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军

　　主持人语

　　◆ 李建军

　　起初，遇春兄希望我来组织几篇文章，谈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时，我就颇为踌躇。原因很简单，以我浅见，那些获奖的作品，大多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而阅读没有太大研究价值的作品，对有着成熟鉴赏力的专家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然而，我还是被遇春兄的执著感动了。我如果再拒绝下去，简直就有点不像话了。好在，所联系的几位学者朋友，都比较好说话，不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都按时完成了任务。

　　一开始，我很担心大家都一味地说好话，所以，请求几位学者朋友要客观地分析问题，不要因为它是“获奖作品”，就只看见其外的金玉，而忽略了内里的败絮。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实在是太过多余。几位青年学者不仅具有发现问题的敏锐眼光，而且还有分析问题的成熟能力。总之，这几篇文章，我自己读了，是比较满意和喜欢的。

　　“茅盾文学奖”奖励过一些佳作，但也眷顾过一些劣作；发现过一些金矿，但也弃掷了不少珠宝，几乎每一届都有很优秀的作品被错过了——早期的《古船》，后来的《羊的门》和《沧浪之水》，最近的《农民帝国》，都代表了一个时期长篇小说的成就，都是值得关注和奖赏的作品，但却“名落孙山”，使人扼腕。

　　文学评奖难，中国的文学评奖则尤其难。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因为中国人喜欢抱成团搞圈子。对中国人来讲，最难的就是超越个人情感和圈子意识的牵绊，来客观公正地对人和事进行认知和评价。2011年10月，我曾在《文学报》发了一篇批评莫言《蛙》的文章，此文的最后一部分“几句多余的话”，就是谈论文学评奖的。虽然古人有“学随年进”的话，怎奈我天资愚钝，冥顽难化，今年的识见，与去年并无大异。所以，爽性就做一回文抄公，将自己去年的文章复制如下，用它来为这篇不成样子的“主持人语”煞尾：

　　随着最新一届评奖结果的揭晓，“茅奖”又成了人们谈论和争论的话题。其实，文学评奖，就其本质来说，从来就是“趣味”和“偏见”的产物。无论多么公正的文学奖，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和“公正”，而“失误”则是文学评奖几乎难免要打的“磕绊”。人们谈论起“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会为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勃兰兑斯、卡夫卡、鲁迅、哈代、毛姆、曼杰什坦姆和伍尔夫等人没有获奖而忿忿不平，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诺奖”的关注，并不减损人们谈论“诺奖”的热情。对“茅盾文学奖”，亦应作如是观。

　　长篇小说《蛙》获得了最新一届的“茅奖”。然而，获奖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开端——它不应该被当做对一部作品的“盖棺论定”，而应该被当做它接受社会检验的“剪彩仪式”。换言之，它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那就是，接受更加挑剔的阅读和更加严格的批评。

　　然而，在我们这里，文学评奖似乎越来越偏离“文学”，越来越被庸俗化。文学评奖成了作家的最高“梦想”，成了与地方政府的“政绩”相关的事情，甚至被当做具有商业色彩的交易行为。就在“茅奖”揭晓不久，有位评委，就在自己的博客里，声高气壮地说：莫言早该得“茅奖”，这是“茅奖”欠了他的；今天“茅奖”终于给了莫言，也可以说是“茅奖”还了他的债。他不知道，文学奖与作家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谁欠了谁的”这样的说法，只有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了商业性质的契约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然而，就我所知，中国作家协会似乎从来不曾与任何作家，就“茅奖”问题，签订过商业性质或其他利益前提下的契约文本，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欠债与还债的问题。职是之故，即使“茅奖”的评奖确实有失误，确实很让一些人觉得不爽，那也无妨各行其便：不满的，可以发泄怨气；得了奖的，可以扬眉吐气，体验“云开日出”的快乐。至于“欠债”与“还债”，胡为乎谈哉？

　　所以，与其贸然说某项文学奖“欠某作家一个奖”，还不如平心静气地问那些获奖作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作品，配得上我们所获得的奖赏和荣誉吗？

　　2012年10月10日，北京平西府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