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生

　　（本文作者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级高级检察官，中国检察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检察官交流中心主任。）

导读

莫言在人到中年时期来到检察日报社，一干就是十年。他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记的黄金岁月;他引以为荣并向世人推荐的他的标志性作品《生死疲劳》、《檀香刑》等都始于斯。

　　莫言个性鲜明，平时沉默寡言，平稳大方，好像有想不完的心思，但与人交往说到感兴趣的话题时，往往是妙语连珠;他喜欢抽烟，为人憨厚，处事简朴，言而有信，自己有困难总是想方设法克服，从不向单位提出过分要求。他把中国古典文学智慧和民间传说与西方现代魔幻叙事手法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式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叙事方法，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他的语言是悲壮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有泥土芬芳和腐味的辛酸与快乐，是中国传统经典文言向白话文转型、历经百年数代文人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新成果;他创造的典型环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稀奇古怪的故事，以独特的家国情怀关注农民和土地与少年教育，实现了独领风骚的美学价值，从而把中国叙事文学推向了世界。

　　莫言获奖后，国人都高兴。知情的人找不到莫言，不断给我发信息表示祝贺，好像是我得奖了一样。有些媒体约我写文，我都婉言谢绝了。但当我的老师张永健教授要我写篇文章，介绍一下莫言在报社工作写作的情况时，我就答应了。

一、莫言在人生困难时期来到检察日报社，一干就是十年。他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记的黄金岁月

尘世间，人与人的交往因缘而会。我与莫言因“文学”的缘故而相遇。

　　那是上个世纪，1997年，我组织创建的《中国检察报》经过六年岁月的洗礼，已成为颇有影响的传媒，报纸发行逾五十万份，旗下拥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人民检察》、《方圆》等杂志。此时，作为领导创业的老总，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和文化上把报纸做大做强。于是就成立了检察日报社影视部。我感觉，报社的许多年轻人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需要找一些专业作家带一带。这样，报社《绿海》副刊的编辑先后给我介绍了张平、阎连科、陆天明、余华等著名作家。他们先后为报社写了作品。

　　有一天晚上，我与《明镜周刊》的编辑郑十凝聊天，在谈到如何写作法治题材影视文学剧本时，郑十凝说:“刘总，法治影视要想占领市场，必须有专业作家创作，才能占领阵地。如果靠我们自己写剧本，那只能自娱自乐。”我对郑十凝的写作水平是很欣赏的，他这样说，我点头称是。郑又说:“影视部新来的导演高今 (现更名为高伟宁)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他的校友莫言在总参工作，因写《丰乳肥臀》而受到批评，今年要转业，正在寻找单位。”郑十凝说着说着兴奋起来，高声说:“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曾预言，继他之后，如果说亚洲再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就是莫言。”

　　我自幼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也读过莫言的《红高粱》，觉得文笔粗放，想象奇特，农村生活功底厚。由此我决定约见莫言。

　　当年四月份的一天，郑十凝带莫言在北京石景山鲁谷村我家中的办公室见面。我感觉莫言其貌不扬，但长相憨厚，纯朴真诚。他抽着烟，慢慢介绍着他的简要情况。他出生在农村，小时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现为总参副师职干事。他的人生经历与我差不多，我也生在农村，放过牛养过猪，当过兵，童年都是苦难的。相同的经历使我们俩越谈越投机，使我决心把他调到报社。

　　不久，我将报社准备接收莫言的情况直接报告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他听我介绍情况后说:“是不是写《丰乳肥臀》的莫言，他不是受到批评了吗?他的小说是不是有毛病，是黄色作品吗?”我说:“《丰乳肥臀》是文学的说法，不是黄色的。小说写的是积极的，只是不同读者有不同看法。就像《金瓶梅》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张检察长笑了笑说:“佑生，我是相信你的。报社搞检察文学，也确实需要引进些人才。《丰乳肥臀》就是奶子大些，屁股翘些，这也没啥大问题。文学嘛，是应该形象点，不能太枯燥。”我笑着应对:“张检察长您说得对，莫言肯定是一个人才。”

　　张检察长当时是很相信我的。这样，他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约莫言专门说了一下《丰乳肥臀》书名的诟病。他说:“因为悬赏十万元让读者投票，看谁的小说最受欢迎，故取名《丰乳肥臀》，以吸引读者眼球，其实这个书名是中性的，没有太多色情。我在军艺上美术课时，一位教师给学生放了部西方人体艺术的幻灯片，画面上老祖母腹部和胸部非常发达，这也许是西方世界人类早期对女性生殖的崇拜。这对我印象极深。我想写一部与女性有关的土地、生殖的小说，但是迟迟未动笔。1994年，母亲去世，我住在高密县城，便下决心把有关母亲的小说写出来。我想主要着墨两个人物:一个是母亲，生了九个孩子 (八个女孩，一个男孩)，通过这个母亲生儿育女及机械式地跟男人发生关系来揭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另一个是母亲的儿子上官金童，是一个眷恋乳房的男人。40多岁了还要吃母亲的乳汁，吃别的食物都要呕吐。这个人物具有典型象征意义。小说出版后受到批评。我在压力下给出版社写信，大意是你们再不要出这本书了。这件事也给了我教训，我在今后的创作中或取书名时会注意的。”

　　我听了莫言的介绍，心里有数了，便给他提了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到报社工作后不要说过头话，不要接待国外不友好的组织和个人，每年给报社写一部电视剧或小说。莫言当时对每年写一部作品面有难色，但我提出了要求他也就答应了。

　　1997年10月，莫言正式到报社上班。报社在初创阶段，经济上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人手紧张。莫言又是副师职干部，工资高，大家的意见是要莫言上班。于是我找莫言谈话，希望他能担任报社主办的《方圆》杂志的主编。莫言笑着对我说: “刘总，饶了我吧!我不当官，只要不坐班，让我在家创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了想，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有的同志有意见，向高检院领导告状。我知道后在大会上讲，莫言是报社的骄傲，我们要为他创造宽松的写作环境。再说，谁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谁就可以不上班;我还告诉分管影视的副总编辑王运声，要经常找莫言聊天，在生活上多关心他，报社的重大活动要通知莫言参加。

　　莫言到报社工作成为当年文化圈的热门话题。部队著名作家阎连科在《常念那些人》一文中回忆说:“我尊敬的作家莫言，竟也命运多舛。因为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给他命运车轨上的急速扳闸，突然之间也转业到了那儿，使人感受到一个作家如果你才情过大，会遭到多少平庸的脏手在你们头顶上施压和蹂躏。可现在，《检察日报》拥抱了他的命运，让人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真正写作的孤儿终会遇到慈悲开怀的收留所。毕竟可以宽容那时的莫言，是需要有强壮身体并有伟大的母亲之心的人，《检察日报》正是一个这样身体强健并心胸宽广的母体。因为这样，我就和报社有了内心倾情钦敬的来往。”这反映了一代文人的心态。

　　1997年10月到2007年10月，莫言在报社工作了十年，心情是愉快的。他曾撰文题为《我们报社》，深情地说:“在《检察日报》工作的十年里，我创作了《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四部长篇小说，《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等七部中篇小说，《拇指铐》、《冰雪美人》等十几个短篇小说，《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四部话剧，还有数十篇散文，并参与了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和《良心作证》的编剧。我还出版了十多种外文版小说，多次出国访问，获得了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我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报社给我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分不开的，是与报社领导和同仁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是与报社为我了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分不开的。”这就表明，在莫言创作的黄金时期，检察日报社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二、从《红树林》到《檀香刑》，莫言用历史的眼光叙述现实，以现代的目光穿透历史故事;并以特有的家国情怀关注故里的少年教育

时间很快来到1998年，莫言在报社安顿下来，便着手创作反腐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检察生活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这样，他就整天读《检察日报》的案例故事，以熟悉生活，了解法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将已写了五万多字的小说《珍珠奇谭》素材，写成电视连续剧，几易其稿，都不是很理想。有一次，王运声、莫言和影视部主任张晓敏、导演高伟宁等在鲁谷村办公室向我汇报电视剧创作遇到的问题。王运声说:“莫言想到广西检察机关深入生活，我在南海舰队当海军时，广西的红树林很多，不如将莫言现在创作的电视剧叫《红树林》。”大家听后一致同意，我笑着问莫言: “你说呢?”莫言笑道: “好!”王运声又说:“莫言还想到泰国去体验一下生活。”我毫不犹豫地说:“可以。”

　　《红树林》叙述的是南江市漂亮的女副市长林岚和三个同窗好友，面对权欲、钱欲、情欲交织的罗网，有的经不住诱惑，跌进深渊，有的一尘不染;两个青梅竹马，共同经历了苦难的老干部，深陷恩怨情仇的碰撞与纠葛中;美丽纯朴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来到现代化都市，被林岚的儿子大虎、二虎、三虎强奸，经历了迷惘的凄楚人生，终于在法律的保护下昂起了不屈的头……

　　这是莫言远离家乡高密东北乡文学地名，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写的第一部南国风光的长篇作品。

　　电视剧一共写了18集，1998年夏天在广西北海开机。我和莫言、王运声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郭检察长出席了仪式，很热闹。之后我们冒雨参观了广西海边的红树林。红树林生长在海边的潮汐带，潮涨时，下半部被淹没，潮落时一片火绿，分外美丽壮观。

　　《红树林》杀青后，我亲自抓售片工作，督促各地记者站与当地电视台联系，推广《红树林》，卖点不是很好。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红树林》在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先后播出，产生较好影响，经济上略有盈余。

　　写完电视剧，莫言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过去构思的小说《珍珠》所要反映的现代人的真挚感情，也没有体现作家的心灵感受，又未有展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起伏和人性的复杂性，于是将电视剧改写为小说《红树林》。1999年，《红树林》小说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我们策划，通过新闻媒体广为传播，首次发行在北京西单新华书店，莫言当场为读者买书签名，我和报社同仁都到现场排队为之捧场，以增强人气，真有点像过节一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说《红树林》比电视剧《红树林》写得深刻，影响也大。

　　但是莫言对《红树林》小说、电视剧都不十分满意，因为是我“逼”他写出来的。我自省，“按住母鸡孵不出儿”。自此以后，我再没提要莫言每年为报社写一部作品的刚性要求。但是莫言总是惦记着要为报社出点力。2003年，莫言自觉写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电视剧《良心作证》，受到好评。

　　我虽然不再要求莫言写法治题材的作品，但对他的创作还是很关心的，经常带着他到各地检察院调查研究或参加笔会。2001年，莫言的力作《檀香刑》问世，他送了我一本。我翻了一下，作者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背景，通过叙述泼辣而又深情的媚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等男人的恩恩怨怨以及媚娘与高密县令钱丁的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入展示了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戏曲文化。他用摇曳多姿的笔触，悲喜万分的激情，以现实的眼光拨开云雾，穿透历史，淋漓尽致地抒写了清朝末年高密东北乡发生的一幕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曲曲粗犷而惊天地泣鬼神的猫腔，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小说出版后，迅速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引起世界文坛强烈关注。我记得以色列的文学家表现得尤为热烈。他们派了多家媒体和电视记者要采访莫言，但报社当时比较简陋，没有像样子的地方。我便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莫言接受外国人的采访。由于国外记者来得多，引起了安全部门的关注。有关部门找到我了解情况，我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莫言是报社的普通记者，他接受采访主要是谈文学，应是好事。”自此以后，我经常向高检院外事局长叶峰博士宣传莫言，希望他在批准莫言出国、访问方面高抬贵手。叶局长是我的同乡，为人不错，莫言每次申请出国或到港澳台访问，他都给予极大方便，使之顺利成行。这时，莫言已是《方圆》杂志的荣誉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属报社管辖)艺术总监。这些“官”都是闲差事，但便于莫言到各地检察院体验生活。我还嘱咐报社文艺部主任孙丽，在春节的时候要带文艺部的编辑到莫言老家过年，了解莫言，体验生活。因为日本获诺奖的大江健三郎年过七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在莫言的高密老家过年。一个外国人又享有诺贝尔奖的文学成就，能够这样重视莫言，我们报社更应引起重视。莫言到日本访问，我专门派孙丽等记者陪同前往，受到莫言的日本粉丝的夹道欢迎。

　　在北京，我与莫言很少聊天，都是谈些工作上的事，有时在高检院机关开会，送他回家聊几句。倒是出差外地，我与莫言在飞机上、宾馆里或散步时经常闲聊。2004年10月25日，《方圆》杂志在山东乳山市检察院举办“在竞争中发展检察文化”座谈会，邀请了各地的检察长到现场观摩。我和莫言都去了。当时，莫言以《门外谈法》为题描述检察文化，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随后，我要《方圆》杂志主编赵志刚安排，组织与会报社同仁到莫言的老家去看看。

　　10月28号，我和莫言、孙丽等来到高密县大平安庄，见到莫言年过八旬的父亲和哥哥等人。按照传统礼节，我代表报社给了莫言父亲一个千元红包。我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寻找诞生作家的环境的与众不同。他的家是红瓦白墙平房，门前禾场上晒着玉米，不远处就是地，田里的玉米棒还挂在杆上;屋的后面是莫言小说中经常提起的胶河，静静地流淌着……

　　在这里，我看到高密与我的家乡江汉平原一样平坦，所不同的是我的家乡水多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么美丽的地方都是饿殍遍野。我长莫言四岁，我们都经历了饿肚子的年代。据说，那个时候6岁的莫言放学回家，看到的是慈母坐在梨树下用洗衣棒反复地棒打着野菜。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要挖一种发苦的名叫“齐齐毛”的野菜，用以充饥。而吃了这种野菜，就会造成消化不良。因此，上茅坑就要蹲很长时间。一次，小莫言来到茅坑，望着地上的蚂蚁寻找乐趣，可是，年久失修的木橛一瞬间断了。莫言掉到了茅坑，蛆虫和大粪、草木灰合拢过来。小莫言吓傻了，在危难之际，他的大哥闻声赶到，把莫言从茅坑里提起来，丢到胶河里。他在水里重新获得了生命。从此，莫言对气味有了特殊的嗅觉，在一篇题为《小说的气味》的文章中，莫言说: “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在莫言的故乡，我们访问了莫言出资重建的至诚小学。莫言告诉我们，家穷，读不起书，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他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学校的教室外经过，同学们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心里就渴望着走进教室去读书。

　　没有书读对于一个渴望学习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痛苦。莫言成名后，这种儿时的不幸化为特别的家国情怀，那就是关心家乡的少年教育。他常常奔走于北京与高密之间。1994年，重修了启蒙他的至诚小学，并为小学撰写了歌词:“高密东北乡，胶河水流长，土地宽又广，遍地红高粱。至城小学堂，坐落胶河旁，亲爱我母校，培养好儿郎。我们朴质昂扬，我们美丽辉煌。我们庄严精神传四方。我们勤奋好学，我们天天向上，我们光耀四方成栋梁。”读着这些歌词，我感到莫言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一个关爱下一代的教育家。

　　当晚，我们在高密县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莫言一行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考察检察文化。一路上谈得最多的就是《檀香刑》。闲聊中，我了解到，古典小说《聊斋志异》对《檀香刑》影响最大，现代作家是鲁迅的《铸剑》。这与他的经历有某种契合。《铸剑》中有很多神化的东西，是从古代的《搜神记》里演变发展而来的。莫言认为，《铸剑》注入了鲁迅的情感，里面有个黑衣人可以说是鲁迅的化身，先生把这种情感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接上血脉，这对莫言的创作有极大影响。作品中有许多仇恨用调侃的方式表达，把仇恨变成幽默，让人读起来感到轻松。鲁迅开辟的写作道路，《檀香刑》接着走。莫言说，在《檀香刑》的故事和结构的处理上，应该是并行的，一个作家构思一部小说就像盖房，需要一个基本的结构，盖多少间房，是盖平房还是楼房，这些都需要谋划。他写《檀香刑》，第一先确定人物，第二寻找故事，第三确定历史背景。这样就动手写，在写的过程中慢慢扩展。

　　莫言还介绍《檀香刑》的猫腔来源于高密的茂腔。他认为，猫腔对《檀香刑》至关重要，过去我们一直在模仿西方作品，结果许多小说变成了翻译腔。中国现代的小说应该在语言上有自己的特色，而民间文化正是作家创作的宝贵源泉。因此，他写《檀香刑》就想到了茂腔。莫言介绍:“我当兵后的第三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早上六七点刚出火车站，就听到小铺里传出的茂腔声音，我的眼泪哗哗地就流出来了，我想母亲了。茂腔就是她的声音。当时我就想，总有一天我要把茂腔写进小说。当然光写茂腔也不能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必须和胶济铁路的历史、神话传说、民间抗殖民地的故事结合起来。”听着莫言的叙说，我深深感到《檀香刑》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小说化的戏剧。作者采用“凤头—猪肚—豹尾”的神奇结构，融入民间说唱艺术之精髓，以现代人深邃的眼光穿透历史故事，凭借出神入化的文学语言，使《檀香刑》成为一部诉诸声音，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奇妙之作，而被誉为当代汉语文学中“真正民族化的小说”。

三、从《四十一炮》到《生死疲劳》，莫言从后台走到前台，以泉水喷涌般的气势，超人的想象力，汪洋恣意般的语言，向世人描述农人和土地的欢乐与疾苦，使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莫言在报社工作了七八年。2004年上元节，我写了七绝赠莫言:“礼花雪花长空汇，福祉绵绵酒一杯。醉眼看灯上元送，雄鸡高唱百花回。”这年4月18日的下午6时左右，我在广州飞往合肥的飞机上读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我看到，20世纪那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了生产队的豆子，回家又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她自己像蛇一样躺在床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这种对农民苦难的描写是多么形象真实，真实得几乎残酷。我读后泪流满面，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的母亲看着她的5个孩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她到生产队地里偷了些胡萝卜给我们充饥，被生产队抄了家。但母亲看着我们兄妹狼吞虎咽的吃相，脸上露出了凄楚的笑容……由此我感到莫言的小说从高密县东北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描述的乡村男女老幼的欢乐和苦难，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基本关怀，对故里和父老乡亲的一往情深的感恩。我越来越感受到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他的语言是悲壮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有泥土芬芳和腐味的辛酸与快乐，是中国传统经典文言向白话文转型、历经百年数代文人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新成果;他通透农民的感受，又富有超人的想象力，别具一格的对讲故事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创造的乡野小说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里程碑，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

　　正当我浮想联翩的时候，空姐给我送来当日的《羊城晚报》，我看到莫言前一年出版的小说《四十一炮》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赛的“2003年度杰出成就奖”。我下飞机后，当即打电话告知值夜班的王守泉副总编，要求在《检察日报》头版发一消息。接着我又给莫言打电话表示祝贺。莫言也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刘总!”

　　莫言在报社创作的作品经常获国外文学大奖，不足为奇。但这次我为何特别高兴呢?一是据说这个奖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得一次，有点“终生成就奖”的意思。二是我特别喜欢《四十一炮》。这部作品展现了莫言的诙谐与幽默，但是不为读者所熟悉。由此，我写了篇文章《我观莫言获奖》。现在来看《四十一炮》是《生死疲劳》的前奏，小说结构别出心裁，语言富有魅力。小说通过一个身体已经长大，精神心理仍旧停留在少年时代的罗小通，诉说父亲罗通、母亲杨玉珍和村长老兰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改革的情形。小说的地点还是在高密东北乡，有个五神通庙。在民间，五神通庙是肉欲的象征，影射了老和尚荣华腐烂的生活。小说以孩子天真烂漫的视野，折射出农村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展现了在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以及人性的裂变。读完这部小说，我被莫言的幽默逗得捧腹大笑。我觉得《四十一炮》从文学的角度讲，真是既天真烂漫，又沧桑悲凉;既简古朴实，又绚丽多彩，极大地丰富了莫言叙述文学的整体面貌。

　　接着，时间到了2005年，莫言以泉水喷涌般的气势，用43天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标志性作品《生死疲劳》。小说的叙述者西门闹是“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他认为自己是勤劳致富、乐于行善，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不断喊冤，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长工蓝脸一家。小说的故事充满了鬼诡、怪异、荒诞，也有着农人式的狂欢。莫言通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察体味高密县东北乡西门屯里几代农民与土地的血肉关系，展示了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生命。作家以沉重的思想贯注于汪洋波涛式的叙述中，以激情四溢的笔墨游走于阴阳两界，在戏谑农人苦难之时加深对苦难的透视，从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庞杂喧哗和苦难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纯正美丽的诗篇，使读者警醒。我认为《生死疲劳》既是莫言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标志性作品。

　　《生死疲劳》的另一独到之处，是作家从后台走到前台。在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作家采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事，故称为后台。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直接成为作品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与小说中的主人蓝脸、西门闹共同承载着生死疲劳的磨砺和冤缠孽结。这是一种独创，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戏剧性。

　　莫言这个人写了这么好的小说，你不问他，他一言不语。有时出差，我们在一起散步，他默默地在林荫大道上走着，一副严肃表情，好像有想不完的问题，稀疏的头发里藏满了文学智慧。我中央党校的同学，时任武汉市检察院的女检察长张河洁，业余之际喜欢读小说。2005年，她听说莫言是我的部下，写了《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希望能见到莫言。再有，检察日报社驻广东记者站站长詹高尔出了姊妹篇《今生也风流》、《今生也疯狂》长篇小说，检察日报社和广东作协要召开研讨会，请我和莫言出席。这样，我和莫言坐飞机先到武汉，考察了汉阳区检察院的文化建设。当时，孙光骏检察长召集中层以上检察官，向我和莫言汇报了“肃、爱、智、辩、水、容”六字文化理念。莫言听后，用他固有的虚幻现实主义思维进行了巧妙联想。他说:“肃和爱是统一的，概括了检察工作的本质，在爱的基础上产生肃。肃就是清除腐败和消除妨碍社会和谐的不良现象，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智和辩概括了检察官的素质和才干，只有高度的智，才能有高度的辩，没有智慧，难以察微辩析;只有大智方能辩别真伪，智和辩是检察文化的基础;水和容的内容丰富，是检察官性情和胸怀的体现。”随后，莫言给汉阳检察院题了词:“汉阳树下谱雅曲，黄鹤楼上题诗词。”汉阳树下、黄鹤楼上留下了莫言对汉阳的情愫。

　　当时，我还约请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国剧院的一级演员、第三代韩英的扮演者刘丹丽到汉阳区院座谈检察文化，张河洁检察长也来了。中午，就在汉阳检察院的职工食堂就餐，刘丹丽即兴表演了她获得全国《梅花奖》的舞蹈，大家兴高采烈。为此，我还为检察日报写了篇《文学改变了什么》的文章。接着，我和莫言又到了广东东莞参加《今生也风流》作品研讨会。

　　一路走来，我与莫言又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谈到检察文化时，莫言认为，检察文学作品的行业特点太重，没有把检察文学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塑造人物。在谈到严肃文学时，莫言说，作为一个文学家，有时也需要妥协，但妥协有个底线，即不能出卖良知，不能与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相违背，不能违背公共道德。

　　在谈到《生死疲劳》时，莫言深情地说，这本书的创作既是虚幻的，也是现实的。他六七岁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旁边就有这样一个农民不愿加入人民公社，以个人的力量一直坚持到最后。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显得非常另类，有很多人打骂他，但他仍不屈服，甚至跟自己的儿女分道扬镳。莫言走上文学道路后，觉得这个农民的极端行为具有典型象征意义，故将其作为《生死疲劳》中蓝脸的原形。在报社工作时，有一次莫言在承德参观寺庙，看到壁画中的“六道轮回”的情景，这样一下子就激发了创作灵感。书名源自佛经中的一句话:“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佛教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佛，人因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

　　我认为《生死疲劳》的最突出的文学成就是表现了莫言对土地和农人的深情关怀，其想象力是超人的，是很多作家没有达到的文学境界。

　　2005年莫言给我手书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七绝诗，送我调离报社。2007年莫言离开检察日报社。2012年春节正月初一，莫言给我发来信息:“刘总，新年好!感谢您多年来的帮助提携。检察日报十年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你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回答记者提到奖金如何用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想在北京买房子。”这使我想起来了，莫言调离报社也是因为房子没有解决好。我在报社时曾答应给他一套房，我离任时也交代给了继任者。在分房时，报社在石景山区田村也给莫言争取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所选房子门前有个高压电站，莫言想到天天在家写作怕受辐射影响，故未要，这样就失去了机会。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说要给莫言一套房子，莫言就调过去了。据说，也没解决。可见，在北京买套住房对于莫言这样的大作家都那么难，对于普通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

　　莫言虽然离开了报社，但总是念念不忘。他在《我们报社》一文中深情地说:“尽管我的档案不在报社……我现在还是高检院影视中心的艺术总监，还是《方圆》杂志的荣誉主编，更是《检察日报》的忠实读者。报社的大小事情我都关心，夜里做梦经常梦到与报社的同事一起出差，谈到《检察日报》，我总是习惯地说:我们报社。”这种对报社的深厚情感是内心的自觉的真诚表白。我也有同感，我离开报社后，在新单位讲话时经常情不自禁脱口而出—— “我们报社”。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河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尹晋华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常务副主任，莫言转业到报社是他具体办理的)给我发信息:“莫言获奖是中国的骄傲，他扎根的土地有着独到而又使民众共鸣的思考，使我们这些与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们有种莫名的自豪。”我觉得尹晋华说出了我们的心声。