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生］
一般来说，在“新文学”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下，现实主义文学是主流，幻想类小说基本上被归为细支末流，很少提及，甚至于像不存在一样;但“像不存在”并不等于真的不存在，我们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下再来审视那段时期的文学文本，则能发现一大批别具特色的幻想类小说，包括:《极乐地》(1912)、《解甲录》(1915)、《未来之上海》(1917)、《十年后的中国》(1923)、《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鬼土日记》(1930)、《猫城记》(1932)、《六十年后之世界》(1932)、《八十一梦》(1939)、《月球旅行记》(1941)、《金鸭帝国》(1942)、《千年后》(1943)等等。笔者将这类小说命名为“社会幻想小说”，它们记录下了各类知识分子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纷争、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以及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为追求“民国”民主自由的理想而进行的种种思考，展现了现实之外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想象空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民国社会幻想小说”进行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回到文学本身，探索当时民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还可以还原文学史现场，让我们对民国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个生动而全面的把握。
一、“社会幻想小说”与“乌托邦”
所谓“社会幻想小说”是一种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的理想型文学，小说着力于向读者展示作者想象中的某种人类社会的样子，主要是政治体制，还包括经济状况、科技水平、国际关系……其特点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都不是现实社会，而是一个时间或空间上的“虚构之地”，但是我们从这个“虚构之地”的社会身上又能看到现实社会的某些影子。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幻想小说”并不等同于“乌托邦小说”。“乌托邦 (Utopia)”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托马斯·莫尔写于1516年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 (简称为《乌托邦》)一书，用来形容一个虚构出来的理想社会。英语Utopia来源于希腊语，其词义包涵两重意思，即“不存在的地方”(no place)和 “美好的地方” (good place)。合起来，乌托邦就是“不存在的美好 (完美)的地方”。按照莫尔的描写，乌托邦不仅是一个虚构的社会，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莫尔《乌托邦》之后，继之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1623)以及培根的《新大西洲》(1627)等经典“乌托邦”作品。总的来说，西方乌托邦小说源远流长，其传统与基督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的发生、发展、生成和流变都自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并形成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过，随着传播的日益扩大，“乌托邦”的词义逐渐在跨语际旅行中产生巨大变异。人们自动过滤了其本身具有的双关义中的“美好”与“完美”，仅仅剩下“乌有”之义。在此基础上，“乌托邦”这个概念开始不断泛化，什么样的小说都往里塞，“乌托邦”变得越来越臃肿，属于其下的各种新词层出不穷，如“颠倒的乌托邦” (Reverse Utopia)、 “非乌托邦”(Non-Utopia)、“丑恶的乌托邦”(Nasty Utopia)、“讽刺乌托邦”(Satiric Utopia)、“反乌托邦”(Anti-Utopia)、“恶托邦”(Dystopia)、“批判的乌托邦”(Critical Utopia)等等，不一而足，反而消解了“乌托邦”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和有效性。更进一步说，“乌托邦”是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有的概念?中国到底有没有“乌托邦小说”或者说从何时开始有“乌托邦小说”?种种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思考。笔者比较赞同中国学者张隆溪的说法:“中国式的《桃花源记》与西方的乌托邦文学传统很不一样，它不是社会的、集体的，而是游仙式的、个人的、逃避的。……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的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没有像莫尔以来西方的乌托邦作品那样，对理想社会做细致入微的具体描述。”正因为如此，笔者既不愿意也不赞同用“乌托邦小说”这一概念来指称想象中国社会的这一类小说文本。
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理想之地
社会幻想小说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产生于魏晋之际的《列子·黄帝篇》、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北宋王禹偁的《录海人书》、南宋康与之《昨梦录》中的“西京隐乡”以及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等作品。虽然早在《诗经》、《老子》等作品中就已经隐约有了对于“乐土”、“小国寡民”式理想社会的描述，不过真正将理想落实到一个“真名实姓”的地点 (国家)上的，始于《列子·黄帝篇》中所记载的“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其国无帅长，其民无嗜欲”的理想国度，却是黄帝在睡梦中神游而至的，如此又增加了其虚无性。而且文章后半段对于“体道”、“至道”的描述更强调了一种通乎“大化”的道法之术，由此而带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以至于在后世的描述中常常将华胥国当作一种无法实现的清美梦境，因而又有“华胥梦”之说。到了东晋陶渊明那里，理想中的“桃花源”则带有了更多世俗气息。由渔人打鱼，偶然间发现藏于山中的桃源之境，居住其间的人是由于避秦时之乱而来此绝境，这样的记载无疑比“华胥国”更多了几分可信度。陶渊明所设计的“桃花源”可说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此后的士大夫心中无不人人揣着一个桃花源，那里成了人们忘却忧愁、摆脱烦恼、追求安逸的精神家园。然而，仔细审视这桃源之地，仍然是一种“古朴淳厚”、 “自食其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微缩版。到达桃花源的道路依然是如此的虚无缥缈，试图再次探寻的人都以无果而告终。从总体上说，桃花源依然没有摆脱“避世隐居”、 “精神乐土”的理想框架。
至于王禹偁的《录海人书》则将理想中的桃源仙境搬到了海上孤岛，小说为增加可信度仍然虚构了一个秦末海岛夷人诣阙献书的故事。《录海人书》借海人之口表达了“薄赋、休兵、息役”的政治理想，但终究也只是为逃避现世苛政，追求“乘桴浮于海”的逍遥。康与之《昨梦录》中的“西京隐乡”亦是另一种“桃花源”，只不过这里的隐士们不再过着“小国寡民”的生活，而是将所需之物放在一处，产品平均分配，人人自食其力，禁止剥削，摒弃奢华，带上了几分空想社会主义的味道。李汝珍《镜花缘》中的主角唐敖也是在现世中仕途不顺，才和妻兄林之洋一起隐遁出海，由此遍游各国，阅尽无数光怪陆离之事，其中的“君子国”则是作者的理想投射之地。
但不管是“华胥国”、 “桃花源”、 “海人国”、“西京隐乡”还是“镜花缘”中的海外诸国，不管理想之地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何，表达的其实都是一种对现世的逃避。其中描写的理想社会，是隐士们精神上的遁世乐园，它们的存在之地都是虚无缥缈的，几乎不能达到，或者只能通过修仙的方式去找寻。这些小说，表达了中国古代先民们对于理想社会和美好家园的憧憬和向往，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与失望所引发的。但想象中的美好之境在时间上往往倒退复古，在空间上处于几乎无法进入的异域之中，都显示出一种对现世的无用与疏离之感，只能是士大夫们在遭受打击和挫折之后寻求“避世”的精神乐园，其意义主要还是局限在个人身上。小说本身并没有从国家的政治法律或行政组织上对于理想社会给予详细描述，其理想社会的蓝图也不过是抛弃现代文明的“无为而治”的某种原始自然状态。可以说，这些古代小说虽然也包含了对于理想社会的探求与追寻，但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幻想小说，它们对于理想世界只是一种感性的追求，对社会的认识与建构还没能达到西方社会幻想小说的深度与高度。只有在晚清民国之际，在“欧风美雨”的全面侵袭之下，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一些结构性的东西才会被彻底动摇，中国小说才能逐渐发展出全新的种类，完成向现代转型的过程。
三、诞生于晚清的社会幻想小说
真正的社会幻想小说诞生于晚清时期。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西文化从此开始急剧碰撞，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晚清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小说，而“社会”这个词也正是此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1902年8月，章太炎翻译了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一书，《新民丛报》第22号专门刊文介绍了该书，肯定了此书的内容与译笔。《浙江潮》载文称:“吾国新译社会学，推余杭章炳麟之群学为巨擘。”1903年，中国的社会学著作翻译达到了一个高潮，章译《社会学》在这个风潮中获得巨大好评并得到迅速的传播，由此大大促进了“社会”与“社会学”在中国的接受。“社会”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并且迅速代替“群”、“人群”等翻译旧词在晚清时广泛流行，说明时人对于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有了全新的看法与认识，而人们也的确是在新的基础上对“社会”展开种种设想，乃至寻求政治变革与彻底的改造。小说虽然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体裁，但在晚清以前，小说的地位不高，只被称之为“浅识小道”，从未进入过上层或者说主流文学界。直到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才使小说由传统的“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而对于如何“新”小说，梁启超等人一致把目光投向了域外小说。小说在西方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早就令中国知识分子们神往了:“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定一的观点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
梁启超本人尤其推崇政治小说，他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作品，即是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刊载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是政治小说，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幻想小说之一。梁启超在小说中描述了六十年之后的“新中国”的繁盛景象，其中又着重于对政治体制的讨论与想象。梁启超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小说，如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旅生的《痴人说梦记》(1904)，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 (1904)，颐琐的《黄绣球》(1905)，吴趼人的《新石头记》 (1905)，陈天华的《狮子吼》 (1905)，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1907)、《新纪元》 (1908)，陆士谔的《新三国》(1909)、《新野叟曝言》(1909)、《新中国》(1910)等等。这些小说大都想象未来中国社会的情景，将“改革”、“维新”、“立宪”等社会政体的演变纳入其中，然后描述由此所带来的未来中国的繁荣与强盛，包括经济、文化还有科技等各个方面，因而近年来也有学者将这些小说归为“科幻小说”的范畴。
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主题往往比较单一，虽然其中不乏对晚清现状的批判与讽刺，但更多的是在“不管怎样世界必须变”之信念下对于中华崛起、雄飞于世界的想象。面对一个即将崩溃的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体系，晚清知识分子心中充满了一种对新世界的急切渴望，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必定是光明而美好的。至于这样一个“新中国”在细节上究竟如何得以实现，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这就为民国社会幻想小说的进一步深化、转变与发展留下了空间。
四、西方社会幻想小说在民国的传播
晚清时期，社会幻想小说能够诞生，除了借鉴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某些资源以外，对其影响最大的自然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各种相关著作，包括政治小说、乌托邦小说与各类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书籍等等。1891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的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回头看纪略》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1888)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1894年又以《百年一觉》为题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单行本，署 “(美)毕拉宓著、李提摩太译”，此后多次再刊再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以及其后的很多晚清社会幻想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这部小说的叙述手法与叙事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除《百年一觉》以外，晚清时期翻译到中国的外国社会幻想小说作品并不是很多，此时翻译界钟爱的幻想类作品是类似《十五小豪杰》、《海底旅行》、《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新飞艇》等冒险旅行式的幻想小说。在日本，始于明治十年的凡尔纳翻译热，使凡尔纳成为其国内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科幻小说也成为明治时期日本文坛最受欢迎的小说类型之一。随着梁启超、鲁迅等留日学生的大力推广与译介，这股凡尔纳热潮于1900年以后由日本传入中国。所以，整个晚清时期最受欢迎的外国幻想小说作家其实是凡尔纳，而凡尔纳并不以社会政治式的幻想小说著称，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对新技术、新发明的设想且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式的冒险旅行。反而是到了民国时期，大量的外国社会幻想小说才开始被翻译到中国来，而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被誉为“社会派”科幻小说开创者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威尔斯的大多数小说，包括《时间机器》、《莫罗博士岛》、《隐身人》、《昏睡百年》、《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神食》、《现代乌托邦》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对于某种 (未来)社会制度的关心。以他最著名的《时间机器》为例，八十万年后生活在地上的埃洛依人与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人，分明就是暗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他的许多小说都显示了对西方社会弊端的暴露和批判，从中已经可以看到对未来社会悲观性的描述以及对发达技术抹杀人性的担忧。如果说晚清是凡尔纳的时代的话，那么民国则是威尔斯的时代。1915年4月由上海进步书局出版了威尔斯在中国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八十万年后之世界》(《时间机器》)，从那以后，威尔斯的小说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威尔斯科幻小说包括:1915年的《八十万年后之世界》 (《时间机器》)、《火星与地球之战争》 (《世界大战》)、《人耶非耶》(《隐身人》)，1917年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巨鸟岛》)、《一个末日裁判的幻梦》，1921年的《制造金刚石的人》、《鬼悟》，1922年的《盲人国》，1926年的《不灭的火》，1934年《未来世界》(《世界史纲》有多个翻译版本)，1939年的《新加速剂》，1941年的《故艾尔费先老人》，1943年的《新星》，1948年的《莫洛博士岛》。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有多个翻译版本，并且一版再版，威尔斯科幻小说在民国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除威尔斯以外，翻译进来的其他西方社会幻想小说还有法国作家弗拉马里翁的《二十五世纪的推测》 (1923)，威廉·莫里斯的《虚无乡消息》(1930，《乌有乡消息》)，安德烈·莫洛亚的《文人岛游记》 (1930)，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1932，《格列夫游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1935)，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1948)等等。这些数量庞大的西方社会幻想小说，无疑对民国时期国人自创的社会幻想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在源源不断的社会幻想小说翻译热潮的冲击中，民国知识分子才创作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民国社会幻想小说。
结语
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对于理想社会进行想象与追寻的小说类型，但是这一类小说更多展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避世之所，并没有达到社会幻想小说对于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进行详细描述的高度。晚清时期，由于“欧风美雨”的侵袭，大量新生事物从国外传入中国，此时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思想”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吸取了中国传统游记理想小说的营养，更多的则是受到西方政治小说、乌托邦小说与各类社会学、哲学书籍的影响，社会幻想小说在此时诞生了。然而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主题思想还比较单一，在形式上也不够成熟，处于起步阶段。民国建立之后，不仅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社会风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再加上民国时期大量引进西方社会幻想小说的热潮，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共同作用于文学，使得民国的社会幻想小说与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相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民国社会幻想小说的类型更加多样化，主题思想更为复杂深刻，形式上也变得更为成熟。民国社会幻想小说是现代民主国家建立以后，表达知识分子社会理想与政治建构的小说类型，其对社会的改革方案既借鉴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又参照中国自己的现实社会进行了扭曲与变形，使得这个想象中的虚幻世界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它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既让人产生对异域乐土的种种向往，又给了知识分子们运用想象的异邦文明来讽刺和批判本土的灵感和空间，是现代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考察民国社会幻想小说诞生的源流，不但让我们对这一新生的小说类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还有助于我们还原多面而真切的历史场域，从而对中国社会幻想小说诞生初期的状况有更为丰满具体的认识。注释:
①早在1999年，陈福康先生就提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名称可以“退休”，用中华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称谓取而代之。2003年，张福贵先生在其《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一文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提出质疑，他认为应该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以“民国文学”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国文学”这一概念，纷纷从不同角度撰文对“民国文学”以及“民国文学史”命名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而李怡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了“民国文学”背后的“民国机制”这一命题，认为“新的文学史研究在历史概念的辨证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新的文化机制的发掘，因为正是在这些文化机制当中，包含着特定时期文学规范的重要信息”。这样就打破了或许会产生的某种“‘民国文学史’的提出只是为了将过去文学史‘放逐’的内容全部‘收容’进来”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使得“民国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清晰，同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阐释理路。
②10月，由汉口人道学社出版，标“社会主义小说”，作者为鲁哀鸣。1919年5月再版，1921年5月重印，均由人道学社发行。
③10月20日，《大中华》第1卷第10～11期 (11月20日)，标“理想的政治小说”，署“老虬”。1916年10月，收入胡寄尘编:《小说名画大观》“政治类”，署“老虬”，上海文明书局、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④8月，上海有正书局初版，封面标“理想小说”，作者为毕倚虹。
⑤1月5日初版发行《小说世界》第1卷第1期，署“劲风”。《民众文学》1923年第1卷第1期亦载，署“劲风”。
⑥第一卷连载于3月10日《新月》第1卷1～4期 (6月10日)，7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第二卷连载于7月10日《新月》第1卷5～8期 (10月10日)，12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初版，为“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四”。署名沈从文。
⑦最先连载于南京《幼稚》周刊，后于1931年7月由上海正午书局出版单行本。作者为张天翼。
⑧8月《现代》第1卷第4期开始连载至第二年 (1933年)第2卷第6期，1933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单行本，两个月后即进行再版。1947年改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后，三年连续再版三次。署名老舍。
⑨7月初版，文瑞印书馆印刷，标“预言小说”，署“韩之湘著，张纯一评”。
⑩12月1日至1941年4月25日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1942年3月南京《新民报》重庆社印刷部排印了该作品的平装单行本，此后《八十一梦》多次被再版和翻印。作者为张恨水。
?5月，上海山城书店出版，署“周楞伽著”。1947年11月光明书局再版，作者署“林志石”。
?桂林《文艺杂志》第1卷第1～6期，1943年第2卷第2～6期连载，作者张天翼。
?7月，成都复兴书局当今文艺丛书初版。封面及扉页均标“长篇科学小说”，版权页标著作者“熊吉”。
海外项目安全管理覆盖面广，不仅要求做好生产安全管理，而且要做好营地及基地建设，员工的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管。人员不仅有中方的，还有当地雇员和其他国籍的人员，每天必须处理和应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习俗和做法。
?“Utopia”由“u”和“topia”两部分组成。“u”来自希腊文“ou”，表示否定，“topia”来自希腊文“topu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相当于英文里的“no-place”、 “nowhere”。
?同时，“u”也可以和希腊文的“eu”联系起来，而“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ia”，即完美、理想的地方。
?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晋)张湛:《列子注》，见《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页。
?在1903年前后，“社会”一词已经成为中文里的日常词汇，详细情况请参阅冯天瑜:《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以及吴建生:《“社会”一词演变及在晚清的传播》，《实事求是》2012年第3期。
?绍介新:《社会进化论》，《浙江潮》1903年第7期。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原载《清议报》 (第1册)，1898年，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页。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15号。
?1902年《新小说》第1号开始连载，后载于第2、3、7号，署“饮冰室主人 (梁启超)著，平等阁主人(狄葆贤)批”。标“政治小说”，共五回，未完。是书规模宏大，所成五回仅为全书序曲。
?如王德威(《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林健群 (《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1904—1911)》)等。在想象未来社会制度的同时加入了对科技发达的设想，这样的小说的确可以称为“科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类小说既属于“科幻”，同时由于对整个社会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想象，也属于“社会幻想小说”这一大范畴。因而总的来看，“社会幻想小说”不等同于“科幻小说”，但是可以包含部分“科幻小说”(不包含那些只单纯针对某种科技发明进行想象的科幻)。
?12月，《万国公报》第35册开始连载，到壬辰年(1892年)3月第39册毕，题名下标“析津来稿”，未署撰者。
?1898年6月29日，《中国官音白话报》第7、8期(合刊)载《百年一觉》，署“金匮裘维锷演”，正文前有说明如下:“这部书，原叫回头看，乃是美国人毕拉宓做的，后来有个英国人，叫做李提摩太的，把他翻译过来，就改名百年一觉……”1904年4月，《绣像小说》第25～36期 (10月)连载毕，标“政治小说”，署“美国威士原著”。1905年3月25日，上海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第2集第2编初版《回头看》，标“政治小说”，署“美国威士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1906年3版，1913年12月收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第12编，封面标“理想小说”，正文标“政治小说”，1914年4月再版。1935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翻译文库初版《回顾》，署“(美)白乐梅著，曾可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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