我一步步地走来。每近一步，那银色的光芒就更胜一筹，到了我不得不转过头去避开锋芒的程度。

　　我拔出刀，它把脖子伸过来。我意识到留下来要承担的一切。这样的潮湿，这样的雾气，这样的苟且偷生。尊严，不甘，一去不返。不可忘却，不可逾越的过去，我要以屠宰它为生。它在月光下光芒万丈时，我的双眼如盲。我举起刀，也不知道向我还是向它，向哪一个器官砍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月光已经消失，莽林一片漆黑。树梢从眼前唰唰地扫过。我被什么人，什么东西拖着，在积着落叶的林地上，像雪橇一样穿梭。我想转过头，伸出手，却发现自己被牢牢地固定在底板上——它闻上去像是一张树皮。我莫名地觉着舒适，随时随刻能睡去。耳边传来声音。不知是他，还是她说，你来了就好，我说过的，会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