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柳》论
◆ 杨光祖
茅盾文学奖已历八届，前后共有38部长篇小说获奖(包括2部荣誉奖)，荣膺此奖的作家有37位。历史题材作品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第一、二部)、熊召政的《张居正》等数部作品。姚雪垠的《李自成》当年争议就非常之大，凌力也是一时成名，但作品似乎已在淡出之中，刘斯奋则一直没有什么影响。熊召政的《张居正》一直好评不衰，但艺术水平，也在可疑之间。人呀，还是不能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不仅历史小说如此，即便那些革命历史题材或革命题材小说，那些现实题材小说，真正能够一直再版，不断活在人口中的，也不是很多，细数下来，也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长恨歌》、《尘埃落定》等数部作品而已。为什么地位崇高的茅盾文学奖所产生的获奖作品，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可，也不被文坛学界所认可，而且个别作品获奖前默默无闻，获奖后也是默默无闻。有学者说过，有什么样的评委，就有什么样的获奖作品。评委的艺术素质及其视野、胸怀、眼力，都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判断。由于部分评委文学观念的落后，狭隘地理解主旋律，极大地限制了很多优秀作品进入候选，更休提获奖。
《白门柳》就是这样一部获奖前默默无闻，获奖以后依然籍籍无名的历史长篇小说。我问了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听说过。即便文坛内人，也几乎没有多少人认真地看过。就我这个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所谓批评家，也并没有认真地读过此书。这次因为有朋友约稿，所以从卓越网购得此著，用了半个月，认真地读完，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大概记了半本笔记本。而这半个月，正好是我行走贵州、广西、北京、河北期间，小说里的一些故事也发生在这些地方，正好一边阅读一边印证。
读毕《白门柳》，总的感觉，比较失望，不是一部我心目中的优秀小说。《白门柳》是以一、二部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因此，我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这一、二部，至于第三部只是涉略而已，不重点论述了。
史料gt;小说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国民也很喜欢阅读历史，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问题，真正能阅读二十四史的并没有多少。于是，一批一批的历史小说就出笼了，《杨家将》、《岳家将》等等，但历数下来，真正杰出的历史小说并不是很多，《说唐》《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如此优秀的作品，还是太少。19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复兴，包括历史类书籍，都很火爆，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是一个“历史”的民族，根系太发达了。茅盾文学奖这几届也有数部历史小说获奖，如果包括革命历史题材，那就更多了。但是，这么多的历史小说，真正优秀的却几乎看不到。不要说与《三国演义》相比，就是比较优秀的，能让人一读再读的，都几乎没有。
众所周知，历史小说，重心应该是“小说”，而非“历史”，“历史”是修饰语，中心词是“小说”。所以，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丰富的想象很重要。作家要熟悉史料，谙熟时代气氛，但必须还能超脱史料，不被史料牵着走，如唐浩明之《杨度》；也不能用一套错误、扭曲的历史观、价值观图解历史，如二月河系列作品。其实，历史小说，最考验一个作家的其实不是对史料的熟悉，而是作家的视野、胸怀、思想、眼力、才情和对那段历史的切肤之痛。
刘斯奋在跋里说：“《白门柳》三部曲长达一百三十万字(版权页显示1400千字)，其实只写了三年间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祯十五年三月到当年的十二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之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溃的崇祯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鲁王政权在浙东建立到全线溃败。”可以说，这是一段混合着太多中华民族血泪的历史，一直到晚清辛亥革命，很多仁人志士，还不断提及这段历史。如果能将这段历史，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是极有价值的事情，对当下中华民族的走向，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但比较可惜的是，《白门柳》基本是真实“历史”的现代汉语翻译版，“小说”成分不够，或者说，作者的想象力还是有限得很。可以说，历史小说属于来料加工行业，但刘斯奋的“加工”太简单了，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关于冒襄、顾眉、董小宛、复社的很多资料都来自清代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孔尚任的《桃花扇》诸书。作者的虚构部分，不乏精彩之笔，但往往也有缩小，或庸俗化嫌疑，暗淡了江南文人的爱国情操，矮化了那一代热血士人。钱谦益、柳如是的故事主要来自钱谦益、柳如是自己的著作和一些传记资料。柳如是的传记资料良莠不齐，真伪莫辨，应该说，给作者的想象空间更大了一些。但就目前来看，作者对柳如是的描写，并不是很成功。钱谦益也是如此，没有写出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因此，也就无法呈现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和这个时代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影响。孙献涛说：“好运气的清朝几乎耗尽了华夏民族的运气。尤其是近代科技和启蒙思想，均在明清艰难易代之后戛然而止。代表落后文化发展方向的清朝政府二百七十年间坚持不懈地强推民族歧视政策、闭关锁国政策和忠君愚民政策，直至1900年前后，连蕞尔小国日本都已经一只脚跨入了现代，清朝最高决策者西太后还在纠结洋人的膝盖会不会弯曲，还愿意相信义和拳民刀枪不入。这一切均非偶然，这一切均发端于南明。柳亚子讲过，南明史是华夏民族的痛史，痛彻心扉。”
如果，只有“历史”，而没有“小说”，那就不是“文学”。如果只是对历史的简单陈述，那只是历史普及书而已，似乎也无法披上“文学”的外衣。倘若如此，读者诸君还不如直接读历史得了，比如顾诚的《南明史》，就很好。历史小说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它的虚构，它的想象力，它的细节还原能力，它的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还有它的典型人物的塑造。
作者在跋里说：“就我本人而言，却有自己所遵循的准则。在众多的‘主义’和品类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也许这是因为我更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让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类前行的艰苦而壮丽的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哪怕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主观愿望。为此，我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处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看了这段话，我就比较纳闷，什么是现实主义？那按刘斯奋的观点，《三国演义》就不是现实主义了？可能只有那些严格的考据性的史学论文才是现实主义的？我也明白了《白门柳》为什么写得如此拘谨，塑造的人物为什么都无法活起来，躺在纸上，都是作者的道具而已。正因为“我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所以，黄宗羲才被写得那么死板，僵硬。他说：“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处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我们阅读他的小说，发现根据史料写的，虽然有点拘谨，但还能自圆其说，凡是他“凭借虚构的手段”写出来的那些文字，都给人以面目可憎之感，比如关于柳如是的一些段落，就极其恶俗。
关于柳如是，顾云美传曰：“河东君者，柳氏也。……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陈寅恪说，柳如是平生交接的男性，如李存我、宋辕文、陈子龙，不是豪杰之士、旷世奇才，就是翩翩浊世佳公子。“后世论之，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及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语云，‘物以类聚’，岂不诚然乎哉？”可在小说中，柳河东只有“机警”、阴险，还有就是放荡。作者可能想到了柳如是的妓女身份，极力写她的“妓”的一面，但笔下力量用得过了一点，不仅影响了柳如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整部小说的氛围、格调，也是一个强大的破坏。庸俗化、娱乐化，是历史小说的大忌。
陈寅恪说：“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点，在《白门柳》中太罕见了。如果刘斯奋能在小说里写出这一点，《白门柳》就成功了一半，可惜作者的眼力无法及此。只要稍微知道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故事，应该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而且，那个时候的秦淮名妓，与现在的暗娼，是不太一样的；那时候的江南士子，也是“慷慨长怀吊古心，颠狂不改凌云气”。余怀的《板桥杂记》表面看写的是秦淮河的歌妓而已，其实乃“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因为当时的南京秦淮河畔，贡院与旧院相对，士子与名妓的关系甚为微妙。《桃花扇传奇序》说：“胜国晚年，虽妇人女子亦向往东林。”学者李金堂说：“东林遗孤，大会桃叶渡；复社名流，集游秦淮河。”“史料证明，明末清初享誉全国的诗人骚客，忠义节烈，几乎无一不去旧院寻访游宴。相反，声名恶劣的阉党权贵，腰缠万贯的伧父巨贾，则常常被远拒于楼门之外，思见一面都不可得。”清人有诗曰“家家夫婿是东林”，这最恰当不过地表述了明末旧院繁华的最重要、最富时代气息的特征。李金堂先生认为，这就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女子……一下子就与民族兴亡这一最重要的时代主题紧紧联接在一起。而在她们身上被压抑着的追求民族独立之精神，向往自由之思想，终于迸发了出来”。
看来，刘斯奋确实缺乏小说的才情，更缺乏一种高远而深刻的思想能力。他在小说中使用叙述非常之多，很多对话，其实也可以看做叙述，因为都是来自史料。而描写不足，且严重不足，心理描写、人物描写、场景描写几乎难以看到；最多的风景描写，应该说不是很差，但也是陈词滥调多，套话多，描写江南景色，感觉还是隔了一层，没有写活。因此，作品的小说性就比较差了。
阅读《白门柳》，感觉作者的思想力，还远远不及明末的冒襄。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文字清丽，富有风骨，此文我觉得有两大优长：一为爱情之感人，一为世变之描写。文章开首，写南方文人的风雅，富家公子的傲慢、冷酷及饮食肴馔的讲究，作为西北的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这种文化是我们没有的，那种雅致，那种饮食文化，也不是一般人能讲究得起的。如果只是写写这些，除了炫富之外，似乎乏善可陈了。但冒襄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个人的情爱与历史的剧痛结合到一起，文字里呈现了一个真正的士人情怀，无意识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历史的爪痕，弥足珍贵。用陈寅恪的话，就是“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
“士”的人物塑造矮化扁平，苍白平庸
作者认为，17世纪中叶的明清交替，“如果说，也曾产生过某种性质的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恐怕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主中国，也不是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士’的这一阶层中，催生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飞跃，而且它对封建制度的无情的、系统的批判，在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禁锢了二百多年之后，仍旧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最终破关而出，而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乃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援”。这个认识，不能说有什么错，但要用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难度可是相当大。如果能成功，那就不失为一部优秀小说。作者说：“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寻找和表现那些代表积极方面的、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事务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合适的选择。”这话自然也没有错。但这样去做，却并不一定就能创作出一部好小说来，而且也没有必要一定写成小说，写成论文、普及读物，也都可以达到目的。小说，有小说的特质，达不到，再“合适的选择”也不合适。
本来作为知识分子这一个群体，就非常难以描写。《儒林外史》、《围城》，还有鲁迅的一些关于知识分子小说，都是讽刺、批判的多，真正写出中国知识分子良心，写出他们身上的积极面的，如西方小说那样的，如歌德的《浮士德》，托马斯曼的《魔山》、《浮士德博士》那样的作品，我们国内还真的少见。
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那种强烈的政治情结、王者师的心态，使得他们既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独立和自由，也没有将灵魂赎给魔鬼的传统。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皮毛论”。不过，也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就一无是处，他们自是有他们的优秀之处。但要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谈何容易？鲁迅生前也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专门写知识分子，最后还是放弃了。可能他也感觉到了这个难度。作为初出茅庐的刘斯奋先生一出手，就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写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写明清易代之际的那一批知识分子，我就佩服他的胆量。即便写当代知识分子，要写杰出，也不是容易的，但起码要容易多了。可明清易代的那一批，几乎都是大师级的，没有一定的水平，是无法拿下来的。知识分子难写，很容易被平面化、脸谱化、概念化，或者矮化、小丑化。
现在看来，刘斯奋虽然用了140万字，但还是失败了。他的才华、学养、眼界、胸怀，根本无法去描写这一批人。陈忠实《白鹿原》里写一个乡村的朱夫子，都无法让他活起来；宗璞写自己的父执，都是自己很熟悉的一代知识分子，《东藏记》、《南渡记》还是让人失望，何况写钱谦益、黄宗羲、刘宗周之辈？像鲁迅、钱钟书这样级别的知识分子，是无法在小说里真正站起来的，因为作家与所塑造的人物差距太远了。人，还是不能写比自己高的人物。这个“高”，主要指的是思想、精神境界的高，不是那个官位的高。
作者在跋里说，“小说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虽然上百，这些人物在书中所占的位置轻重各不相同，但贯穿全书始终的核心人物其实只是五位——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黄宗羲”。“当然，作为这群人的对立面，小说还以相当篇幅写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以及降清名臣洪承畴，他们应该也属于第一层次的重要人物。”就煌煌三部而言，马士英、阮大铖，似乎比较成功，可能作为反面人物，描写起来没有多少心理障碍，况且，反面人物历来都比较好描写。关于洪承畴，写得不错，写出了他的威严，他的才华、精干，也写出了他降清后的内心挣扎。文字不多，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其实，就马士英、阮大铖来说，他们也不是一无是处，而且南明的覆亡，也不能说就是他两人的责任，原因是很复杂的，东林复社诸君子，也难辞其责。作为东林复社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喜欢黑白分明，忠奸对立，好大言，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治国才能。史可法说：“追恨诸臣误国之事非一，而门户二字实为祸首。从门户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痼弊，至今依然未有多大好转。顾诚在《南明史》中说：“事实证明，弘光一朝的大臣当中没有一个安邦定国之材。”他对史可法评价也很低，认为他缺乏魄力、优柔寡断。不过，置之那个时代，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就思想而言已经是超前于时代了。可经过清朝几百年的血腥统治，一直到晚清末年，才出现了一些思想家，才认识到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思想的可贵。
相对来说，刘斯奋着笔最多，倾力打造的五位人物，除冒襄夫妻之外，钱谦益、柳如是及黄宗羲，这三个重点人物，都普遍存在很多问题。冒襄与董小宛，因为有详细的材料：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小说几乎就是这个小册子的放大版，没有增加什么内容，总的说来想象不够丰富，基本还是执着于史料。本来冒襄也就是一位风流公子，没有什么业绩，也没有什么思想，作者描写他们来往的文字，摇曳多姿，一波三折，算得上好文字。虽然有《影梅庵笔记》在那里，我们还得承认刘斯奋先生的功绩。有些段落甚至颇为精彩，比如，写冒襄深夜去拜访病中的董小宛，那一段文字，就很是旖旎多姿。不过，总的看来，就整个艺术水平来说，还是远不及《影梅庵忆语》。笔记里，对董小宛的描写，真是笔力千斤，骨格不凡。董小宛婚后，对冒襄可谓仁至义尽，用自己的生命爱怜着冒襄。他病之日，百五十日床榻照顾，日夜不眠，以至“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她说：“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脱夫子不测，余留此身于兵燹间，将安寄托？”冒襄说：“余读《东汉》，至陈仲举、范、郭诸传，为之扶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发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议，堪作一则史论。”“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我对《影梅庵忆语》，最珍爱的还有一点，就是时代的描写。清军南下，“群横日劫，杀人如草”。冒襄全家逃难，也是“杀掠奇惨，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飞渡，骨肉得全”，“秦溪蒙难之后，仅以俯仰八口免。维时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贝，靡孑遗矣”。《影梅庵忆语》不仅有着儿女情长，更有着时代巨变，人世沧桑的创痛，给人余想甚多。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晚明小品“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那种富家公子，官宦人家的傲慢、奢靡，正是“一塌糊涂里的泥塘”，但能从时代的巨变中激发出士人的慷慨风骨，正不愧是“光彩和锋芒”了。
《白门柳》对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描写，更是问题百出，不堪阅读。尤其对柳如是的描写，恶俗的成分太多。柳如是本为秦淮河上的名妓，但此妓，非是今日之妓。史料记载，柳如是本姓杨，由于家贫被卖为婢女，后又被迫沦入章台，遂易名柳隐。她虽然身处脂粉之地，却好学不倦，志存慷慨，书画、诗词皆有较高造诣。因才貌出众，当时名流宋徵舆、陈子龙等都很喜爱她。她的诗作《岳武穆祠》、《于忠肃祠》，气概苍凉，自成古调，其胸怀天下，系心国事，虽须眉男子亦弗及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著述丰富，遗有《戊寅草》《湖上草》《尺牍》《东山酬和集》等。存世诗约160首、词30首、赋3首、尺牍31通。林天素《柳如是尺牍小引》曰：“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顾苓《河东君小传》曰：“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知沈虬《河东君传》曰：“书善诗律，分题步韵，倾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钱谦益喜欢她，不仅是因其美貌，也是因其才华。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为她撰写《柳如是别传》，也不是随意而写的。他在《柳如是别传》里叹道：“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版两汉书，一为河东君。”大明覆灭，柳如是鼓励钱谦益出仕南明，为国效力。南明亡后，她让钱谦益殉节，钱做不到，她却跳水自杀，未遂。后来，又激励钱谦益秘密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由此可见，柳如是的确不是一般女子，颇有大丈夫气概，而她生平也喜欢衣男装，以男子自居。古人有诗《访秋水阁吊柳如是》：“隐隐河东柳，迎酬尽党人。序题戊寅草，帐设绛云茵。殉国艰于死，悬棺矢不臣。皇皇多列士，侠骨让红唇。”
柳如是作为明代大诗人、大学者钱谦益的红颜知己，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俩都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歌，其中不少可以称为反映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可是，遗憾的是，作为一部反映明清“士”之变化的三部曲长篇小说，竟然没有两位主人公的代表诗作出现(只出现了一首诗)。他们作为诗人的身份，当然无法呈现。本来这里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诗词，而作者弃之不顾，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是不是他的功力无法驾驭呢？当代作家文化素养普遍偏低，虽然是人所共知，但既然要塑造一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尤其钱谦益这样的大家、柳如是这样的名妓，我想诗词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而作者竟然遗忘了。于是，出现在小说中的钱谦益就只剩下一个名士的身份，是一个官场的失意者和投机者；柳如是仅仅成为一个“妓”而已，而且还那么的生猛、淫乱。小说极力描写柳如是的淫荡、情欲，色诱仆人李宝，不成，又与昔日客人郑公子颠鸾倒凤，臭名远扬。作者在文字的使用上，一点都不吝啬，连篇累牍。在国难当头，在柳如是试图自杀殉国、后来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过程中，忽然插入这样的几段色情描写，不管事情是不是真实，那种描写的猎奇心态，那种不健康的心态，还是让人反感，也严重削弱了这个人物的爱国形象和那种豪侠义气。而且就我查看到的资料，似乎没有柳如是在钱谦益北上后与郑公子私通的记载，至于对仆人的色诱，更是子虚乌有。作为小说，虚构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前提是要有助于小说的完美，或者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作者在这里，凭空虚构这两段艳情故事，所为何来？我真的不懂。只要稍微阅读几首柳如是的诗作，就不会有如此艳想，以至于猥亵人物至此！
清代诗人袁枚《题柳如是画像》：“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对柳如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今人黄裳在《关于柳如是》一文中说：“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煊赫的一位。无论是‘秦淮四微’还是李香君、卞玉京，她的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如此一个奇女子，在刘斯奋笔下，竟是那样的不堪。就因为钱谦益被窝里不行，又加之北上，于是她就春情荡漾，淫心顿发；作者还安排她在那里阅读《肉蒲团》，读的色迷五脏，做出色诱仆人的举止，还被仆人拒绝。一个有着如此之高格调的女子，一个优秀的诗人，即便找情人，也怎么会如此饥不择食？而她与郑公子的幽会，更是前因后果都交代不清楚，且那个描写品味也甚低，纯粹就是一个地摊黄色读物的写法。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白门柳》之三“鸡鸣风雨”，第322到329页。你看了这几页，会感觉似乎就是《金瓶梅》中的片段，完全与整部小说氛围不合。这样一个淫荡的女子，与前面的殉明，后面的秘密从事反清复明，大不合拍，完全是一种低俗的写法，可以说绝对是败笔。
《白门柳》之二“秋露危城”，描写钱谦益、柳如是在降清前的争吵，却凭空添加了好多轻薄之笔，比如第542到545页。国难当头，即将家破人亡，未来如何打点，都是当前急务，我想，当事人恐怕没有这个心情吧？而出现如此亵笔，却是谁的视角？是谁在那里“看”？《柳如是传》说她“性机警，饶胆略”，《白门柳》在“机警”上用力甚多，甚至有点过度，机警得似乎是一个泼妇了。可柳如是的诗酒风流，操守节义，她的“饶胆略”却被淡化了，或者说被掩盖了。钱谦益清初辞官归里，私下参与抗清复明大业，被牵连入狱。她四处奔走，终于从监牢救出了钱谦益。钱谦益写诗答谢：“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钱谦益死后，柳如是不堪钱氏族人凌辱，自缢身亡，年仅46岁。
作者在小说之三的跋里说，“我所选择的，也仅仅是其中一个横切面。即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士’的阶层来楔入，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从一个侧面记录历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种发展线索。”可对这些有利于表现这个主题的素材，作者却弃之不顾，而津津乐道于虚构那些无聊色欲，究竟是要“揭示”什么“线索”？还是一种媚俗的低级趣味的体现？
至于关键人物黄宗羲，可以说基本是一个概念人物，空洞得厉害，根本没有站起来。小说里的黄宗羲，充其量就是一个愣头青，应有的那种思想家的素质、眼力和对事物的穿透力，都没有描写出来。刘宗周，一代大儒，也是空洞得厉害。我的朋友尔雅说，没有学问就不要搞创作，看来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只要稍微阅读一下《黄梨洲文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稍微翻阅一下《列朝诗集小传》《钱注杜诗》《钱谦益诗选》，还有《刘宗周全集》，仅那文字之骨力，就让我们汗颜。钱谦益、刘宗周，绝对不是乱世之能臣，也没有带兵统帅，收复失地的军事才能，但他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作为一代大儒、诗人、思想家，自有他们的卓越之处。至于黄宗羲，虽说不上军事天才，但于乱世仍能亲自上阵，抗清复明，事败之后，坚决拒绝清廷的重用，闭门著述，留下那许多煌煌巨著，确实值得后人敬仰。黄炳垕的《黄宗羲年谱》，很薄的一个小册子，粗翻一下，也就可以感觉到人物的那种气度，不至于以愣头青视之。
看来，1990年后的戏说历史，无形中对作家形成了巨大影响。他们已经不会敬重自己的先贤了，也无法描写出他们的高洁品行。这是否与我们当代作家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下、思想力先天不足，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小说，都有一个日渐堕落的迹象，从高贵、典雅到媚俗、低俗、庸俗的下滑，可能这也与民主的日益推进、市场的大肆侵入、经典的被束之高阁大有关系。其中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为最。就技术而言，当代小说，大多是叙述，而很少描写，或缺乏精彩的描写，乃至作家焦急地跳出来乱议论，或者乱解释，生怕读者看不懂似的，大多数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行动，都要开始大段地解释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的杰出描写、素描，寥寥几笔，人物形神兼备，极其少见了。《白门柳》也是叙述多于描写，我们的作家已经不会描写了。李建军说：“小说最难的就是细节，和场面的展示性描写。”纳博科夫说过“抚摸你神圣的细节”。我想，究其因，一是功力贫弱，对生活观察不够，只好作家自己跳出来凑字数；二是为名利所迫，根本没有心情静下来，让人物自己在描写中呈现出来。
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塑造典型人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是《白门柳》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都不是很成功，尤其是柳如是、黄宗羲。这里面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对话上，个性不突出，而且许多对话与人物身份不符合。比如，柳如是的很多对话，前后颠倒、矛盾，作者既要把她塑造成一个爱国者，一个有节操的妓女，又要凸显她的淫荡，或者妓性，还有她的机警、世故，所以对话颠三倒四，甚至不知所云。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但从《白门柳》根本看不出这一点，包括方以智，还有复社那一帮青年才俊，在刘斯奋的笔下，似乎只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愣头青、愤青，只知道去妓院，还有骂街。黄宗羲和他的兄弟黄宗炎、黄宗会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有“浙东三黄”之谓，但在小说里，黄宗会却是那么的无能，胆怯，势利，纯粹一个利禄之徒。这里不谈作者对方以智、刘宗周、黄宗会等人的描写，单就黄宗羲来说，非常让人失望。作者不但没有写出明清之际“士”的情操，倒写出了当代作家的“小”来。
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即其显例。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都非常新颖，影响很大。《白门柳》里大段地使用黄宗羲的文字作为黄宗羲的对话，但“小说化”不够，给人感觉很别扭。毕竟人在写文章和说话时，用词、语气是不一样的。可见作者对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大家，大学问家，无法把握。
由于地铁隧道在施工过程中有极大的复杂性，同时还要尽量减少对地铁隧道工程临近既有建筑的扰动，因此，对整个地铁隧道的施工技术和施工质量有极高的要求。目前，对于地铁隧道施工人员来说，如何有效保证地铁隧道的施工质量，科学地运用地铁隧道施工技术，成为当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总之，小说多了儿女情长，少了一点“慷慨多风义”，没有写出时代巨变中士人的“光彩和锋芒”。写钱柳，未能写出他们的“风流”二字，毕竟他们都是高才卓识之人，艺术修养非常之高，琴棋书画，都是颇有造诣的。这一切在小说里，都无法体现。写黄宗羲，他的思想，几乎无法艺术地呈现，只是大量地引用其文章而已。
思想肤浅，缺乏穿透力
当代中国作家的学养、修养，都是不能让人乐观的，这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创作。一个作家要想真正创作出杰出的文学作品，光靠“生活”是不行的。你没有过人的才识、学养，也就无法有一双慧眼，根本无法穿透历史的烟云，穿透生活的迷雾，看出人生的另一面来。阅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浮士德博士》，你就可以看出他们作为作家的不凡。曹雪芹对中国传统文化，真可以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从高深的经学、子学，到日常饮食肴馔、花卉医药，在他的笔下都那么游刃有余，娓娓道来。托马斯曼对西方音乐、哲学的造诣之深，也使我们极为佩服，这也是他能塑造出那么一些知识分子的原因。他既可以写出知识分子的不堪，也能写出他们的不凡。中国的知识分子小说，只有不堪，而没有不凡。《白门柳》就存在这个问题。止庵说，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备三个素质：想象力、穿透力、克制力。可以说，《白门柳》的作者在这三个方面都欠缺得很。想象力，他根本就没有，小说只是历史史料的复述而已，或者注水扩写而已。克制力，也谈不到，该写的没有写，不该写的大写特写。至于穿透力，那是根本谈不到的。当然，这也是当代中国作家的通病，非刘斯奋一人而已。茨威格认为：“长篇小说作家在最终和最高的意义上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是知识渊博的艺术家，他——这里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为依据——建筑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他用自己的典型，自己的重力法则和一个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世界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本质，致使他们和它们不仅对他是典型的，而且对我们本身是鲜明的，有着那种说服力；这种力量诱使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注水，已经是忍无可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这种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化的现象。没有长篇小说的内容，偏要扩充成长篇小说的字数、页码。
陈寅恪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谦益早为东林党魁，晚年却依附马士成、阮大铖，降顺清朝，为旧朝党社中人所诟病。但他晚年也有暗地里反清复明之举动(柳如是从旁协助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钱谦益降清之后，还不忘著述《列朝诗集》，选录了有明代二百余年约两千个诗人的代表作，并为他们写了简要的小传。从朱元璋开始，帝王将相，到默默无名的民间诗人，处处透着作者的故国之思。此书也因此在乾隆朝以“语涉诽谤”被毁版禁行。
本来作为中国士大夫，仕与隐，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直到近代大家冯友兰、周一良，都有这个情结。可见隐仕之痛，不仅仅是钱谦益一人的问题，更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到今日，依然无法克服，仍然牢牢地牵绊着知识分子。
且不谈这一点，就以历史小说的那种苍茫、辛酸、复杂、深刻来说，《白门柳》都没有达到。清初孔尚任《桃花扇》，描写侯方域、李香君，不仅文字典雅华美，而且思想深刻，富含民族大义。“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愧是孔门子弟，而他也因为此书遭殃。相对而言，《白门柳》就做得很差。它更多地写了儿女私情，而“兴亡之感”非常之不足。这里面可能与作者自己的“冷静”有关，他似乎只在写“历史”，而忘记了“历史”中的情感。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溶入了陈氏太多的血泪情感。《桃花扇》就更不用说了，那种家国之恨，感人至深。但《白门柳》的作者似乎太冷静了。这里面，我感觉还是作者的文化素养不够所致，没有被“文化”所“化”，无法体味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深层情感冲突，他毕竟不像陈寅恪有那种易代的切肤之痛，因此写作起来难免隔膜得很。他塑造的人物，如柳如是、黄宗羲诸人也缺乏一种生命的温度。我们阅读张岱的《陶庵梦忆》，那种闲适的外表下，其实有着人生的血泪，并不是游戏之作。所以，作者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否则，很危险。
20世纪德国伟大的小说家托马斯·曼能创作出《魔山》、《浮士德博士》，与他对自己的反思、他的忏悔及他对人类的责任关系巨大。19世纪后期，德国才开始走向民族国家，由前现代走向现代，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爆发了狂热的爱国激情，鼓吹民族主义，歌颂战争和仇恨。托马斯·曼也未能清醒，认为战争是精神的净化，甚至可以捍卫德意志精神。崛起的纳粹正是依靠了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景凯旋在《托马斯·曼的转向》一文里写道：“他认为《浮士德博士》是一部‘忏悔’，是对德意志精神的反省，对于自己以前的民族主义狂热，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女儿艾丽卡说：‘他自始至今通过研究自身和自己生存的全部问题来表现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中国现代的那一批作家，如鲁迅等人是有着如此的巨眼，他说：“我严厉地解剖别人，我更严厉地解剖自己。”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缺乏这种精神，这种勇气，或者说，这种自我意识了。
结构生硬拼贴
《白门柳》全三部，140多万字，可算煌煌巨著了。作为长篇小说来说，结构至关重要。可惜，《白门柳》的结构难以让人满意，甚至令人怀疑作者的长篇写作能力。节与节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也没有什么照应，更谈不到伏笔，诸如此类。似乎从结构上说，更有点电视剧脚本的感觉，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蒙太奇，但这些镜头之间，如何切换或者链接，作者就不大考虑了，或者说，没有能力考虑了。我曾批评过，当前的大陆长篇小说越来越像电视剧脚本了。这是我非常反感的，也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倾向。所以，《白门柳》整个读起来，就有零碎之感，不是一个整体。准确地说，它不是一个生命，而更像一个蹩脚的组装件。《白门柳》不管是获奖的前二部，还是第三部，它的结尾都比较糟糕。第二部写柳如是试图自杀，为大明殉葬，倒还不是很差的结尾。但第三部的结尾，就极其糟糕了，让人不堪接受。140万字的小说，以南明鲁王政权水师的忽然失败，黄宗羲和他的三千兵马仓促撤退、溃散，黄宗羲也打算上四明山结束。然后，作者也似乎觉得有点仓促，于是，又加了一个尾巴：附记，交代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这更像是一个拙劣的电视剧，而不是一部长达三卷本的长篇小说。看来，在结构上，作者确实是无能为力。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结构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而结构的乏力，其实，也告示了这部小说的失败。
顺便说一句，《白门柳》这个书名，也很烂俗，亡国之恨，一个“柳”如何承载得起？至于三卷的副标题，也是庸俗平庸得紧，“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根本无法概括那个风云变幻的血腥时代。其实，我经常说，看一个作家的书名，就可以知道他的作品到了一个什么层次。
《白门柳》虽然有着很多的缺陷，但作为一部以士大夫为中心的长篇小说，它毕竟开始了反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程。就凭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对他们的刻画、研究，还远远不够。《白门柳》从某个侧面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的不足，“皮毛论”的深刻性，也就在这里。
小说的叙述语言，也还雅致，标明着作家一定的文化素养，景色描写虽不是很出色，但也过得去。可惜的是由于作家思想穿透力的极其有限，这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做到让人满意的程度。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刘斯奋一个人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普遍都存在这个痼疾，恐怕短期内也是无法解决的。
注释：①孙献涛：《再版南明，明史以痛》。
②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页。
③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7页。
④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⑤余怀著，李金堂校注：《板桥杂记(外一种)》(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⑥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⑦[奥地利]斯特凡·茨威格著，申文林译：《三大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⑧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45页。
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23页。
⑩景凯旋：《托马斯·曼的转向》，《随笔》2009年第5期。
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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