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骚动之秋》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初，我曾草草翻过，感觉平平。当时就诧异，这样平常乃至平庸的小说竟然摘取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前不久看了胡平先生的文章才豁然明白，《骚动之秋》获奖并不是从艺术水准出发，而是从弘扬主旋律出发，是综合各种因素妥协的结果。胡先生说:“四部作品中较弱的一部是《骚动之秋》，它的获奖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必须考虑到，1989至1994年间，在长篇小说创作范围里，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不多，质量好的更少，而弘扬主旋律，鼓励贴近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是评奖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此次评奖中对这类题材作品无法要求太高……《骚动之秋》反映农村改革现实，属于最早出现的一批写改革的长篇小说。”因此我不禁想起“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古语。时势可以使《骚动之秋》忝列茅盾文学奖之列，但并不能提升其低劣的艺术水准。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依靠艺术魅力屹立在历史和文学的长河之中的，《骚动之秋》至今的无声无息，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一

《骚动之秋》主要叙写中国当代农村的重大变革，无疑可以被纳入“改革文学”之列。从“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骚动之秋》上承蒋子龙等人的“改革文学”，下接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处于“改革文学”发展的低谷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潮，文学迅速对此作出回应， “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自从蒋子龙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之滥觞始，反映各个行业的改革成为文学创作的热潮，风靡一时。短短两三年时间，先后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锲的《改革者》、苏叔阳的《故土》、柯云路的《新星》、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等一大批从各个角度反映改革进程繁难与艰辛的作品。这些作品，贴近现实，关注问题，呼吁改革，塑造英雄。不但写改革的艰辛，同时也表现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的震荡和变化，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文学”的这种写法，实际上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流行的“大厂文学”非常相似，乔光朴和《当代英雄》、《你到底要什么》等小说和“普容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塑造的中心人物，具有某种血缘上的遗传性。以乔光朴为代表的“开拓者家族”系列人物，有魄力、有能力、有品德，做人正派，办事公正，既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但又不搞“政治挂帅”，不瞎指挥，坚持科学管理，实际上和苏联“大厂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一样，都是技术专家治厂论者。他们所搞的改革，实际上只是用最少的消耗完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同时，这些作品也暴露出严重的问题。作家对于改革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改革的理解停留在肤浅的表层，不能深层次地表现改革者的文化心理、经济意识、思维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对“水过地皮湿”的生活现象的罗列。从结构上看，这些小说大多遵循“好与坏”、“对与错”的二元叙述模式，构思模式化、矛盾冲突简单化。在人物塑造上，作家满足于人物塑造的理想化，倾力表现一部分人的改革热情和铁腕行动，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弊病。

　　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 “改革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同五十年代国家政权用文学创作来验证社会革命非常相似，和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理路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都是充当社会或民众的代言人，提出改革中的尖锐的政治、伦理、经济冲突，急于通过文学来表达历史交替中的阵痛与欢欣，进而改变社会风气与历史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改革文学”和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所不同的是，“改革文学”已相对有了较大自由，而不仅仅是革命的“螺丝钉”，在宣传改革开放必然性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批判社会的阴暗面和消极面。在1985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改革文学”在题材的开拓和内容的挖掘上，力求避免之前的模式化、简单化和脸谱化，趋向于从生活化、历史化的角度去表现改革时期的人心世态、社会心理，交织着复杂多重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类作品关注的中心，依然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生活冲突，始终不能落到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中心—— “人”以及人性的中心点上，不能将一般性的社会意义转化成文学性意义，几乎没有跳脱出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小说毕竟是一种具有独立性、含混性和复杂性的艺术。它的主旨，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的要务不在事迹的外在的经过和变化，这些东西作为事迹和故事并不足以尽艺术作品的内容;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改革文学”最缺乏的，就是“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以及基于其之上的思想上的穿透力、情感上的震撼力和艺术上的感染力。

　　到了1987年前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带来了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精神滑坡等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改革文学”表现出无力把握的困境，在艺术上也捉襟见肘，整个创作陷入了低谷时期。《骚动之秋》即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一部艺术上很孱弱的作品 (后面做具体分析)。直到90年代中期，“改革文学”经过长时间的蓄势酝酿，才形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是指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等人创作的一批反映改革进程中，国企以及乡镇集体极少数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领导在艰难时势中和大家同舟共济、分享艰难的过程的作品。这些作品，以极大的勇气真实地书写现实的严峻，揭露改革中的深层问题。但问题是对于任何精神的道德的变化，作者都从经济上去解释。同时，这些改革者的形象都消弭了八十年代“改革文学”中改革者和我们的距离感，“英雄”落地成了凡人，乔光朴这样有魄力、有激情、有理想的改革者已不复存在，“普遍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厌弃，对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拒绝，而无可奈何地认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现存秩序”，代之的是为了维护小集体利益的绞尽脑汁和不择手段。更为严重的是作家对当时的生活状态多持认同感，表现出对庸俗和堕落的迎合，对种种歪风邪气和污浊现象只有现象的展示，而无深刻的解释，并表现出无奈的正义和苟且的妥协。历史理性、现实关怀以及人文精神的多重缺失，极大地损伤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批判性和深刻性，“改革文学”至此不但未能获得浴火重生，反而很快又落入落寞。

二

胡平先生认为，《骚动之秋》的获奖，是因为1989至1994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改革题材小说在套路上相比《骚动之秋》等作品还没有显著的突破，因此《骚动之秋》的获奖也还说得过去”。同“改革文学”相比，《骚动之秋》既有明显的继承，也有显著的变化。在叙述模式上，《骚动之秋》虽然部分地改变了改革家的塑造模式，但依然沿袭了“改革文学”简单的政治性思维，没有跳出“改革文学”黑白分明、对错判然的构思模式，没有深度结构。作者只停留在改革的表面冲突上，缺少马克思所说的“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更谈不上透视生活，作深入的历史性的思考。乡镇企业家岳鹏程和乔光朴那样的“开拓者”家族截然不同，作为改革开放后农村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改革家，他有魄力，敢想敢干，内心深处希望大桑园富裕起来，并且做到了。但其专制霸道、打人骂人，搞独立王国，因袭着浓厚的农民思想。他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偷税漏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用一套封建的东西去反对另一套封建的东西，如同电脑杀毒，用一种流氓软件去杀另一套流氓软件，而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在他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虽然肯定了其将大桑园由“大丧院”变为“大福院”的贡献，但本质上是将其作为批判性的人物来塑造的。小说的结尾，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他不可避免的失败，情人“叛变”，妻子“起义”，儿子挑战，“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天边雁、海上舟，于茫茫中显出孤零零一个身影”(第337页)。实际上，岳鹏程这样的人物在农村改革家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挖掘岳鹏程这套改革做法的历史成因、现实原因和体制根源，而只是轻飘飘地将其外部表现罗列出来，没有刺穿生活的表象，触及到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作深刻的思考、挖掘和表现。

　　作者要肯定的一方，是岳鹏程的反对者、他的儿子岳羸官。他和父亲一样，都致力于改变家乡的面貌，但在做法上和父亲那一套截然不同，用小说中蔡黑子的话说:“人家岳鹏程和羸官，在家父子兵，出门双虎将，是要在这大小桑园，来一场联村友谊创业大竞赛的。”(第84页)岳羸官对父亲在乡、县、市建立各种关系网络的做法不屑一顾，与老爹的封建专制脱钩，也尊重老一辈革命者，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小说的第三章岳羸官具体阐述了自己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小桑园“山多土地多”的优势，山多，办水泥厂;地多，大力种植林果和经济作物，“从开山采矿到运输粉碎、烧制销售，从果树管理到果品收藏、深层加工，各自形成一个‘一条龙’网络，山和土地就会变成摇钱树和小金矿”(第33页)。这种想法，正如岳鹏程质疑的，果树栽培收益周期长，买树苗和前期投资无法解决，而办水泥厂，资金无法筹措。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岳羸官的蓝图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空想;作者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些问题，也会使得整个小说缺乏感染力。对于果树栽培，小说写得很简略，小说后半部分主要写了岳羸官集资办水泥厂的事情。岳鹏程釜底抽薪，抢走了银行贷款。岳羸官想依靠民间集资，大家信不过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他。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写岳羸官效仿商鞅变法，用十万响花炮吸引人心、鼓足士气的做法。用作品中小玉的话说，水泥厂建起来就能赚大钱，就能带动很多村子，可集资就是集不起来，“人家就是不信服羸官这伙子人!羸官他们的意思是得干成一件事，把李龙山惊一惊、震一震，也让群众看一看他们这伙人到底说话算不算数!这跟商鞅变法，在城门口竖一根杆儿，悬赏让人扛是一个道理” (第341页)。十万响花炮是放了，小说的结尾也为岳羸官的未来涂上了迷人的玫瑰色。可我们不禁要想，仅凭十万响花炮和对未来的美好许诺就能打消农民对集资的顾虑?这未免太理想化了。同时，岳羸官和父亲面对的，是同样的体制，尽管他不齿父亲的做法，可他那一套理想化的做法即使在当时也难以行得通，岳羸官的这条路能走下去吗?岳羸官放个花炮政府都千阻百拦，集资政府不会干涉吗?岳羸官的本质，依然是“改革文学”中那种大而无当的英雄主义激情底下的粗鄙本相。他公正诚实，一切为公，心无杂念，是个高纯度的党性化的人物。现实的情况和生活的逻辑恰恰遵循的是岳鹏程那一套做法，而不是岳羸官那种空想主义的发展理念。以集资为例，在现实中，80年代中国农村的各种名目繁多的集资、商会、基金会有几个不是骗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最后卷钱而逃的?这并不是说作家要预言未来，而是说作家要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做合情合理的预言和想象。如果作家不按照生活的情理、人物内部的逻辑去叙述，而是硬要按照自己的提纲去写，那么情节就会变得空洞虚假，人物就会变得苍白僵硬。水泥厂靠放炮吸引集资过于理想化，沉浸在廉价的乐观主义想象中;岳羸官的形象，没有遵循生活的逻辑，也很难说是作者精心孕育出来的人物典型，而更像是按照意识形态臆想出来的先进人物或模范人物。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切，无不和意识形态中规中矩，我们看不到人物属于自己的东西，作者也没有灌注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对于写作主旋律作品的作家来说，这可以说是聪明世故之处，同时也是浅薄致命之处。

　　如果将岳鹏程和岳羸官在改革路线上冲突视为小说展开的主线，那么二人对待岳锐、肖云嫂等老一辈革命者的态度，以及各自婚恋爱情上的冲突，则是小说展开的辅线。主线没有写出改革的风云激荡、内在变化，辅线也平平淡淡，水波不起。以岳锐和肖云嫂而言，作者极力肯定其作为，将其塑造成不染一丝杂尘的“高、大、全”式的坚定革命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干部，是典型的好人好事的写法，没有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也缺少历史性的反思。如肖云嫂年青时，认为战友的、同志的感情高过一切。面对追求者，为了革命的利益，她断然拒绝，“埋葬的是个人的爱情和幸福，升华的是一种高尚纯洁的对于战友、同志的深挚的友情”(第266页)。在她看来，这种革命的感情是“永恒”的;在弥留之际，夸赞炫耀的是自己在村里执政三十二年获得的五十四面锦旗以及上台领奖的风光。她将获得上级的嘉奖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而她执政的这三十二年，老百姓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经过了怎样的折腾和变故，一丝也没有放在心上。这样的人物，完全是平面化的，依然没有跳出“文革”文学英雄人物的塑造模式。

　　除此之外，小说失败的地方还在于将改革冲突聚集在岳鹏程一家三代人中展开，缩小了小说反映的内容广度。岳羸官性格的形成，缺乏足够的交代表现，因而其和父亲的决裂，也就缺乏叙述上的深度支持。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为人诟病的是父子不但是事业上的“敌人”，而且是感情上的仇敌，这一对父子简直冲突到“牙齿”了。而且，如此集中的冲突却充满了偶然性，或者说充满了作者编造生活的痕迹，没有火辣辣的生活感和真实感。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作品，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其所露出的“马脚”。小说前面写到，岳羸官很长一段时间暗恋着秋玲，秋玲自己也感觉到了，她对羸官也有很深的感情，觉得他的“目光时常灼烧得她神思迷离”， “她喜欢这个小伙子，时常盼望见到他的身影”(第151页)。岳羸官从技工学校回到村里和当木器厂厂长的几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竟然没有碰撞出爱情的火花。而岳鹏程，是在秋玲进木器厂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姑娘已经出脱得很漂亮。秋玲因为岳鹏程的注意进了木器厂，并当上了班长;没有干多久，又被岳鹏程调到了接待处 (第124页)。这和小说后面所写的她在木器厂和羸官相处的“几年”明显矛盾。如果岳鹏程注意到自己的儿子对秋玲有感情，会不会打秋玲的主意则是一个疑问。即使撇开这个致命的矛盾不谈，秋玲无疑对岳羸官是有感情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简单地因为和岳鹏程有一夜之欢而置岳羸官不理，至少内心会有很激烈的波澜。小说中前面写到“秋玲从来没有为那个‘天津之夜’怨恨和懊悔过”(第128页)，后面又写到“在秋玲的心目里，她的全部的情和爱突然间一齐转移了位置:原来她的心是真正属于这个被自己伤害过的决裂刚勇的小伙子的!哪怕为了小伙子的一句问候、一个目光去死，她也觉得荣耀和幸福!”(第274页)到了最后她离开李龙山的时候，仍然剪不断情思，向“这个她欲爱不能、欲恨无由的刚毅坚决的小伙子来告别”(第342页)。如果秋玲对岳羸官有这样强烈的感情，那么在她和岳羸官相处的日子则应该早已表达，或者即使和岳鹏程有了“天津一夜”，也应该努力试图从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冲出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东西，有的只是秋玲面对岳鹏程的逆来顺受。而小说在结尾的时候，秋玲又狠下决心，和心爱的人远走高飞，这似乎又不是秋玲的性格。究其原因，则是秋玲这个人物，并不是作者“怀胎”自然分娩出来的，因而对她并不熟悉。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者缺乏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因而秋玲也被塑造成一个不断向命运妥协的可怜女性。不仅秋玲，岳鹏程的妻子也是如此，面对丈夫的背叛，尽管也曾寻死觅活、咬牙切齿，但最后还是家庭意识消融了平等意识。作者后来为她找到了一套“巧妙”的说辞:“她恨他，恨他背着自己跟别的女人干丢人现眼的事儿。但她平心静气时肚里也明亮，岳鹏程跟那种为了另寻新欢、不惜把老婆孩子朝茅厕坑里丢、朝死里逼的男人”还是不同，“良心和夫妻情意也没有丧尽”(第344页)。因而，她还是原谅了丈夫，回到他身边。这两个女性，生活在男性权力意志以及变态文化心理的重压之下，不但没有反抗，而且隐忍求全，表现出温驯的顺从和妥协。作者对此却表现出某种认同和欣赏，亦不能不令人失望和深思。

　　“改革文学”同改革开放一样，是在摸索和探讨中进行的，创作对象本身有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但文学承担的任务并不是去预见改革形势、判断正确与否，而是要去表现变革中的人情人性、文化心理、社会风俗的波动、冲突和变迁。《骚动之秋》没有深化和发展“改革文学”的模式，没有从文学的意义上对题材进行开掘和提炼。这也说明，作者在写改革的同时，并没有认真思考“改革文学”的经验和改革自身，因而也就不能发展和深化“改革文学”，仍然停留在对主旋律的简单阐释、图解和论证上。而这种解释和论证，又很难说属于作者自己，而只是主旋律所认同肯定的“社会共识”。因而，整本小说传达的东西，没有鲜活的个人思考和个人经验，而“一个作家如果对这个世界没有鲜明的、确定的、新颖的看法，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他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正因为《骚动之秋》对改革没有鲜明的、新颖的、个人化的看法，而是把生活的内容刨平磨光，变成平滑的概括化的东西，传达出会议文件式的内容，所以才令人有索然寡味之感。“改革文学”以至后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最大的误区，就是过于关注题材的社会意义，忽略了生活的中心以及文学围绕的鹄的——人以及人性。“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摆在人性的天平上。这天平永远会说:‘不足’。艺术家的生活经验与反映此经验的作品间具有某种关系，一如‘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与歌德成熟间的关系。当作品的目标是要在解说文学的镶金纸上所表现的全部经验时，那种关系便是坏的。当作品不过是经验的片段，是钻石的一面，不受限制地缩影其内在光泽时，那种关系便是好的。第一种情况是对永恒的润饰与夸大。由于其内涵的经验，第二种乃是丰富的作品，虽然其经验的价值被人怀疑。”而在《骚动之秋》以及类似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加缪所说的东西，看不到人性的火光，看不到生活的回声，也看不到历史的质感，看到的只有题材的重大和政治性的正确与否。

三

由于作者不是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反映这一段生活，而是按照意识形态限定的东西或者提纲上规定的东西去展开叙述，因而人物被事件淹没，形象模糊，缺乏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情节生硬幼稚，不近情理，甚至有编造的痕迹。比如小玉，小说中写到——“去年高考，七门功课总分六百一十，北京大学发来录取通知书。但她为了照顾病重的奶奶，给高考办公室和学校去信，主动取消了升学资格。肖云嫂后来知道了，发了一通脾气，抹了一阵眼泪” (第91页)。这显然是编造的情节。在80年代，考大学是无数青年人的梦想，很难理解一个正常人会轻易放弃。考上著名的北京大学，即使个人生活有困难，当地政府为了“名声”也会出面，照顾肖云嫂的生活，不会让小玉失去深造的机会;小玉的成绩这么好，父老乡亲以及肖云嫂应该早就知晓，即使肖云嫂自己病重，按常理也该早有妥当的安排，怎会有小玉背着奶奶要求取消深造的机会?再者，即使学生个人要求取消录取资格，按照当年的招生程序，招办也会找学生家长了解详情，怎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小玉瞒哄奶奶呢?另外，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80年代，农村的外语教学是比较落后的，至少口语教学很落后，但初中没上过几天的秋玲不但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外介绍河滨公园的八角亭，还能讲德语，连读过北京外语学院、曾在国外实习过一段时间的翻译也惊叹秋玲的外语水平，这不是胡编乱造又是什么 (第149页)?岳鹏程这个人物虽然比较饱满，但也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他本身的性格。作者将许多不符合他生活逻辑的东西硬贴到他身上。他懂文学，谈《艳阳天》的现实意义;懂经济理论，说马克思将商品经济说成资本主义的土特产站不住脚，社会主义也需要商品经济，到了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经济也不灵 (第十六章)。第五章写他们父子同心，谎称当市委书记的山东老乡请他们住到书记家里去，震住了林场的领导，生意化险为夷，完全是虚幻的革命浪漫传奇，或者面壁空构的传说故事，经不住一丁点推敲，连生活的影子也没有，使人还以为是杨子荣再世。岳羸官也是一样，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纯洁善良，心无杂念，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都令人怀疑。他读《诸葛亮集》、《孙子兵法》不难理解，小玉偷看了他的读书笔记，他就能马上援引宪法的具体条款要“予以惩罚”，实在有悖于一个农民的实际。

　　那些优秀的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不但能将艺术的重心聚焦在人性的天平上，同时能够做到“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可以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典范。而《骚动之秋》这样的作品，和这些经典之间有着难以丈量的距离。看不到人，“风云”也无可观之处，语言则呆板粗糙，经不起推敲。《骚动之秋》的语言，是会议文件式的语言，水门汀一样的风格。作者可能自己也觉察到了枯燥呆板，行文中间偶尔会生硬地镶嵌几个看似很具文学性的词汇或一点描写，结果连那种枯燥呆板的风格也破坏了，变得不伦不类。同时，一些词语胡用乱用，不禁让我们怀疑作者的文字表达功底。如小说第一章写岳鹏程躺在车内休息，将座位调到最佳位置，“便闭上眼睛，半躺半倚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第7页)。作者显然不明白“出神入化”的含义。“出神入化”是指某项艺术或者技艺进入很高的境界，睡觉是否能进入“出神入化”的境地只能存疑。小说在写到秋玲时，说她有“得天独厚的容貌风采”(第124页)，也恐怕经不住推敲。“得天独厚”一般指地理或者自然条件优越，没有见过用于人的容貌上;羸官见到秋玲后，“突如其来的情势，和显现面前的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彤云倩影，猛然间把羸官推入到一个牵魂动魄的迷宫”(第273页)，往昔恋人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很不妥当，何况眼前只有一个;小玉生气大哭，羸官“好不容易逗得小玉抹干了香腮”(第327页)，“香腮”一般指美女的脸颊，比较文雅，和这部分的风格极不协调;“初胜利的双眸里荡起了碧波……”(第294页)，初胜利是男性，因为欣喜而会有这样的眼神，令人很难理解。

　　《骚动之秋》整部小说基本停留在表象层面，没有做到以精神性的力量去穿透生活现象，去触及人物的思想和魂灵，对人的境况和人的发展缺乏深刻的思考和表现，而迷恋与主旋律的合拍共鸣，停留在讲好人好事的水平，是典型的肤浅的现实主义和廉价的理想主义。其价值取向，依然是表达或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力地回应现实问题和矛盾。作品虽然题材重大，但只是政治或者社会题材上的重大，而没有表现出文学意义上的重大。就文学而言，题材并无大小之分，关键是深入到题材的五脏六腑，挖掘出其灵魂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问题”或者表面的矛盾冲突上面。 “一个小说家，如果总是按照由‘生活’提供的外在的‘尺度’来写作，那他注定写不出可以超越自己时代局限的小说。他必须与生活保持距离，必须用怀疑的复杂眼光来观察生活，要尽力摆脱流行的价值观对自己的影响，这样，他才有可能获得对人性、现实的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骚动之秋》热衷于表面的矛盾冲突的塑造或者是制造理想化的矛盾冲突，没有和生活“保持距离”，没有站在较高的视点去观察生活、消化生活，因而没有火辣辣的现实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性，结果成了流行歌曲或者“换季的时装”。尽管忝列茅盾文学奖之列，也不能挽救被人们遗忘的厄运。

　　注释:

　　①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5页。

　　③孙先科:《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

　　④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⑤刘玉民:《骚动之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凡小说中引文只标明页码。

　　⑥［俄］托尔斯泰著，戴启篁译:《托尔斯泰论创作》，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⑦加缪:《荒诞的创作》，崔道怡、朱伟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页。

　　⑧李建军:《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及蒋子龙小说创作的路向转移》，《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